中国乡村工业“消失”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中国论文,乡村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乡村工业化不是中国独有现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工业像中国一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2年乡镇企业的产值为1.8万亿元，1993年3.2万亿元，1994年4.3万亿元。[1]在这3年，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但是，到世纪之交，乡村工业基本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统计年鉴》从2004年起不再公布乡村工业的相关统计资料；二是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很少见到专门研究乡村工业的相关论文；三是互联网上少有乡村工业的相关新闻。是什么原因导致乡村工业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而后又迅速在人们的眼前“消失”？
已有对乡村工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乡村工业的产权特征上。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产权明晰是企业效率的前提。中国乡村工业采取的集体所有制恰恰是一种“模糊产权”，但是，这种“模糊产权”却带来了乡村工业的巨大繁荣。新自由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现实的矛盾激发研究者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乡村工业采用集体所有制形式并取得成功？Chang and Wang[2]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是：控制权在社区政府，而收益权在社区民众和社区政府，社区民众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组织生产上的优势的结果。李稻葵[3]认为，“模糊产权”是灰色市场下的最优选择。在转型经济中市场是不健全的，政府在筹集资本、取得生产执照、解决合同纠纷等方面具有“生产效率”，私人产权的优势不明显，让渡部分控制权（所有权）往往会提高收益，形成所谓“模糊产权”。Weitzman and Xu[4]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归功于中国社区的传统合作文化。折小叶[5]把乡镇企业看作乡民们又一次“合作”的兴起。陈剑波[6]认为，乡镇企业早期的合约议定方式显然与排他性产权的保护和市场制度的严重缺乏密切相关。潘维[7]从根本上否定了“产权明晰是企业效率的前提”这一假说，从而也就不存在集体所有制下“模糊产权”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主要在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传统。社会原因可以追溯到农村社区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这纽带的坚强与否决定一个社区进行市场竞争的牙齿是否锋利。”
现有乡村工业化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乡村工业区位特征的研究，从而不能解释乡村工业“消失”之谜。同时，它也不能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存在严重区位劣势的乡村办企业能够取得与城市一样甚至更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经验是特殊的还是普遍性的？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政府的城乡政策。如果乡村工业化可以像城市工业一样成功，那么，实现城乡一体化就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城市扩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另一条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农村向城市趋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中国乡村工业化的经验具有普遍性，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另外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中国乡村工业的区位特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市场的不均衡放开与乡村工业演进机理
1.农村改革为乡村工业崛起提供推力和拉力
1978年启动的中国农村改革推动了农业产出的迅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为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准备了推力和拉力。其中，推力指农村改革导致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农业部门出现过剩劳动力；拉力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动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
图1 农业生产率与非农劳动力的吸收过程
利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8]我们用图1来说明农业产出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推力和拉力。图1(a)表示非农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图1(b)表示农村改革、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图1(c)表示农业生产率、食物短缺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出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率的进步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加了非农就业比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非农产业选择定位于存在区位劣势的乡村？
2.市场的不均衡放开与乡村工业区位特征
就市场体系建设而言，1978年开始的渐进改革的特征体现在产品和要素市场放开的不均衡性。中国首先是开放部分商品市场，特别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市场，然后再慢慢放开生产资料市场，最后逐步放开全部要素市场。在放开要素市场过程中，首先是有限度的放开劳动力市场，然后是土地市场，最后是金融市场。正因为市场体系放开的不均衡，所以，“就地转化，离土不离乡”的制度安排也就成了必然选择。通过在乡村创办企业，把乡村拥有的要素转化成产品，再把产品推向市场，获取相应的要素收入流。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是使在农村创办企业成为唯一选择；二是农村较低的要素机会成本为乡村工业提供了相应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采用致使轻工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导致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得不到发展，轻工业产品的短缺导致此类轻工业产品的高价格。而高的轻工业产品价格为没有区位优势的乡村工业的存在提供了前提。设有城市企业1和乡村企业2，其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分别对应图2中(b)中的
，从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2因为其区位劣势成本曲线位于城市企业1之上，即乡村工业2的成本比城市企业1高。但是，在初始市场需求
和供给
条件下，市场价格
足够高，即使乡村工业2也能获得相当于面积
的超额利润。因此，改革开放伊始的短缺市场为区位劣势下的乡村工业的生存提供了前提。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发展工业本是缺乏区位优势，但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极度短缺的产品市场和缺失的要素市场，为中国乡村发展工业提供了条件。如果要素市场存在，且要素流动是自由的话，无论市场短缺与否，在乡村创办企业都是不经济的。当要素市场不存在，且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此时若市场极度短缺，则在乡村创办企业成为必然选择。因此，缺失的要素市场是乡村工业产生的根本原因。
图2 短缺市场与乡村工业
3.政治风险与乡村工业产权结构特征
乡村工业的“消失”，不仅表现在作为区位特征的乡村工业的“消失”上，而且表现在作为产权特征的乡村集体工业的“消失”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的积极性，我党采取了限制利用政策。但是，此时个体、私营经济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1956年的“三大改造”，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所有制改革，但改革是渐进的，私营经济是逐步被承认的。直到党的十五大，私营经济才由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组成部分，从法律上承认了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在此之前，私营经济在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而且在社会上也缺乏认同。人们愿意在集体企业受穷，也不愿干个体或到私营企业就业。因此，在当时创办私营企业，既要承担政治风险带来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不认同带来的巨大心理成本和实施成本。这从多个方面得到体现：如当时私营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困难；找高素质的工人、技术人员难；申请各种执照更难，等等。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今天，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因此，随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中国创办私营企业所承担的政治风险不断降低，社会成本不断下降。
在中国农村创办企业可以获取收益，但由于存在政治风险和社会高额成本，私营企业这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无法获取这一收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合法的产权形式，通过创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就可以规避政治风险和社会高额成本，获取在农村创办企业的收益。因此，乡镇集体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一项诱致性制度创新。可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导致了效率损失。因此，乡村工业产权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政治风险和社会认同带来的成本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效率损失之间的权衡。当政治风险和社会成本大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效率损失带来的成本时，集体所有制成为乡村工业的产权形式；反之，私有产权成为乡村工业的产权形式。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私有产权强于集体产权，但由于在政治上私有产权不能被接受，所以乡村工业采取了集体产权形式。
4.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一：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从区位角度理解的乡村工业将因为区位劣势逐步“消失”。
之所以在有区位劣势的乡村办起了工业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原因在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下市场体系的不均衡放开。既然如此，随中国市场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市场的逐步形成，乡村工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就不复存在。由于中国城市企业改革和乡村工业发展，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消费品供给增加，表现在图2(a)中是供给曲线由移动至
，在需求不变条件下，消费品价格由降低至
，在价格或成本
条件下，乡村工业2因为其成本高于市场价格而被市场所淘汰，被迫退出市场。
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的重要性。随着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导致城乡要素机会成本均等化，乡村工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而同时，城市作为信息中心、市场中心的地位将在企业经营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因此，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各种要素市场的建立使乡村工业的区位劣势凸现。对于现有乡村工业，将有三条基本出路：第一，乡村工业迁入城市，规避区位劣势，获取区位优势；第二，乡村工业集聚地的城市化，创造区位优势；第三，乡村工业的总部迁入城市，获取城市作为信息中心、市场中心、人才中心、技术中心等优势，而乡村工业的生产基地仍然留在乡村，获取乡村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充分获取乡村和城市两个优势。
假说二：随私有产权逐步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同，乡村集体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将逐步改变其产权结构，因此，从产权结构理解的乡村工业也将“消失”。
乡村工业的产权结构选择是规避政治风险和社会成本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创新。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其产权不清晰而存在效率损失。根据姚洋[9]的研究，与国有企业相比，包括多数乡镇企业在内的集体企业生产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地区三资企业高33%。因此，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逐步深入，私有制不仅被社会所承认，也逐步被政府所承认，那么，作为规避私有产权政治风险和社会成本的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必然逐步改制为私有企业。
三、实证检验
以上部分从理论上论证了乡村工业崛起的内在动因，得到了两个理论假说，这一部分笔者将利用中国乡镇企业的相关统计资料实证检验这两个理论假说。
如果市场体系不均衡建设和开放是乡村工业选择定位于乡村的根本原因，那么市场体系越是不完善，从区位选择角度看，乡村工业区位选择就越分散，表现为乡村工业在区域上的扩散特征。而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乡村工业不得不通过聚集来获取区位优势，表现在区位选择上，乡村工业在区域上就越集中。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表现在市场体系建设上，就是逐步完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这一特征，就意味着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由于没有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中国乡村工业呈现为扩散状态，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村村点火、村村冒烟”。而随着中国改革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加快，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中国乡村工业必然呈现为聚集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中国乡村工业的区域分布具有先扩散后聚集的特征，也就证明了中国乡村工业是中国市场体系不均衡放开的产物。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假说，我们把中国划分成三个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利用东中西三个区域乡村工业利润占全部乡村工业利润比重来说明乡村工业的分布特征。之所以选择利润指标，是因为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最基本指标，也是最好指标。一地区利润在全部乡村工业利润中比重越大，表明这一地区乡村工业越发达；反之，一地区利润在全部乡村工业利润中比重越小，表明这一地区乡村工业越落后。为此，如果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乡村工业利润在全部乡村工业利润中所占比重先下降后上升，呈U型，那么，表明乡村工业首先是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然后又再次向东部聚集，也就证明了中国乡村工业先扩散后聚集的特征，从而也就证明了中国乡村工业是中国市场体系不均衡放开的产物。
图3 1985～2004年东部地区乡村工业利润占全部乡村工业利润比重
利用1985～2005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有关乡村工业利润指标，笔者计算了东部地区乡村工业利润在全部乡村工业利润中所占比重（见图3）。其中，1992年数据是根据1991年和1993年的算术平均数得到，1999年和2000年数据是根据前3年的移动平均得到。从图3中，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地区乡村工业利润在全部乡村工业利润中所占比重先下降后上升，呈U型。
因此，实证检验证明，中国乡村工业是市场体系建设和开放不均衡的产物，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从区位视角理解的乡村工业将从人们的视野“消失”，理论假说一得到证明。
理论假说二认为，很大一部分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结构将转变为私有或其他所有制形式，从产权角度理解的乡村工业将“消失”。
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集体改制从现实中证明了理论假说二。表1揭示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单位数从1993年的168.52万个降低到2002年的73.15万个。因此，中国乡镇企业所有制构成的变化已经证明了理论假说二。
四、结论
乡村工业的产生和崛起源于中国渐进的市场改革过程中市场体系建设和放开的非均衡，因此，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存在区位劣势的乡村工业必将从乡村“消失”。又因为乡村工业的集体产权安排是一种规避政治风险和社会成本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创新，因此，随着中国社会和政府对私有产权的认同，从产权视角理解的中国乡村工业也将“消失”。由此，本文解释了中国乡村工业崛起和“消失”的演进过程，揭示了乡村工业“消失”之谜。
对乡村工业“消失”之谜的研究表明，在后发地区和国家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一条不可能的道路，中国乡村工业发展道路不具有普遍意义，难以被其他国家借鉴。由于中国乡村工业是渐进改革中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下的次优选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作为次优选择的中国乡村工业必将城市化和私有化，因此，企图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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