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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化生存”与人的“非人化”
林德宏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10093
技术是人类制造人造物的知识与工艺。技术的根本价值，是它能转化为各种物——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人可以通过这些“技术物”来取代自身的器官、功能和活动。这种取代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人具有物质、精神二象性。人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精神主体。所以人既有物质需要和物质力量，又有精神需要和精神力量。这两种需要和力量又可以相互转化。人需要用物来取代自身，因为人的体力有限，智力需要物化和优化，人的肉体也容易被损伤。这种取代是可能的，因为人是物质实体，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器官。人类近代以来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技术物取代”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取代，达到优化、进化的目的。人被技术物取代的过程，就是人的自我超越、自我解放、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用物取代自身的过程，就是人的“物化”过程。人在物化中进化。不在一定程度上“物化”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使自己“物化”。
高技术必然导致人的高度物化。这种物化有三个基本途径。
其一，用机器运转全面取代人的躯体活动。自动化技术使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自动化装置取代人的躯体活动。如果电脑与人脑连体成功，大脑的意念可以直接控制电脑，再通过电脑控制工作机。我们怎么想，机器就怎么运转，连手指揿键盘的动作都不需要了。这样人就只是“思维主体”，“行为主体”的角色由机器来取代。
其二，用电脑取代人脑，用人工智能取代人脑智能。几次近代技术革命（蒸汽机、发电机、原子能）的主要任务，是解放人的体力。超越人的躯体的局限性。新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放人的智力，超越人的大脑的局限性。按照摩尔定律，电脑的结构复杂程度与功能，大约每过18个月就翻一番。不少科学家认为，电脑不仅能模拟人的逻辑思维，还可以模拟形象思维、模糊思维、辩证思维，人工智能将来可能全面超过人脑智能。
其三，用各种人造物体全面取代人的身体。高技术发展到今天，人已有可能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技术的对象，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再造。器官移植的范围不断扩大，有人在进行大脑移植的实验。如果此项技术成功，那从理论上讲所有器官都可以移植，包括用人造器官移植。有人主张我们可以抛弃自己的躯体，用人造躯体取代。有人认为头颅、大脑也可以不要，整个人完全信息化，或用一组信息取代，生活在电脑和网络里。这就是说，从功能取代、器官取代，发展为整个肉体的取代。如果这样，那人的物质实体就消失了，人的物质精神二象性，变成了单纯精神的一象性，人完全失去了其生物性，连动物也不是了。
这样，人的思维和活动，人的智能和肉体都被人造物所取代。通过这种全面取代，人的各种能力、性能会大幅度提高。这也许就是一些科学家所追求的“超人”。人的许多幻想、梦想都可以实现。
这一切取代，都是通过人的逐步“物化”实现的。这些人造物都是现代技术的产品，都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是“技术物”。人类不断利用“技术物”来超越自身，“技术化生存”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技术化”也就是人的“物化”。
但是，人越是物化，对技术和技术物的依赖越强，人就越有可能异化。在人的“物化”加速强化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人与物的界线将不再存在，人将失去它自身的本质，人将在“物化”中消失，人将“非人化”。
在人机关系方面，有人认为机器人不仅越来越像人，而且机器人本身就是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童天湘先生说：“过去拉美特里说：‘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注：童天湘：“从‘人机大战’到人机共生”，《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9期。）一方面是机器进化为人，另一方面是人被改造成机器。奥地利科学家莫拉维奇认为，我们可以用各种人造器官组合成一个“人造的人”。“事实上，从各种实际用途来看，这个‘机器人’就是人。……所有人类能干的事，这个人造替代物都能干。所以，如果你不想把它叫作人，只能使你自己显得很反常。”（注：引自里吉斯：《科学也疯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2-153页。）美国哲学学会西部分会主席、人工智能专家勃克斯说：“我真的说人是一台机器吗？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和我都是一架机器。”（注：勃克斯：《机器人与人类心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拉美特里只是把人看作机器，有的现代科学家则试图用高技术把人变成机器，从哲学的机械论转向实践的机械论。
德国哲学家弗洛姆说：“人制造了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培养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有利于非人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被改造成为物，变成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附属品。”（引自沈恒炎：《未来学与西方未来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3页。）人的“非人化”就是人的毁灭。有人说：“‘原始人’发明工具而创造了人，人则发明了能思考的机器为之工作，最后机器迫使人类趋于毁灭。”（引自童天湘：《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有的科学家不仅认为人的“非人化”理所当然，不可避免，而且还积极为人的早日“非人化”创造条件。英国雷丁大学机器人专家渥维克说：“在2050年，地球为机器——若是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被机器人——所统治。”（渥维克：《机器的征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他认为，到那时机器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把人当作宠物豢养，而是像当年希特勒对犹太人那样，把人都关进集中营，甚至性别都被机器抹掉了。他说：“我们让自己陷入了活地狱”！可是他发表了这番议论后，又日以继夜地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竭力提高机器人的功能，他在这方面也的确成绩卓著。
高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我们在今后的许多世纪里，仍然要处于“技术化生存”（或“技术化发展”）之中。反科技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如果高技术损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那责任也不在高技术，而在研究、应用、控制、管理高技术的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高技术已有可能被我们滥用、误用，造成人类自我的毁灭。唯技术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技术万能论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观点也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
现在，高技术正在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危机。现代技术危机的实质，是价值危机、伦理危机，是人类命运的危机。在科技界中长期流行的“价值中立”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高技术只能为人类创造利益。科学无禁区，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必须受到一定的、合理的制约。
人类既要物化，又不能完全物化。人的价值要通过技术物来实现，但又不能把人的价值完全归结为物的价值。人既要技术化，又要防止人的非人化。
“数字化生存”提出的问题
王荣江 淮阴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223001
“数字化”的过程，涉及到数字的转换、存取、处理、传输、控制、压缩等一系列高新技术，它是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无线电技术、计算机及其软件技术等一群高新技术综合发展所引起的信息技术革命。离开了数字化技术，就说不上信息技术及其革命，也就不可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编织因特网，要实现以因特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因特网的发展和通信卫星网的建立，正在使世界经济超越时空的制约，真正实现全球一体化。
数字化信息革命，使我们的生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示着新的生存方式的产生。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都与数字化紧密相连。从互联网到信息高速公路，从电子商务到商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传递，都使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天下大事，满足对任何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上网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进行交流、进行商务往来、选择商品和服务，方便快捷，无时空界限，使我们寸步不离电脑终端……数字化的结果必然带来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电脑为伍的生存方式，正如尼葛洛庞蒂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说：“计算不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虽然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存在，但数字化时代已向我们悄悄走来，势不可挡。
当每一时代创造出它自己的发明时，人们总是抱着美好的希望，相信这些创造发明将给人类带来福祉。今天，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似乎真的使许多人相信，幸福的彼岸就要达到。事实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化的人类生存弊端，其消极的方面必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1、受控与被动的接受。数字化技术是少数社会智力精英的创造性成果，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最多只能是努力地学会并适应于电脑终端的接受方式。当数字化技术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时，它也就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这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创造成果的过程中就被规定了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成了这种控制之下可怜的“小虫”——不是电脑终端的网虫，就是追求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后面的爬虫。技术成了控制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它控制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们的兴趣、爱好和娱乐。个性化的个人，其实只能接受被规定了的对象。这是技术化对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无法克服的东西，技术的发展只能进一步强化这种控制，因为，控制是技术的本质。
虽然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给我们提供了选择信息的自由度，甚至是给我们提供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机会，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大众的无力选择必然是这种技术控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以技术规定好了的方式去选择信息；另一方面，面对如此膨胀的信息，对信息的控制、取舍、判断，使大众无能为力。一个面对有几百个电视频道的观众，他无法选择到他最喜欢的频道，甚至于在这种生存方式下，他压根就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或者他看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他已经被技术完全控制了。
2、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震荡。在电脑面前，面对大量的信息，人们似乎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可以过精神自由的幸福生活，但电脑在两个方面都使你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数字化的结果，使你时刻不能离开电脑终端而生活。因为你只能在电脑所给予你的信息之下去选择、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手脑和眼睛在动外，身体的其他器官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久而久之，你的两腿甚至不能支撑你的头脑的重量，身体在“停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人可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变得强壮起来，而在清洁轻松的电脑面前，却可以走向生命本能的衰颓。人的思想不仅承受着在这种虚弱衰退的生理上的负重，还经历着精神的震荡。在电脑网络空间中，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面对信息中的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直接亲密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急剧减少，社会范围内的人际关系疏远，人情冷漠和社会的离心，并有可能形成一种对社会和社会交往的恐惧心理。日益增多的“网络综合症”病人，满脑子是电脑和网络，其他一切都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精神呆滞地坐在电脑前，对外界刺激缺乏反应。在电脑前，数字化的技术造就出一群异化了的、迷失方向的“电子人”。
3、智力的缺失和生存的不确定性。技术在减轻人的负重之时，也在减少着人们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人们的懒情。现实中，最完满的技术是“傻瓜技术”，它能使毫无知识的人方便地使用之。电脑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使文字“图像化”，更多的人逐步成为只“看图”不“识字”的人，成为不用动脑而被动接受信息的电脑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它使全球范围内的文盲增多，运用文字的能力急剧降低。人类思维智力的下降，也使少数智力精英控制芸芸众生成为可能。电脑技术真正地满足了智力低能儿的好奇和希望，成了乐不思蜀的快乐者。
智力上的对少数人的依赖，不仅使社会的发展被控制在少数人的手中，也使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潜藏着报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导致全面的灾难。信息再多，总是不完全的，它并不能导致选择和决策的正确，有时甚至增加错误决策的可能性，世界在信息的膨胀中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金融危机电脑黑客对电脑系统的非法入侵等都可能是全面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的灾难。
信息技术本身不可能帮助我们从大量的信息中吸取知识和智慧，我们需要超越信息处理的更高一层的智慧与创造力。把信息看作知识、财富、智慧是盲日的狂热，将带来人类文化的严重退化。信息仅仅是一种资源，它有可能有用，但如果没有思想，信息就等于零甚至更差。西奥多·罗斯托克在《信息崇拜》中指出：“没有观念就没有信息”。
数字化是一场信息革命，它确实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并不断地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既然这种数字化技术是与人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就必须思考数字化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后果。人为本，技术只是手段。追求技术的片面发展来满足人的片面欲望，是片面的技术决定论。
高技术时代中的人的科学和人文素质的整合
高中华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221009
人的素质是人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素养和品质结构。一般说来，人的素质是综合性的，可分为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两方面。科学素质体现人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把握、运用和崇尚追求等基本素养方面，其核心内容是科学精神。人文素质则表现为人对人类生活意义的理解、伦理崇尚和终极价值关怀等方面，其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高技术时代，人们之所以大声疾呼要整合人的科学和人文素质，其现实状况是人的两种素质发生分裂或失衡，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完整发展。根据1996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表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从原来的产品竞争、产业结构竞争、经济竞争转向了科学技术的竞争、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其实质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分裂出现在近代工业化大生产以后。首先发生在人文文化领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人类价值观的革命，近代科学技术诞生于这场运动之中，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诞生的思想基础。此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蓬勃兴起，得到长足发展。如果说自然科学表征关于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事实性知识，人文科学则表征关于世界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性理解。然而，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的作用与机器的作用的结合，带给人类物质上的极度满足和心灵上的极大震撼。不幸的是，在宗教衰落之后，人文科学未能承担起对世界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思考，自然科学也失却了全部文化系统的界定、规范，如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一样，武断地以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替代一切文化价值。本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产生的“双胞胎”，曾有着共同的处境和目标追求，因自然科学以其确定性的理论性质和巨大的实践效果，而使科学文化逐渐取得了文化典范的意义，导致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失调。英国学者C.P.斯诺在提出“人文的”与“科学的”两种文化概念之后，撰写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明确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的科学和人文素质出现裂痕的主要体现。
对于当代人的科学和人文素质失衡的评估，可从知识、方法、能力以及精神的不同层面上加以考察。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能力层面属于“工具理性”，那么，人文精神层面当属“价值理性”。现今社会是工具理性取得合法统治地位，价值理性被式微。象胡塞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当代西方哲学家从启蒙的双重作用中去揭示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启蒙把人类从恐惧、愚昧、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主体、理性的权威，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启蒙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即人在全面控制自然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奴役和束缚，而这个过程是以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的形式完成的。工具理性对技术实用、物欲占有的强调，使得人类生存的另一维度，即体现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之非功利、非实用、非技术性等方面受到忽视和排斥，人日益变成非精神性、非生成性的动物。当代人精神的空虚，正义感、使命感、公德心的低落，就是一种价值理性的“意义危机”。
实现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融合，是高技术时代及其产业特征对人的素质提出的必然要求。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高技术迅速渗透到各个产业部门，其产业特征一改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那种寻求集中化、同步化、标准化、专业化、集权化、好大狂等特征，而以信息化、智能化、多样化、分散化、小型化的产业为主，或者说高技术产业实行的是柔性生产，产品特点是小而全、多而广、个性鲜明、技术含量高，文化品位雅，可满足不同层次人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尤其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满足精神需要是人的自觉的需要，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完善和升华，这与工业化时代生产目的仅仅是获得经济效益不同。同时，高技术时代，由于人的智力作用已发挥到一个更高阶段，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和强有力的物质活动手段，也需要相应的高情感、高文化与之相匹配。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曾颇有远见地说：“我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我采用了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High Tech/High Touch)这个说法来描述人们对技术的反应。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8页）所以，在高技术时代，物质产品的科技含量、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越来越高，人们的闲暇与自由时间越来越多，无论是生产者、管理者，还是消费者不仅要求足够高的科学素质，而且人文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人类文明正走向一个“转折点”，这是美国著名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的惊呼。20世纪人类遇到的种种生存危机，尤其是环境与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的产生正是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积极反应，但可持续发展总是受制于人自身的素质状况，而人的素质的缺陷，尤其是人文素质的缺陷更使人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不能自拔。传统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把人的全部意义淹没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社会发展的物本倾向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甚至“人的不在场”。基于传统社会发展这种“离人而去”的倾向，当代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指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新发展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出版《人类发展报告》年鉴，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强调社会发展应从传统的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战略。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只关注环境和资源，实质上它是环绕人而使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协调运行的生态模式。以人为本，追求和凸现人的完整性、全面性，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价值和目标。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不在于用人的尺度取代经济尺度，而是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的发展的合理性统一起来，以人的发展的合理性去规约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此，从“离人的发展”转向“为人的发展”，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和完整的发展”。即人的素质的完善和升华，这不仅是高技术时代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也是人类在付出一系列沉重代价后而获得的理性认识。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后人类中心主义
刘仲蓓 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210093
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完成人类需要使用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的一门科学。从图灵自动机理论之后，人工智能的研究向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两个方向展开。符号主义强调人类智力的功能模拟，形成了以心理学的符号处理为特征的传统人工智能研究方法（传统AI），其代表为冯诺依曼计算机体系及专家系统；联结主义强调人脑的结构模拟，采用基于生理学的脑结构模式的研究方法，即人工神经网络(ANN)。传统AI在逻辑推理等方面取得高效，但在处理诸如模糊信息、形象化以及类推等问题时，则受到很大的限制。80年代以后，出现了基于行为AI（或称现场AI）和作为计算智能主要分支的演化计算等新方法、新途径。
传统AI基于符号的串行处理，成功模拟人类智能中的逻辑思维等高级形式，它预设了真实世界是简单的、线性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亦然，借助研究知识及将之概念化，完成人类智能的机器化。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因果密布的世界，世界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当我们对世界进行研究判断时，我们和世界交换了信息和能量，从而干扰了这个世界，因此在研究当中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实时地建构、计算和更新世界模型，而是借助于协调感知系统和相关行为变化来达到。布鲁克斯提出的基于行为AI要求自主体通过其各组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突现其智能。演化计算利用进化的机制和自然法则来解决复杂问题，两者思想实质是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演化并适应世界，那么从十分简单的自主系统开始渐渐地构筑更复杂的智能系统应是合理的。
ANN的振兴在于霍普菲尔德在网络建模中引入了分布系统的概念，将能量分散、贮存在各个神经元中，引起各神经元的联系与竞争，达到有序无序的结构效果。此后，势条件、吉布斯分布、系统熵等等大量的热力学及耗散结构论、协同学、非线性系统混沌态思想被应用以确立ANN系统模型。ANN的研究范式历经了从线性到非线性、从集中到分布、从动力学到热力学的转变。ANN具有了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及并行性、联想性、容错性、随机性等功能特点，能较好地模拟人类智能中的形象思维。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们对世界认识过程，从定性到定量、从抽象到具体，即从存在到演化。存在意味着时间的反演不变性，代表着世界静态的、线性的、简单性的一面，而演化意味着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代表世界动态的、非线性的、复杂性的特征。演化的观点与这样的哲学思想相一致：世界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的研究中的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趋向于相互交错、综合。三者的联合让人们在智能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就人工创造的智能而言，英国雷丁大学的机器人爱尔玛具有了与昆虫相同的大脑智能。凯文·渥维克在《机器的征途》一书中预言：10-50年内，机器人将拥有高于人类的智能。
在对待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方面，人们一向有着强、弱人工智能主义两种观点。弱AI观点认为：AI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智能，如哥德尔认为，附加“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解答”这样一个哲学假定，就能从不完全性定理推出人工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哲学判断。一些AI专家则认为AI由于本身缺少传递再创造的信息和生成器，所以损坏后不能自我生存，要谈不上自我进化，从生物遗传的角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定了极限。强AI观点则认为：机器人将拥有高于人类的智力。英国学者经研究声称：一方面人类的进化已达到极限，另一方面，日趋成熟的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功能主要取决于其结构，由相当不同的组元所形成的系统可以呈现相同的过程和功能。这就意味着象思维这样的突现属性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中产生，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能够自行演化得比人类更具有智力。并且，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比较中，应考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不能以是否符合、达到人类对智能的定义、标准来否认人工智能不能超越人类智能。
其实，强、弱人工智能观点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对人工智能和人类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悖论：人类既要使人工智能尽最大可能为人类服务，又怕人类为人工智能所控制。这里面隐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前人类中心主义者如居维叶、赖尔认为：万物是为人的使用所生，自然为人的目的而存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或称达尔文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物种存在以自身为目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为了物种存续就应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利用其它物种以达自身的生息、繁衍”，而人之所以高明在于人有思维和意识，人的智能使人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两方面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第一，人工智能研究的结果显示，象思维和意识这样的突现属性可以在人类以外的系统中产生并自行发展，这就动摇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人的智能的独一无二性。第二，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包含的哲学观点指出，应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念及系统思维方式去重新考虑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任何元伦理、元叙事的理论建构的主体论都将会被方法论所代替。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包含的人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永恒不变的思想理论结构被彻底否决。
人工智能的发展证明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问题呢？以发展观、演化观、系统观为核心的后人类中心主义被提了出来。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考虑到它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后可以采取的合理与必要的观点，它与这样的哲学相吻合；肯定各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并且肯定自然界所有事物的价值，每一事物都对我们生活其间的整体发生作用。人类具有认识其自身价值及其与环境相关联关系的能力。所以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出：首先，人的目的是人本身，但这里的人不仅是现代的个人而且是整个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其次，人不仅是物种基因的产物，也是文化文明的产物，人的现实活动能够通过不断的征服改造自然获取丰裕的物质财富，同时从中提升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外在物的积累，而且也是做为历史发展的人的主体性的展开过程。人必须且能够考虑到其主体价值的合理性，为了人类的长远发展，应充分地用系统观点及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来对待人与自然。再次，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能用伦理学的观点来强调人与其它生物的平等，只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而放弃人与自然的斗争，这只是不智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最后，在利用高技术时我们应认识到高技术发展运用的过程中既有客观必然性，又充满偶然性，高技术的结论不可能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人类对高技术的探索过程受到时间、空问、自身观念结构、知识结构及表述方式的限制，人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我们即使详尽的知道高技术发展的初始条件，也很难精确预言它的以后状态，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同处不可逆的世界，不可以舍弃时间坐标，必须考虑高技术对自然、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必须对之采取历史发展的态度和联系发展的系统方法。
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应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全人类的文化系统中考察。应该解构元叙事而遵循复杂性的思想，对人类智能的研究要象研究人类社会一样并与之结合起来。正如明斯基所言：人工智能正是人类的“智能孩子”或“新后代”，故我们应用一种新的联盟的观点去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
高技术·囚徒困境·理性社会
黄正华 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210093
科学技术在创建现代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实际生存及其未来命运。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已日趋明显，一些高技术产品，如化学制品、生物制剂对人类的危害己为人们所关注。更有许多人认为，科学技术不仅在物质世界对人类的生存境况构成威胁，甚至还将使人遭受全面奴投，剥夺其自由。
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问题已引发了大量的思考。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种是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显示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是人类力量的体现，对科学技术的全面应用必将推动社会文化进步，而由此引起的问题则可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合理解决；悲观主义对上述看法深表疑虑，他们试图从人性方面去寻找其出发点，认为人的自由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们确信技术已危及人的自由，故而希望以回到过去、复归自然的田园方式来解决目前的技术问题。事实上，这是对技术力量的回避，对现代文明的回避。
很显然，悲观主义把个人自由绝对化了。实际上，人是在一定历史现实条件的限制中出现的，从来不曾存在绝对自由的人。原始人不得不为衣食而受制于自然力，而人类社会则维系于对个人自由作一定限制的基础上，因此，以为科学技术剥夺人自由的看法毫无根据。对于乐观主义来说，技术控制表明人类可有效征服自然界，未来能通过技术得到保障。这里实际预设了一个前提：人类存在理性的自主性，或者说人类总是能理性地选择自我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乐观主义者坚持这种理性的自主性可在人类运用科学技术过程中自动地实现，科学技术可保证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乐观主义的信念激励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启蒙者，并被广泛传播于工业革命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代。
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显示，上述的乐观主义预设不成立。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表明：个体的理性行为可能导致社会的非理性后果。比如，个人或利益团体（如某公司或协会）不加限制地运用科学技术作出的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对于人类社会却并非是理性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在实践中已有明显的表现，目前已相当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无不显示人类社会集体选择的非理性。
科学技术具有普遍必然性，它不随个人的主观性而改变。科学技术一经创造，将可能使人类获得一种普遍的社会性力量。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本质上作为社会性力量的科学技术从来就不属于个体自身，抱怨它导致异化、剥夺个人的自由是不切题的。科学技术对个人的控制只不过是人类社会机制对个人自由限制的强化，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社会权力秩序的延伸。
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对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科学的兴起导致了宗教权威的衰落，世俗国家打破了教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而工业革命则使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秩序、社会规范为开放的工厂、城市的现代化节律所代替。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技术发展速度大大超出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越来越一体化、全球化，这使得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刻。信息的高速传播使得高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被迅速接受并得到应用，由此而形成的生产张力可波及整个社会，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是全球性的。很显然，高技术的发展状况对当前的社会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
现在，由科学技术引发的问题随其高速发展而日益增多，其中许多已实际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虽然如此，但人类还是不象悲观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科学技术完全失去了控制，并正在成为技术的牺牲品。有国际公约规定在全球范围内限制某些化学制品的应用，控制有害物质的排放等，这些理性行为已行之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1997年世界卫生大会针对克隆技术用于人体，特别提出：必须细心地监控与评估。凡此种种，说明虽然国际间的相互协作行动还较少，但毕竟已走出了一大不。同时也说明：只要形成一种理性的人类社会秩序，我们还有能力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进行控制。
同时，以上情况又表明，人类社会还需要广泛的联系和协作，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性自主性。目前，适应高技术发展的社会秩序还未建立，对高技术成果的应用实行控制的理性社会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受不同利益驱使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而种族、经济地位、文化等的差别阻止他们进行更为有效的合作和对话。个人或各利益团体无政府主义地运用科学技术，其应用结果虽然可能对其自身来说是合理的、有益的，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也许是目光短浅的、非理性的。
事实上，任何个人或团体都难以顾及应用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全球性后果，这种后果只有在人类的统一协作行动中才有可能顾及到。人们从“囚徒困境”范例得到的启示是：只有彼此间合作、协调行动，才是克服社会非理性的唯一方式。解决个人与社会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建立一种社会理性秩序，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社会的理性选择。目前，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问题绝大多数导源于个人或团体追逐利益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要求回避科学技术和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而需要的是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这种秩序在满足个人的理性前提（应用科学技术为自身利益进行合理选择）下，又可达到社会的理性（创建一个人类共同的良好生存环境）。因此，为了自身长远利益，在高技术全球化的生产推动下，人类不得不首先克服那种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重建社会新秩序，从而达到理性的、具有自主性的社会。
传统观念认为，虽然技术的应用受到道德责任的约束，但科学技术研究是价值中立的。然而，许多人认识到作为无政府主义伦理基础的价值中立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已失效。当前，科学技术直接和经济等利益相联系，它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受利益驱使的个人和团体对高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不可能规范到特定的价值取向中，特定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理性社会中才有可能。
在新世纪的边缘，该是理性审视科学技术及其后果的时候了。对高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漠视，但也不必为此走向另一极端，而对它大加鞭挞。现实情况表明，无政府主义的乐观态度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回避人类技术成就的悲观主义也无实际可行性。对科学技术的控制要求一个理性社会。这种社会将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冲突，提供更多的人类相互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减少自行其是的无政府行为。在二十一世纪，可以预见科学技术将愈益发达，高技术将日新月异，而这一切迫切呼吁理性社会的到来。
高技术与社会价值观的互动
潘洪林 河海大学常州分校社科部讲师 213005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价值理念的制约。在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家是属于那种自由追求科学理想的唯美主义者。而现代科技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社会建制，科学技术活动都将受控于一定的社会机构，成为完成社会特定任务的一种手段。随着科技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的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对科技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高新技术的投入，为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经费支持。同时对科技发展的方向和科技成果的利用各国政府也加大调控的力度。可见现代科技作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工具理性，其发展的前景直接受制于各国确立的主导性的价值体系。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受制于不同社会价值体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必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严峻的竞争形势下，科学技术被恶意利用就成为可能，而一旦高新技术被用来残害人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建立一种能够调控全球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念，对面临高科技威胁的人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现代科技发展也会为全球价值理性的建构提供基础。
高技术的发展使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经济的发展已无法拒绝对外开放，频繁的国际交往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样态。这就为全球共同价值理性的形成和发提供了基础。各国传统的价值观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得到更新，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冷战思维模式已被冻结，为了达到发展科技、经济的目的各方可以把一些无法达成共识的分歧暂且搁置起来，思维方式由僵化的绝对主义转向了灵活的相对主义。社会哲学领域热衷于研讨以平等为基础的交往理论，经济学领域中双赢理论的推出为经济交往的必要性作出了诱人的注解。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展开，一个全球公认的价值理念正在逐渐建立起来。
全球性问题的突现也是全球共同价值理性得以发展的现实依据。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共同协作。也正是由于生态危机的出现才促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因此需要大家共同来保护它，这就内在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球共识。而现代高技术可能带来的负结果将远远超出人类的体能和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面对威力无比的高技术新产品，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把命运共系一处，因此也就迫切需要一种全球价值理性来对各国的科技发展形成有效的制约，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
全球价值理性是在世界各国的相互冲突和协作中形成和发展的。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国家占据经济文化强势地位，因此在全球价值理性的形成中，势必占据有利地位，强行推销其价值观。他们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来操纵民众，使文化殖民成为可能。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世界格局推行霸权主义已不再单一依靠军事手段，依靠科技、经济的优势，利用价值观的逐步渗透来瓦解他国是一种新手段，并已有成功范例。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有可能直接导致一方的消亡。这也就从另一侧面说明在现代科技理性力量激增的情形下，价值理性的作用并未丧失，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其价值观的神圣完美，一方面是为其霸权行为做合法性的辩护，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把其价值观强化为全球性的价值观。但是全球价值理性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就能建构的，而必须是全球共同参与的结果。全球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切自主国家都会拒绝接受强加于他们的价值观。这也是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全球性的价值理性的前提保证。当然全球价值理性的形成和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恰当运用是各主权国家的重要策略。
全球价值理性形成将会对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对话性思维将取代对抗性的思维，竞争将更多地是在互利基础上展开。全球价值理性对发达国家霸权行为也将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张，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越加突现，将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发达国家抗衡。在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全球价值理性也将能对不发达国家直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全球性保护地球地理念形成后，全球生态环境有望得到真正的改善。对生物工程技术和核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应用，在全球价值理性的规约下，对人类的安全才会有保障。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支撑的经济全球性扩张，为全球价值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未来社会发展中全球性价值理性的作用会更加突现，这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重视全球性价值理性的建构，是当务之急。
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当社会文明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阶段，一种以全球人类为调控对象的全球价值理性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它的形成并不能消解社会竞争的机制。竞争也许会更加激烈和残酷，但是人类之间的竞争将在一个共有的理性规约下展开。所以这种竞争会是有序的竞争，全球化使人类加深了交往，以一种更加文明礼貌的方式进行交往，全球价值理性的形成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之间学会了宽容和接纳。而在这种有序的背景下，科技的发展在整体上将趋向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可见现代科技和全球价值理性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