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江浙民间抄本《古今宝卷汇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抄本论文,古今论文,新发现论文,江浙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宝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间说唱文学。宣讲宝卷称作“宣卷”。清乾隆以后，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及上海市地区有蓬勃的发展，成为同吴语弹词并行的两大民间说唱文学形式。由于宣卷总是同民众的信仰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发展受到限制。建国以后，便急剧地衰亡了。目前，除个别农村尚有遗响外，江浙大部分地区已不见影响。但当年大量“宣卷先生”（艺人）们的手抄本宝卷，却在五十年代流入社会，被各地图书馆收藏。近年来，这种集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说唱文学形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笔者在各地访读宝卷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由江浙民间抄本宝卷汇编而成的《古今宝卷汇编》，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部大型宝卷选集。其编者署名鹅湖散人。共编入宝卷48种。除一种为编者所抄外，其余均为旧抄本，另加托裱，分装为72册。编排顺序，系按宝卷故事内容，按其朝代顺序先后排列。现录其目录于下，抄本原署明抄写年代和抄写人姓名者，均附载于后。
〔周〕
财神宝卷
灶皇宝卷以上两种合订一册
家堂宝卷同治元年（1862）菊亭谢万漋抄本。
六神宝卷光绪念四年（1898）积善堂吕蓉初抄本。以上两种合订一册。
五圣家堂宝卷一册。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荫兰抄本。
桃花宝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吕定祥抄本。
蝴蝶梦宝卷光绪三十年（1904）尤轮香抄本。以上两种合订一册。
〔汉〕
沉香宝卷一册。
买臣宝卷一册。咸丰七年（1857）菊亭谢万漋抄本。
琵琶宝卷一册。光绪十二年宝树堂谢介藩抄本。
精孝宝卷一册。封题：“《改良精孝流名》。癸丑季春暮窗灯下无暇抽闲录。尤轮香修藏。”卷末题：“桃月十一日暮窗灯下修改录。尤轮香改编。”
雌雄宝卷二册。
〔梁〕
神光求道宝卷一册。
〔唐〕
洛阳受生宝卷二册。道光八年（1828）张玉抄本。
百鸟图宝卷二册。光绪元年（1875）万漋谢菊亭抄本。
雕龙扇宝卷一册。
〔五代〕
白兔记宝卷二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尤轮香抄本。
〔宋〕
猛将宝卷二册。
天仙宝卷二册。光绪壬寅（1902）尤轮香抄本。
贞节宝卷一册。咸丰七年（1857）菊亭谢万漋抄本。
西瓜宝卷一册。同治六年（1867）谢菊亭抄本。
巾帕宝卷二册。
延寿宝卷一册。光绪五年（1879）孙庭献抄本。
双金花宝卷二册。辛未年姚士俊抄本。
白罗衫宝卷三册。
〔元〕
丝绦宝卷二册。
长生宝卷二册。光绪五年（1879）谢菊亭抄本。
〔明〕
白鹤图宝卷二册。同治八年（1869）谢菊亭抄本。
双印宝卷一册。咸丰八年（1858）竹影书屋廷恩周兰溪抄本。
金镯宝卷一册。
游龙宝卷二册。
恻隐宝卷二册。咸丰六年（1856）燕翼堂菊亭谢万漋抄本。
玉玦宝卷二册。
四喜宝卷二册。光绪元年（1875）华翼
抄本。
双珠凤宝卷二册。同治二年（1863）周兰溪抄本。
白玉燕宝卷二册。同治四年（1865）万漋谢菊亭抄本。
兰香阁宝卷二册。光绪五年（1879）万漋谢菊亭抄本。
麒麟豹宝卷三册。
金达宝卷二册。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溪华彦达抄本。
女延寿宝卷一册。光绪六年（1880）抄本。
百花庄宝卷二册。光绪三十三年（1907）尤轮香抄本。
碧玉簪宝卷二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尤轮香抄本。
〔国朝〕
昆仲宝卷二册。光绪二年（1876）华良儒抄本。
山阳县宝卷二册。光绪二十年（1894）姚子琴抄本。
恶妇变驴宝卷一册。
河东狮吼宝卷同治三年（1864）谢万漋抄本。
长毛宝卷以上两种合订一册。
结缘宝卷一册。光绪三十四年（1908）吕达周抄本。
这部宝卷汇编是迄今第一部大型的宝卷选集。它无序、跋或其他说明文字，因此编者鹅湖散人及这部书如何编选，便无从得知。编者为本书编写了一个宝卷书名目录，据其笔迹，可知其中所收《金镯宝卷》是编者所抄录，但这个抄本既未署名，也未注明抄写年代，它也未重新托裱，而是直接抄录的新抄本。按，鹅湖为山名，在今江西省铅山县北。本名荷湖山，山有湖，多生荷，故名。晋末龚氏畜鹅于此，因名鹅湖山。南宋淳熙二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兄弟讲学于鹅湖寺，后人立为四贤堂。明正德间徙书院于山巅，改名鹅湖书院。编者署名鹅湖散人，或取意于此，亦不可知。
这部“汇编”收宝卷按故事内容的时代排列，是清及近代汇编古代小说、笔记常用的体例。清代故事宝卷部份题为“国朝”，表明此书编成于清或民国初年，编者为清人或清之遗老。但细查此书，又觉得编者是在作伪：它不可能是清或民国初年所编。
从上面的目录看，“汇编”所收宝卷31种有抄写者及抄写年代，其中最早的是道光八年（1828）张玉的抄本，最晚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荫兰、吕达周的抄本。清宣统年间（1909—1911）的抄本没有。由此看来，“汇编”似应编于清末。但是，两种只用干支纪年的抄本，则出现疑问。
一为癸丑年尤轮香改编抄录的《精孝宝卷》。尤的抄本“汇编”共收六种，其他五种分别抄写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间（1902—1907）。在此前后的癸丑年，分别为咸丰二年（1852）和民国二年（1913）。前者距光绪二十八年已五十年。一般说，五十年间抄者的字体应有较多的变化，但这个癸丑年的抄本与其他抄本的字体没有什么变化。再者，这本宝卷据抄者的题记，又定名为《改良精孝流名》。“改良”这个词在咸丰年间尚不流行，用到书名上而以“改良”作标榜，这是清末民初的事。所以，这个癸丑年应是民国二年。
另一种是辛未年姚士俊的抄本《双金花宝卷》。“汇编”所收姚抄仅此一种宝卷，但他抄的另外三种宝卷尚有存留：民国十五年（1926）抄《神咒赞偈宝卷》、民国十八年（1929）年抄《珠球宝卷》，以上两种北京首都图书馆收藏；民国二十年（1931）抄《三鼎甲宝卷》（即《三景图宝卷》），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在此前后的辛未年，一为清同治十年（1871），一为民国二十年（1931）。从姚的抄本宝卷看，他是位宣卷先生；他抄宝卷的时间比较集中，且除了那本“神咒赞偈”外，都是据弹词故事改编的宝卷，正是二、三十年代江浙流行的宝卷，因此这个“辛未”年，确定为民国二十年（1931）比较合理。
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汇编”的编者虽谨慎地避免编入清宣统年间和民国年间的抄本，但上述两种用干支纪年的民国抄本入编，已说明“汇编”绝非清代改编，它最早也是民国二十年（1931）后一段时间的产物。
由于“汇编”的编者有意在成书年代上作伪，所以他编入的其他未标明年代的17种抄本宝卷是否作了技术处理，也使人怀疑。因为编者是用旧抄本重新托裱，只要把一般民间抄本宝卷署明抄写年代和抄写人姓名的封面或卷末一页抽去，就可不露痕迹了。实际上“汇编”入选宝卷大部份的封面都抽去了，而由编者另题封面；有几种宝卷的末页是抄配的（尽量模仿原抄字体，但细看可知非一人所写），这说明编者作过技术处理。
对这部“汇编”的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它甚至不是民国年间的产物，而是五十年代所编；编者是江浙地区某古旧书店的从业人员。
从“汇编”所收宝卷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们都是江浙一带的民间抄本宝卷。江浙宝卷一般均同敬神礼佛、祈福了愿的民间信仰活动结合在一起。〔1〕因此，民间信仰的神道故事均有宝卷， 如“汇编”所收《财神》、《社皇》、《家堂》、《六神》、《五圣家堂》、《猛将》等宝卷，其中猛将更是江南农村普遍信仰的一位民间神。〔2〕也可能是巧合，这些宝卷基本上都安排在“汇编”的前面。“汇编”殿后的《结缘宝卷》是江浙宝卷中特有的宝卷，一般用于祝寿时结缘仪式唱。结缘，本为佛教语，指与佛法结缘。这部抄本的《结缘宝卷》用吴语方言，带有浓厚的江浙城镇市民风情，所唱结缘的对象依次为天、日月、菩萨、父母、阿爹、老太太、弟兄、伯母、姑嫂、姊妹、夫妻、小宝宝、小姐、亲眷、朋友、乡邻。盯住宅、衣裳、口腹、生意、外国人、菓子等。如：
结子缘，再接缘。结缘要结口腹缘；吃素麻姑烧豆腐，开荤生煎大肉圆。
结子缘，再结缘。结缘要结外国人缘。外国人不肯缘来结，头上带（戴）只面桶
。手里拿子打狗棒，说起话来杂格乱伴。
“汇编”所收宝卷，以据江南弹词和戏曲改编者居多。改编自弹词的如《百鸟图》、《雕龙扇》、《白鹤图》、《玉玦》、《双珠凤》、《兰香阁》、《白玉燕》、《麒麟豹》、《百花庄》等宝卷；据戏曲改编的如《琵琶》、《买臣》、《白兔记》、《白罗衫》、《碧玉簪》等宝卷。也有不少改编自民间传说和生活故事，如《游龙》、《洛阳受生》、《沉香》、《恶妇变驴》、《河东狮吼》等宝卷。有的是据时事传说改编，如《山阳县》、《长毛》等宝卷。以上这些宝卷也都是清末民初江浙宣卷中演唱较多的宝卷。
江浙宣卷用吴语方言演唱，但民间手抄本宝卷仍多用宋元以来俗文学作品通用的文学语言“白话”（即“官话”），而其中掺入一些吴语方言。这是因为一般民众都熟悉这种文学语言，所以明清以来产生于江浙吴语地区的话本小说，唱本等俗文学读物，大都用“白话”。而据宣卷口头记录的宝卷则多用吴方言。“汇编”所收宝卷的情况正是这样，用吴方言较多的如《双印》、《河东狮吼》、《长毛》等宝卷。
江浙民间抄本宝卷存留相当多。大部份是宣卷先生用的底本。这类抄本一般书写字体较差，错别字相当多，也常用一些通假字，如用“豆”代“头”。（吴语两字语音相同）“汇编”所收这类宝卷较多。另一类是“奉佛弟子”抄传的。他们把抄宝卷作为善行功德，署名前后往往加“弟子×××敬抄”、“敬录”等词。“汇编”所收谢万漋（收入他抄的宝卷最多，署名者11种，据字体可查者尚有四、五种）、尤轮香等人所抄宝卷即属此类。他们抄卷也送给宣卷先生去“宣扬”，如尤轮香抄《天仙宝卷》卷末题“光绪壬寅尤轮香抄录送杨锦铭宣扬”。“汇编”所收这类宝卷较少。
以上说明“汇编”所收均系江浙地区的民间抄本宝卷。这类抄本宝卷多被宣卷先生视为自家珍本秘藏，只有师徒传授或传抄，当时不可能大量流传到社会上来。清末民初，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常州等地的善书局、经房、石印书局大量刻印和石印了数以百计的宝卷。〔3〕三、四十年代留意搜集江浙宝卷的专家，如郑振铎、赵景深、丁景唐（他集的宝卷全部赠给赵景深）、胡士莹等，〔4〕所收集到的正是这类刊本宝卷。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5〕这一时期集得的江浙宝卷，也属此类， 均无民间手抄本。
江浙民间抄本宝卷大量流出是在1950年以后。由于社会巨大变动，宣卷被视为迷信活动，在城镇中迅速消亡，宣卷先生们纷纷改业。农村中的宣卷班子也逐渐消失，到1958年前后，除个别地区外，很少再有宣卷活动。这一时期民间抄本宝卷才大量流出，被各地古旧书店的搜书人员成批地低价收购。由于收购价格极低，售出也很便宜。比如扬州师院图书馆1958年购藏的两批共一百余种宝卷，每种价格均不超过五角，一般两、三角钱。这种特殊情况，也造成各地图书馆入藏的宝卷，要么一种也没有，要么就是几十种、上百种乃至数百种，而有些图书馆甚至没有编目登录，而是成捆地堆放在一边。
“汇编”所收的民间抄本宝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收购来的，还可有一旁证。当时的民间宣卷先生一般都是将他们认为再无价值的且又犯嫌的抄本宝卷一起出售给上门收购的搜书人员。由于“汇编”编者在入选时有所取舍，所以同一抄卷人的抄本宝卷便流到其他地方去了。可以查出的，如上述姚士俊标明为民国年间的三种抄本便分别被南开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入藏。另外笔者还查到另一抄卷人姚子琴的民国六年抄本《龙图案宝卷》也被南开大学收藏。这两个图书馆的宝卷都五十年代由江浙一带的古旧书店收购入藏的。
认定“汇编”的编者是江浙某古旧书店的从业人员，是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大量接触到这类民间的手抄本，而如此“汇选编辑”。编者无疑十分熟悉江浙民间宣卷的情况，并且认识到这类抄本宝卷的文献价值。他“作伪”，并将每种宝卷都重新托裱装订，配上函套（共分六函），也是为了让它们“增值”。从入选的宝卷看，不仅版本较好，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江浙宝卷的面貌，是一个较好的汇编本。在五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并不重视宝卷的研究，也没有条件做这样的编选工作，“汇编”的编者做了这一工作，应当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编者制造的假象，也会造成混乱。正因如此，所以笔者不厌其详地指出编者在成书时代上作伪，以免遗误后人。话说回来，“汇编”的编者应当有一定版本知识，但他将那两种用干支纪年的民国间的宝卷编入，是否也是为后人辨识留下伏线？年代不远，这问题也是比较容易查清的。至于这部“汇编”对研究江浙宝卷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注释：
〔1〕参见车锡伦《吴语区宣卷概说》，《扬州师范学报》， 1990年4期。
〔2〕参见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 《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
〔3〕参见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 《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12月。
〔4〕郑振铎收集宝卷的情况见《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现》、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郑收藏的宝卷现全归北京图书馆。赵景深、丁景唐搜集的宝卷现归复旦大学图书馆。胡士莹搜集的宝卷现下落不明，他搜集宝卷的情况见胡著《弹词宝卷目·前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宝卷参见曾子良《宝卷研究》（台湾政大硕士论文）所附的“叙录”。日本京都大学东方研究所收藏宝卷见该所编《汉籍分类目录》，该目录1945年初版，1963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