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183;历史与主题——《狂人日记》再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人论文,文本论文,日记论文,主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遥想当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时，大概他首先不能不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让只有偏离了理性轨道才能被视为狂人的疯人之言来说出理性，甚至是比理性更接近于真理的话语，并获得读者的认同。他的成功也让研究界费解了近百年，鲁迅是怎样把几乎南辕北辙的寄寓物和被寄寓物统合到一起，既满足了作为一个狂人的病态叙事特征，又完成了自己清醒而深刻的主题意图？
无论过去，关于狂人是一个真的狂人，一个精神界的战士，或是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界战士的争论；还是后来提出的“寄寓说”、“象征说”、“寓言说”，狂人世界与常人世界的对立转化说，生物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在语义学上的转喻说等等，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阐释。但这些解说，又都不能在文本分析中贯彻到底，因为它们普遍都试图使用一个概念，一种类型或者理论去笼括狂人形象及其意义。我尝试换一种思路，还文本本身的多重、含混与纠结。
我想，我们一定都很清楚，真的疯人是不可能写出《狂人日记》的，可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缠于“狂”与“不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已经陷入了文学的规范，按照鲁迅在文言小序中提到的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的规定去理解这一形象，于是就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本来对于一般读者，或者同道来说，“狂”与“不狂”根本不会成为问题，他们在两者的含糊其辞之间会不自觉地，或自愿地为狂人自由不羁与颠覆一切的狂言所征服。但对于较真儿的研究者来说，这却成了一个问题。用“狂”来看“狂人”，发现了他的“不狂”；从“不狂”来看“狂人”，又发现了他的“狂”。
然而这问题的发生，却是想来又“怠慢了”小序的缘故。鲁迅在小序中实际早已先置了引起日后争论不休的三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他三种写法的策略，他在正文之前安排一个小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从先在地设定一个“游戏规则”方面去理解。小序虽短，却有三人出场，他们对《狂人日记》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狂人的哥哥见到“远道来视”的小序叙述者“余”，“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以向旧友证明弟弟“当日病状”，并告知“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我们知道，哥哥在日记中形象不佳，他是狂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是“吃人的人”的代表。从“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这一“大发见”的呐喊；到揭露大哥教唆“吃人”（讲书的时候说“易子而食”、“食肉寝皮”），“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以至狂人要“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甚至直接指控大哥，因说破他们的“隐情”，“忽然显出凶相”，给狂人罩上了“疯子的名目”，以便“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最终狂人悲愤地不仅把妹子死掉的缘故归罪于大哥（“全在他”），也把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引咎于“大哥正管着家务”。狂人的哥哥能够坦然面对狂人对他的如此歪曲与攻击，显然是把狂人的话不当话，疯人的言语无效，并相信别人也是如此，把他看作是个曾害神经病的患者，一个真的“疯人”。这里有着一个正常人把疯癫看作是种精神疾病，不再认为疯人之言具有可信性，可以超然地予以不同看待的区隔排斥姿态。
而小序叙述者“余”回去看过日记后就下了一个诊断：“所患盖‘迫害狂’之类”。也许因为白话之初，主动与被动的区分不甚分明，鲁迅所说实际应是“被迫害狂”，而不是迫害狂。虽然被迫害狂患者并非一定真的受了什么超乎寻常的迫害，但“余”确实是在为此命名赋予意义，这个称谓强调的是狂人与他者的关系。整篇小说虽然没有直写狂人是如何受迫害致疯，但狂人害怕别人吃他的被迫害狂心理病症指涉的正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他为自己找到的大家都要吃他的原因“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一条，而且当他看破狼子村的吃人，是以“大恶人”的名义赋予合法性时，马上联想到自己“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此中的喻指直白得不必再费神破译，不仅交待了狂人的过去，也点明了狂人致病的原因，鲁迅的用意已经很清楚。所以“余”对狂人所下的判断就是强调狂人被迫害致疯。根据小序的交代，《狂人日记》因“余”“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才得以面世。这一举动体现了“余”对这些疯人话语的会心与利用，试图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立起关联与沟通，交流与共谋的努力。
第三种态度就是狂人本人，他虽是间接在场，由“余”告知读者狂人正是自己日记的命名者：“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但同样表明了一种观点。“狂人日记”是他对自己过去日记，也可以说是过去一段生命状态性质的定性。“狂人”之“狂”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并不单指丧失了理智，病态的疯狂之“狂”，还有“狂大”“狂狷“狂妄”“狂放”“狂怒”“狂热”“狂言”“狂想”之“狂”，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之态。而且这后一层意义更是中国士人一个传统的表征。晚清和五四时期致力改革的人不仅被时人斥为“丧心病狂”，改革家也“全所不辞”，自命“狂人”。而且鲁迅表现狂人的疯癫完全没有使用那些如裸露身体、披头散发、肮脏邋遢等现成而方便的症候，而仅以话语构成疯癫的形式，这也透露出鲁迅并不想将狂人坐实疯人。我觉得“狂人日记”的命名（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狂人的自封，“余”“不复改也”的态度，说明他也参与其中），正寄寓了“狂”与“不狂”这双重意义的含混与纠缠，代表着理性与疯癫尚未绝然断裂，疯狂与激情，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的一种状态。
鲁迅在小序中蕴含的对于疯癫的这三种态度，赋予了狂人多重形象的特征，先在地暗示了狂人日记文本的多重属性。
已有研究者指出，文言小序的叙述者“余”，“撮录日记，隐易人名”，“将‘日记’转化为‘小说’”“是小说最后的加工完成者”的作用①，我想进一步阐明，事实上，编选即改写，“余”是狂人的日记改写者，是鲁迅有意设置的《狂人日记》的真正作者，也是使《狂人日记》秉有“狂”与“不狂”多重属性的决定者。
从小序中我们可以得知，《狂人日记》共二册，经“余”“撮录”后仅余不到六千字，其间的删减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分析日记的结构条理后，我们会发现，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② “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正是“余”的所为。“我怕……”是迫害狂的典型病症，而“……怕得有理”则体现了“余”之认识。也可以说，《狂人日记》是他用狂人话语，按自己的观点思路串联而成。由于鲁迅在小序中所预设的狂人与“余”共谋这一写作规则在先，《狂人日记》的这个“不狂”之处也就有了合法性。
经“余”撮录的《狂人日记》共十三小节，在第一节，“余”就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作为小说构思核心的论点：“我怕得有理”。这也可以说是文章的“破题”。接下来承此论题，从第二至第五节开始铺排狂人所记“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的“大发见”：赵贵翁、路上的人、老子娘、小孩子、家里的人、狼子村的佃户、历史、仁义道德、医生、我的哥哥，总之是从大人到小孩，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从现在到历史文化，从职掌杀人的刽子手到治病救人为业的医生，从社会到家庭、大哥都想害他，“想吃人”，觉悟到“古来时常吃人”、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直到现在“狼子村”的人和“我家大哥”仍然“会吃人”，“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这一事实的可怕，以及狂人作为这一“吃人的人”的家族和国族中的一员，即使“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一遗传定则的可怕。第六、七节展现吃人的方式“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可怕：不但是不肯也不敢直接杀，为了逃脱杀人的罪名，大家联络，布满了落网，逼人自戕；而且像“海乙那”一样，“只会吃死肉的”。第八节揭露人们对“吃人”这一可怕事实所持有的态度的可怕：一种论调是“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这意味着有理由就可以吃人，如罩上“大恶人”、“疯子”的名目；一种是“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打哈哈；再是否认这一事实，“没有的事”——不睁了眼看；第四种是“也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按此逻辑就有理由永远吃人。第九节探究“吃人”的社会结构的可怕：“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整个社会组成了吃与被吃的连环，无论谁也逃脱不了。第十节焦虑“吃人的人”前途命运的可怕：进化论的公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吃人的人”如果不“立即改了，从真心改起！”将不仅“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第十一节承接前面已经有所指涉的暴露家族制度弊端的主题——“教人伤心”的可怕：家族之间的吃与被吃，甚至生命的创造者母亲都是吃人的同谋，这真是可怕到“奇极的事！”。第十二节从指控别人转入“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未必无意中”也吃过人，这可以称之为让狂人“不能想了”，可怕之可怕的“大发见”。至此，《狂人日记》从方方面面完成了鲁迅所说他“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主题的指控。最终，在“明白”举国上下，举族中人无一例外“难见真的人”的绝望境地之后，第十三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疑问体现了狂人从绝望中要希望，从“无”中要“有”的意志和挣扎，他抓住的最后一根拯救的稻草：“救救孩子！”与其说是“救救孩子”被吃的命运，不如说是“救救孩子”，不要让他们成为“吃人的人”的呐喊，而这正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可怕到无以复加的“我怕得有理”。
“余”将狂人所说“我怕得有理”的理由排列得如此繁密，在如此短的小说中涉及到如此多的方方面面，的确如鲁迅自评的那样，到“太逼促”的地步，也是鲁迅说自己做小说原是当文章来做的最典型例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就像《狂人日记》一再重复写到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反思之后，创作出来的一篇形象化的论文也不为过。
“余”对狂人的日记的改写，还体现在“余”因“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的删改上，也就是说《狂人日记》中的人名全经“余”重新命名，然而这却并非如“余”所说“无关大体”，而是关系到文本意义生成的至关重要的“大体”。
可以想象，如果是本真的狂人的日记，狂人“怕”的对象应是具体的特殊个体，而经“余”将实名“易去”后，个体变成了类型。概括地说，一类被“余”赋予了社会角色的称谓：赵贵翁、知县、绅士、衙役、债主、医生、刽子手、狼子村的佃户；一类成为了年龄性别称谓：小孩子、娘老子、街上男女；一类归属了亲属关系称谓：大哥、妹子、母亲、儿子；一类具有了象征性质的称谓：古久先生、大恶人、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吃人的人、合伙吃我的人、真的人；再一类做得更是彻底，干脆使用人称代词来指涉：他们、你们、路上的人、那伙人、人们这群人等等。在《狂人日记》中，经“余”修改遗漏的人名只有两个，一位叫陈老五，大哥的帮手，作用与大哥等同；一位是大哥找来给狂人诊病的何先生，但马上就被狂人以刽子手和医生的社会角色称谓取而代之。
人名的社会化和集体化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使文本叙事从具体转为抽象叙事。比如狂人被何先生告知：“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时，却以被迫害狂的心理认为，让我静静的养，不过是等我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人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真要令我笑死。”如果这段话仅是对大哥请来何先生诊病的反应，冠以这两人的名字，针对这两人而发，那不过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典型病例，但把何先生、大哥的具体名字改为“他们”、“人们这群人”之后，就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一家一户，而覆盖了整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和“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中国社会和国人，甚至也可以不再局限于一国一族而扩大到揭露和控诉整个人类社会人吃人现象的层次。
更为重要的是，文本叙事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具有着“点石成金”，使狂人的“疯言”转变为真理的力量。
有研究者指出在狂人所举全部吃人事实中，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语义上的“吃人”。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或者说本义上的吃人（吃人肉）；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或者说引申意义上的吃人（并非真吃人肉）③。这种分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我认为应加以明确的是，文本所写狂人的“荒唐之言”和“荒唐之举”，实际上完全来自他对本义上被吃的恐惧。一种是他想象出来的，如路人、医生、大哥的想要吃他，大哥和他的吃妹子，他固执地把这一想象的错误的感知当作了现实，这是鲁迅为体现狂人的病态叙事特征，而赋予狂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错觉，狂人的“荒唐”和“疯癫”都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
另一种是他所列举的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已发生的吃人现象，从易牙的儿子，到徐锡麟、狼子村的现吃、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死囚犯的血舔，以及“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历史记载，全部都是本义上的吃人。面对历史的真实记载，为了不失狂人的“荒唐”，鲁迅有意地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将记载人肉可以治病的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错安到李时珍头上，让春秋时代的易牙把儿子蒸了供奉给夏商时代的君王桀纣④，但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却可以使读者轻而易举地跳过人为的障碍而接受历史上本义吃人记载的事实。然而，似是而非的是，狂人用这些白纸黑字，不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的恰恰是他对周围人要吃他的疯狂臆想和错觉，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疯人的推理”。
如果孤立地仅从狂人的推理来看，似乎既不荒谬也不违反逻辑。如他听见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显然这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事例，狂人据此推论：“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这个判断无懈可击。接着狂人又仿用了三段论法：“书上写着这许多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历史），“佃户说了这许多话”（他们吃了大恶人的心肝——现实），“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同样符合逻辑。另外如“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等等，这样看来，狂人拥有着一种坚定的自信，在紧密相连的判断和推理中展开的论述，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的语言；但这种理性语言细究起来，又包含着对普适性或者说是一般性的滥用结构。换句话说，在用个别概括一般，一般证明个别的逻辑关系中隐含着真理与谬误的双重可能性。无论从一个村子的大恶人“被吃”一般化为除己之外的“他们”，还是从我哥哥一般化为“吃人的人”，从“一片吃得”一般化为“整个的自然吃得”，这个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跨越，正是疯狂，还是理性，甚而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的模糊处。也就是说，如果个别能够代表一般，这个推理即真理；反之，若个别代表不了一般，这个推理即谬误。
狂人作为先觉者和疯人的双重形象正是从这个模糊处生成。一方面，虽然“余”已将狂人周围的人之姓名“悉易去”，但其“皆村人”的事实却并未被彻底消泯，读者只有认为狂人周围的“村人”根本不会吃他为真实，才会认定这是狂人的被迫害狂心理的典型病症，这就认同了以大哥为代表的将狂人视为一般疯人的观点，也就意味着狂人推理的荒谬不在逻辑，而是事实——个别代表不了一般，他周围的人并不想吃（本义上）他，这就使狂人似乎合乎逻辑的推理，生出全部疯癫的外表，显现出似是而非的谬误。
但另一方面，那些经“余”抽象为类型、社会和象征属性的命名，又使读者能够毫无困难地把这群“村人”不可能吃人（本义上），引申为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可能吃人（引申义）。《狂人日记》中没有“我们”的称谓，只有“他们”、“你们”，狂人对“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恐惧表现了鲁迅所说“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的独特思想命题。也就是说，那些表现被迫害狂的典型心理病症，经“余”重新命名狂人的恐惧对象以后，生成了新的意义。而使读者能够在狂人病态的心理图景和真实的现实图景的重影中，把握其间的同一性，完成从非理性向理性的跨越，在领略狂人似是而非的疯癫本性的同时，也领会让疯癫变成似非而是的真理的东西。这里不仅有着《狂人日记》“狂”与“不狂”的逻辑推导上的含混和相互转换，也有着本义上吃人的谬误性与引伸义吃人的真理性的“狂”与“不狂”的交融和相互转换。
不能不承认，《狂人日记》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即使按照小序所设定的规则，“余”也无权加以改写的“不狂”的话语，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等等，这些对于作者主题意图的呈现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点题段落的直白呐喊，正可以从前面所说“狂人”之第二重意义“狂热”、“狂怒”而“狂放”的“狂言”的角度去理解，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的处境的认识与情感都达于极端的一种疯狂与激情的纠结。
“余”根据狂人的日记判断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表明他还是狂人的诊者身份，甚至可以说是狂人命运的预言者。经他“撮录”的“狂人日记”还安排了一条狂人命运的叙事，狂人的被围观、议论和“哄笑”，诊病，最后被关闭的情节线索，也可以看作是“余”利用“狂人”做现身说法的策略，一步一步地演示狂人被嘲弄、被区分、以至被排斥，也就是被吃（引伸义）的全过程，它是生成《狂人日记》从本义上的“吃人”向引申义“吃人”转化的又一重要机制。其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就是狂人由“研究”“吃人的人”的认识层面到付诸实践——“诅咒吃人的人”，“劝转吃人的人”，也就是说，狂人一旦从“异类”转变为社会的不安和威胁的象征就会被彻底排除。在这里，鲁迅笔下的狂人命运与福柯通过疯癫的发生和治疗来揭露社会的排斥机制和意义何其相似乃尔。这是作为异类，被罩上“疯子”名目而被吃的狂人的一种命运。
第二种就是“余”作小序中，大哥所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是一种纯客观的叙事，丝毫没有附加意义。但从把狂人视为患了精神疾病的大哥方面看来，可以想象，这不过像他试图以日记来见“当日病状”一样，反过来，狂人的恢复正常又证明其确曾疯过，日记不过是疯话，他们禁闭狂人确实具有治疗的意义（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而从狂人和“余”将社会和国人一言以蔽之“吃人”，大声疾呼“你们立即改了，从真心改起”的观点出发，狂人的听候委用，就意味着不是别人“改了”，而是自己“从真心改起”了，无异于魏连殳所说“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正像鲁迅对娜拉走后，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样，狂人的命运也只能不是被吃掉，就是加入吃人的行列。
过去有研究者认为，小序所述狂人的结局是对日记正文的颠覆和消解，从时间上来说，小序的确接续着正文，狂人康复后走人正常世界也是对过去的否定，但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讲，小序并不具有这么大的能颠覆和消解正文的力量，狂人的“赴某地候补”并不能“反讽”掉正文对“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主题的揭露，所以我认为“被关”和“候补”同是作者对狂人，也可以说是先觉者命运的两种预言或者说是总结。鲁迅在以后的创作中也延续了这种思考，如《长明灯》就是对狂人被关、被遗忘、被吃掉命运的进一步细叙；《孤独者》的失败和悲哀感以及自毁则是对“候补”以后狂人境遇和内心世界的续写。
总之，鲁迅为《狂人日记》设置的是两个作者：显在的狂人和隐在的“余”，而且是后者始终掌控着狂人话语意义生成的指向。小序所授“余”改写狂人的日记的权力，使鲁迅塑造“狂人”的形象和实现主题的意义，在限制之中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在“狂”与“不狂”的游移、纠缠和转换生成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虽然研究界普遍认为《狂人日记》的主题“早成定论”，但我觉得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当世人还不知署名“唐俟”的作者为谁时，鲁迅曾私下给朋友许寿裳写信，告知“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并认为“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⑤。而当鲁迅成为五四时代的偶像，向公共领域自陈《狂人日记》的主题则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⑥。显然前一主题的意义直指中国国民性，更具有鲁迅所独具的创作元素；后者则强调对中国封建制度文化——家族和孔教的批判，更符合《新青年》团体的命题。
前所不厌其烦地分析小说的整体谋篇布局，就在于希望能够有助于确认主题，更直承鲁迅本意的是：揭露中国民族和制度文化不仅在引申义上，也在本义上“吃人”的真相。过去对《狂人日记》主题的解读基本上是将两者含糊其辞，混为一谈，其弊端在于：一是淡化了本义上吃人的意义。虽然狂人恐惧在本义上的“被吃”可以毫无障碍地转化成引申义上的被吃，但作者着力表现的，也是文本最震撼人心的，不仅是狂人对史书记载和现实发生真的吃人现象的接踵指认，更是把野蛮的人和真的人，吃人的人和不吃人的人作出的对举和区分。鲁迅的本意很清楚，就是要用这些“集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真的吃人事例来证明他的“甚大”“发见”：“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是“野蛮的人”。也就在给许寿裳的同一封信里，鲁迅说他“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只能侘傺而死。”⑦ 由进化论而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与对国人命运的危机感，“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⑧，使鲁迅深怀焦虑，通过狂人之口向国人疾呼：“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二是过分强调《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也就限制了它的阅读和阐释。作为批判封建礼教重镇的《新青年》，在《狂人日记》之前已经发表了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的批孔文章，胡适甚至认为吴虞和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⑨。吴虞虽然熟读了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将儒家学说相“比较校勘”研究了十来年，但他的反孔非儒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恰恰是他写的《狂人日记》的读后感《吃人与礼教》⑩。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按照狂人的逻辑推理，继续罗列《狂人日记》未能一一涉及到的史书记载的“吃人”事例，从两个方面建构了吃人与礼教的关系：一是把礼教看作“吃人的滑头伎俩”，是吃人的“假面具”，“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一是把礼教和吃人直接相连，认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最后得出的观点就是，“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从而把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纳入到对礼教的批判，而非使礼教批判隶属于对所有“吃人”现象这一更大主题的批判中。鲁迅自述《狂人日记》主题的位移，很可能与吴虞发挥的这一时代意义被普遍接受和传播有关。
陈独秀作为与辛亥革命相始终的资深党人，虽然创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他暂时告别党派运动，转而从事民众运动。社会运动的一个标志，但并不意味着他要告别政治，而是要由政党政治转向诉求国民觉悟的国民政治。因而，他和作为共和党与革命党人的吴虞、易白沙对孔教的批判基本是从现实社会和为了“共和之政立”的角度出发的，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因为“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1)。他们的批孔发挥着为辛亥革命成立的共和体制建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功效。
鲁迅虽然也曾是一位革命党人，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失望，却使他获得了超越的视点，在《狂人日记》中，他是在从“野蛮的人”到“真的人”的进化视野下，来批判中国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狼子村现吃”的，它涉及的主题就可以不仅仅是对儒学仁义道德的批判，甚至也不仅仅包括人的蛮性或者说动物性的遗留，以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观之，鲁迅提出的是“没有历史的”“一般意识形态”，而非“个别意识形态”；是一般社会，而非个别社会的结构功能的问题，因而获得了可以超越时空的阐释空间。而“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主题本应隶属于这一大母题下的子题。鲁迅这一超越现实政治的立场和执著的“人得要生存”的基本观念，以及“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的情感体验，决定了他能够抛开一切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抵达生命的一个最基本最朴素的要求和恐惧，完全从人的个体生命的生物学意义出发，不仅“忧愤深广”地揭露出“仁义道德”“吃人”的本质，为《新青年》的批孔运动提供了一个最震撼人心的意象，最为彻底地给了封建礼教致命的一击，更在现代文化思想史，推动了《新青年》从“民”向“人”的现代跨越。
“余”以狂人诊者的身份自陈发表其日记的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里的一层意思很清楚，即《狂人日记》是写给立意改革中国和国民性的同道人看的，狂人对中国社会历史礼教家族制度“吃人”性质鞭辟入里的揭露，为其同道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狂人又是中国病症的诊者。《狂人日记》的接受史表明，狂人的同道者多矣，我们大多是“狂人的读者”，以这样的身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狂人日记》的意义；但还有另外一层一直被遮蔽的意思，即“余”以《狂人日记》提供给医家研究的最直接含义，应是让医家研究狂人的病症。从这个角度看来，虽然前面都已涉及，为凸现《狂人日记》本应有的这另一重主题起见，狂人的最主要病症，一是他固执地坚持大家都要吃他的错觉。我觉得，这是否也是鲁迅的一重反省？如后来他在《孤独者》中，通过叙述者“我”所说的那样：“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二也是前面已经涉及到的“疯人的推理”问题。即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论证包含着真理与谬误的双重可能性，狂人以个别的极端“吃人”事例归纳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和“仁义道德”吃人的主题意蕴；反对者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以同样真实的事例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狂人的推理和结论，在反对者看来是疯癫，而同道者却可以视作真理。反之，也是如此。三是狂人无以拯救的命运，如果坚持狂人的生存，将永被关闭，被社会排除，如果回到常人的世界，按照“真的人”的要求，又无可避免“未必于无意中”不吃了弱者的“几片肉”，这是狂人“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又一种两难的困境。鲁迅对中国病症与狂人病症的双重反省和批判，透露了他全面而深刻的怀疑精神。
以上通过对《狂人日记》的文本和历史生成分析而确定的主题，在当下后殖民理论和批评的语境中，似乎不能不做进一步的申辩。我们大概都能接受在引申意义上，鲁迅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民族所作的批判，很难从“吃人”的本义上认同鲁迅对“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批判，这岂不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东方论述？在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中，“吃人的人”正是指认非西方的“野蛮的人”，以建构西方人是“人”的一个最核心的意象，或者说是标识。我认为，我们既不能完全无视《狂人日记》的这一本有之意，也不能坐实这一指控，因为鲁迅所列举的虽然都是本义吃人的事实，但他毕竟是以前文分析的“疯人的推理”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也就是说鲁迅赋予这一层主题的是非理性的形式，他以狂人恐惧本义上的“被吃”促成了对引申义“吃人”的发现。而且在殖民主义话语中，“吃人的人”、“野蛮的人”等同类意象的会聚作用是建构西方物质和文化统识，以全面驾驭和改造受殖者，借文明之名来合理化其殖民统治之实。鲁迅以“吃人的人”和“野蛮的人”所建构的对立面是“真的人”，而非现实中的西方人，体现了他对人的理想概念的理解和追求。这也是文化解殖的复杂性所在，“西方霸权统识的各种面貌都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即是对全人类文化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宰制其他文明的表现，权力的影响和效应无所不在。这些影响和效应，渗透于‘种族’、‘进步’、‘进化’、‘现代性’和‘发展’等观念里，形成的时空领域中伸延的等级体系”(12)。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西方中心的优越感使他们把属于个体，属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经验和价值想象为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而被区别被排斥的东方似乎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人类发言，对于这种文学与文化阐释上的不平等，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抵制。《狂人日记》所指控的“吃人”主题事实上就不仅适用于过去的东方和西方，也适用于现在的东方和西方，因而我们的阐释不应局限于“中国”，也不应局限于鲁迅的自我陈述。
当年，鲁迅为自己的愤激话语赋予“狂人”之言的形式，有意思的是这些狂人话语和逻辑，又被“不狂”的吴虞转化为“不狂”的文章而得到普遍认同，被推举为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标志，五四新文化革命反封建，进行历史文化批判的“第一声振聋发聩的春雷”，以《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意味的形式”。
注释：
① 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
② 周作人：《礼教吃人》，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凌宇：《〈狂人日记〉人物形象与主题的生成机制》，《鲁迅研究月刊》。
④ 参阅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53页。
⑥ 鲁迅：《〈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
⑦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4页。
⑧ 鲁迅：《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
⑨ 胡适：《〈吴虞文录〉序》，亚东图书馆，1921年，第3页。
⑩ 参阅胡适《〈吴虞文录〉序》。
(11) 参阅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3、第4号；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新青年》第1卷第6号、第2卷第3、第4、第5号。
(12) 皮埃特斯、巴雷克合著，吴江波译：《意象的转移——“解殖”、“自内解殖”和“后殖民情状”》，见许宝强等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