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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教授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现代数学工具引入对经济史的研究，创建“计量历史学”或“新经济史学”，其后引入对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由此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一起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教授于2015年11月23日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他的逝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而中国的经济学界会特别怀念这位经济学大师。 一、中国对诺思的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 中国属于转型国家，对转型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界对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非常着迷。所谓“转型”，就是体制变革，其实质就是制度变迁。而诺思的理论贡献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转型”不同于“过渡”。两者的出发点均是中央计划经济，但“转型”的方向是可能变化的，并非必然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体制，比如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则特指从中央计划体制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其目标是确定的。 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尤其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这并不是说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就没有其缺点，尤其是所谓“新古典综合”理论中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部分，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过程的扰动和私产产权的破坏很大。但是，在刚进入转型期的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理论可以为其经济转轨提供史无前例的理论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最初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工具。1980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开始传播，并越来越得到经济学界广泛重视、研究和应用，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对中国经济改革施加了虽然间接但属持久的影响。 中国最初带着实用主义风格的经济改革，也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学家引领改革政策舆论导向的时代。随着中国从“功利本位”时代逐渐朝“权利本位”时代过渡①，经济学家的地位虽然仍然高居不下，但是法学家的地位出现快速上升，以至于人们往往误以为经济学家地位下降了。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集中体现在2015年林毅夫研究组(由林毅夫、蔡昉、李周组成)、张军与樊纲因其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除了这些学者之外，还有茅于轼、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和盛洪等著名学者，虽然不知为何与此奖无缘，但也在过渡经济学理论方面有过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些学者对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减少经济转轨成本，以及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学者在早期掌握的主要经济学工具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后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有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抽象理论的影子，但没有该学派演化分析法的踪迹；张维迎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增加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近还推出了自己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把他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装进自己的经济学框架。但是，所有这些学者所掌握的理论根基仍然要数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而对这些中国经济学家最具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有三位：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二是新经济史学的主要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思，三是科斯的“亲密战友”张五常。 二、诺思的理论贡献 这里可以相较于诺思简单梳理一下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贡献。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的制度结构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尤其是在契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科斯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两度提到张五常教授，足见其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性。张五常也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分析中的重量级人物。 而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则独树一帜。其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纳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由此形成和发展了新经济史学。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诺思主要把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应用到经济史的分析中，并形成和发展了这门新学科。但是诺思在晚年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这是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未能预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通过应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新的研究，以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②。皇家科学院认为，诺思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欧美过去——并且联系到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他强调产权和制度的作用”③。这里没有强调诺思到底用了什么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强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重在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并不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所谓新经济史学，据说其名称就是诺思首先提出的。新经济史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而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二个层次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层次是把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 诺思作为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抛弃传统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在开拓和发展新经济史学方面一路向前，不断超越自己和同仁。他与其他同仁一起，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创了第一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他在70年代开创了第二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从其1973年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④，经由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⑤，在1990年代初到达高峰，具体标志为1990年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和1993年获得诺奖⑥。 之后，诺思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研究，引领第三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其方法论转向，从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中题为《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演讲内容中可见端倪⑦。在该演讲中，诺思勾勒了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纲领。这一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架构体现在其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中，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扩展”⑧，而其具体应用之高峰则为诺思、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韦格斯特(Barry R.Weingast)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一书⑨。 三、诺思的思想遗产之一：开创新经济史学与走向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65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的状况》(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⑩。这里现代经济理论应该主要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诺思在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就采用这种新的经济史分析范式，这使他成为用新经济史学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主要实践者(11)。 到20世纪70年代，诺思的新经济史学观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史的阶段。1973年，诺思在就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的演说(12)。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其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二是即使试图做出解释，其解释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与上述逻辑一致，诺思在1971年与戴维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一书和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采用了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分别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13)。中国学者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更为熟悉。该书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1960年代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以克服单纯运用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法的不足，达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14)。这种史论结合风格，似乎与两百多年前休谟、托克维尔等社会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遥相呼应。 诺思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诺思在此把制度视为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诺思其实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建立更有效制度的激励。《西方世界的兴起》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产业革命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诺思自己在序言中认为，该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但同时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其革命性在于：该书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其传统性在于该书立基于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该书提供了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学(指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第一层次新经济史学)的准确、经验性的验证。诺思的书涉及直至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其结论是：到那时为止，所有权结构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也已发展，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激励。这些激励包括鼓励创新和随后工业化所需要的种种诱因。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国际竞争还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他国家改变它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制重建的结果，而一些国家的失败，如在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用新制度经济学中诸如交易成本和产权之类的概念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回事，构建一个完整的、保留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来分析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和绩效则是另外一回事。诺思在这方面的成功努力最初见于其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其后完结于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指出，他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他在书中超越此前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与零碎制度分析的组合，并增加了(15)：(1)产权理论：用来描述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2)国家理论：由于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需要国家理论；(3)意识形态理论：用来解释各种关于现实的不同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 政治学者对这一理论建构可能会感到似曾相识。我们可以看到其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框架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取决于：自然环境；法制；生活习惯与民情(16)。其中托克维尔的法制论对应着诺思所指的产权和国家理论，民情论对应着诺思所指的意识形态。不过托克维尔采用演化论的分析视角，不采取任何最大化分析预设。托克维尔的分析方法可以称得上是“活的政治社会学”。诺思的整个理论当时还是立基于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分析方法内核。 民情或意识形态确实影响经济绩效。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初起源于跟环境作斗争的团体有各自不同的地理经验。后来这些差异发展成不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这些反过来又构成了冲突的基础，造成了国家内部、国家之间财富收入分配的持久紧张(17)。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的”的观点(18)。他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成本会形成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推动经济增长的产权。这种情况确实在古今中外均可看到，其意蕴深远。 诺思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把其有关经济史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建构发展到了极致，同时已纳入一些零星的制度演化视角，以扩展他对制度变迁的解释(19)。比如，他认为制度是处于演化之中的，因而在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获得的选择。在该书中，诺思界定了正式制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的定义，把制度作为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约束条件，建立起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有关制度变迁的非常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该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其1981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理论框架的精致化和超越。这个理论框架的影响力非常大，主导了199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解，成为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经典文献。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互动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20)。他把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正式制度或者正式约束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21)。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22)。在该书序言中诺思指出：“制度的演化会为达成旨在处理复杂交换的合作方案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23)。但他承认，并非所有的人类合作都是社会生产性的(24)。他认为，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25)。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制度通过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26)。由于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27)。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非连续的变迁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是因为这些变迁是嵌入非正式约束之中的(28)。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锁定”(lock-in)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9)。“锁定”是指“一旦达成一种解决方案”，就很难再从中走出来。“路径依赖”是指“一些微小事件的结果以及机会环境能决定结局，而且结局一旦出现，便会产生一条特定的路径”(30)。这意味着，历史和制度均是重要的。他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如果一国的经济或者社会体制的变动导致该国进入某种歧途，那么该国的体制可能被“锁定”。如果一国的经济可能因为某些政策转向而走上一种十分不利的发展路径，可能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要打破“锁定”或“路径依赖”，也许需要引入新的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以改变激励结构，由此为制度变迁的转向提供动力。 四、诺思的思想遗产之二：转向演化制度经济学 诺思不满足于已经建立的理论框架，在新经济史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道路上向着更深远的未知领域探究。可以明确的是，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认识到现有制度变迁理论必须突破新古典框架约束，开始引入演化因素。 诺思大量引入演化因素，较为明显的例子是诺思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该书虽然总体上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已经纳入一些演化论的思考。围绕人类合作、制度分析的环境与行为假定、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这三大基础性问题，诺思探索的触角引向那些可能决定非正式约束的决定因素，如“感知”“意向性”“心智结构”和“信念”。个体通过基因遗传、文化传统和个体经验学习，由此习得/获得心智结构，心智结构决定信念，信念体系决定制度框架。诺思认为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相互依赖、相互嵌套构成“制度矩阵”(31)，这就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直接的制度移植为什么难以成功这一长期困扰理论界和政治家的难题。没有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的发育和演化，再正确和有效率的正式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某些时候，正式制度的变动需要非正式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而另一些时候，非正式制度的调整也需要正式制度作出及时修正。诺思指出：“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它们能降低信息、监督以及实施的成本，并因而使非正式约束成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能方式”(32)。他同时还强调：“正式制度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33)。 在书中，诺思指出，正式制度只是形塑人们社会选择约束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和经济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乃是非正式约束(34)。非正式约束作为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和习惯，来源于演化中的文化传统的逐代传递(35)。它们构成了长期社会变迁的连续性的重要来源(36)。从演化速率来看，非正式约束的演化要慢于正式制度，这可能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原因之一。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要对变迁的主角、动力根源和过程作出说明。诺思认为，组织和(经济的或政治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构成社会博弈中的玩家。企业家运用他们的企业才能来发现获利机会、估计成功概率、用组织的资源来冒险以获取潜在收益。对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诺思认为是“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动是制度变迁最重要来源”(37)，因为相对价格变动可能改变人们的偏好、激励、行为方式甚至心智结构(38)。此外，人类文化群体之间在选择压力下的模仿和学习、征服和暴力革命也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一个完备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成功的经济也能解释失败的经济。前面谈到的“路径依赖”是诺思用来刻画制度变迁路径的重要概念。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嵌入到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变迁具有非线性特征、不可逆性，于是，一些非常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特定路径长期存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具有相似性，发展路径一旦锁定在一个特定状态上，网络外部性、组织学习过程产生的沉没成本等就可能强化这一锁定。作为经济史家，诺思详尽地挖掘了经济史上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如西欧的英国和西班牙、美洲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等在经济绩效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差。 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制度变迁总是导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向，但是观察历史上那些导向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和导向了衰退和停滞的制度特征是可能的。在前者，存在如下共同特征：政府实施和保障产权的信念的确立(政府保护产权的可置信承诺)、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及其自由裁量权受到实质性宪法约束、议会对财政的约束和控制、司法独立等，由此导致“非人格化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强化，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关系。 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诺思的制度分析已经涉及演化元素，例如他谈到要解释19世纪奴隶制的消亡，除非诉诸“将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的合法性的感知的转变考虑在内”(39)，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一旦诉诸这种解释，就与新古典的稳定偏好假设相冲突。诺思明显认可了偏好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40)，因为心理学研究和历史经验已经告知我们这是确凿无疑的。诺思还明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和过程理性假设，因为诺思发现动机因素和对环境的识别两个因素是用新古典范式来研究制度变迁所缺失的环节，真实生活中的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不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以完备理性方式行事的(41)。动机方面，新古典的效用和财富最大化假设不能刻画全部人类行为动机，利他主义以及自我实施的行为极大影响人们实际选择的结果，而后者可能来源于先在的心智结构(42)。先在的心智结构帮助人们解读环境并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在书中，诺思初步涉及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逻辑。诺思显然赞赏将社会生物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大段引述了将生物演化模型引入经济社会分析的先驱性经济学家杰克·赫什莱弗(Jack Hirshleifer)(43)。赫什莱弗认为：演化总是发生在群体现象中；一个国家的经济演化就是一群群个人、贸易单位之间相互关系变化的产物；演化模型代表了一种持久性(遗传/复制)与变化性(变异、创新)的结合，它必须同时包含不变的和变动的因素；如果一个系统被认为是演化的，那么即使是其中变动的因素也必须是可遗传的(44)。赫什莱弗还指出：经济社会演化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其实包含个体、组织、产业和国家等多层级)的不同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成长或存活的差异性。其中，其主要遗传成分是稳固的社会惯性，而有意识的教化则支持这种社会惯性。至于变异方面，则与突变(当我们学习传统时发生复制错误)相似。此外，自然选择同样有效。最后，模仿和理性思考构成了社会经济变异的额外、非基因的来源(45)。 诺思的这一段引述，大致概括了经济社会演化的一般逻辑：复制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及彼此相互作用和循环运作(46)。诺思关注经济社会演化模型中的效率的含义、动机的扩展。演化模型中的效率是群体适应性优势，演化模型中的动机包括了利他主义、亲社会偏好等新古典所排除掉的人类行为方面。 在1993年获奖演讲词中，诺思已经初步勾画一个演化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信仰系统—认知与学习—制度—经济绩效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创新在于，经济学分析中引入时间和制度两个全新维度。正如新古典的创建者马歇尔所认识到，“经济学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47)。诺思认识到一般均衡框架的静态性因而也是制度无关和时间无涉的，这无疑点到了新古典框架的命门(48)。当人们用新古典框架处理经济增长时，通过引入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变量进行修补，却仍然忽略了制度及其激励结构。恰恰是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正或负)决定了社会投资于经济中的技术和人类资本。诺思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引入时间因素体现在：人类学习塑造了制度发展；人们的信念体系是在时间历程中不断学习的结果，而人类学习包括个体经验学习和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在代际间的传递(这种传递意味着每一代个体从文化传统中学习)。对于文化传统在代际间的传递，诺思又称为“社会的累积性学习”或“集体学习”(49)。任何一种宣称演化的经济学必须引入多样性前提，而对比多样性来源与变化，诺思指出相对价格变动和好奇心是变化的来源。(50)人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与环境和人类理性的性质密切相关。西蒙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类有限理性这一基本事实(51)。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前提，人类学习变得不可避免。通过学习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人们获得特定的信仰系统，通过装备特定的信仰系统，人们形成特定的心智结构。正是通过制度，特定信仰系统表达为法律、习俗和惯例。并不是所有的信仰系统和制度都保证经济增长。只有那些支持跨时空、匿名和非人格化交换的信仰系统和制度才支持经济增长。各地的经验和文化传统促成了制度和信仰系统的多样性。诺思明确地指出，存在某种信仰系统和制度陷阱。事实上，迄今为止，大多数人类文化群体陷入某种信仰系统—制度陷阱，因为它们无法支撑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非人格化交换，正是这种大范围的非人格化交换支持了劳动专业化和分工，按照斯密的理解，专业化和分工是财富的根源(52)。陷入某种信仰系统—制度陷阱的文化群体体现为无法面对和解决社会复杂性所带来的问题，或者体现“适应性效率”低下。为什么近现代以来少数二十多个经济体获得了长足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是他们的信仰系统和制度提供了“获取纯粹知识的激励”“容忍创造性”，以及允许试验和犯错，从而学习如何不断改善经济绩效，总之，为人类学习提供支持和正激励(53)。 诺思发展的信仰系统—认知与学习—制度—经济绩效分析框架让我们认识到，各个人类文化群体的经济绩效不均衡这一常态，其中发展出支持非人格化交换的制度条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并非必然(54)。同时，这一分析框架使得我们能够洞察到路径依赖的来源，这是由于政治市场的非充分竞争性质和特定信仰系统使然。此外，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与制度之间，人口与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仅当把人口与制度，技术与制度相结合的分析而不是单纯的人口百年前和技术变迁分析，才能理解经济变迁的原因。而诺思的经济史分析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这一分析框架同样成功地运用于解释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由于经济绩效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的综合特征决定，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革，而非正式制度只能渐进改变，因此将正统经济学开出的标准制度条件(如华盛顿共识，市场化和私有化)运用于转型经济，并不是获得优良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政治制度深刻影响经济绩效，但政治制度本身必须得到支持，其中，制度和信仰系统必须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到民众的心智结构，这种变化了的心智结构支持新的政治制度，而心智结构和行为规则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想要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专制或威权体制，因为它无法提供适应性效率。成功的政治经济系统正是那种容许和提供适应性效率的政治经济系统，这意味着即使专制统治制造了一时的繁荣也不能证明自身，它仍需要向法治转变。 诺思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属于其新经济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55)。他认为，这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的拓展，以阐明经济变迁过程的特点和本质。相比此前的研究，这种拓展体现在考虑经济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因此，全书相应增加了许多演化论的内容。他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进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选择机制并非由有关最终结果的信念所决定。相反，人类的进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即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人类对自身环境的感知与理解，来自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结构。这个心智结构(文化遗产、人造结构)在代际传递中表现为文化演化。在文化演化中，一方面每一个文化片段都来自于人的心智，是人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任何个体的心智唯有一出生就被抛入特定文化传统中方可塑造和获得，这是所谓心智与文化共生演化。诺思指出，从灵长类动物出现以来，文化演化出现了三个阶段(56)：猿类的模仿阶段、有语言能力的现代智人的神话阶段、有可视符号的符号式文化社会阶段，特别是在第三个阶段还可以更细致刻画一个新的理论性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出现了高水平的符号读写能力，理论或经验通过外部记忆媒介形式得以持久来维持。科学正是理论性文化的突出代表，而理论性文化又是文化的一个子集。人的心智与全部累积性文化遗产之间交互导致指数级加速的文化演化过程，极大强化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征服能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文化环境在提供更多实验和创新性竞争方面越来越丰富，社会就越有可能成功地生存下来”(57)。 诺思在这本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向的标志性著作中深刻指出，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过程而创立的，而我们身在的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着(58)。为了理解经济和社会变迁，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这里诺思实际上指出经济学范式根本转换的必要性。诺思意识到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是人类身处其中的环境的本质特征(59)。所谓各态历经的世界是指未来会重复过去，只要足够长的时间探索，我们终究可以穷尽表征环境的全部信息基础。(60)至少一万年的经济史表明，我们身处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据此，一个无时间的牛顿力学体系的经济学必须被抛弃，一个引入不确定性和真实时间的演化经济学对于解释经济系统是必要的。这在诺思的演化制度经济学中的含义是，“在一特定时刻采取的制度，即使在这个时刻是最优的，当社会环境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时，也可能远非最优的”(61)。不过，诺思也承认，与优美精致的一般均衡静态理论相比较，目前尚不可能发展出一套能与之媲美的动态变迁理论(62)。虽则如此，一个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仍然是诺思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诺思试图建立的制度演化框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被提出以展开其理论。人们通过“心智结构”理解和适应环境，而心智结构包括人的感知、意向性和信念。特别是，诺思认识到，人类个体的适应不仅仅包括个体经验积累，而且更重要的还包括过去数代人的经验积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制度作为它的核心子集)因此影响特定时期的经济绩效，也影响长期的经济变迁过程。模仿、教化、劝说和学习是人类个体习得文化传统的主要途径。诺思因此特别关注“人类学习”——学习的内容、学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享方式、信念和偏好的变化过程以及长期的学习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63)。在试图用演化范式理解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作用机制中，诺思意识到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现象，一方面文化传统有赖于基因演化(变异与选择机制长期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演化对支持性框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解释各个人类文化群体之间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诺思把“关键在制度”进一步追溯到信念体系。制度结构由三部分构成：政治结构、产权结构(确立正式激励)、社会结构(确立非正式激励)。如果说制度结构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那么信念体系是冰山淹没在水面下的部分。诺思的推理链条非常清晰，即认知—信念体系—制度结构—经济绩效。起着考察经济绩效的效率概念从短期因果的增长率转变为“适应性效率”(64)，即这样一种制度结构在面对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时灵活地尝试各种选择，以处理随时间推移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制度结构需要一种信念体系来鼓励和允许进行试验，同时也消除失灵。他的推论是只有那种保护自由价值和财产权的信念体系所支持的制度结构才具有适应性效率，像前苏联这样的制度结构及其背后的信念体系则限制自由价值和财产权，因而也缺乏适应性效率。 理论上，在光谱的两端存在两种典型政治秩序：独裁政治秩序和一致同意政治秩序。现存世界的秩序类型往往都居于光谱的非两端处。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政治秩序中，制度矩阵的灵活性使其能够灵活地调整来解决与根本的经济变迁相关的问题。对此诺思提出具有适应效率的政治秩序的四个命题(65)：第一，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个人的、经济的、宗教的、民事的和政治的)意味着对政治官员行为的可信而有效限制。第二，成功的宪法部分地通过配置分派公民权利和对政府决策施加其他限制来限制政治冒险。第三，产权和个人权利必须很好界定，使得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心知肚明。第四，国家必须提供尊重这些权利的可信承诺，以此提供保护，防止公共官员机会主义和掠夺行为。 诺思转向演化制度经济学，提出“适应性效率”，相应地，他提出了如何实现适应性效率的基本方法论——试错、证伪、灵活的响应与调整。正统经济学是一套静态优化理论，天然地拒绝适应性效率的方法论。诺思研究经济史，而经济史天然地面对和处理经济演化现象，于是他一再地发现正统经济学解释经济史时的无能为力。无论哪个国家，都在遵循解释世界的已有模型，相对变动的世界，解释都是不完备的。诺思认为，最重要的是，无论遵循哪种解释模型，所得到的反馈需要得到及时的修正(66)。错误无非两种：遵循了错误的解释模型；或者解释模型是对的但运行操作不对。只要有灵活的反馈和调整行动，两种错误都能得到纠正。诺思举的前苏联的例子很具有说服力。1970-1980年，占全部耕地1%的私人土地贡献了前苏联粮食产量的20%-25%，而占99%的集体农场贡献剩余的75%的粮食产量。这个明摆着的经验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学习。诺思告诫人们，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作出改变，这就是调整制度使之有效率(67)。按照适应性效率的理解，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如果人们建立的制度不符合初衷，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人类自从新石器时代构造自己的环境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将一直这样做下去。由此可见，开放试错、反馈调整、纠正，这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在2009年与瓦利斯和韦格斯特两人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诺思完全采用了演化论的分析方法，超越了过去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社会秩序：(68)“原始社会秩序”或“自然国家”的秩序、“有限进路秩序”以及“开放进路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是指人类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食物为生的早期社会，属于“以狩猎者—采集者社会为特征的觅食秩序”。“有限进路秩序”的特点是，政府利用政治体制操纵经济体制，创设特权，并分配特权，以此获取特权阶层对政治体制的支持。这一秩序与个人可以自由利用各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资源的“开放进路秩序”仍然差距很大。与后者相匹配的政制形式是一种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 三位作者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在近现代发展的关键在于弄清从“有限进路秩序”到“开放进路秩序”的转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即25个国家完成了这一社会转型，而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有限进路秩序”之下。 五、诺思对中国的期望 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赖于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开放影响人的观念，观念影响人的行动。因此，观念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6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经讲过：“在长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70)。 诺思对思想的作用也高度重视。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在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而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做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71)。 诺思生前曾经多次访华。2004年诺思在庆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指出(72)：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诺思相信，中国过去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将有更加光明的前途。笔者认为，诺思的相信是有道理的。不过，也需要更多国人去更多了解、体悟和运用诺思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以推进和实现中国的伟大转型事业。 ①“功利本位”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所传邓小平著名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是一种讹传。原来邓小平引用的四川谚语说法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参阅《邓小平同志“黑猫白猫论”背后的故事》，搜狐新闻，2008年12月17日。 ②③“Douglass C.North-Facts”,Nobelprize.org.Available at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1993/north-facts.html,retrieved on January 2,2016. ④North,Douglass C.and Robert Paul 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⑤North Douglass 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1. ⑥North,Douglass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⑦North,Douglass C.,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Lecture to the Memory of Alfred Nobel,December 9,1993. ⑧(56)(57)(58)(59)(61)(62)(63)(64)(65)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34、2、18、21、2、2、138、96页。 ⑨(68)North,Douglass C.,John J.Wallis & Barry R.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8. ⑩North,Douglass C.,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5,55,pp.86-91.厉以平、蔡磊：《译者前言》，载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1)North,Douglass C.,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Prentice Hall,1966. (12)该讲话刊登于1974年。参阅North,Douglass C.,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34(01),March 1974,pp.1-7. (13)North,Douglass C.and Lance Davi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North,Douglass C.and Robert Paul 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14)厉以平、蔡磊：《译者前言》，载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15)North,Douglass 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1,p.7. (16)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1页。 (17)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页及其后。 (18)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9页。 (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4)(35)(36)(37)(38)(39)(40)(41)(42)(71)North,Douglass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6-29,3,47,36,7,7,3,5,6,6,94,94,7,36,36,37,84,24、83、84,24,18,16、60、108,14、21-24,111. (32)(33)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65页。 (43)(44)(45)North,Douglass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0,20,21; Hirshleifer,Jack,Economic Behavior in Advers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46)可比较德国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的近作《经济演化的基础》。参阅：Herrmann-Pillath,C.,Foundations of Economic Evolution:A Treatise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Economics,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2013. (47)Marshall,Alfred,Principle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890,p.14. (48)(49)(50)(53)(54)(55)North,Douglass C.,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Lecture to the Memory of Alfred Nobel,December 9,1993. (51)Simon,Herbert,Bounded Rati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pp.125-134. (52)Smith,Adam,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win Cannan(ed.).London:London,W.Strahan and T.Cadell,1776. (60)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8-19页。 (66)(67)道格拉斯·诺思：《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载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89，89页。 (69)Peter,Laurence J.,The Peter Plan:A Proposal for Survival,1976,p.97. (70)Hayek，F.A.,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Routledge,2001,p.2. (72)道格拉斯·诺思：《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2004北大演讲实录》，载中国教育在线，2004年8月31日，http://www.eol.cn/jiang_zuo_1876/20060323/t20060323_102879.shtml。标签：经济学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非正式学习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系统学习论文; 新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