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国论文,史上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89年6月开始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较大困难，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是中共十三大以后，尤其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
一、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宣布“制裁”中国
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中国采取措施平息政治风波的第二天，即1989年6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五项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行动：（1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2）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3）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4）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5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一篇书面声明中宣布，布什总统下令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1 ）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国际贷款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考虑中的新贷款；（2 ）美国政府官员中断与中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所有高层接触。这期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于6月4日，丹麦政府、瑞典政府等分别于6月5日，法国政府、英国政府、西班牙政府、新西兰政府等分别于6月6日，加拿大政府于6月12日，联邦德国有关部门于6月14日，以及还有一些国家公开宣布对中国进行各类形式的“制裁”。日本从6月6日开始也宣布了一些措施，对中国实行制裁，但相比之下，日本的行动是谨慎的。6月26日，世界银行在一项声明中宣布推迟考虑对中国的几项贷款。 7月6日，关贸总协定发言人说：该组织已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加入的讨论。欧洲经济共同体12国政府领导人6月27日在第41 届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对中国实行八项制裁措施。7月14 日至16日，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以这次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标志，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高潮。参与这次“制裁”中国的有美国、加拿大、欧共体1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企图中止高层接触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恶化经济贸易，试图在经济上加重中国的困难；中止高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达到它们以压促变的目的。
二、坚决顶住西方的巨大压力，提出打破制裁的正确方针
在西方国家这种来势凶猛的制裁面前，有着丰富的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经验的邓小平，凭着他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巨大勇气，在6 月对几位中央主要负责人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9月， 邓小平又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20页）可以说， 邓小平说这个话，是下了决心，并从最坏处考虑的。随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公开强调这一立场。
10月邓小平对老朋友尼克松说：“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2页）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邓小平还分别接见了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面对苏东剧变、冷战格局解体的复杂国际局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不仅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同时也具有灵活性。他们以极大的勇气面对巨大的压力，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后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按照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不要当头、有所作为”的指示，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提出并实行了“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方针政策，通过艰难的努力，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三、打破了“制裁”的艰难过程
全盘工作的重点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而打破“制裁”工作的重点是美国。因为掀起这次“制裁”恶浪的主要国家是美国，比较顽固的也是美国。美国既想制裁中国，采取以压促变的方针，但看到中国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发展着想，美国又想与中国保持关系。但美国在最惠国待遇、人权、售台武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又制造了许多麻烦。特别是克林顿上台的初期，由于美国方面制造的“银河号”等事件，更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立情绪，克林顿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一度失控，再次陷入困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透了西方国家“两手”策略，从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这个大局出发，与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及其国会进行了一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利用矛盾、多做工作，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与参与所谓“制裁”的各西方主要国家关系的改善，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主动，逐步放弃他们对中国实行的所谓“制裁”。
1、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工作，广交朋友避免孤立
在这期间，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积极主动的外交工作，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等在这期间出访几十个国家，中国同时也接待了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积极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在1990年与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与新加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政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把中国当成真诚的朋友，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使西方国家越来越注意到中国是多极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也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从自身经济、政治利益出发，他们逐渐放弃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从1990 年开始，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 1990年1月和6月，国务委员邹家华和李铁映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问了日本。日本政府在7月正式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的决定。这之后， 西欧国家也逐步恢复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
2、利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迫使美国采取主动
由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许多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1989 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国际会议上和1990年11月召开的讨论“海湾危机”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克主动要求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晤。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后，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按照预定的安排，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布什总统于11月30 日在白宫会见了钱其琛，并在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这实际上表明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已经被打破了。
3、坚持原则、抓住重点，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自美国政府采取主动，邀请钱其琛外长访美，打破了中美高级官员不进行互访的状况以后，中国政府趁热打铁，继续对美国朝野作多方面的工作，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1991年11月15日，应中国外长钱其琛的邀请，美国国务卿贝克到北京进行为期3 天的正式访问。中美两国外长一致肯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肯定双方在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中东军控、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和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是积极的。虽然双方在“人权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坦率的会谈。根据贝克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美国政府于1992年2月21日宣布， 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这样， 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对华的制裁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部分经济领域已有突破。
4、利用经济方式开展工作，打破经济制裁
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持续不景气，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日本股市暴跌与经济滑坡互相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看好中国市场，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逐渐开始改变从1989年6月以后实行的对华政策。中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利用中国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使局面有了很大改观。1991年，日本首相、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英、意、法、日等国外长也先后访华，标志着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恢复和发展；1992年，中国总理和副总理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荷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已恢复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出口信贷，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特别是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强国从各自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特别是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总额达29.27 亿美元的有关项目的合同后，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市场，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恢复和发展。
四、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制裁的基本打破
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试图以压促变。但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对美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国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它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这就迫使克林顿政府不得不仔细反省其对华政策的得失。1993年9月中旬， 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机密的“行动备忘录”，确立了新的对华战略，作出了与中国继续全面接触、提高对话级别、开展广泛交流的决策，意在阻止中美关系不断下滑的趋势。
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3年11月18日到美国西雅图，出席于20日在该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西雅图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晤。这标志着中国在顶住了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压力后，成功地迫使美国重新回到高级对话的轨道上来，由此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次中美元首会见，双方都认识到，中美是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互有需求，两国在经济上更是可以互相补充，两国之间对话要比对抗和敌视更有利。中美之间所达成的这些共识有利于双方在冷静地认识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的稳定框架，这将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美两国元首在西雅图的会晤，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的政策基本被打破。在打破西方制裁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主要有：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总纲；第二，一定要坚持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为国家的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能示弱；第三，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充分利用各种机遇，既要用政治的、外交的方式，也要用经济的方式，实践证明，经济方式可能更有效，既要利用双边关系，也要利用多边关系和国际舞台进行广泛的、全方位的工作；第四，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充分利用矛盾，广交朋友，避免孤立，打破制裁；第五，要抓住重点，对制裁中国的主要对手形成一种孤立的态势，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钱其琛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