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管理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现代化即人们利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过程。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生产的现代化，而且会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他们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行政管理现代化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管理活动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时代精神改造行政管理体制和优化行政管理手段以提高行政公平性和行政效率的过程。它与政治生活现代化和经济生活现代化密切相关。其主要特征一般包括思想观念现代化、行政职能合理化、组织结构效能化、行政法制化、方法手段科学化、理论现代化等几个方面。
我国的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在建国之后近三十年中历尽沧桑，道路曲折。首先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行政管理学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撤销，从而丧失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系统的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1957年反右开始后，整个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行政管理实践方面也陷入“左”的理论指导下的混乱状态，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因此进入了停滞阶段。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的恢复和快速发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是行政管理一切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制定正确的行政目标，也不会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体制，从而难以作出科学的行政决策，不能正确行使行政职能，最终导致行政失效。长期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能在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忽视客观规律、盲目夸大人为力量的现象长期存在，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在大跃进时期，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盛行一时，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文革期间，否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批判“唯生产力论”，荒谬地得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样的结论。（注：引自《批判四人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政治权力决定所有制。否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否认按劳分配。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生产出现了停滞以至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央决定从“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中央重新评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政策和“洋跃进”的做法，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实事求是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的路子。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央就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先后作出了重大的决策：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并且最终肯定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将这一做法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至今仍在农村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在工业上，提出了减少基建项目，保持轻重平衡的方针。在管理上提出了改革管理体制的计划。在对外关系上，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决策遵循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行政决策和各项基本原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和科学性。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从此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恢复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明确了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从而为行政职能合理化开辟了道路
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就指出：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定位受到了冲击。政府工作的重心从1957年开始逐渐被偏移到“左”的轨道上。1966年“文革”开始，造反派在各级各地政府机关掀起夺权高潮，建立了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行政机关失去了独立地位，行政职能也与政治职能以至军事职能合一，统一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职能之中。并且把发展生产力、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与政治职能对立起来，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论调，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反复强调政府的根本职责：“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75-82年）》，第204-205页。）“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注：《邓小平文选（75-82年）》，第204-205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党的会议公报的形式正式宣告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重新正确定位我国的政府职能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从此我国政府开始恢复经济管理作为政府主要职能的地位，逐步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的深化，我国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随之改革和发展，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全能政府的观念，着力理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并于80年代初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改革思路，从此我国的行政改革超越了简单的机构改革范畴，进入以职能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阶段，朝着职能合理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号角，并且在改革的对象、途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指导，指明了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建国以后，我国政府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的需要，完善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行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和“文革”的影响，行政改革从60年代中期起陷入误区，行政职能偏移，政府机构设置混乱，条块关系复杂，国家行政体制、行政程序处于极端不正常状态中。1975年进行的整顿工作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随后的反复使整顿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巩固。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民经济建设、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会议《公报》中多处提到了行政改革方面的问题，全面的阐述了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对象、具体途径，为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确立了指导思想，指明了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1、指出了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强调行政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
2、提出改革的对象是管理体制。《公报》多处提及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行政改革的对象是体制问题。
3、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途径。(1)提出要大胆放权。“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2)提出要精简机构。“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3)要运用多种手段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4)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5)要实行行政责任制，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行政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等制度。”（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6)要在基层实行政务公开、民主管理，“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
4、在行政作风上，再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
以上这些设想和要求大都在以后的行政改革中得到了贯彻和体现。从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开始，先后实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分署办公、撤社建乡、人大与政府分设、撤销地区政权等改革目标。1982年以后，我国先后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在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权力下放、民主管理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石
建国以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曾经有过短暂的繁荣时期。但在1957年以后的“反右”斗争中，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一时，“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和“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注：应松年：《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的错误思想占据了领导人治国思想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进程因此而中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民主与法制问题，引发了法制与法治的大讨论，最终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共识，使依法行政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行政法制工作迅速发展的契机。1978年以后，行政立法迅速增加，立法内容以经济行政法为重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首次规定了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遵循民诉程序。1987年颁布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治安处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些规定为行政法中最重要的立法——《行政诉讼法》的创制创造了条件。1989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发展，行政法和行政法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系列行政法规相继颁布，如《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处罚法》（1997年）等。这些法律的颁布使我国的依法行政真正作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依法行政得到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行政监督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人大与政府、党委与政府的分离，为这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提供了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和法院机关的恢复使对行政管理的司法监督成为可能。国家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行政监督的权利，使社会各方面都能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恢复设立监察局和审计署（局），对行政主体遵守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内部调控。实践表明行政监察机关自恢复以来在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廉洁行政风气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加速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进程有着重大的意义
行政管理科学化，就是遵循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采用现代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实施政务。这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政策稳定化，信息手段科技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我国真正大规模的推行行政管理科学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行政决策，纠正了过去所制定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方针和政策。同样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加强民主建设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的决策民主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冶金部长唐克刚等政府部门领导就宝钢建设问题等回答了人大代表的质询，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决策时代的到来。此后，我国政府在许多重大决策问题上都主动向人大代表会议提交草案，回答人大代表的质询，有些决策还直接由人大会议通过，如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等。
在政策稳定化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注意保持政策、法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强调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即使在发生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各项主要政策也得到了较好的延续，没有发生动摇和变化。尤其是农村政策，在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合同到期后，中央果断及时地决定维持原定政策不变，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赢得了民心，保持了广大农村的安定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了“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要“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要大胆地从实际工作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行政领导要加强和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做到信息灵通。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关在信息手段现代化建设方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和办公设备不断被广泛的应用到行政管理日常工作中去。
六、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行政管理实践现代化的蓬勃发展，也就必然推动其理论的发展，迎来了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的春天，基本实现了行政管理科学的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多数干部要着重抓紧三方面的学习，”其中一方面就是要学管理，“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注：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集第4页、下集第757页、上集第6-7页，第10-11页、第28页。）在三中全会公报中也多处提到了“要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要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和深入，行政管理学作为与之密切关联的研究管理科学的应用学科，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课题。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要赶快补课。这一指示为行政管理学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以传授行政管理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讲习班，为行政学研究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此后全国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短短十几年间，行政学研究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全国有省级行政管理学会22个，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机构近20个，专职研究人员近1000人。公开发行的有关杂志80余种。至1998年10月，全国已有行政学博士点3个，硕士点20多个，开设行政管理系的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500多个。（注：引自《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行政管理科学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是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难以企及的。
在行政管理科学的恢复发展过程中，我国注意引进消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行政管理理论，加强和世界各国行政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行政学的恢复得以在高起点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基本达到了与世界行政科学同步发展的水平。
综上所述，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管理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就不会有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的恢复和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也就不会出现行政科学研究欣欣向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