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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呈现出虎虎生机。回眸“九五”成就，面向“十五”计划，流行话语此起彼伏，从素质教育到创新人才的培养，从产业化趋势到拉动内需，从规模效益到法制化进程……凡此种种，无不标明高等教育的发展正不断调整走势，步入健康成长的轨道。
当然，促进事物发展的角度亦有不同。一种为褒扬、激励而致锦上添花之效果；另一种为争鸣、论辨而致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结局。理智的决策当然来源于兼听。正如林肯得“牛蝇”之启示而在智囊团中专设质疑人士一样，高教的健康发展大可听一听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声音。故以下散论，皆为基层人士直觉之见，仅供争议。
一、高教法
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较为奇特。在客观视角上，一般视守法之人为愚夫子，能游离于法制之外的人为聪明人，于是就有绿灯行、红灯亦行的法律规避行为获广泛赞誉；在主观视角上，一般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就是好法，不利于自己的就是歪法，更进一步说就是符合习惯就遵循，违背习惯就抵制，于是就在大力批判个别偷漏税行为的同时在整体上继续偷漏税。由此造就许多叶公好龙之人。
田成有等人在“中国法制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一文中分析：“中国法律制度的变迁，大多数都是‘变法’，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样的法律制定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系统的习惯惯例的辅助，不易甚至根本不为人们所接受。结果是国家制定法的普遍无效和无力。”因此，虽有《教育法》，但教育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再出《高教法》，大学之无奈仍是无奈。于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高教法》，在被广泛学习领会后搁置一边。以办学自主权为例，首先是政府能不能真正下放给学校这个独立的办学法人实体，其次是大学、特别是公立学校敢不敢断奶自立，独立运作去承受挑战和压力，靠自身实力获得教育的精神和物质回报。若非如此，则“自主办学”仍是奢谈，神圣的《高教法》顶多也只是在会议上和文件上必须引用的一个字眼而已。正如田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后，难以在社会中实际发挥有效的和积极的作用，而只是一种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无法时呼唤法律，有法时则打擦边球是这个时代的写照。闯红灯，占车道和创新超越是形式相同、本质相背的两类行为，我们一般而言是将其混为一谈的，就骨子里说又是认同前者而排斥后者的。
二、创新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从来就是一种创造性职业，教育创造是教育活动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换言之，创新本来就是高等教育本体理应具有的价值属性之一，只不过被遗忘了多年。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创新陡然成为流行用语，而且立马构建出一系列的“工程”和“系统”。然而笔者却理智地认为，创新一事虽经文件抄作，政策强化，并确立了严密的逻辑建设系统，但因缺乏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机制和承载体，所以其实效仍是未知数。今天，教育创造因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的复杂要求而变得更为迫切，然而高教管理机制和大学自身却处处表现出与创造活动格格不入的平庸。就象卡尔·罗杰斯所说的那样，“总是倾向于培养循规蹈矩的恪守陈套的人，这种人与其说是自由的思想者、创造者和具有独特性的人，不如说他们仅仅是‘完成了’他们的教育的人。”
许多人不懂得，只有基于先进教育思想而又反过来发展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创造性活动，获得良好的教学、教育效果。有识之士认为，“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教育创造的规律和实例，而应利用它们在各种具体条件下帮助寻求最优方案的促进因素，否则它们还有可能成为创造活动的阻碍。”心理学家们还明确指出，如果不能充分形成创造过程本身，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形成它的前提：创造才能、创造观点和创造的倾向性。
因而，创新之法其实并无定法，其生命力源自显性的教育思想、管理体制、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以及隐性的学术气氛、校园环境和师生互动等多重因素的交叉作用。所以谈创新更不能孤立地喊几句口号，或局部地修正一下教学计划。如果不能突破僵化的宏微观管理体制、千校一面的教育模式、行政化的晋升激励系统和封闭的办学质量调节机制，则“创新工程”难免会演变为新一轮的平庸。
三、情感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校精神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唤起他个人的人格独特性。”他确认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最重要的杠杆是“情感动力”系统。他认为，绝不能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教育应着眼于以教育者的情感去激发学生的“情感动力”。
与“创新”、“素质”等词相比，“情感”一词极不走运，至今无重要领导提及倡导。然而，教育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行为，除传道、授业、解惑之功效外，全在于情感的渗透和激励。办学者对教育事业的献身热情，教师对学科学术的执着和痴爱，种种无声的、无需功利回报的关爱滋养着学生的身心，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学术的拓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力。研究表明，学生态度冷漠的根源，就在于教师本人在工作中缺乏热情。赫尔岑，俄罗斯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家，上学时常被他的老师训斥说：“你不会有出息的”。可当这位老师了解到他的精神世界后动情地说：“我的确以为你不会有出息，不过你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你。但愿这些感情在你身上成熟并固定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年轻的赫尔岑。有学者称此举不仅造就了赫尔岑，还造就了俄罗斯。
当我们的学生面对着那些无表情的管理者和冷漠地重复着教案的教育者时，他如何会热爱老师，热爱学校，热爱学术，热爱教育呢？他又如何会萌生为科学真理和教育事业献身的念头呢？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言：“不要怪学生不听课，首先要想想你讲的东西是否有价值。”缺乏情感的管理是机械的，缺乏情感的教育是虚弱的。今天，正是由于情感因素在教育诸环节中的流失，才从一个层面上导致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和教育质量的滑坡。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进另一个头脑，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美国阿姆斯壮大学的理念就极富情感和个性，其表述如下，“阿姆斯壮大学——大至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小至可以倾听您心灵深处的声音。”而今中国的大学加速了学历学位生产的步伐，却鲜有人去倾听别人心灵的声音。情感与理想紧密相连。没有激情，何来理想；没有理想，大学将如行尸走肉。
四、行政化
经费短缺是教育机构的永恒话题。正面呼吁固然重要，但更致命的是——中国大学庞大的行政网络形成了无底的非教学科研开支黑洞。办学过程中无畏消耗的成本，臃肿的机构设置，繁杂的各类人员和低效的管理效能如不首先改变，则再多的经费投入也无济于事。
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学的行政化泛滥已遭广泛抨击并力图改良之策的同时，有消息称，国家新近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所学校升格为副部级单位。此举是喜是悲？这意味着行政定级待遇及激励导向的再次强化。这一信号使所有的大学意识到，要获取支持必须升级，而升级比任何其余的办学努力都更为有利，见效更快。于是，校长们会再次分心去关注副部级待遇，处长们亦会以副厅级身份引以为荣，而那些大学排行榜中居一百位以前又恰好在二十位后的大学会深感不平而体会被遗弃的感觉，虽然这些大学同样也很优秀，很有个性。其结果就是在短暂的失落消沉后用更多的非学术的努力和奋斗去赢取政府的认同，争取早日荣升。
那么，行政定级及其森严的干部等级制度是不是大学这类机构之必然附属呢？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是地州级还是省军级？蔡元培之官阶是正厅级还是副部级？西南联大是何级学校？今天的北京大学与省属二千人规模的袖珍大学同属一行政级别是否滑稽？将北京大学升半格后是否就公平合理？在国家大力支持民办高教形势下，那些已获成功或正在筹建的民办大学将参加何种级别的干部会议？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我们的结论已经清晰——行政级别并非大学本体之必然附着物。更有甚者，在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中，教研室主任之待遇忽而等同于科级干部，忽而等同于副高职；系主任既等同于总支书记又等同于县太爷；还有五花八门的厅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正处级副处长、第二处长、主持工作享受正处待遇的副处长、正处级书记、副处级支委、正科级主任、副主任科员等等，形成了中国高校有别于世界高校的特殊景观。
没有行政级别是否就办不成大学？没有行政待遇是否就无人献身教育？事实并非如此。大学之价值，就在于其引领社会的前卫思想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贡献。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中国大学是尾随在其它行业的步伐之后的。仅以体制改革为例，就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和企业的改革进程。十我年前，有哪位国有企业的厅级、处级厂长们看得起那些不起眼的民营企业主，而今，当民营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之时，各种享受行政待遇的国有企业干部们已面临着下岗的压力。企业改革已经在呼唤着非行政干部身份的职业企业家，大学难道还要死守行政级别这块领地吗？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之行政化并未真正促进办学质量的改观，那么，这种等级森严的行政体系还要存在多久？是否还有必要存在？行政化的最大危害在于使置身于学校环境中的个体谋生者获得一个非学术的价值信号，从而导致教师和管理者对目标追求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就个体而言，既然追求行政权力比追求学术价值更有实效，那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呢？
五、职业教育
同为大学，应有不同定位。或以严密宽厚的学科实力构筑学术的金字塔，造就一流的理论型或宽口径厚基础的高级人才；或以高度的应变力去适应社会发展之岗位需求，产出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今天的大学却几乎一律往中间靠，从而淡化了办学特色。一流大学热衷于扩大规模，从博士生到专科生，从日制生到成教生统统招揽；一般大学不断活动积极升格求全求变。于是，高水平大学猛招高职生，一般大学猛上硕士点，其结果是多数学校向社会输送出高不成低不就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想做的毕业生。
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新概念，却不是一种新事物。之所以说是一个新概念，亦是因为政府过去从来不说而今又特别强调的缘故。其使办学者和考生均十分困惑，竟不知原来的专业教育还是不是职业教育？培养应用人才的高等专科教育还应不应该存在？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上高职要交钱，而且就业国家彻底不包；但普通专业、包括专科专业学生，上学交费少，国家还安排派遣。因此，考生自然就把高等职教作为升学走投无路后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由此而离领导预期的办学定位和改革精神相去甚远。之所以说它并非是一件新事物，是因为其在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结构中均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仅德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就提供了四种经典的、各不相同而又十分有效的高职教育模式。其实在我国前二十年前的高等专科教育中已蕴含有高等职教的诸多特性，只不过是办学中走偏了路，把专科办成了本科的压缩型、或较本科低一层次的普通教育而已。
本文议论焦点不在于给高等职教一个排他的定义，而在于说明高等职教本来就是属于高教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层次。我们常说的“适应社会”之责任更多地应由这一层次承担，其采用最灵活、最便捷的手段和方法为今天的社会提供得心应手的实用人才。而高等教育其它的一些办学层次则应以追求学术价值、造就学科后备军或培养宽口径厚基础人才为己任，所造就的毕业生既要适应今天的社会、更要去适应甚至是改良明天的社会。每一种办学层次都是同样重要的，仅仅是定位功能不同罢了。明确这一点，对于高等职教的办学者、教育者和求学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六、在职教育
由于学历与职称和晋级挂钩，客观上推动了各级各类在职人员“求学”的需求，并为大学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批官员或各类成功人士纷纷走进大学，回归校园，把专科文凭换成本科文凭，或以“学士”换“硕士”再换“博士”。每至周末和假期，参加面授的学员们驱动各种高级轿车涌进学校，给校园带来繁荣景象，授课教师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在考试前更是崇拜有加。教育的地位在此期间徒然提升。
不可否认继续教育、干部教育、在职教育的成果和贡献，但是学校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其间的隐患。如若不加强管理，学位的贬值、质量的滑坡、虚假的教育结果最终会让大学自毁前程。譬如，某名牌大学在职研究生班的老板学员们一般是以150元～300元一篇的价格雇请本科生为他们完成课程论文。据调查此类现象比比皆是。
在职人员学习有其特殊性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观点认为大学应探索在职人员学习的特殊规律并采取有效合理的、且与在校生不同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和考核方式来实施教育。方式可能不同，过程亦可以灵活变通，最终的质量却不能有水份。换言之，在职教育必须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而不是恪守普通教育模式而降低质量水准。否则，学校得到的仅仅是换文凭需求者表面的尊重，实际上将在“购文凭”者或真正求学者的眼里丧失学术的尊严。广种又“丰”收的学历学位赝品首先损毁大学声誉和形象，继而削弱持证者和社会组织的竞争实力。
七、院校合并
高校合并的动因是通过优化组合，资源共享，提高投资和规模效益。如若认为合并一定能产生规模效益，就未免失之天真，只说明对中国国情把握不透。有学者指出，高校合并作为高教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高教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尚不清楚，对其必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缺乏慎密论证；在具体操作中，指导思想模糊，目标空泛，手段单一，合并个案的特殊背景与约束条件得不到足够重视。于是，只能以行政推动模式实施合并，其使许多院校陷入欲进无路，欲退无门之境地，更多正在合并的院校更是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明确，首先，提高办学规模效益是必须的，但达成这一目的的途径手段很多，合并只是其中之一；其次，有了规模，还不一定有效益，综合效益的产生有赖于数量和质量关系的有机协调统一。第三，合并原动力有二种：一是行政外力推动，以主观意愿推测客观效果，形成不得不合并之无奈；二是改变高校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建立公平竞争和质量求生存的筛选机制而引发办学者主观的联合选择，此为根本。
作为包办婚姻的另一种表现，上级指挥合并达成几种结果：一是歪打正着；二是貌合神离；三是明争暗斗。即使是第一种结局，也要拆腾三五年的周期。还有可能造成三种局面：强强合并，导致个性丧失；强弱合并，导致结构失调；弱弱合并，形成一盘散沙。就如马和驴之杂交，其结果既非马、亦非驴，而是骡子。故笔者认为，把一件好事变成坏事的诀窍在于——强加于人。譬如，小孩都爱吃糖，如果大人把糖作为药定时定量强喂给小孩，不久则逆反；一种你热爱的学术观点，如有人规定让你每日定时必读，不久定流失于心。作为国有资源的高校，政府推动合并是份内之事，但应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的方式来策动，重在创造土壤和机制。当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使得一些院校不得不合并以求生存时，他们自然会通过自由恋爱，实现资源共享，达成优化组合。那时，也就用不着政府去操心权力分割、人际纠纷和利益均沾等烦心的问题了。
大学之神圣，现今仅存于入校报到新生的眼眸之中。每当看到这种纯朴的、渴求真知的眼神，我的心底总禁不住泛起一丝伤感。高教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看是进步的繁荣的，但仔细思辩之，又发现许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一些基本的问题并未弄清，甚至越来越糊涂。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均为信手拈来，相关的热点诸如产业化、扩大招生与刺激内需等问题都未及展开。说真话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的高教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