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审美救赎：马克思美学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美学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5-0010-06
哲学不是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而是与现实的“交往”。哲学论证可以是抽象、概念的，但哲学问题却永远现实而鲜活。当年马克思怀着对人类的深情与关切，提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转换和终结了传统哲学“世界何以可能”的话题，指引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审美解放与救赎之路。特别是在今天工具理性与物质暴力的挤压下，人类似乎又一次被逐出“乐园”的时候，马克思美学的救赎力量日益凸显。因为只有人类走入“自由王国”与游戏审美实践中，才能找到精神家园，实现真正救赎。游戏源于审美，因而本真；游戏基于主体间性，因而自由，能够创造与超越。游戏作为人与世界主体间深层交往并创造意义世界的精神实践，使存在的全部意义得以澄明和确认，完成了审美救赎，也实现了人类最本真的“诗意栖居”。
一、主体间性转向与审美救赎之途
哲学即人学，是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反思理论与形态总结。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希腊素朴自然的主体间性哲学到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和现代审美超越的主体间性哲学的思想历程。
古希腊哲学是基于主体间性素朴自然的美学形态。在希腊人眼中，“存在”即理念，美是理念的显光，是最本真、永恒的东西，是宇宙万物的统一根据，人与世界是同质同构的，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和说明人与宇宙的本质和共相，因此研究和揭示“理念”的“第一哲学”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哲学家们是与世界交往中执著地探寻着美的本体，几乎所有美学家的兴趣都集中在美的本体论上，而美同时也是真与善的化身。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苏格拉底的善、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整一，都具有真善美的品格。他们认为，对真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美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人们探索“理念”和“美”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征服自然，而是为了“爱智”以安顿心灵。“认识自己”这句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格言不仅是道德原则更是最高哲学和美学目标，苏格拉底就以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死亡诠释了他对美的理解。
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以主体间性为特征，将人之在与万物之在一视同仁，强调人性的内在和谐、人与世界的关系和谐，那么以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则确立了主体性特征，凸显了人作为自然立法者的巨大力量。作为理性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第一次高举起主体性的大旗，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儿骄傲地说：“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随后，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完成了其主体性的“哥白尼革命”，纯粹理性认识自然，实践理性造就道德，两种理性共同为存在立法，将主体性思想推到顶峰。笛卡儿和康德开辟的唯理论深得黑格尔赏识，经黑格尔之手演变为“绝对精神”，它以“实体即主体”赋予人以绝对尊严和主观能动性。至此人与外物彻底分开，宇宙自然都成了为我之物，理性人与自己相分离，与世界相对立，“我”变身为与上帝相比肩永远创造的大写的“I”。
然而这个理性的主体，是个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又来征服自然的膨胀自我，因此必定是焦虑的。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主体性的危机日益显现，工具理性逐步瓦解了精神家园，人的异化导致人类生存的全面异化。于是叔本华在主体性哲学框架内提出唯意志论，尼采将“意志”发展为“强力意志”，并用它来重估一切价值。也是在面对这样的人类困境下，现代哲学家纷纷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建构了现代超越的主体间性哲学理论。
现代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是由胡塞尔提出、由海德格尔在追问“此在的意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海德格尔说：“日常共在的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这种在日常共在方式中的存在机制其本身就是那个在最初错失自身和遮蔽自身的东西”[1]213，因为感性的个性的那个“我”在与他人的社会化交往中已经完全被泯灭。对于此，海德格尔提出“此在的共在”和“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主体间性思想，将本真的存在“诗意栖居”定位于主体间的实现。此后，哈贝马斯这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借助宏大的学科综合，批判性地发展了主体间交往理性，伽达默尔通过自我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形成视域融合的主体间性解释学，雅斯贝尔斯建立了基于爱的内在交流的信仰主体间性哲学，马丁·布伯批判“我他关系”异化提出“我—你”关系的“相遇哲学”。
如果说近代主体性哲学是人与世界对立的现实理论，强调“祛魅”，那么主体间性哲学就是人与世界交往融合的超越的精神实践形态，提倡“返魅”。但是哲学理论的无力在于终究无法摆脱“思”的本性，主体间性的实现就必然成为想象的“乌托邦”。而马克思——这个世纪之交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用他的“实践”美学指引了人与世界主体间的深层交往的路径。在美学“实践”的视域中，主体间性得到了真正彻底的实现，这是因为只有在源于深情和热爱的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才突破了现实的束缚、理性的制约，自我才能由片面的、异化的现实单面人升华和超越为完整的自由人。此时自我与世界主体间互相欣赏、彼此交往、融合为一，从而进入自由王国和审美之境，完成了“解蔽”，建构了意义世界，实现了人的本真生存和“诗意栖居”。换句话说，只有依靠审美的力量才能对意义失落后陷入工具理性“铁笼”中的个人进行真正的拯救。而游戏——人与世界主体间的深层交往相融共生的审美活动就成为现代诺亚们遭遇理性洪水中的一只拯救方舟。
二、基于主体间性的游戏本质：审美
游戏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活动，它比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历史更为悠久(动物也游戏)。尽管游戏是生物的本能，但它远不止一种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应。游戏的力量极为巨大，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参与者完全席卷而入，他们的情绪和精神被抓住、被震撼、被深深吸引，心灵的激流冲破了物质的羁绊、宇宙的控制。在与强迫的日常生活相隔离“假装”的“场”内，游戏者遵守着也创造着游戏规则，自由自在、物我两忘，体验着、想象着、创造着，以最大的专注精神和最严肃的态度来进行游戏。这样的游戏上升到了审美和神圣的层面而把理性远远抛在下面。如果游戏并非人类所专有，因此游戏本能、游戏的乐趣必然拒绝一切逻辑、分析等理性思维，那么游戏的这个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它就来自于美。
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后，人们知道，人只不过是进化得比较好的动物而已，同动物一样，生来拥有爱“美”的天性。如果说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只有“美”是不需要教育和规范的，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马克思的著名观点“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就是基于此而产生。但是由于人的智慧大脑，理性人眼中的“美”就有了根本的不同。
而人有理性就有了自觉，也就有了自由的选择，这时理性变成自由选择的内在积淀在无意识地发生作用，不同的理性个体总是会感受到不同的美，感受到不同的震撼与感动，而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和感动就会成为游戏的不竭动源，而这也是文化得以生发和相续的基础。然而这种原初的感受只能体验，不能分析和反思，它是话语乃至思想背后的东西，因此最深刻的哲学家都知道用对话集(柏拉图)或寓言(庄子)的形式让理念显现。对它的理解东方人最智慧，道家的“道不可言”、玄学的“言不尽意”和佛家的“不立文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困扰西方哲学家的原因。
“美”的体验虽然不能思与议，但它不仅存在且十分重要，找不到它就找不到思想的根。现象学是20世纪对人类思想发生重要影响的学说，其理论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文化诸现象的回溯与还原去寻找思想根源，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将混乱的日常生活还原为一种明晰而本真的意识生活。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中运用的当然是理性反思的方法，这就使得他和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总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个中原因，倪梁康作了解释：“现象学反思只能是再造的，就是说首先要完成一个意识行为，然后我们才能将目光朝向它，即通过再造而使这个行为当下化，成为反思的对象。使这个已经完成的意识行为再次显现在反思中的过程因而必须定义为‘再造性的’。……换言之，现象学的研究不是以原本的体验为对象，而是以变化了的体验为对象，这个结论可以说与海德格尔的主张殊途同归。都表明胡塞尔用来把握原本性的方法与他所向往的原本性理想相隔有距。”[2]108
然而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睿智扑捉到了“美”，因此也找到了哲学与文化的根，他说：“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以找到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在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个点上；自然向人类显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在自然所说的这些语言之前，逻各斯的未来已经在这相遇中着手准备了。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可以寻根溯源。”因此他得到可靠的结论：“在其最纯粹的瞬间，审美经验完成了现象学还原。”[3]5
与其说美是游戏的源泉，不如说游戏就是人与美深情舞蹈的过程，是因为在游戏中，这种精神力量一刻不曾离开，它使人的身体及精神与日常状态完全绝缘，在充满激情与迷狂的活动中，人的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彻底改变了，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像磁石吸引铁环一样——将人吸引到神的世界”。
在《会饮》中，柏拉图借女神第俄提玛之口论述了游戏审美的全过程：“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深密境界的人应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如果他依向导走向正路，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会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就要把它看得渺乎其小。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使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应对他起爱慕，凭他来孕育最适于青年人得益的道理。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因此就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较微末。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像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在某一个个别的对象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4]211-212
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从外在美经由理性而转化为内在美的游戏过程，在巨大的外在美的牵引下，理性机器充分开动起来，在人的深情游戏中，内在美才能敞开，而内在美(柏拉图的理念)具有普遍可传达性(成为文化)，如科学、艺术都来源于外在美，最终呈现为更深层的超越的内在美，内在美由于揭示了自然与人类情感的内在规律总是深深打动我们。
智慧的老子就将外在美和内在美称作“美”和“大美”。其实在世界的东方，“游”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与关键词。庄子的全部智慧情牵一个“游”字，“逍遥游”是庄子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因为在“游”中，才有不为天地万物所束缚的自由精神，有生命本体独特的体验和妙悟，更有创造中优游不迫、乐此不疲和不停顿的求真探索。这样的“游”已经完全不是“鲲”和“鹏”在水中、在天上的“形器之游”，而是极度自由惬意的心灵翱翔，真正的神游！它打碎了形与物的桎梏，“损之又损”，心灵没有丝毫的挂碍，自由的精神得以放飞，源于最真诚的情感导引和最彻底的内心需求，游者完全和所游的东西物我两忘合而为一，因此可以“游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找回属于自己的本真生命。这种“至乐”不是人生中可有可无的调味，而是人性与人道的必然，因为“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也，情之不可免也”，可谓“逍遥者，无用之大用也”！
其实，游戏审美的人生是每一个智者的追求。孔子一生都在透过“礼乐”来“从吾所好”，他概括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梁漱溟评价说：“他的学问就是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孔子毕生致力就是让他自己生活顺达，嘹亮清楚，平常人都跟自己闹别扭，孔子完全没有。”[5]7在孔子眼里，人生最高境界是超越“耳顺”的理性境遇而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审美游戏境界，使人在“从于乐”、“游于艺”中走入自由之王国，实现人性的统一和超越。
站在中西方文化源头的哲人们，都是伟大的游者。在他们看来，游戏带给人的不是一般的感性快乐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对待“所游”超越的审美态度。在游戏里，理性因素早已沉浸和融化在情感之中，并被这执著的深情所紧紧牵引。“深情”虽发自游者个体，却总是对饱含人生存在状态的情感体悟，总是与宇宙本体以及人的存在紧紧相连。在这深情的游戏中，游者忘怀得失、忘己忘物，“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与万物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遨游天地之中，以最专注的精神高翔在理性所不能企及的洞见高度。冯友兰就将大境界称之为“天地境界”，是只有用“负的方法”才能实现的一种超越了人与己、物与我、各种分别与计较的游戏境界。
如果说哲学世界是反思的“必然王国”，那么美学世界就是游戏的“自由王国”，“必然王国”遵守因果的律令，常使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自由王国”遵从美的呼唤，让人自由自在，才能创造与超越，这也是马克思提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缘由。
三、游戏审美救赎的实现：创造与超越
“游戏”在几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有极重要的文化价值，但奇怪的是“游戏”并没有真正被纳入学术视野，至今为止中西学界对“游戏”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概因为日常“游戏”多为孩子所为。然而人的深度决定了游戏的深度，古往今来“游戏”这个貌似最不严肃的活动却高翔在人类智慧的神圣天空，能够成就人类最严肃而高尚的事业——文化，还原于游戏的世界是个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换言之，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整个游戏世界便会坍塌。
东西方游戏因为各自遵守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哲学观与方法论)，因此成就了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游戏创生之游的文化心智之果是以“美”的形式呈现，西方游戏的结果往往以“理”的形式表达，创造者们“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以自己的方式奏响了这“以天合天”的希声大乐。
中国文化创生的游戏规则是“天人合一”，关键词是“美”，方法是散点的“神游”，这是老庄哲学为中国文化定下的基调。游戏者只有“返身”、“不隔”回到自我的本真原生态，才能够“神全”而游，才能“一气运化”与天地万物合一，才能妙悟宇宙“生意”而得“神遇”之“至美”。中国的“逍遥游”通过“空”、“无”洗尽了掩盖在心与物上面的尘垢，显现出本真的“天地大美”，主张通过把握自己来把握世界，用自我的小宇宙来体悟和推动天地大宇宙，也从大宇宙中来认识和确认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游戏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唯美的“回家”的历史。
中国文化呈现的美，是由宇宙的“生”导出的，而游戏者的任务就是呈现这种“生动”和“生意”，这种“生”不是对外界的征服，而是对内在的营造与寻找。中国文化以一种最强烈的旋动显示了最幽深的玄冥，正如宗白华所说：“生动之气韵笼罩万物，而空灵无迹；故在画中为空虚与流动。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且空而后能简，简而练，则理趣横溢，而脱略形迹。”[6]50-51因此中国的诗词与艺术是体现文化“天地大美”最恰切的载体，诗人和艺术家们用“华贵而简”(宗白华语)但又意蕴无穷的语言符号来揭示宇宙的真意，呈现了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极静而又极动的生命轨迹。
西方文化的游戏规则是“主客二分”，这个主体是与外物对立永远大写的“I”，关键词是“理”，方法是焦点的“目视”。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的“理”和毕达哥拉斯的“数”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更是高扬了理性的旗帜，从此数和实证成了揭示自然秘密的工具，即使是被誉为“不可企及的规范”(恩格斯语)的古希腊的雕塑和文艺复兴的绘画，都是用数的关系(解剖学、透视学)来呈现艺术之美，在“数”中求真、求美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不二法则，而西方文化对本体“存在”的无尽“追求”，也使自然科学能够成为西方文化载体的原因。
意味深长的是，通常人们心中与艺术对立的科学研究也常需要“美”的引导，伟大的科学家们在“凝视”自然的时候，无不被大自然所呈现的美所深深吸引。彭加勒说：“科学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他们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而他们得到乐趣是因为它美。”[7]357这种美牵引着他们的逻辑，但颇有意味的是当科学的理性“失灵”不能澄明之际，“梦”(“无意识”的妙悟)却给了他们灵感和启示：凯库勒因梦见碳原子跳着像首尾相咬的蛇一样的环舞，而悟出了苯分子的环形结构，从而揭开了有机化学史上光辉的一页；门捷列夫梦见元素像小孩纵横排列的队伍，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的奥秘；擅长小提琴的爱因斯坦也因为“艺术梦”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更令人玩味的是，自然科学中不可“覆盖”的理论竟是玻尔和海森堡的量子“测不准原理”，它告诉我们可实证测量的只是事实诸多层面的“一个面”，自然科学揭示的只是可实证的这一部分“真理”。
自然科学从牛顿的“绝对”到爱因斯坦的“相对”再到海森堡的“测不准”，走的是一条极耐人寻味而奥义无穷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的极致一定就是艺术。异曲同工的是，揭示“万物之理”和谐与秩序的的科学语言也尽显简洁完美：E=mc[2]，这极简中呈现出的同样是一首言尽而意永的诗篇。两种艺术殊途同归，以有限把握无穷，以刹那凝铸永恒，这是游戏给我们揭示的“天地大美”！
罗素曾说：“数学，如果正确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还拥有至高的美……现实生活是一种漫长的、居第二位的东西，是理想和可能间不断的妥协；但是纯理性的世界不知道妥协、实际的限制和创造的障碍为何物。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里好像住在自己家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逃避现实世界凄凉的流浪。”[8]193对此，爱因斯坦也有极深的体会：“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现象的世界中寻求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它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就像感到在家一样，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9]284对游戏者来说，游戏不是风雅、不是事业，而是他的信仰和生命所在。
就这样，游戏用以美导美的方式安顿和滋养了人的灵魂，将人引入自由与审美之境，找到了美丽的精神家园，生活的本真样态得以还原，此时人之在呈现为海德格尔所欣赏的“诗意栖居”。
人的大脑皮层决定了人不仅生活在物质生活构筑的现实世界，还生活在精神生活构筑的意义世界里。注定要生活在精神家园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的成员不能抵挡自然法则的限制，一方面又发出了超越有限的理想。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此在被抛入可能的境遇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将“可能”变成“能”的超越途径只有游戏，游戏将日常的琐碎生活垂直切断，变成了“永恒精彩瞬间”，人在这个与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审美自由时空中“鼓腹而游”，创造了文化，生成了知识，敞开了心灵得以生活其中的意义世界和文化宇宙，而文化和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是未完成的、生成的，因此也永远有挡不住的诱惑。
从现实世界超越到意义世界的历程，青原禅师说的最为精辟：“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五元灯会》卷十七《青原惟信禅师》)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时的山水是与游戏者相分离的客观山水，是认知的对象。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时游戏者由虚而静，在亲证的主观心境和认知的客观事物之间游动，不再以认知而是以妙悟的角度看山水，此时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物我两忘，迁想而妙得，从而能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第三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只是水”，山水的视觉表象依然如故，而此时的山水已被游戏精神的灵光照耀过，认知的分析视角已不复存在，山水已不再是自然之山水，更是主体心中和笔下的文化山水和符号山水，即意义世界。
更本质地说，游戏的终极目标还不在于“成物”而在于“成己”，源于人的爱智本性，人类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理性，而是为了寻找、认识和超越自己。而人成为人，不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等着人实现，而是说像世界的开放性一样人也有未完成性，“游戏”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游戏者在敞开两个世界的同时也敞开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确认了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是人的未来”。
老子在《道德经》中要“复归”的就是游戏要超越的人。“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是说游戏之心必是儿童之心、赤子之心，在游戏中“有”复归于“无”，理性人复归于纯真心态的高级“婴儿”。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有游乎之乐，谓之至人。”因为拥有一种没有被文明所污染蒙蔽的心态，因为会“游”，童心的游者成了去伪存真的真人和老聃口中“至人”。“真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唯童心可蕴含无限的发展和创造的可能，游戏的心灵才解脱了一切束缚、忘却了一切功利，成为最自由和最“素朴”的心灵。这就是“圣人皆孩之”的道理。对此，李贽有极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原初的、本然的童心就是佛教说的清净本原心，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人原本就存在的无染的、具有巨大创造力的性灵，但是“客尘所染”，“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游戏的任务就是要“去蔽”，他坚信童心不只为童年所独有，更是生活的大境界，因此他感慨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游戏成就的是拥有闪闪发光的天真的人，这也是童心游者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原因所在。
游戏成就的不只是自然的“小我”，更是社会的“大我”。马克思这个伟大的游者，他的哲学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目标，成就了哲学史上最深沉、最凝重的关怀。正如胡适所说：“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10]529～530这是游戏者的使命与担当。
如果说游戏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也一定与时代紧紧相连。换言之，游戏一直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每一个时代的游戏方式都与时代精神紧紧相连。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将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中国先秦)称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期”，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游戏播撒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种子，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等伟大的游戏者。可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有游戏的热情，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人的异化也导致游戏的全面异化，“游戏”的“天真”日益被工具理性的尘埃所遮蔽，正如叶朗所说：“有一种异化的现象，人和大地分开，人和自己的创造物分裂，因而在精神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飘泊者，精神上极其孤独。所以人的一生始终存在的愿望就是回归故乡——寻找一个精神家园。哲学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人类返归家园的渴望、探索。”[11]89不会游戏的民族是无望的民族，不会游戏的人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经》里耶稣告诫门徒：“除非你变成幼小的孩童，否则你断不可进入天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因此成为现代人审美生存的本体论，它将“人间的苦难”成功转化为“诗意栖居”，它遵循美的法则与呼唤，不为工具理性所裹挟，此时人走入自由王国与审美之境，找到精神家园，完成了审美救赎，这是游戏的魅力，更是马克思美学历久弥新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