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应把握的几个关系

布 超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时代变革的今天，互联网作为时代变革的工具，掀起了人类的新一轮传播革命，推动我们进入了全媒体时代。维护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深刻理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系；二是深刻把握意识形态挑战“不变”与“变”的关系；三是兼顾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四是统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在时代变革的今天，互联网作为时代变革的工具，掀起了人类的新一轮传播革命，推动我们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颠覆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统构建方式，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维护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深刻理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系

当前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有些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些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老问题”指的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根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具有长期性，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论意识形态斗争以何种形式进行，其本质都是对人心的争夺。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话语权的争夺是不同历史阶段都存在的一个相对久远的话题。回顾冷战史，意识形态与核武器一样，都是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对抗的主要武器。尼克松在《与苏联竞争的六种方法》中指出：“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力量在于，人民应当怎样生活的方案是没有的，只应由个人和国家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常常毫无武装地进入思想战场。美国最有效的对外政策之一是支持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家电台使苏联无法完全由它来对东欧及本国进行思想灌输。”(1) 辛灿主编.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M].新华出版社，1989. 除了电台，“披头士”乐队、猫王音乐都被美国国防部看作是美国的一颗“冷战炮弹”。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把“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列为导致苏维埃联盟解体的一大原因，并描述道：“这样一来，制度的意识形态大厦便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不仅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与长期维护的真理相违背，而且党对社会价值体系的思想控制也受到了威胁……苏联的文化界正在公开背叛已经确立的学说，甚至宗教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样就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2) [美] 兹·布热津斯.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在理论渗透方面，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刮起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之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达到巅峰，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熊彼特的社会“趋同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为一股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在其影响下，不少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甚至认为西方所谓的民主道路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

何良诸没有灯，在黑暗中回身追撵赵集，已经不可能，只能摸索着，朝前走了。听声音，前面有两个人。何良诸明显感到，风刮耳朵，风流水似从身边淌过。在井下，空气流动便能生存。何良诸眼前漆黑，嗅到股金属冷气，一触，是辆矿车，井下一吨载重量的小矿车。从矿车内伸出几只手，抓住何良诸的肩膀，揪住何良诸的头发，摸索何良诸的脸。何良诸毛骨悚然！心里挣扎，身体僵硬，想叫嚷，却喊不出来，突然失音了！摸他嘴脸的人说：“还行。”声音沙哑。

上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会加大我们应对意识形态安全挑战的难度。展望未来，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会停止，而且极有可能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

除了原生APP开发以外，现在也有很多在线生成Web APP的平台，例如应用公园、APICLOUD、筑云美信、力谱云等。使用这些平台开发Web APP时，不需要复杂的开发环境和编程技术，多数只需要使用前端技术（如HTML或HTML5，CSS3，JavaScript）做出UI界面布局，使其在网站页面上实现传统的C/S架构软件功能即可，可谓是平台化、共享模式、一站式服务。

从国内环境看，互联网上各种垂直社区、短视频、直播迅速崛起，资本、媒体、平台、大V等各利益群体对议题设置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网络舆论格局面临解构和重塑，对互联网治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国际影响看，境外资本在我国知名互联网企业中占据不小的股份配比，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内部话语权，具备对整个网络舆论场产生重要影响的能力。

另一方面，全媒体带来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媒体生态，同时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所不在、无所不及、无所不用。”(3)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4-8. 媒体的无界化、数字化、互动化、多功能化使得信息传播突破了时空、物理、主体的限制，让“什么是媒体”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审视，对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费尔曼，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曾预测如果我们在小范围内对物体进行排列有了一定的控制，材料就会得到许多奇异的特性，材料的性能会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就是纳米材料。纳米材料虽然与常规的金属、瓷器、塑料等材料都是由相同的原子组成，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原子按一定顺序排列成纳米级原子团，从而转变为组成一些新材料的结构粒子或微小单元，差不多是英文里一个句点的百万分之一。作为新世纪极具突破性成果的纳米材料，其用途异常广泛，超导技术、工业废水处理以及军事隐形战备无一不是纳米材料的功劳。

分析意识形态斗争“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系，我们不难得出“老中有新，新中有根”的基本判断。所谓“老中有新”，是指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采取合适的策略是赢得主动的前提和条件。在全媒体时代，谁掌握了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此，剖析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生态及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谓“新中有根”是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本质就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意识形态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外交政策问题和理论争鸣问题，而是威胁到一国政权安全的现实政治问题。回顾历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以及香港“占中”事件等无不表明，解决不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亡党亡国也不是危言耸听。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更为突出。不同意识形态既是不同社会道路、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支撑不同社会道路和社会制度合理性的思想基础。因此，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二、深刻把握意识形态挑战“不变”与“变”的关系

将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到自冷战以来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中去考量，会发现两个“不变”：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没有变。互联网技术兴起并主要发展于西方国家，而英语又是最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导致西方国家可以较为轻易地在意识形态冲突中凭借其积累的巨大优势占据有利地位。全媒体时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付出比冷战时期少得多的成本，利用社交媒体更加隐蔽地推送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念，使得其在国际舆论场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固化。这种优势地位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进行议程设置的权力。

在Web2.0时代，社交媒体具备“病毒式”传播的能力，已经具备了左右舆论导向和影响政治生态的潜力。如遇突发事件，很容易将蕴含其中的网络政治动员风险演变为现实的社会政治事件。近年来发生的“Twitter革命”等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并难以控制，都有西方国家通过其掌握的社交媒体资源在背后鼓动及参与的因素。分析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早已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是政治观点不断被传播者认同和强化的平台以及动员机制的核心环节。年轻人利用社交媒体上信息病毒式传播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联络众多陌生人，迅速发动一场街头运动。2018年，LBGT运动、Me Too运动等西方民权运动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影响我国，对部分网民形成了较强的动员能力，造成其反主流的逆反情绪蔓延。总体来看，国际舆论场依然维持“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长期存在。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ir quality on Qingdao Metro platforms in winter

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我们党以往的意识形态政策，推进媒体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高度，将新闻舆论工作同互联网治理统筹考虑，一同部署。此外，这其中还蕴含着理念创新和手段创新的要求，即适应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根本变革，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治标”要求我们切实管好重点人和各类意识形态阵地，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我国思想领域不出现系统性颠覆性的问题，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要达到这一要求，关键是要掌握互联网上的舆论主导权。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深刻把握意识形态挑战“不变”与“变”的关系，关键是要运用全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规律，积极主动参与国内外互联网上的话语权争夺。一方面，以推进媒体融合为抓手，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声提供更广阔平台，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全媒体方式转换，避免主流媒体因参与网络舆论斗争不足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要想打赢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主动仗，仅靠“修炼内功”是不够的，如果不去争夺网络空间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就会永远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发出“中国声音”，制定引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霸权。

二是媒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关键作用没有变。在前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由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掌握的全球媒体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当前，随着全媒体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为群体传播提供了一个大众平等参与、无时不在的空间。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使得原本基于地理空间的群体传播发展成为基于互联网的群体传播，它消除了权力中心，模糊了阶层差异，在促使私人领域叠加到公共领域的同时分散了传播权力，也使得引发意识形态安全事件的触点愈发增多。虽然在网络时代，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资本依旧可以在虚拟社会中发挥作用，但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大众参与公共事件的成本，他们不必再采取街头运动这种激烈的方式参与政治，也不必再倚仗少数几个领袖的作用。在虚拟世界中，成为一个网络意见领袖比成为一个现实世界中群众运动中的领袖要容易得多。因此，不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属于精英群体，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这就是社交媒体对大众的“自我赋权”，也是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够形塑当代网民网络参与行为的根本原因。

在“无人不网，无处不网”的今天，只有顺应大势引领全媒体时代，才能够把握战略主动。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4)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2-20(1). 2019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中进一步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1-26(1).

“新问题”指的是在全媒体时代，随着舆论场和媒介领域的变化，意识形态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要比以往更多更复杂，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要比以往更大更严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比以往更难更繁重。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条件、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能够准确把握和研判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无从谈起。

三、兼顾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面对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这一“带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必须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筑牢思想防线这一根本任务，在应对意识形态安全挑战时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长沙磁浮快线是世界上第三条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作为无更多冗余设计的系统，磁浮列车悬浮系统的可靠性设计至关重要。在设备高可靠性的基础上，采用简单有效的控制算法，以便在不同工况和线路条件下，使悬浮控制系统达到优良的状态，以及增加乘客乘坐舒适性，成为磁浮列车悬浮控制系统优化的首要目标。本文通过总结长沙磁浮快线悬浮控制系统调试经验，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变”指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形势新变化，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谋划媒体融合问题，为应对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挑战提供了有效途径。

3.5 SpO2的高低与意识状态改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检测并提高SpO2对于降低非计划性拔管有着积极的意义，保持SpO2≥95%是降低患者出现意识状态改变的可靠手段之一。表1显示，在意识模糊评估提示出现意识状态改变时，同时也出现了SpO2≤95%的情况。证实了任艳萍等［10］提出的加强SpO2监测是早期发现缺氧及谵妄的简单有效的手段。

对互联网舆论主导权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对舆论阵地的争夺。全媒体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发布内容、发布手段、表现方式、受众覆盖“全”，因此必然带来传播权力的泛化以及媒体自由度的提升。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一是信息传播技术革命极大地削弱了传统舆论主导方式的有效性。传统舆论格局下，媒体信息的发布、传播有明确的把关人，舆论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党手中。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急速推进，“两微一端”及短视频等各类平台的迅速崛起，使得传统的舆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突出表现在网络结构扁平化，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以及传统主流媒体覆盖率、影响力下降等方面。

二是网络传播的弱规范性容易使新媒体成为负面言论的集散地。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热点事件产生和发展的传播源头，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当前信息传播的这一新特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三是从传播机制上看，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使得网民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能够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更显著的变化在于，以往对媒体监管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在全媒体时代几乎完全失效。当前，主流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在青年人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足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当多的青年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而是将微信等网络平台作为自己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除微信外，“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逐渐成为“两微一端”后舆论场的传播新内核，并且成为多个舆情事件的始发地。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互联网舆论阵地，最终就会失去整个青年群体，对国家政权稳定带来实际威胁。

“治本”要求我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全媒体时代，虽然技术因素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依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丧失很容易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颠覆的突破口。因此，必须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从历史维度上看，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7-2(2). 从现实要求来看，全媒体时代，舆情的变化、更新、发酵越来越快，对我们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的工作总是跟着社会热点走，就会整日忙于“救火”却又效果不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用引导广大网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我们所选择道路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比较等关键性问题，从而赢得工作的主动。因此，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网上宣传，让执政党的理论主张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和增进广大网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载体，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阐释现实问题、指导现实社会，展现意识形态领域中话语体系的强大力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号召力，形成强大的正面宣传声势。

凸显校园媒体自身特色，力求与众不同。各高校应注意凸显校园媒体自身特色，避免大众化。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特点、特长，挖掘自身的特色，打造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校园媒体运营品牌[]。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新媒体平台应秉持着“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打造“知”与“行”兼备的校园新媒体。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国家与阶级没有消亡，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依旧存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不会终结。因此，妥善处理好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一方面，要根据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进行舆论引导时既体现目的又讲求策略；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坚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

四、统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做好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必须统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是分析把握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基本规律与时代特征。只有准确研判形势，才能避免对待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两个极端。一种是认为“天塌不下来”，对意识形态工作不重视，各项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仅限于向上级部门交差；一种是“草木皆兵”，将意识形态工作泛化，但问题真正来了的时候却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法。出现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本质上是一种“本领恐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什么是全媒体，如何有效利用全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何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这几个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刻理解。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把握影响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界定意识形态工作的圈层以及各圈层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层是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点人群和危机事件，意识形态工作的中间层是普通大众和一般性群体事件，意识形态工作的外围层是国家的文化软环境。明确这三个圈层的内涵、外延及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既可以避免将意识形态工作泛化，又可以切实防控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人群，使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更具可操作性。

在全媒体生态中，建设网络强国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目标之一。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后，现在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可以说，谁在信息化上掌握主动，谁就占据了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制高点。全媒体时代为我们应对意识形态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例如，在香港“占中”等事件中，虽然事件发生在境外，但部分西方国家利用脸书、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发布支持“占中”的煽动性言论，试图利用新媒体的力量实现“舆情倒灌”和“祸水内引”的图谋。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微观层面讲，在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突发事件中，除了快速反应、及时处置的工作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强大的技术管网能力作为基础和后盾。这种技术管网能力包括舆情发现能力、处置能力、样本积累查找能力以及应急指挥能力等等。从宏观层面讲，只有建设网络强国，提出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发展的中国方案，才能切实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方针是牢牢把握思想引领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一命题。首先，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首先都应是树立统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并用其武装人民大众。回顾我国意识形态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能够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摆正自身的定位，什么时候工作的效果就好。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夸大或贬低自身的定位，什么时候工作的效果就差，甚至出现无效或负效应。

其次，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受众的大众化。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人人拿起手机随时随地都可参与的大众行为。但相比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社会思潮来讲，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事件往往都较为隐蔽，大众很难直接看出其背后的政治目的。这就加大了我们进行思想引领的难度。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术主导是引导广大网民理性网络参与。网络参与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网民评判国家政策和表达个体政治意见的主要场域，如何有效引导网民进行理性的网络参与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媒体时代，网民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参与时的“情绪共振”往往会带来“群体极化”的后果。从已经发生的意识形态安全事件来看，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网上事件和网下事件相互传导，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加大。网上群体性事件如不加控制就有可能落地形成街头政治运动，给国家政权安全带来危害。

企业各部门制定的各类预算，是财务预算编制的重要凭据。以本公司为例，业务部门的预算为年度预算编制工作开展的基础，收入预算应以该指标为基础进行编制，在以上工作结束后才可对成本费用预算进行编制，成本费用与现金流量预算是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总结，而利润表、资产负债表预算为所有预算的综合体现形式。

引导网民理性网络参与，就必须按照全媒体时代的互联网逻辑和社交媒体发挥作用的规律和机制，从网络受众的接受特点出发制定科学的工作策略。我们在面对社会热点时，要根据热点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的策略。如面对意图将“舆情倒灌”的图谋，要及时查删有关信息，避免网民受到蛊惑。而面对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又要主动出击，主动发布相关信息，唤醒网上“沉默的大多数”，引导网民理性发声，正面表态，从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沁水县地貌类型以中低山、丘陵为主，其地形坡度大，沟谷切割强烈，境内山峦叠嶂，地形起伏较大，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沁水县煤铁资源丰富，长期的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一些地区引发了地面塌陷，破坏了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9］。农村缺乏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水污染严重。山区的生活垃圾填到自然沟壑、坑塘或废弃河沟内，无任何污染防治措施，也没有进行卫生防护；平原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一般倾倒在村庄外围的公路沿线地带。

意识形态工作的战术支撑是要构建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体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绝不仅仅是宣传部门或者教育系统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统筹推进工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多部门沟通联动机制、联合预警机制和合作保障机制尚未成熟，影响了意识形态工作合力的形成。

因此，必须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共同着眼，既注重顶层设计，解决事关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全局的体制问题，又从微观层次提出路径和方法构想，解决实现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实践机制的问题。

统筹把握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和战术，需要抓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总的目标和要求，牢牢把握争夺人心这一根本任务，做到受众在哪里，我们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在哪里。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相信随着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我们必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适应这一特点，做到战略与战术跟着发展趋势走，才能确保我国在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

Several Relations in Maintain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Omnimedia

BU Chao

(Sports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hange， the Internet， as a tool of the era of change， has launched a new round of human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and pushed human beings into the era of Omnimedia.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ideology in the era of Omnimedia，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should be emphasized. First，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problems” and the “new ones” should be maintained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Secondly， a good command of the relationship should be kept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challenge of “unchanging” and “changing”. Next， attention should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pgap treatment” and “causal treatment”.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ideological work should be properly dealt with as a whole.

Key words： era of omnimedia； ideological security； relationship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6.003

作者简介： 布超，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团工委书记，副教授。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规划“十三五”课题(青年专项)“社交媒体普及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动向及引导策略研究”(ACIA1702)。

(责任编辑： 黄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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