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人的发展：评价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8-000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1
阿玛蒂亚·森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的这种能力。”[1]中国正逐步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快拉大加剧了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繁重的劳动和经济增长成为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障碍。关注民生福利的改善，关注人们的身心健康，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胡锦涛总书记说道：“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从强调GDP的数量型增长逐步迈入注重质量型增长的阶段，倡导共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导向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成为“十二五”规划或者中国经济更为长远发展的核心着力点。
1 文献述评
不论是以在索罗、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还是在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中，人都是经济增长中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核心的要素。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使得全人类受惠，增进全人类的福利，促进全人类欲望的满足和身心健康的良性发展。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以及随后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都是以人的发展来直接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高低。1977年由莫里斯(Morris M.D.)提出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衡量一国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也是以从福利和生活质量来衡量经济发展。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系统定义并阐述了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的发展是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只是手段”[2]。
Ranis and Stewart在“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他通过对跨国数据的考察，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的四种发展类型，第一类是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第二类是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好的或是坏的人发展的表现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和加强，使得好的愈好，坏的愈坏；第三类是经济增长优于人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第四类是人发展优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发展，这两类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持续，第三类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而第四类却在一些政策的作用下易转变为良性循环，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展应是居首位的[3]。
同时，“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质量讨论的核心问题。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的概览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应更加关注结构问题和增长的质量，这可以直接促进人的发展、减少贫困，保护环境，确保长期的发展”。Ravallion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低质量增长”(low-quality growth)，而要消除贫困和促进人的发展，不能仅依赖经济增长，必须要使得大部分国家增长质量达到正常平均水平[4]。世界银行的《增长的质量》提出了评估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其中之一即为人类发展[5]。Barro在研究增长质量，选择的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收入分配等，都是反映人的发展程度的指标，他认为经济增长总会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增长质量最终落脚在人的生活水平方面[6]。王玉梅、马建新等都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之一即为人民生活水平[7-8]；彭德芬则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中应包括三项，而其中居民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都与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9]；杨长友认为测评增长质量的第一向度即为人的经济福利[10]；李岳平构建的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同样也包含了“居民生活”这一与人的发展相关的评价指标[11]；任保平在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伦理原则时指出，经济增长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增长应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增长要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另外，经济增长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同时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12]。
由此可见，基于增长质量提高的视角来评价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为明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对现存文献梳理，并没有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度量和考察人的发展的状况，所以本文试图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来重新审视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和人的发展这一问题。
2 人的发展在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定位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其实质是社会财富的增值过程，是一个“量”的概念。经济增长质量涉及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主要从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和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关于衡量和评价增长的结果。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但这并不代表增长数量的提高能够促进增长质量的改善，过分追求增长速度可能会形成严重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增长的过程，虽然GDP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增长本身的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不断增多，且各种层次的矛盾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所以谋求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稳定的增长，途径之一在于摆脱过去的增长模式，将着力点放在增长质量的提高方面。
2.1 长期的“唯GDP”观念造成对人的发展的忽视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GDP总量”、“GDP增速”这样的指标来为经济发展“打分”，这种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思想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一个怪圈，不断的强化以物质投资为增长基本驱动力的模式。资本形成率在1980-1990年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13]。这种发展模式造成“GDP至上”，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以至于出现一系列不利于“人的发展”中的问题：
(1)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各类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的分化，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性加剧。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平衡的国家之一，那是基尼系数不到0.35，到2000年，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大约0.45。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从0.24上升到0.36，而城市的从0.18上升到0.33，且中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只是城市的32％，所有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普遍上升[14]。由此可见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所惠及的仅仅是一部分人、少数人，改革的成果也仅仅为少数人、个别人所分享，从而导致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缺失使他们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弱化甚至丧失，加剧社会矛盾，产生难以估计的破坏力量。
(2)人的发展机会不平等成为少数族群发展的桎梏。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伦理选择必须要考虑社会中最不幸的人他们的社会机会。只有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就目前中国的现状，由于改革过程中各个方面法律和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出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和不平等的机会，进而导致了在就业、任职、受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机会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这极大地影响了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少数群体试图通过努力和奋斗来改变现状的可能性降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成为这类族群在自身发展方面的桎梏。
(3)以物为本的发展造成人的幸福感下降。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以物为本的，这种发展造成了人的幸福感下降。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摘自《生命时报：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来源“新华网”，2010年10月18日)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呈现线性的增长，对于购买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问题的担忧而产生难以化解的压力。同时，诸如食品安全(如三鹿奶粉事件)、饮水污染(如盐城水污染事件)等一系列直接关系人们的自身健康等问题时有发生，让人们无法从心底感受到幸福。
2.2 提高增长质量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人的发展
基于以上的种种矛盾，多年探讨的“转方式”仍是“十二五”的主题，同时，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倡导共享式、包容性增长成为全新时代的一个命题。而这一命题确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1)经济增长要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导向。经济增长要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改变传统的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模式，人应被视为“消费大业的主体”，而非单纯“制造大业的劳力”，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建立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为重点的经济结构，将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把就业增长、失业率控制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增长质量要关心人的生存条件(包括衣食住行、预期寿命等)、发展条件(包括职业素养、流动机会等)和人心理的满足；新的社会秩序结构、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应倡导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导向的绿色消费模式；建立以保障基本权利为根本的社会治理体系，承认、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合法经济权益。
(2)经济增长的结果要人人共享。穆勒说道，“总产量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立法者与慈善家就无需再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长”。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的今天，需要采取多种政策让普通民众分享增长的成果。在初次分配领域，利润蚕食工资的状况需要改变，提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促进分配的公平、均等；完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利用最低工资标准、行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等政策手段，使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努力正相关，从而激励全社会的生产性活动；逐步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的水平，要有保障劳权的制度安排。
(3)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增长的最高尺度是人的幸福最大化，质量型增长、共享式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经济增长的人文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极大的提高人的快乐和幸福，政府在制订公共政策要注重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康、公平和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3 1978-2008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注重增长数量与质量双重重要性，质量提高的基本导向是人的发展，所以有必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对现阶段中国人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和反思。
3.1 “人的发展”的综合评价维度
对人的发展能力和程度进行综合测算及评价讨论已久，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就被广泛用于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相对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是指人的能力的提升，这里的“能力”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健康长寿的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一般采取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毛入学率、实际人均GDP四项指标构造HDI。图1是中国1975年-2005年HDI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近30年中国人的发展水平呈现不断提高的态势。
图1 1975-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变动图
Fig.1 Variation chart of Chines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from 1975 to 2005
数据来源：2008/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HDI的编制非常简单，易于理解，但也遭到了批判，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15-19]。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对中国人的发展程度的测算并不单纯采取HDI来衡量，而是通过对影响人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构建符合中国实际且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
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和发展，即影响人的发展的内部因素应该是人本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人的迁移。人的发展的综合评价维度包括：
(1)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内核。人的发展核心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或能力成长的过程。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次：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基础，素质的提高是关键，潜力的发挥是目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发挥出人的潜力，也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一方面，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最直接地表现为居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结构的改变，这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激励；另一方面，福利分配的平等，为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能有效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的保障的提升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风险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加，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不确定增强，一个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能够充分体现扶危救困的社会保障精神，能够为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并有利于发展他们的生存能力，其核心是以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人的迁移为加快实现人全面发展提供机遇。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跨越障碍：人员流动与发展”，将人的迁移与人类发展全面联系起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移民，许多通过流动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卫生服务和教育机会，同时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20]但人的迁移只是人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减少人口流动障碍和提高迁移者的待遇”，才可以促进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外部环境。首先就是人所处的经济环境，一国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的发展；除此之外，环境与人的发展讨论正成为研究热点。200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即为“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论述了气候变化会给贫困饥饿、教育、性别平等、健康、儿童死亡率、就业、可持续生计等关系着人的发展的多个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低碳经济[21]。另外，诸多研究也论证了人的发展指数应考虑环境或是可持续发展等因素[22-24]。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测度
对于多维度的评价需要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实现。在方法上，一般多采用相对指数法、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本文评价改革开放30年来人的发展状况同样采取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实现，但主要采取主观性较强的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从人的素质、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人的迁移、经济状况、资源环境六个维度来反映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维度的分析主要借鉴HDI使用的指标；“人的福利”指标选取主要考虑的，一般包括居民所获得的收入与之相关的消费结构，以及住房状况等。“人的保障”维度中，理想的指标是“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但是中国相关数据不完整，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来反映保障状况，另用“财政中科教文卫支出”来反映政府对人力资源形成的支持。在“人的迁移”维度中，由于缺乏中国1978年至今的年度人口迁移数统计和测度，所以采取“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来反映人的迁移状况。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标较多，在此只选取了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资源环境”的指标选择了“三废”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具体的指标体系以及指标计算方法见表1。
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则系统识别为有效，文中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据此便可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具体结果见表2。
3.3 1978-2008年人的发展指数的测度及分析
研究时段为1978-2008年，其中“总死亡率”、“预期寿命”、“6岁以上文盲率”(从1995-2008年数据齐全，以前年份只有1982、1990和1995年的普查数据，1978-1981年的数据以1982年数据代替，1983-1989年数据以1990年数据代替，1991-1994以1995年数据代替)、“人口年龄结构”来自《中国人口与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人口普查数据；“人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王小鲁等测算的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1978-2007年的数据；“基尼系数”主要来源于刘霞辉等人的数据(1978-2006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改革时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一书，2007年和2008年为世界银行数据)；另外，“城镇、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财政中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支出”、“城镇就业、总就业人数”、“工业总产值”、“人均GDP”、“城镇登记失业率”、“‘三废’排放量”、“能源消费总量”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泰君安数据库。
采取如下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1978-2008年中国人的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发展程度和能力是不断提高的。
为进一步分析，采取HP滤波法来分析人的发展指数和六个分项指数的变动趋势。滤波分析需要先确定平滑参数λ，因为是年度数据，所以取λ=100，图2左图和右图分别是人的发展指数和各分项指数的HP滤波结果：
图2 人的发展指数HP滤波图以及分项HP滤波图
Fig.2 HP filtered im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 itemized HP filtered image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1978-2008年人的发展指数(HD)整体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说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30年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还是得到明显的改善的。
但从各分项指数可以看出，经济状况指数(EG)波动较大。说明与人发展相关的宏观经济波动性和不平稳性，特别是过去的“有增长无就业”的发展模式对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图中人的素质指数(HQ)的趋势可以得出两点，一方面说明过去30年中国人的基本素质。同时，近些年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造成该指数的增长趋缓；人的福利指数(HW)变动一直较为平稳，说明过去经济增长确实使以收入、消费为基本内容人的福利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该指数相比人的素质指数数值较低且一直增长缓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些年令人堪忧的收入分配状况；人的保障指数(HI)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近乎为零，而近些年保障体系和制度不断完善为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同时也清晰的反映出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水平较低，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是未来发展的关键；人的迁移指数(HM)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对来说也比较低，这与中国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实际吻合，且人口迁移的整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这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该指数并没有深层次反映出人口迁移过程中面对诸多不平等的问题。
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资源环境指数(RE)。资源环境指数呈现急剧下降趋势。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粗放的增长方式使得环境急剧恶化，资源利用率低且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能源危机等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问题恶化，导致普通百姓喝不上健康的水、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时不时个别地方发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了威胁中国人未来发展最为严重的因素之一。
4 在改善增长质量中提高“人的发展”的政策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78-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发展能力和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对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以及资源环境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制约了中国人未来长期持续的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新时期改善增长质量中要促进人的发展，强调经济与人的协调发展。
4.1 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
传统的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约束下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方式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并且“以物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此种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弊端，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短板。未来中国发展需以提高增长质量为重点，确定“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唯一衡量尺度。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在思想意识和发展观念方面进行更新，树立人本思想，明确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终极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空间，同时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的水平范围之内。
4.2 建立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的机制和体制
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增长质量，需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使人能够自由、平等、共同、可持续和和谐地发展。一方面，打破体制或是机制方面对人发展的束缚，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放出来，在全社会倡导和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另一方面，必须从一系列相互支持、补充的体制创新入手，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如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法制体系创新，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创新体制，促进人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消除人口流动的体制障碍，实现人的自由畅通流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增长质量提高的核心内容。
4.3 确定以“富民”为目标的经济发展道路
无论增长还是改革，都应当考虑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使人民群众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此，需要确立以“富民”为目标的经济增长道路，谋求人民富裕，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降低生活成本；增加低收入者培训再教育的机会，使其有一技之长，提高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实施以充分就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以“富民”为目标，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才能进一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好”就是强调增长的质量，好放在前面，是发展观的重大改变，也就是增长质量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4.4 实现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传统的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的发展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致命的。要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质量的提高，需将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讲，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发展模式，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等措施降低生态环境代价，将低碳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天人和谐”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经济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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