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以及三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性论文,阶级性论文,孔子论文,民族性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学说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它不仅内容弘富，博大精深，而且在性质上也不是单一的，既表现出阶级性，又表现出人民性，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此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仅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当时，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与推广，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私人开垦土地蔚然成风，拥有土地的新兴地主和自由农民出现了。土地所有权从宗法领主贵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有的领主为发招徕劳动力，也采取措施提高生产者的地位。劳动者的身份逐渐改变，地主封建制生产关系开始在领主封建制的母体中发育成长。社会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传统的世官世制度开始隳败，分土封爵制度也在废止。贵族之间互相兼并，斗争中的失势者或“筚门圭窦”，或“降在皂隶”。从统治阶级中下层和生产者中逐渐分化出不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作为一种新兴社会势力崭露头角。当时一种明显的社会现象是士阶层的兴起。大贵族有兼并过程中，集中封土和政权，往往利用士阶层中的贤者为属僚，实行谷制和郡县制。大贵族开始向君主转化，新型的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政体正在孕育之中。这时，属于贵族下层的士与逐渐上升的庶人混合，形成一个新兴士大夫阶层。孔子生当士大夫阶层兴起之时，并作为这一新兴社会势力的代表人物而投身于时代潮流。在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他吸取传统的学术，参之以现实的社会政治，加以创造发展，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爱人”是仁最基本的出以点。孔子是第一个认识并重视人的价值的思想家。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孔子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人本位，尊重人的理性与尊严，讲求人道，菲薄神道。孔子学说冲破了殷周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牢笼，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和人的价值。这是孔子在思想史上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归仁”（《颜渊》）。为实现这一理想，他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制订了一整套道德规范。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为政》），对人民“齐之以礼”（同上），“富之”、“教之”（《子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要求被统治者“忠恕”（《里仁》），“孝悌”（《学而》），“易使”（《阳货》），“弗畔”（《雍也》）。人人严格遵循一定的社会礼仪，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样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道德决定论的的唯心史史观虽然充满空想色彩，却体现了其阶级性人民性的统一。
先说阶级性。笔者认为，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阶级性是自不待言的。春秋时期，作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早期地主阶级虽然羽翼未丰，但处于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其阶级性是进步的。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看，土地占有开矿正在由宗周贵族所有制向地主所有制转化，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减轻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原来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或奴隶）相对地得到了解放，有的成为自由农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经济；有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雇佣者，与之结成了新型的人身依附关系。与过去相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新兴地主（包括从旧贵族转化过来的那部分）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也不甘屈居人下，他们要求打破世袭的等级制度，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孔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人的价值，提出“爱人”、“立人”、“达人”，并由此出发进而发展为富民、利民等重民思想，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以阶级观战考察，孔子提出的仁的伦理范畴是宗周制度所不能容许的。宗周制度下，等级森严，人殉我祭，不把人当人，一切权力由宗法贵族世袭。人们各自在其等级内安身立命，不得越雷池一步，无所谓“爱人”，更谈不上爱民。孔子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法世官世禄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一毓有得地主阶级成长的政治主张。同时，他对原来宗周贵族不当人待的农奴给予人格的尊重，的确应是非常进步的思想。从这方面看，孔子学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历史证明，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它们的上升时期，尤其在它们尚未成为统治阶级时，总是与劳动人民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能够提出一些人民性的思想和合乎历史发展和道德要求，这往往是正义的、真诚的，并不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对于早期地主阶级思想家孔子的学说，亦应作如是观。
再说人民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凡是促进完成这个过渡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因此，上自向地主阶级转化的贵族下至要求解放的农奴，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凤不同的方式，瓦解着宗法领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当然，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信不同，他们对发迹旧制度的要求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打破宗法世袭制度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同时，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分散和弱小，它要走上政治舞台，必须与下层自由的工、商、农民接近和联合，“国将兴，听于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已成为时代潮流，故而使得作为其代表的思想家孔子的学说带有鲜明的人民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在孔子学说中构成两重性的内在矛盾，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从当时的社会背影看邮局子学说的人民性超越了其阶级性，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任何事物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转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孔子学说也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阶级性和人民性在其后儒家学说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孔子学说第一次遭到还定是在战国末期。这时，地主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变为统治阶级。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上不必再“听于民”了。因此，富有人民性思想的孔子学说再也不合它的口味，于是法家学说运应而生，成为这一时期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法家公开宣称：“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他们只相信暴力可以制服于天下：“虎之所以伏狗者，爪牙也”（《韩非子·二柄》）。值得注意的是，法家是儒家孕育出来的。虽然他们与儒家对垒，实际上，其学说中的某些内容，如忠君孝义、君主集权等都源于儒学而加以片面发展。由于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脱离人民这一范畴，其原来的人民性也随之消失，孔子学说中人民性的思想完全被践踏，赤裸裸地暴露出地主阶级贪婪、势利、凶狠、阴险、奸诈、专横、霸道、残忍等丑恶本性。秦始皇运用法家学说，迅速结束了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君主制王朝。在这方面，法家学说成效卓著。对地主阶级来说，其动机是自私的，而客观效果则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真可谓因其私而成其公，因其罪而成其功。这应是历史的辩证法。然而，由于超过了一定限度，严刑苛法，“仁义不施”，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覆灭，法家学说也随之宣告破立。汉王朝建立后，鉴于亡秦教训，力图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摸索了几十年，终于选中了儒家，孔子学说重新得到肯定，儒术独尊，成为官方哲学。这时，经过否定之否定，孔子学说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仁学变为神学，并揉合了法家学说，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如果说孔子学说中的人民性思想在它诞生时是真诚的，那么到了这时，便成为地主阶级专政的装饰物了。这样，地主阶级的统治手段进一步完备具有了“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从此，孔子学说的人民性再也超越不了其阶级性，而是从属于其阶级性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的腐朽，孔子学说被不断地改造，由仁者“爱人”变为仁者“吃人”，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再次遭到历史的否定。
说到民族性，也有必要了解民族的定义。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这一定义大体上符合我们民族的历史实际。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学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典章制度、道德观念、心理结构、社会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一度成为祖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象征。
孔子学说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人生观。它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现任感、重视道义的处世原则、克已为人的人道精神、自强不息的现实态度、积极奋发的乐观情操，渗透进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孔子学说中关于注重道德修养、反对利已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哺育了无数志士仁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我们民族礼貌、谦虚谨慎、宽厚忠诚、见义勇为、改过迁善、自省自讼、刚直不阿、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为民请命、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优秀品质和道德节操大都可以在孔子学说中找到渊源。在我们民族的基本观念里，损人利已的意识较少，信奉利已主义人生哲学的不多，因此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比较顺利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这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然，孔子学说中的消极成份也给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例如孔子的忠君言论为封建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德治思想导致人们重人治、轻法治、等等。诚然，这些并非孔子的主要思想，有些属于后世儒家的曲解，然而，孔子被尊崇为“至圣先师”之后，他的某些只言片语经过地主阶级的改造，与各种社会、经济的原因相结合，确也成为发展的障碍，在历史上造成过不少民族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打上了深深的印痕，至今仍产生着消极影响。
孔子学说何以能被改造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之久？这既不是地主阶级的随心所欲，也不是孔子学说驾驭了华夏民族，如前所述，孔子学说本身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应是主要原因。但这不能说是问题的全部答案。这里，从其阶级性的人民性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两重性，才使它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而且能为劳动人民所接受，进而显现出其民族性。如果它只具有人民性，封建统治阶级不会利用它；如果它只有剥削者的阶级性，人民也不会接受它。失去任何一方，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就会丧失生命力。说到民族性，它既不同于阶级性，又不同于人民性，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应是一个民族的共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其中既含有统治阶级的东西，又含有被统治阶级的东西，是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之后形成的“亦此亦彼”的东西。我们说，孔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具有民族性，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的。诚然，孔子学说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剥削阶级的道德要求，其人民性则主要表现为劳动人民的道德要求。然而这不是绝对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并不是绝缘的，它们的道德也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事实上，孔子学说本身就是这样的产物。由此可以说，孔子学说本身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它是古代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又是我们民族的智慧发展了这一学说体系，从而使得它具有民族特性。它的民族性地通过其阶级性和人民性找到物质基础的。所以，它体现在我们的民族精神里，既有人民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其糟粕对我们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其精华也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史上放出异彩。时至今日，两种因系仍不同程度地流动在我们民族的精神血液里，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地评价孔子学说，科学地总结这份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民族新文化，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