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规划的文化生态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398(2014)01-0129-05
1 引论：旅游规划理论的国内外探索
近现代规划理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曹康等人将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哲学源头归纳为：乌托邦主义、集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实证主义等九类[1]。其中，形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理性规划理论(Rational Process Theories of Planning)是最具影响力的规划理论之一。而旅游规划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2]，当初只是为一些旅游项目或设施做一些基础的市场评估和场地设计，这是近代旅游规划的雏形。较为完整的旅游规划形态是1959年的夏威夷州规划，它使旅游规划第一次成为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60年，Gunn参与密西根州半岛北部旅游规划项目，提出了旅游发展规划的基本概念。1972年他出版了《度假地景观：旅游区规划设计》[3]，提出了通过规划设计改善旅游环境、增加旅游吸引力及促进旅游发展的程序和方法，并于1979年出版了他旅游规划思想体系的总结性著作《旅游规划》[4]，1988年再版[5]。Murphy于1985年出版了《旅游：社区方法》[2]，Getz于1986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旅游规划模型”一文[6]，Pearce于1989年出版了《旅游开发》[7]。这些论著不仅揭示了旅游规划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使学术界基本上形成共识，即认为旅游规划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交叉学科，任何其他学科的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和建筑规划都不能替代它。这一时期，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旅游研究者也提出了系列指导旅游规划的理论，最著名的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8-11]。该理论不仅为旅游地发展预测提供了依据，更说明了旅游规划的必要性以及对旅游地规划所提供的指导性。
90年代后，旅游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这是旅游规划研究与实践全面发展时期。在旅游规划类型研究上，Inskeep提出旅游规划类型结构为：国际旅游规划、国内旅游规划、区域旅游规划、度假区以及其他旅游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设施厂址规划、建筑和景观工程设计[12]。他还初步建立了旅游规划的标准程序框架，其两本代表作《旅游规划：一种集成的和可持续的方法》[13]和《国家和地区旅游规划》[14]成为旅游规划师操作的理论和技术指导著作。同期世界旅游组织也出版了《旅游度假区开发的综合模式》[15]及《可持续旅游开发：地方规划师指南》[16]等。这些著作成为旅游规划内容、方法和程序日渐成熟的标志。Tazim B.等重点讨论了社区基础上的旅游规划，提出了一种持续的动态解决规划问题和协调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机制[17]。Butler等在《旅游新变化：人、地、过程》中提出了“动态、多尺度、集成的旅游规划方法”[18]，这是从规划体系上对以前规划的综合、总结与提高。Bums则根据Giddens总结的旅游总体规划的“五大困境”(国际化、个人主义、左与右、政治权利、生态问题)提出了介于经济发展优先与社会发展优先的第三条旅游规划之路[19]，这是对旅游规划方法的改进。而随着旅游研究与开发中的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和社会旅游的关注[20-24]，政治倾向与道德转向[25，26]等，使旅游规划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文化问题，也使旅游研究超越了“旅游经济”而全面进入“旅游哲学”的研究层面。
中国正式的旅游开发与规划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建设部门首先进行了风景旅游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90年代后，各级政府纷纷将旅游作为龙头(或支柱)产业，各类旅游区、主题园、度假区等相继开发，旅游规划编制与研究得到空前重视与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积极研究与探索，形成了“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产品导向型”，“形象导向型”、“生态导向型”以及“人本导向型”等规划思想与模式[27-30]，这对中国的旅游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旅游规划脱胎于理性的城市规划，脱离旅游业本身的发展特点，这些规划思想还没能跳出物质性规划的窠臼，使城市规划中“千城一面”的弊病也出现在旅游规划中：旅游规划城市规划化、旅游主题空心化、目标市场简单化、开发项目雷同化、规划内容单一技术化[27，31-33]等。因此，进行旅游规划时，必须正视旅游行为的社会特征、旅游产业的经济特征、旅游者行为的心理特征等，而不能照搬照抄传统的城市规划模式，旅游规划需要新理念[34]。
综上，旅游规划从理性中走来，物质性、技术性规划特点突出。显然，西方的旅游规划从20世纪初重视旅游场地设计到60年代后的环境景观设计，至90年代后强调“人、地、过程”的协调发展，规划重心逐渐由物质性规划向人本化的方向转变，越来越重视规划中人的个性需求、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旅游规划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日趋明显[35]。然而，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历史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社会公正等)对旅游规划的影响，而没能系统考虑文化因素对旅游规划及旅游整体发展的核心作用与引导。在中国，旅游规划受理性城市规划所倡导的“工具理性”的影响而表现出城市规划化，成为只有建筑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项目平面布局等的物质性规划。这使旅游规划形式模式化、规划对象物质化、规划内容技术化，而对旅游客体的文化内涵、旅游区发展主题、旅游消费主体的文化需求等的考量明显不足。特别是把文化因素作为规划系统之外部因素，这明显与旅游活动的精神文化属性相左。从本质上讲，旅游的生产与消费，一开始就不是物质性的，它表现出强烈的精神性特点。将旅游活动理解为经济学现象，而忽视其作为人生教育手段、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乃至劳动力本身的生产等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舍本逐末的。早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明确指出：“旅游不再被视为少数人的特权活动，而是普通人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旅游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机构，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模式”[36]。因此，旅游规划的宗旨实为满足旅游者精神文化需要的旅游开发而进行的谋划。对于一个旅游规划师来说，规划“旅游空间—休闲空间—生活艺术化空间一人的本质需求空间，应是一个旅游规划者的终极关怀[37]。显然，仅仅物质性规划无法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建立基于旅游的精神文化本质之上的旅游规划理论已势在必行。
2 旅游规划系统的文化生态解析
2.1 旅游规划系统再认识
对于旅游规划系统，国内学者大都把旅游系统作为规划对象，进而将旅游系统等同于旅游规划系统。如顾朝林等认为旅游规划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其功能结构主要由旅游吸引力系统、服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市场营销和信息提供五部分组成[38]。陈鹰等指出区域旅游规划系统通常由规划客体、主体以及规划技术几大部分构成[39]。也有学者认为，旅游规划的本质是以旅游目的地为中心、通过对旅游吸引系统的规划推动旅游系统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旅游规划的对象是旅游目的地系统，而不是旅游系统整体[40]。笔者认为，将目的地系统作为旅游规划的对象是比较合理和现实的。然而问题是，上述的旅游规划系统无论是从系统功能上，还是从旅游要素上都侧重从硬件上去架构的。只道有形的外衣，忽视内在的本质，对旅游业的灵魂——文化在旅游规划系统中却置之不理。这是受西方理性规划思想影响的结果。事实上，旅游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挖掘整理区域文化，用多样性的地方文化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旅游规划是一项文化生态系统工程[41]。因此，完成旅游区文化生态系统工程的规划应该是旅游规划成功的关键。亦即如何挖掘规划区文化内涵以增加目的地特色与吸引力，如何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如何将西方倡导的工具理性中的科学化、规范化与人类追寻的精神文化生活相结合，这是构建旅游规划系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2.2 文化生态系统
德国生物学家E.H.海克尔于19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用以研究文化与整个环境生物集的关系[42]。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发表的《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探讨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将诸如不同的气候、地理地貌与特定文化的关系等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创立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随着文化人类学家从文化哲学的视野和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生态”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突破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局限，而至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领域，这形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传统上，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等五个方面的内容[43]。而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景观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并分析景观的象征性(文化内涵与意义)、空间性(文化空间与空间的文化性)以及景观的作用与研究的政治倾向[44]，使文化生态系统更加丰满起来。基于此，我们可以构建基于文化地理学的文化生态系统，如图1。由图可知，文化生态系统包括文化背景系统、文化功能系统、文化传播系统和文化保障系统。其中，文化源地、文化作用、文化扩散、文化景观、文化空间等形成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
这里，文化背景系统是指文化产生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并以各类景观形式反映着文化的内涵与形式；文化功能系统反映文化对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文化传播系统是指文化传播的形式、方式以及传播的机制等；文化保障系统指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保障体系，包括文化群体培育、文化建设投入、文化空间的形成与保护等。
图1 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Cultural Ecosystem
2.3 旅游规划内容的文化生态解析
一般而言，不同类型的旅游规划，虽然在规划范围、规划任务、规划要求、规划侧重点等方面均有差别，但就规划涉及的内容而言，大体均包括：规划区旅游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优势与制约因素分析；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客源市场分析与定位；提出规划区旅游发展战略和主题形象，制定旅游业发展目标；明确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特色与主要内容；提出旅游发展重点项目，并对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与保障体系以及开发时序做出安排等。因此，根据旅游规划的基本内容，其文化生态解释如图2。
图2 旅游规划主要内容与文化生态的关联
Fig.2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in Contents and Cultural Ecology in Tourism Planning
图2表明，在旅游规划过程中，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的核心是考察资源的文化价值，而市场分析主要是旅游市场文化需求的分析；对于旅游发展实施的品牌化、特色化等战略的制定，实际上是以核心资源的文化特色为依据的，旅游主题则以资源特色与市场的文化需求为依据而制定的；空间布局是根据旅游资源的布局、以旅游者的文化体验为线索、不同的文化空间为特点而进行的功能分区与线路设计；关于旅游产品，本质上是指旅游区的各类文化景观，而形象塑造与营销宣传主要是以旅游区特色文化为依据，凝炼形象与宣传语等，进而将旅游区的特色传播开来。这就从文化生态上揭示了旅游规划内容的实质。
3 基于文化生态的旅游规划系统的重构
3.1 文化生态的挺进
我们知道，理性主义是近代哲学的起点，是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规划能够从传统的、注重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对现代科学和现实的关注，其关键在于规划过程中对理性思想的发挥[45]。因此，有人曾认为规划可以定义为理性活动产生的理性产品，理性和规划甚至是等同的[46]。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其分别指称理性的技术、形式、工具维度与价值、意义和人文维度[47]。工具理性主“真”，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它导向真理和认知；价值理性主“善”，解决为什么做的问题，导向决断和行动。但由于西方现代性的结果使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人类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被弱化，这种思想对规划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前文所述的物质性旅游规划，使规划成为一种纯粹的科学理性(注重科学方法和对规划内在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以及价值中立的假设)。而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兴起，表达了人们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要求关注个体命运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强烈愿望。有人反而认为规划产生的最大过失在于理性。追其根源，主要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生了背离[45]。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规划开始被赋予更多的价值理性。在当前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规划的决策和实施必然涉及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充满了价值判断和不同程度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19]。实际上，没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同样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48]。因此，一个健全的规划应当建立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工具理性应当从属于价值理性。相对于规划要实现的政策目标和价值目标而言，规划领域那些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内容只是工具[49]。显然，以提供人们精神享受为目的的旅游规划与开发，仅仅根据工具理性进行物质性规划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旅游规划必须引入旅游的灵魂——文化，用文化之魂来统帅旅游规划之形，解决为什么要这样进行旅游规划的问题。用文化赋予旅游规划于价值，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旅游规划系统中的统一。毫无疑问，文化生态的挺进是理所当然。这应是旅游规划理论亟待摄取的营养。
3.2 旅游规划系统的重构
旅游规划系统结构是指旅游规划系统各要素搭配、排列和组合的关系，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在时间、空间及功能上都有着层次结构，具有多个子系统。因此，旅游规划系统结构问题非常复杂，研究的视角不同，其内容也不同，如从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市场结构到产品结构等。这里拟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构建旅游规划系统。
基于前文，旅游规划对象是旅游目的地系统，那么，以旅游目的地系统为核心，以相关要素为辅助，来构建旅游规划系统的结构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既然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在构建旅游规划系统时将作为价值理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引入旅游规划系统中，这应该是实现旅游规划由物质性规划转向物质与精神导向性规划并重的钥匙。为此，基于旅游规划的主要内容，根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原理，将文化生态系统引入旅游规划系统中，用文化生态系统解构旅游规划系统，实现文化生态要素与旅游规划要素的耦合，以重构旅游规划系统。其系统结构如图3。
图3 旅游规划系统的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Tourism Planning System
可见，旅游规划系统由工具系统和价值系统两大子系统构成。工具系统由基础系统、战略系统、关键系统、辅助系统构成；价值系统即文化生态系统，由文化背景系统、文化功能系统、文化传播系统和文化保障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而资源与市场是构成旅游规划基础系统最为主要的要素，是规划的基础与前提；战略系统是旅游规划的战略思考与整体把握，主要包括战略思想、主题定位与空间结构和布局；关键系统是旅游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旅游产品设计、形象塑造与市场营销等要素；辅助系统是旅游规划实施的支撑与保障，主要包括基础与服务设施、环境与空间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作为价值系统的生态文化系统，是作用于旅游规划系统各要素的灵魂与思想，离开文化生态系统，各系统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灵魂之躯壳。只有做到“工具系统与价值系统的有机统一”，实现这两大系统的要素耦合，才能真正解决旅游规划中灵与肉分离的问题，才能为有效解决旅游规划城市规划化、旅游主题空心化、目标市场简单化、开发项目雷同化等问题提供理论途径与方法。
4 结语：旅游规划文化生态理论的内涵
为有效克服理性的物质性旅游规划的弊端，改变当前“旅游与文化”融合的理论研究零散、规划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以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文化生态系统为基础，根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原理，以人类精神文化需要和旅游规划实践为现实需求，以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为依据，结合旅游规划的主要内容，应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文化生态系统引入到旅游规划系统中，进行两大系统的要素耦合，实现旅游规划中“工具要素之形”与“文化生态要素之神”的统一，构建旅游规划的文化生态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将旅游规划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系统进行规划建设。具体而言，规划中，应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全面把握市场中人的现代精神需求与文化的社会功能，准确提炼规划区文化主题，并以人的道德水准的提高、精神需求的满足、文化生活的享受以及社会价值的体现来进行规划区的空间布局与产品设计，同时将这种富有个人精神满足和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文化传播的形式进行传播，为世人知晓与认同，最终把旅游区建设成一个文化生态区、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使其成为旅游者重要的精神家园。总之，旅游规划的文化生态理论有利于旅游规划跳出物质性规划的桎梏，回归到旅游的精神文化性本质上来，并全面指导旅游规划实践，以适应旅游发展是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本理论提出的要义。当然，对于如何应用文化生态要素解析与统帅旅游规划工具系统的诸要素等问题，限于篇幅将另文进行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