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进程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4-0050-11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年的对立与对抗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了解冻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和政策调整的结果。然而，在中美两国实现最高领导人会谈并继而签署了《上海公报》之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而是进入了一个徘徊不前的阶段，直到1978年，中美两国才加快了谈判的步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近10年的马鞍形发展的进程中，中美两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判断、中美两国不尽相同的对苏政策取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两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苏联重兵压境：促使中国对美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1969～1972年）
中苏关系从战略盟友到战略敌手，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论、斗争和不断协调，最终走向破裂的过程。从军事的角度审视这一复杂的过程，可看出一个简约的脉络。中苏两国防务合作的破裂可以认定始于1959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两国业已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注：即1957年10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在内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苏联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协定中规定的多项国防新技术，实际上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翌年，又撤回了所有的在华专家，终止了援建项目并带走了所有图纸和资料。）自那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愈演愈烈，曾经是平静的中苏边境也随之开始摩擦不断。（注：1960年以后，苏联边防军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潜入中国境内安装窃听装置，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从事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等等。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各种边界事件就达4180件。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向两国边境地区大规模增兵，并在两国重兵对峙的边境地区挑起了武装冲突。
1.中国开始调整主要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
在中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往往最直接和最本质地反映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和抉择。中国先后于1956年3月和1960年2月制定了两个军事战略方针。[1]这两个战略方针在设防和作战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以美国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手，战略重点都在东部和东南沿海。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最早获得苏联大规模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并派出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进驻蒙古的信息是在1964年[2]。这一年7月，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注：在1964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同年10月22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参见廖国良等著：《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同年8月，中国从战备的需要出发，重新规划了国防总体布局，决定集中力量建设范围包括位于长城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的11个内陆省份的战略大后方。[3]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军事战略上作出调整。1964年9至1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的重要地段进行了战役勘察，特别注意勘察了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以及日军当年构筑的筑垒工事。1965年4、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战略战役方向。被称作“三北”的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方向，并决定加强“三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4]
当时，中国因“援越抗美”，在南部正与美国处于间接的军事较量之中，故而不愿再在北部边界发生战端，而是力图保持北部边界稳定。因此，虽然中国已开始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加强了警惕，并开始了军事战略和国防部署的较大幅度的调整，但仍将美国和苏联战争威胁相提并论。
2.对苏防卫作战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北部安全形势继续恶化。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增兵的消息不断得到证实。据稍后中国军方掌握的情况，到70年代初，苏联在其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作战师从60年代初期的十几个增加到54个，作战总兵力已达118万，占其军队总员额的27%。（注：20世纪70年代初，据中国军方掌握的情况，苏联在其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部署了陆军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作战坦克1.5万余辆，火炮1万余门），约63万人；空军作战飞机1900架，约12.5万人；国土防空军作战飞机1140架，防空导弹3000枚，约12.4万人；海军太平洋舰队主要作战舰艇162艘54万吨，海军飞机345架，约13万人；战略火箭军洲际导弹550枚，中程弹道导弹135枚，约12.1万人。总计118万人。）应该承认，苏联在其亚洲地区的驻军并非只针对中国，但苏联大规模向其远东战略区（含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四个军区及蒙古）增派驻军，并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已毋庸置疑地对中国构成了重兵压境的军事威胁。
从地缘战略上分析，中苏、中蒙边界长达12000公里，这有利于苏联预先集结重兵，从多个战略方向对中国实施战略突袭。从历史上看，1945年远东战役时，苏军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多路向心战役突击，成功围歼了近百万日本驻军。特别令中国担心的是，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蒙古，在中国北部边界中段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三个方向都能构成军事威胁的庞大突出部。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5]，根据苏军作战理论和原则，其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到14昼夜，而第一梯队师的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最大行程可达725公里，而且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地段地势平缓，便于坦克机械化部队开进和展开。对于进驻苏军后的蒙古，毛泽东曾不无忧虑地说它是“中国背后的一个拳头”。（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笔者在人民解放军东北某部队任职期间，曾多次听部队高级指挥员引用毛泽东这一形象的比喻。虽未找到公开资料证实毛泽东是否说过这句话，但笔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当时苏军进驻蒙古的战略意图和所形成的军事态势的担心。）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出兵，一举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这无疑加深了中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疑惧。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严厉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指出苏联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注：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636～645页。珍宝岛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1969年3月2日和随后的15日和17日，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和该岛两侧冰冻的河道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战。在15日最激烈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和坦克50余辆，步兵100余人，飞机36架次（未投弹），发射炮弹1万余发，炮火袭击正面约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同年8月13日，苏联边防军进入中苏边界西段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突然袭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双方再次发生激烈战斗。），使中国感到了更为现实而紧迫的苏联军事威胁。3月15日，就在中苏两国军队最激烈的战斗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在听取了战况汇报后提议要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作出必要的布置。他指出：“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6]随后，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7]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传闻苏联试图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于1978年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当时苏联高层在此问题上的决策内幕。[8]西方的战略分析家一般也倾向于苏联确有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计划。（注：可以列举的材料之一是美国战略分析家唐纳德C·凡尼尔和哈伦W·詹克斯的《苏联入侵中国可能选择的方案与中国的对策和美国的反映》一文。他在该文中写到：“中国无疑会担心，苏联即便在不爆发美苏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也会伺机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苏联在1969年中国挑起的乌苏里江事件（指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显然曾考虑过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可能性。”摘自1983年《冲突》杂志第5卷第1期（王天成译）。）在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中，周恩来总理曾严肃地向柯西金指出：如果苏联这样做，这就是侵略，这就是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柯西金对此并没有否认。[9]
此外，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均可攻击中国全境，部署在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从“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而且苏联太平洋舰队还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特别是苏军频繁地举行对华进攻性军事演习，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边境地区更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着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和全线紧张的中苏边境形势，中国被迫作出结论：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10]
为此，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华北、东北和西北战略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从那时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军队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对苏防卫作战训练。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个主要敌人。他后来曾对周恩来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1]这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考。到20世纪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北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万里北疆有边无防的状况，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以今天的认识去审视当时的形势，中国显然过度估计了苏联的对华战略意图和军事准备；苏联确实想给关系恶化的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但其战略重点依然在欧洲，远未达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程度。中国作出进行大规模对苏防卫作战准备的决定，既有最高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战争形势的过度估计，也有当时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两者结合，促使中国加快了军事战略调整的步伐，而军事战略重点北移又促进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
3.中国抓住时机战略性地调整对美政策
苏联的军事威胁促使中国必须对军事战略作出调整，而美国意欲从亚洲的军事收缩和试图改善对华关系，又为中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军事战略重点的北移，显然是对苏联庞大军事机器的一种牵制，这无疑会使美国决策者更真切地认识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份量，从而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推动因素。
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意欲从印支战争中脱身和从亚洲收缩力量，中美之间出现了达成和解进而改善关系的可能。中国领导人十分敏锐地关注着尼克松当选总统前后的政策言论和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1967年，尼克松的《越战后的亚洲》一文在美国《外交季刊》10月号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关注，指示有关部门注意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和真实战略意图。[10](P,1329～1330)1968年11月25日，就在尼克松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不到三周，经毛泽东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这次会谈因故取消，但这是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196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尼克松的总统就职演说，这份演说的内容含糊地表达了美国政府期待与中国对话的愿望。[12]1969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帅参加，共同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和对外战略。周恩来在向他们具体交代任务时说：毛主席认为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之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13]上述情况表明，为使中国摆脱两面受敌的日益恶化的安全态势，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及周恩来正处于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选择之前的缜密思考之中。几个月后，四位老帅在充分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研究报告，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他们的分析和建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赏。（注：关于毛泽东请陈毅等四位老帅讨论国际问题的细节，详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204页。）
应该提到的是，1969年10月，根据中苏两国总理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协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虽然尚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是刻意为了促使中美的接近，但事实却是，仅两个月后，中美双方就确定恢复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前后两个谈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在此后的两三年间，美国领导人通过发表谈话和多种渠道不断向中国方面表示了美国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及尼克松总统期待访华的意向。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应对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的微妙而积极的变化，因势利导地确定新的对美方针，审慎而积极地迈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邀请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与他站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此表明中国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姿态。毛泽东还请斯诺给美国方面传递消息：“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4]1971年4月上旬，根据美国乒乓球队表示的愿望，经毛泽东亲自决定，中国乒协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长期隔绝的局面。
随着中美两国成功的政策互动和一系列外交接触，两国之间封冻了20年的坚冰终被打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实现了历史性的对话，并取得了某种战略性的和解与共识，双方签署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势力。”显而易见，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反对苏联或苏联集团试图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明确表示。）共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对美政策的这种战略性的调整，是国际间和两国间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就中国自身而言，改变两面受敌的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是其中最为现实和紧迫的推动因素。对于当时的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后来曾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1972年7月24日。）
二、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中国提出“一条线”战略构想（1973～1976年）
实现中美两国首脑会谈后，为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中国提出了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虽然，共同对苏作为战略目标能够为美国所接受，但是，在对苏的策略手段上，中美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反却在中美达成和解的同时又热衷于推进美苏缓和。美国对苏的缓和政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
1.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
在中美两国关系和解的过程中，苏联的军事实力继续快速膨胀，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72年美苏签定第一阶段限制核武器协定时，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10年间增加了近7倍，形成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核武库；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在坦克、装甲、火炮和总兵力方面的优势，而且大大缩小了海空力量与美国的差距。到70年代中期，苏联五大军种的总兵力已超过430万人。
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国对苏的战备工作积极而谨慎：从1972年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从步兵、炮兵、装甲兵到航空兵都积极展开了打坦克训练；在“三北”地区苏军可能入侵的主要地段构筑了大量抗击苏军坦克装甲集团进攻的坚固防御工事；北京和华北、东北的大、中城市大规模修建了人民防空掩蔽部和坑道工事。
197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有关同志和部分军区负责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反复提到要“准备打仗”，并说：“人家（指苏联——笔者注）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注：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197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忧虑。
2.中国提出“一条线”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
促使中美关系实现和解，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战略动因。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期望以此增强抗衡苏联的能力，而美国则主要是为了赢得与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在越南和其它双边或多边问题上的优势，即以“中国牌”制衡苏联。正如基辛格一语中的地道明：“我们不到中国，也就去不了莫斯科”[15]，而且事实也证明，美国也不希望因中美关系发展过快得罪苏联而破坏对苏缓和的进程。
其实，早在实现与中国的最高层会谈前，美国便积极寻求与苏联的缓和。1972年5月，也就是在实现中美首脑会谈3个月后，尼克松就访问了莫斯科。这是美国在职总统第一次访问苏联，它及时地迎合了当时苏联担心中美接近而急于与美和解的心理。苏联领导人表示希望“同美国建立不仅是良好而且是友好的关系”。尼克松则预言美苏关系将会开始一个新时代。美苏两国首脑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SALT-1)。
针对美苏之间的外交接触，中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中国认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极度恶化使苏联必须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应对挑战，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很可能寻求与美国的某种妥协甚至合作。事实表明：在这一段时期，苏联多次主动向美国探寻联合反对中国的可能性。
为防止美国对苏作出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妥协，也为有效地减缓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中国认为必须寻求并建立与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并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而共同抗苏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建立稳定关系的战略支点。中国希望能与美国在共同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上达成更多的战略共识并采取共同的行动。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基辛格时首次提出了“一条线”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他对基辛格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基辛格解释道：“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毛泽东紧接着说：“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随后，毛泽东强调中美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他对基辛格说：“（我们是）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什么FRENDSHIP（友谊）……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指苏联）！”并第一次明确地向美国提出了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注：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这一战略构想的主旨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美国无疑是这一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条线”也就是联美抗苏的战略。
在同年11月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时，进一步指出：“苏联在蒙古驻军，是中国牵制了一部分苏联军队，这对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处境是有利的。”（注：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11月12日。William Buur:/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PP.184.（美）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中译本），庞伟译，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为向苏联显示中美共同抗苏的意图，毛泽东甚至向基辛格表示，希望邀请对苏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防部长访华，并到中国的东北、华北去看看。[16]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就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即：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和大洋洲属第二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14](P,600～601)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一条线”，连结“一大片”，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团结和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重点打击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
中国提出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构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的：尽管美苏之间接触频繁，关系有所缓和，但美苏的缓和甚至勾结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而美苏之间的争夺则是主要的和长期的。在美苏的全球争霸中，苏联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苏联全球扩张的战略企图和庞大的军事力量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威胁。因此，苏联既是美国全球性的最主要的敌手，也是中国最现实的威胁，中美在这一点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中国认为：中美两国应该，而且可以联手共同抗击苏联的扩张行径并能够有所作为。
3.美继续搞对苏缓和阻碍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并未真正接受中国提出的“一条线”战略构想。虽然美国一直把苏联作为其主要敌手，但是美国认为，中美接近已使苏联陷入战略被动，苏联就不得不对美作出某种让步并设法缓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而美国抓住时机实现美苏和解，既有限度地控制了苏联的扩张，又加剧了中国对美苏可能勾结的担忧。这样，美国就处于中国和苏联都有求于他，而他又可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对于这一点，基辛格在1973年3月2日给尼克松的汇报中写道：只要华盛顿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它将继续向我们支付红利：缓和亚洲的紧张状态，促进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从整体上构建起和平的结构”（注：William Buur:/Kissinger Transc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pp.83～85.（美）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中译本），庞伟译，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构想，美国方面解释为：虽然“目标相同”，但“美国的行为方式不如中国直截了当和具有英雄色彩”。（注：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另可参见：William Buur:/Kissinger Transcir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pp.94.（美）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中译本），庞伟译，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毛泽东对此的评论则更为明了和形象：对付苏联，“中国是打少林拳，美国则是打太极拳”（注：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11月12日。）。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国搞美苏缓和提出规劝和批评。针对美国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和基辛格关于苏联在亚洲扩张军备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说法，中国坚持认为：美苏缓和掩盖不了美苏的全球争霸，美苏争夺才是主要矛盾，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都依然在欧洲。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那种只看到美苏勾结，看不到美苏争夺的观点，尖锐地指出这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毛泽东针对有人认为“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观点，明确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没有东移”。（注：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1973年7月4日。）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3个小时（指1973年11月与基辛格的谈话）。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多次劝告美国要警惕苏联的真实战略意图，要防止苏联可能声东击西，不要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中国。
然而，美国继续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玩弄平衡：在保持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和建交谈判的同时加紧推行对苏缓和政策。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与尼克松共同签署了《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1974年6～7月间，尼克松再次访苏并称这是“一个谈判时代的开始”，勃列日涅夫也宣扬“四分之一世纪的冷战已为和平共处时期所取代”。事实上，与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相比，美苏的缓和进程更具实质内容，对美国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反对美国与苏联缔结《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认为这根本限制不了苏联发展核武器的势头，相反，只能给世界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国认为，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必将使中国承受来自苏联更大的军事压力。这无疑使原本可以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冲击。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次日，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同年11月，福特在访问日本和韩国后，在苏联的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其后的两年间，福特政府继续忙于缓和对苏关系，期望在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上有所进展。
福特政府在与苏联开展高层外交的同时，也试图推进中美关系。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与福特进行了会晤和会谈。中国认为，福特政府推行的是两个“双轨政策”，即：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以对大陆为主，但不放弃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在苏联与中国之间，以对苏关系为主，但也保持与中国的高层对话与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实际上只能处于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
从1973年至1977年间，美国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构想和苏联企图联美反华的试探都未给予积极的回应。然而，客观地分析，苏联企图联美反华的政策最终是彻底破产了，而中国提出的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构想却为中美两国在其后一段较长时间里逐步形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不仅未能实现联美反华的战略目的，而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反而形成了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
三、把握战略契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7～1979年）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1976年，开创中美关系新篇章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邓小平作为中国政治领导核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苏联全球强劲的扩张势头使美国对苏缓和政策严重受挫，从而强化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继续推进“一条线”战略构想和确立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一方面拒绝了苏联对华和解的表示，另一方面则抓住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积极变化的契机，加快了中美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1.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和解表示
苏联领导集团和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泽东和中国党内的“激进派”，并认为中共党内“稳健派”领导人并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苏联一直期待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毛泽东的逝世和随后“四人帮”的垮台，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使其作出了若干缓和中苏关系的表示：苏联的宣传媒体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对于毛泽东的逝世，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并派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和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吊唁；随后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1976年10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在自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呼吁中苏两国言归于好；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费奥多尔·库拉托夫发表讲话认为，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
然而，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和解表示。首先，中国认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是苏联首先应拿出实际行动，即必须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使两国边境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态势。（注：见1979年3月9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苏联苏维埃的复信。复信表示：如果苏方真想改善两国关系，就应该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行动，首先就应该按照1969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并进而解决边界问题；就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60年代初期那样。中国方面愿意看到的，不是什么空头声明，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其次，或许更具战略性的考虑是：中国宁可推迟与苏缓和的时机，也不愿因中苏和解而使正处于停滞状态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受阻。（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0年11月15日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时曾明确指出：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战略不改变，中苏关系改变不了；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要求的。）因此，中国先是拒绝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的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唁电，以中苏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为由，未在任何报刊上刊登。随之又拒绝接受勃列日涅夫于1976年10月27日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同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重申，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政策不会改变。
1977年以后，中苏关系依然紧张。苏联继续向驻中苏、中蒙边境部队更新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侧部署射程为5000公里可机动发射的分导式SS-20中程弹道导弹。1978年4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距中苏边境仅25公里的哈巴罗斯克观看了模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实战演习。同年8月1日，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撰文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17]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更加积极地期待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能够加快。
2.中国密切关注着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
卡特入主白宫后，中国就注视着卡特政府内对外政策的两种不同主张：一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认为“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派以国务卿万斯为首，主张继续积极推进美苏缓和，认为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所以中美正常化谈判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注：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imon and Schuster),pp.44,76～78.）上任之初，卡特表示希望尽早举行美苏高级会晤，重开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2)，以稳定美苏战略关系。显然，在1977年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排序上，对苏缓和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
然而，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并未能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效果。相反，从70年代中期始，苏联乘美国热衷搞美苏缓和之机，加快了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步伐。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中，苏联拒绝了1977年3月万斯访苏时所提出的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方案并加紧发展和部署核军备。美苏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紧张。
此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也继续停滞不前。由于在卡特政府内优先考虑对苏缓和的政策主张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受制于美苏缓和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强调“不损害”台湾的利益，这样的对华政策很难使中美关系走出僵局而有所发展。1977年8月，万斯访华无功而归，因为他提出了被中国批评为“倒联络处”的方案（注：万斯与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中美建交后须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这被中国称作“倒联络处”方案。）而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
时至1978年，面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和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以及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卡特政府不得不对其优先推进与苏缓和的政策进行重新考虑。3月中旬，卡特在致副总统和国务卿的信中指出：“我已决定，由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18]卡特否定了万斯的意见（注：万斯在极力反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而建议副总统蒙代尔在预定的远东之行中顺访北京。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204～205.（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等译：《实力与原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派遣主张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访华，这反应了卡特政府决意加快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中国抓住契机，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其实，早在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发生积极转变之前，中国方面就对中美两国将通过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充满信心。1977年9月27日，就在万斯访华无果而归一个月后，邓小平就会见了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并表示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可以加快一些。他还说，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往来。（注：邓小平会见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的谈话，1977年9月27日。见钱江：《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环球时报》2001年1月12日。）同年11月，中国邀请主张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布热津斯基访华。[18](P,235)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华并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如下的信息：美国政府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两国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和地区霸权；美国决心要对苏联的军备扩张以及通过代理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作出强烈的反应；美国已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此，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18](P,240-242)
对于布热津斯基访华所传递的积极信息，中国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将成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个有利契机。对此，中国方面立即作出了回应。中国方面在继续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和不能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的同时，表达了尽早重开建交谈判和加快谈判步伐的意愿，并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双方可“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19]
中美建交谈判经历了5年之久的徘徊不前，终于步入了快节奏并不断取得积极进展的轨道。1978年7月，中美双方在北京重开建交谈判；9月19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中国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再次表示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个条件，同时希望中国理解美国在售台防御性武器和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关切的立场；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会见日本记者时把话题引到中美建交谈判，他说：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这是大势所趋。10月30日，美国就此作出了回应：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强调卡特总统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进程，并说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好时机。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建交谈判中，美方提出了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同日，刚从日本访问归来的邓小平立即指示外交部“抓住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出的问题谈”。他特别强调：“同美国正常化谈判要加快，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20]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认为中美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意义重大。[20]12月16日上午10时（美国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9时），中美两国同时向世界宣读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2月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直到这时，美国才真正开始注意到：在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上，中美之间强烈地显现着战略上的共同点。特别是1979年底，十几万苏军突然入侵阿富汗，使苏联的军事存在向南推进了几百英里，如果苏联南下战略成功并取得印度洋的暖水港，就可向东窥视马六甲海峡，向西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进而把苏联在亚太和欧洲的战略部署联为一体。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从加强与苏联对抗的战略意图出发，开始比较积极地寻求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
在随后的一年即1980年，中美军事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年初，邓小平对访华的第一位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布朗说：“我意识到我们两国共同考虑的战略问题，并相信，假如我们进行密切的协商，对危险保持警惕并壮大我们的力量，就能遏制引起全球冲突的侵略。”这一年，中美互派了各类军事代表团。美国国防部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远程通信设备和军用直升机等辅助性军用设备，并根据1979年达成的协议，在中国新疆建立了两个监测站，由美方提供设备，中国人员进行操作，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苏联的全球扩张确实是中美实现和解和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战略基础。但即使在那时，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历史的实践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作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重大战略调整和随后中美两国的和解与建交，不仅对于维护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对于后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分析家都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系，不但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我们这个星球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中美关系在冷战结束，失去共同对苏的战略基础之后仍能求同存异，在摩擦中不断前进的基础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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