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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在停滞、衰退的痛苦中煎熬。近10年来，在腐败、自大和低效中蹒跚而行的日本各届政府，也无不以改革为手段，以复兴经济为己任，有人甚至为此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结果如何？经济不但毫无起色，而且在衰退中慢慢滑向崩溃的边缘。2000年5月森喜朗上台后，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由于“缺乏领导才能”，森喜朗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各方指责和国民的企盼中，终于决定交出“帅印”。然而，日本经济却并未因此而停止下滑的步伐。2001年3月8日，财政大臣宫泽喜一在2001年度国家财政预算讨论会上道出实情，“日本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日本经济到底怎么了？
一、日本90年代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过去几十年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进入90年代后，经济增长的速度戏剧般地放慢。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物质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在1970～1991年间日本的人均实际GDP增长非常迅速，一度达到美国水平的89%；然而从1991年起，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到1999年日本的人均GDP为24628美元，而美国为33836美元。再从人均GDP增长指标看，70年代日本的增长率高达4.3%，80年代为3.4%，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而90年代却仅为0.6%，低于同期美国和英国的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如自己的过去，而且也赶不上同期的其他发达国家。
作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结果，日本90年代的失业率直线攀高，已达到不可忍受的水平。在70、8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但进入90年代，就开始直线上升，1999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4.9%，失业人数达到330万，高于美国的同期失业率4.2%。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美国的失业率是日本的3倍。然而根据日本研究所协会的最新统计，日本企业的过剩人员为710万，占就业人口的10%，随着过剩设备的废弃和企业人员裁减，日本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到10%左右。
于此同时，日本政府过去10年刺激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启动经济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为了拉动经济增长、降低失业，日本各届政府都奉行凯恩斯主义，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问题也就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心中永远的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日本大藏省公布的数字，日本现有国家债务为680万亿日元，占GDP的130%，而美国是51.7%，欧盟是73.4%。按照财政学原理，国家债务超过GDP100%，而且继续扩大的话，即为财政破产。日本财政会因此而破产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债利息。日本现有3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短期内不大可能发生资金短缺问题，但要复苏经济，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今日本国库银根紧缺，扩大公共投资的资金只能靠政府发行国债来维持，而要大量发行国债，必须提高国债的利息，否则无人购买；但高息又使政府债务雪上加霜。再加上少子和人口高龄化的到来，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日本财政今后非常有可能走向破产。
二、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率较低
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是什么？过去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日本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上，如何重构金融系统和扩大社会总需求成为讨论的关键。但日本政府政策的失败表明，日本经济的低迷另有深层次的原因。和亚洲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原因分析一样，新的研究认为日本国内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是导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最主要原因。
人均GDP是由投入的总量和生产率决定的。用劳动来衡量生产率，人均GDP等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劳动投入的乘积，劳动生产率又可进一步表示为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密集程度的乘积。日本是典型的投入驱动增长的国家，即较高的资本和人力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从经济发展轨迹上看，日本人均劳动和人均资本的投入和一直以稳定的速度增加，并且比美国高出20%，比其他欧洲国家高出30～50%，但这种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生产率较低的状况。这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投入比较高。每个工人的工作量比美国高11%，资本投入量高20%；而生产率却比美国低许多，劳动生产率低35%，资本生产率低41%。
麦肯锡的研究表明，9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美国的差距一直保持在32%左右。但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劳动时间出现趋同的趋势，日本人均劳动时间从1970年的1007小时缩短为1999年的933小时，而美国人均劳动时间却从1970年的692小时提高到835小时，日美两国在劳动时间上差距的缩小导致了他们在人均GDP的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来说，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里做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但由于资本生产率方面的低下，并没有因为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以上总量数据的分析表明，这种以投资驱动带来的经济繁荣掩盖日本经济的致命弱点——生产率比较低，并长期没有提高。日本经济的确没有它在繁荣时期表现的那么强大，经济低迷既可以说是对于80年代经济繁荣的修正，又可以说是这种增长模式已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随着新生代价值观的改变，日本在人均劳动投入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15岁到64岁的人口将在2000～2010年间按0.5%的速度递减，为了保持稳定产出不变，劳动生产率必须至少以0.5%的速度递增。更进一步说，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依靠储蓄和养老金生活，利息的重要性越发显现。较低资本生产率直接会导致利息率比较低，从而影响了这些人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因此，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想让日本经济真正走出低谷是非常困难的。
笼统地判定日本企业生产率比较低是不合情理的，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表明日本企业的产品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深入研究会发现，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整个日本经济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注：袁跃东，张寅，关注：《糟糕的日本经济究竟还能走多远》，中国经营报，2001/3/9。）：少量以出口为导向的高效率的经济部门和大量非出口导向的效率较低的国内经济部门。在汽车、钢铁等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企业（如东芝、索尼等）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这些企业的从业人数仅占10%。而90%的从业人员是在那些仅仅满足国内需求的企业里工作，特别集中在零售、食品加工、建筑、纺织等行业领域；这些领域管理水平比较低，生产方式比较陈旧。综合起来，出口导向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因此提高日本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关键是找出导致国内经济部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原因，然后再采取相应对策。
三、缺乏竞争是国内经济部门生产率较低的深层次原因
1.国内经济部门缺乏竞争的主要表现
国内经济部门最突出特点就是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以日本零售业为例，在低成长时期倡导的“综合生活产业”战略指导下，涌现出大量的零售店和日杂店（一般为个体户，或仅雇佣少量几个人）。这些店里的从业人员占零售业从业人员的55%，而美国仅为19%。相比之下，由于《大型零售企业法》的影响，在日本缺乏效率高的大型零售业，如大型超市、仓储中心等，从业人员仅占8%，而美国高达35%。大量传统企业存在导致造成日本国内经济部门生产率低下和产品流通缓慢。首先，这些企业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实现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的多样化，也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广告支持自己的销售，并且使产品流通环节变长。其次，这些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水平比较落后。出口经济部门迫于竞争大量使用的现代管理技术，如全面质量管理、适时制造技术、MRPII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但由于传统企业规模小，也缺乏相应的人才，因而很少使用这些技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这些企业毫无规模经济可言，还造成了大量的设备在低水平重复购置，许多自动化设备在这些企业里用不上。例如，日本人均拥有的食品加工企业是美国的六倍，每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是美国的四倍，但价值增值仅为美国的1/10。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这些低效率的部门意味着向那些更有竞争力的企业敞开了大门，他们可非常容易地进入，并赶走这些低效率的、仍处于手工经营方式的传统企业。但日本的经济向来都不是开放的，相反却以保护效率低下者著名，竞争的环境在这些领域几乎不存在。
国内经济部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业结构长期保持稳定。以零售业为例，在过去的25年里，日本前10位的零售企业几乎发生什么变化。大荣、伊腾洋华堂等大型综合超市场长期占据领导地位，很少受到新竞争者的挑战，国外大型零售企业对他们的威胁几乎微不足道。但他们是销售分额也同样稳定在8-10%左右，尽管这些企业的生产率与美国同类企业不相上下。
2.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造成了竞争的缺乏
日本公司治理的典型特征是依靠大股东的直接控制实行公司治理。其核心治理机制主要有：(1)集团内企业交叉或循环持股，整个集团形成一个大股东会。公司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决策与执行都由内部人承担。(2)企业的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提供较大份额贷款的同时还拥有一定的公司股本（5%以下），并派出职员任企业的经理或董事，成为公司重要的监督者。(3)采取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以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公司员工，特别是高层管理者的利益同公司利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了公司绩效。但这些机制也扭曲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很难正常发挥作用。
在产品市场上，交叉持股使企业同关联单位如供应商、销售商等建立起紧密联系，降低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使这些企业为了共同的长远利益而战略协同，如日本流通领域中的日本大众食品协同组合、日本鲜活食品协同组合、食品流通体系协同组合等就是其典型体现。但这种机制同时也扭曲了日本国内的产品市场，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同时扼杀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效率低的企业。如在采购原材料时，价格和质量将不会是唯一标准，企业选择供应商的余地变得狭小。同时这种机制也给新的市场竞争者，特别是国外竞争者筑起很高的进入壁垒，这也是日本流通领域中前10名的企业长期维持不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劳动力市场上，公司内部用人治理机制虽然很好地起到了稳定员工作用，将员工长远利益同公司长远利益很好地协同起来。但终身雇佣使公司不能形成很好的人员流动机制，劳动力市场在优化人才配置上的作用甚微。年功序列制也使年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当环境变化，公司需要进行组织调整时，这些机制使阻力变得非常大，企业创新困难重重。
在资本市场上，持有股票的目的将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股息和红利，更多是为了使股东稳定，相互支持和相互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股票价格的调节机制，股票价格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公司控制市场基本不能发挥作用，股票市场因此也对经理人员影响甚微。另外，主银行制度使企业更多地依赖贷款融资，而减少自有资本的积累，和在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需求。而由于银行融资缺乏必要的市场监督，信息不透明，增加了金融风险，大大降低整个资本市场的资金利用率。
3.政府政策的不当也是缺乏竞争的重要原因
除了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导致市场扭曲，使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外。日本长期奉行的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是使国内经济部门缺乏竞争的重要原因。战后日本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追赶超越其他发达国家为目标，政府以产业政策、计划调节等手段，对经济实现管理和控制，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适度的政府干预的确可以起到矫正市场盲目性，弥补市场不足的作用，因此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抹。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日本经济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复杂化，日本式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暴露出来。
首先，日本政府所倡导的雁型模式建立在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严格限制进口的基础上，实际是限制外来竞争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商业惯例无法与世界惯例接轨，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市场，国内经济部门缺乏国外竞争者的挑战，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和紧迫性。这些在其他的文章中已较为详细的阐述。
其次，日本政府在国内奉行的是充分就业和维持稳定的经济政策。为此，政府纷纷采取措施保护现有企业，人为限制自由竞争，扭曲了市场，减缓行业演进的步伐，使大量效率低的传统企业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众多的传统小企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从1998年开始，政府向中小经营者提供了30万亿日元的贷款，而没有经过任何信用评价。其中对小商铺、杂货店贷款4万亿日元。此外，政府还另外给了这些商店1万亿日元的补贴用于改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现有的传统企业的存在，日本政府还对新的市场进入者设置了比较高的进入壁垒，包括日本的企业。例如《区域法》使大型的住宅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又比如在零售业，日本的《大型零售企业法》限制经营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企业进入，造成日本大型零售企业的市场份额比较少，难以发挥低成本的优势。这项法律在2000年6月被《大型零售企业位置法》所取代。与前项法律直接限制大型商店不同，新规定利用社会环境考察指标来间接约束，如交通、噪音和拥挤程度等，很自然这些指标很难操作。更为重要是，新规定要求超过1000平方米的是设立必须经地方委员会通过，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为传统的中小零售业主，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一些发达国家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却没有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没有信息就没有竞争，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增强市场的透明度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例如在房地产业，高度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前提是需要向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价格和质量信息。美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颁布了住房建筑材料方面的标准，并建立了详细的住房价格信息披露机制，这使得成本比较成为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竞争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在日本，由于这些信息的缺乏，建筑商们可以将住房高价卖给消费者。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由于缺乏住房的标准评价体系，日本的二手房市场发展的也非常缓慢。
四、结束语
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已在不景气的道路上走了将近10年，而这种状态何时结束，现在尚难以预测。以上原因分析表明，过去给日本经济带来辉煌的各种旧制度现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制度极大地扭曲市场，限制自由竞争，阻碍国内经济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旧有的公司治理模式，改变政府旧有的管理经济的方式，建立新的公开、公平和相对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我国不但要从制度设计上重塑市场经济，微观层面上的国企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因此，与日本相比， 我国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具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