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增长极形成机制研究——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为例论文,机制论文,区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8)08-0037-09
一、引言
众所周知，经济在地域上的发展不是一个连续的空间，不平衡是经济空间的显著特征。传统的经济区位论，从亚尔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到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都力图寻找这种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于1984年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模型。该理论的基本要点是：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或空间的范畴上总是处于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的相互作用之中。在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经济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因此，“点轴系统”是产业积聚带，是经济地带形成的基础，其中“点”是“点轴系统”的基础。当前，区域经济差异已成为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热门领域，本文试图从上述的“点”即区域增长极出发，分析其形成机制，为研究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奠定基础。
二、增长极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意义
增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 Perroiix)于1950年提出，后经赫希曼、J·鲍德维尔(J Bouderville)和M·汉森(M Hansen)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匀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以各种途征对整个经济区域产生不同影响。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意义及空间聚集意义的增长极，或叫增长中心。根据佩鲁等人的观点，增长极是否存在取决于是否拥有能够带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发动机型的工业。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必然存在一种强大力量使经济发展进一步集中于该地区，并使其成为发展的核心区，各个核心区周围又形成了各自的影响区。增长极理论在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时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理论的联合国学派进而认为，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仅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应起到综合性发展中心的带动作用。
现在，增长极理论已逐步成为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因为很多人相信部门及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可促使整个区域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是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具有发展潜力的地点，通过极化和扩散过程，优先发展核心区，可以使整个区域经济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增长极理论又是和城市理论相联系的，增长中心是大小不一的城市，我们大体可以用城市化水平来表示增长中心的总体数量和总体水平。
一个国家的增长中心，可分为高级、次级、三级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层次增长中心之间的数量结构日趋合理。为数不多的高级增长中心与数量适当的次级中心以及遍布全境的三级增长中心，共同形成了完整的有机网络，有利于各级中心发挥其积极的功能。
在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高级增长中心应当逐步成为世界性都市。这里所谓的世界性都市，并不仅仅以人口的数量级来评价，而主要是指其经济—社会功能。例如，一个世界性都市可以是一个世界性港口、世界级金融中心或贸易中心、世界级会议中心等。因此，世界性都市是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交汇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综合增长中心，是否拥有这样功能的世界性都市，是其经济发展程度的必要衡量尺度之一。
三、增长极的形成机制分析
（一）增长极的出现与区位
西方考古学家认为，增长极起源于人类的聚落。据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平原的考古资料显示，古代人类聚落至少有四个等级，即城市、镇、大村落、小村落。西方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一般以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劳美尔城市马鲁克为代表。这个时期的城市遗迹中出现了三项重要的文化成分，即巨大庙宇建筑、圆柱形印章、楔形文字，充分反映了当时经济贸易活动的起飞。中国学者张光直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与权力的工具。商代考古材料列举了我国早期城市的特点：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宗教、宗庙和陵寝；祭祀法器（青铜器与祭祀遗迹）、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
杰斯·恩布林(G·Emberling)指出了西方早期城市的三大特征：一是专业化的社群，这种职业与社会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被亚当斯认为是城市起源的主机制；二是人口聚集中心；三是居民身份的认同。中国古代城市具有的三大特点：一是作为邦国的权力中心而出现，是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因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而具有居民构成复杂的特征，存在非农业生产活动，是社会物质财富集中和消费的中心；三是人口相对集中。
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现代经济学家杨小凯用下面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了形式化：
上标s代表售卖的数量，上标d代表购买数量，k为交易系数。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解出了四种结构的角点均衡，并得出结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演进到农民和工业制造者之间的局部分工，此时没有产生城市；当专业化工业品制造者之间以及职业农民与专业化工业品制造者之间的分工完成后，城市就出现了。
区域经济中心的区位是经济地理学和现代空间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826年，杜能在《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孤立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孤立国”的城市区位模型。一个城市位于大片平原地区中心，该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相同的。城市负责供应必需的工业品，城市周围的土地种植各种农作物以供应该城市消费，农产品运到城市的运费只与距离、重量成正比。
佩鲁和普劳克斯等人提出的增长极是否存在，取决于有没有能够带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发动机型工业。那么，这种发动机型工业应选择何种区位？1909年A·韦伯出版的《工业区位理论》一书中设计了一个区位三角形：
图1 廖什设计的需求圆锥体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仅从单个企业利益的角度进行考虑，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和W·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则从一个经济体总体均衡的角度揭示了由大量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的区位配置；把市场区位和生产区位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了成本、收入和利润的关系，选择市场范围最大的最佳区位，为市场区位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廖什设计了一个需求圆锥体，将市场区位和需求弹性结合起来，以纵坐标PQ表示商品销售量，横坐标PF为消费者与生产地点的距离。由于商品离开P点会产生运费，使商品价格提高，导致商品需求和销售量下降，直至为零，因而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D（见图1）。把PFQ平面以PQ为轴旋转一周可得一圆锥体，该锥形体体积为销售总量，它的底面为该生产者的市场区，是一半径为PP的圆。廖什认为，在多个消费者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市场竞争使这些圆挤在一起，因而最后形成一种由六边形组成的蜂窝网状结构。廖什把各种商品的这种市场网状结构叠放在一起，并使它们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是一个大的经济中心——大都市，它聚集了多种商品的生产厂家，而在它周围或多或少有几个商品生产点，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市镇。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由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过程中生产聚集而自然形成的城市体系。
现实当中不同层次的区域增长极，在形成之初总是选择靠近自然资源丰富或运输枢纽的区位，如海港或河港，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和香港就是如此。空间经济学先驱克鲁格曼与藤田为了形式化港口城市区位，设计了一个线性模型（见图2）。
图2 克鲁格曼与藤田设计的线性模型
图中在O点有一城市，b点是一个分支点，其可看作河港或海港，也可看作铁路枢纽。两个分支上都分布农田并延伸到S点，S点到O点的距离相等。那么，当原城市人口增加时，新城市应选择这一线性空间的何种区位？
克鲁格曼假设一个工厂从原城市迁出，向东转移，离开O点的距离为s，农民在O点到S点之间均匀分布，且分布密度为d，单位距离运输成本为τ，那么从新工厂把制造业工业品运到所有农民的总运输成本为：
求
关于新工厂区位s的一阶导数，可得出分支点是新工厂运输成本为最小的区位。
（二）增长极的规模增长
在上述讨论增长极区位问题时，我们总是静态地认识它们，实际中，增长极的区位是其规模空间动态演变过程的均衡结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早期一度繁荣的城市衰落了，如罗马古城、中国北宋时期的开封。与之相反，与罗马、开封同样依据有利地理位置优势出现的珠三角地区港口城市广州和泛珠三角地区的香港，为什么今天能够分别成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这种城市的兴衰及其区位变迁问题，也就是经济地理学家一直关注的城市规模问题。现代城市规模理论总是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新经济增长理论大师罗默将迪克斯特—斯蒂格里茨（下文简称DS）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中，有：
式中，A和L分别代表技术和劳动，
为第i种最终产品的生产量。当中间产品种类数目N不变时，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N增大时，生产将呈现规模收益递增趋势，这表明厂商偏好于多样化的中间投入。本文在DS框架下，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市规模形成的微观经济机制。
一是行业规模报酬递增与行业的数量规模。假定某行业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且只生产一种产品。现用l[,i]表示该行业部门在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量，x[,i]表示产品的产出量，a为固定成本，b为边际成本，部门内的工资水平用w[,i]表示。假设劳动力的需求函数为：
由上可知，在行业部门的固定成本不变、产品需求弹性不变的情况下，只要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则随着城市就业人口的增加，该城市内产品品种数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行业部门增加将使城市规模扩大。
二是经济活动密度对城市规模的反馈作用。规模收益递增不但导致生产不同最终产品的行业部门在城市集聚，而且使城市人口和为行业提供中间产品与服务的中间企业不断聚集。著名的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设计了一个规模经济下的城市人口规模模型，该模型假设一群工人为了享受聚集活动中递增报酬带来的好处，选择了聚集到一个社区中一起工作。这些工人选择了一个地方政府，以最大化他们的福利水平，即：
max u
N
约束条件是pF(N)-C(N,u)≥0
F(N)称之社区生产函数，P是社区产品的出售价格，N为社区人口规模，C(N,u)是关于效用u的严格递增的成本函数。由推出的保证最优状态的两个约束条件得出结论：效用最大化时的人口规模出现在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如果生产活动没有递增报酬，则这样的社区根本就不存在。换而言之，规模收益递增促使人口和产业聚集，形成了区域上不同的经济活动密度。
但是，最近城市考古学家提出，考古学分析不仅要确定促使城市产生的那些变量，而且要弄清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人口规模普遍被看作城市的重要特征，但现在仍不清楚的是：究竟人口规模与密度是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还是都市化进程为人口大规模增长和集中提供了条件。考古学家提出的这一问题与新增长理论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性。按照新增长理论，城市区域应该存在一个人均产出随就业人口密度增长而增长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因为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随城市就业人口密度的增大而提高。这两个因素正是罗默、博兰德—杨、杨小凯等学者为了解释经济增长而设计的劳动分工自发演进动态模型中所阐述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
规模报酬递增是城市规模增长的先决条件，本文参考D da Mata(2007)、Cicone和Hall(1996)的思路，试图运用DS分析框架，建立一个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与企业规模报酬递增以及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与增长极规模的关系模型。这里，我们用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区域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城市的规模收益，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数量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一个指标。廖什采用市场网叠置的方法以商品生产地和市场区域的分布密度大小来确定城市区位和规模，下面的模型可以看作对廖什方法的形式化。
(1)模型的假设和基本概念。假设由于马歇尔的外部性，城市形成了一定的规模D，这种规模可以用城市某项经济活动的数量E来描述，也可以用它的空间分布密度来表达。那么，该城市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q=A·g(D)y(k,l)(2)
这里，k和l分别为输入城市的资本和劳动，A是外部性技术参数。现假设一个省区有m个城市，马歇尔关于经济活动集聚的外部性使各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密度呈不平衡分布，但是在一个城市内部，其分布又是均匀的。根据上式，设a为城市总土地面积，那么城市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生产函数为：
上式中，γ=αλ为劳动生产率关于城市雇佣密度的弹性，γ＞1时规模收益递增。前述的弹性α与λ分别表示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
(3)城市区域经济活动的高密度导致提供中间产品和中间服务的部门和企业增加。在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中，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工业部门仅由两个垂直部门构成。部门M生产同类的最终产品用于消费；部门I给部门M供应大量不同的中间产品，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中间产品。n为该单位土地面积上的雇佣劳动量，w为单位劳动的工资，则该城市经济空间内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在对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中劳动份额的估计中，β可理解为总产出中直接劳动的份额，(1-β)为总产出中贡献于中间产品的劳动份额。β可看作集聚参数，α说明了相对L和
的递减收益程度，表示扩散效应。
在全部投入中，x(i)为第i种中间产品的消费量。参数μ表示消费者对多样性中间产品的偏好程度，以边际成本加成定价中加成部分相对边际成本的比率进行衡量，参数μ越大，表示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越小，中间产品厂商的垄断竞争力越强。
进一步假设生产x单位中间产品应付出的劳动为l(i)=a+bx(i)，那么生产第i种中间产品的企业利润为π(i)=p(i)x(i)-wl(i)。中间产品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因此达到均衡时每个中间产品生产厂商的利润均为零。这样，每个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产出是：
由于μ＞1，故生产中间产品组合的劳动生产率随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上升。在城市空间，生产中间产品厂商集聚的区域也是中间产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区域。
又设C(w,x)是由通用成本最小化过程得到的成本函数，那么成本的产出弹性
，Mc和Ac分别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在该城市经济空间内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终产品生产达到均衡时，必须保证其生产成本最小化，即在一定产出水平下使生产中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总成本最小，即
由于消费者对中间产品多样化的偏好，因此当γ＞1时，由(3)式和(11)式可知，这种多样化偏好程度（中间产品种类数Z）随雇佣密度的增大而增大；由(3)式、(13)式可知，雇佣密度的增大会造成城市地区的规模收益递增。
四、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区域增长极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
（一）香港和广州——泛珠三角地区两个呈双核结构的增长极的形成区位
从增长极的形成区位来讲，香港是在具有有利地理位置这一绝对比较优势的条件下，由于特定历史事件（从1842年起，英国殖民主义强行租借新界并要清政府割让香港，然后宣布在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使香港从转口贸易这一主导行业开始，逐步从一个有生命力的初始增长极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广州和世界上一些处于河口海岸这一有利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的著名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汉堡、鹿特丹）一样，它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远古时期本是珠江入海口，三江总汇，腹地宽广，逐渐从一个贸易大港发展成为中国南部著名的经济中心。因此，有利的地理区位这一绝对比较优势对增长极的形成和规模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的反馈作用
1.数据的选取。本文要验证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反馈作用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鉴于珠三角地区同期各城市生产总值样本资料太少，不足以用回归分析估计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的反馈作用，本文选取《广州年鉴》（1983～2004年）提供的广州市1949～2004年共计56年的国土面积、就业人口、全市工业总产值资料进行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国土面积区域的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的反馈作用，我们又选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1952～2004年共计53年的广东省国土面积、就业人口和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资料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对比不同区域空间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生产总值的反馈作用，我们选取《广州统计年鉴》（2000～2004年）提供的就业人口、地区生产总值资料，以及《香港经济年鉴》（1980～2004年）提供的香港土地总面积、就业人口、本地生产总值资料，对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和香港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活动密度分布梯度原理，我们又选取《广州统计年鉴》（2000～2004年）提供的广州十个区和两个县级市的国土面积、就业人口、地区生产总值资料，来验证同一个特大城市内呈梯度分布的不同就业人口密度对产值规模的反馈作用。
2.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的回归检验。为了验证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对(6)式或(20)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为了对参数
和
及拟合精度进行估计，本文选取广州市1949～2004年共计56年的工业总产值密度和城镇从业人口密度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相关系数R=0.9935，决定系数为0.9870，标准差为0.2685。方差分析F=4110.657，远大于临界F值。以上结果说明，其线性拟合程度十分理想（见图1）。回归方程为：
其中，值为-7.2684，置信度区间为(-6.89,-7.64)。值为2.1416，其大于1，置信度区间为(2.34,2.49)。值大于1，验证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残差在-0.59至0.47之间，符合标准（见图2），其他分析结果见表1。
图1 广州市1949～2004年工业总产值和城镇从业人数回归拟合散点图
图2 广州市1949～2004年工业总产值和城镇从业人数回归拟合残差图
为了验证不同国土面积区域的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本文又选取广东省1952～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同期的三大产业就业人数作为解释变量，用最小二乘法对(21)式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得出，相关系数R=0.974 8，决定系数为0.9503，标准差为0.4329，方差分析F=976.17，远大于临界值。=-12.53，=5.11，的值远大于1。回归方程为：
(23)式中，常数项的标准误差为0.7982，t值为-15.70，显著性P值接近于零，置信度为95%的区间估计是(-14.13,-10.93)。的标准误差是0.16，t值为31.24，显著性P值接近于零，置信度为95%的区间估计为(4.78,5.43)。结果发现，经济活动密度对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显著程度次于广州市，以上分析结果见表2。
图3 广东省就业密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回归散点图
图4 广东省就业密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回归残差图
3.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反馈作用的空间分析。关于同一区域内同期不同城市的经济活动密度对增长极规模的反馈作用，从表3所示的2004年珠三角地区九市与香港地区的数据可以得到反映：与珠三角地区九市比较，香港的就业人口密度比深圳大1/3，是广州的3倍，地区生产总值密度分别是深圳和广州的8倍和24倍。在珠三角地区九市中，按就业人口密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深圳、惠州、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珠海、江门和肇庆；按各市生产总值密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深圳、惠州、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和肇庆，说明不同城市、不同大小的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产值规模增长的反馈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在同一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内部，由于经济活动密度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梯度，因而地区产值密度分布也存在相应的梯度，现以广州为例加以说明，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广州市十区和两县级市的就业密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越秀区、东山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芳村区、黄浦区、白云区、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市、从化市；按地区生产总值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越秀区、东山区、荔湾区、天河区、黄浦区、海珠区、芳村区、白云区、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市、从化市。顺序基本一致，体现了就业密度和地区生产总值密度都有从市区中心向郊区递减的趋势。
（三）就业人口密度对区域增长极中间服务生产规模的反馈作用
中间产品对增长极规模的反馈作用，可从城市的产业结构反映出来。D da Mara等国外学者对巴西东部123个城市的规模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的产业结构随城市规模不同而有明显变化。大城市生产的产品具有较大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由于第三产业为最终产品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中间服务，因此，第三产业的比重、产值、就业密度是城市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又以金融服务的作用最大。表5根据《香港经济年鉴》和《广州统计年鉴》提供的经济数据，对广州与香港1995年和2002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密度、产值密度及金融业存贷款密度指标进行比较，发现1995年和2002年香港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密度是广州的10倍以上，第三产业产值密度分别是广州的75倍和45倍。国内外著名大都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均占绝对优势，不少大都市还是世界级、地区级的金融中心，其原因不仅是第三产业就业密度高，而且还在于人力资源质量高于制造业。
五、结论
从直观上看，经济活动的空间构造特别是区域增长极的壮大和维持是两种相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部分地区，如珠三角地区，尽管分散力导致的中心城市向郊区和外围地区的扩散与集聚现象同时存在，但其主要矛盾还是在集聚力上。区域增长极经济活动密度是集聚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加速了增长极的增长。香港和广州的经济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香港的转口贸易、金融业等服务业占据了整个港区经济的绝对优势，其城市规模也大于广州。服务业既是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费品的提供部门，其自身又是就业人口密度大和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但是，区域增长极能否依赖制造业的绝对优势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以服务业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中心能否维持下去，尚待进一步研究。
［收稿日期］200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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