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8.8 在近几十年来观察到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当中，存在着经济体的行业构成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则是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即所谓的去工业化，这已经成为一个程式化的事实。去工业化很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产生一系列广泛的经济衍生物。去工业化预期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率和可持续性，虽然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去工业化的性质。同时，去工业化也将改变工人阶级的结构和性质，将其从工厂里转移到较为分散的服务业工作场所中，这是典型的、相对简单的联合和动员的方式。而在服务业领域，非正式的工作是比较常见的。这种转移也会影响工作过程的性质以及利益水平和职业安全感。资产阶级的阶级构成也会受到影响，并伴随着利益方面的变化。杰夫·哈考特(Geoff Harcourt)和加布里·帕尔马(Gabriel Palma)为此文的早期版本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十分感谢南部非洲经济研究(ERSA)的大力资助。近来，有证据表明，去工业化也造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如单亲家庭数量的增长问题(Rowthorn & Webster，2008)。剑桥大学也成为近几十年来研究去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此问题的论争不断，包括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鲍勃·罗森(Bob Rowthorn)、约翰·威尔斯(John Wells)及最近的加布里·帕尔马等人的论述。除此之外，分析去工业化问题的非主流的文献资料库也出现了，(基本上)都会使人们警惕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上是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这种担忧理由来自于卡尔多式的研究视角，认为制造业的独特属性和独特功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如参见Kaldor，1978)。这种观点意味着，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副作用。卡尔多理论对去工业化问题的担忧同结构主义研究方式EC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有共通之处。非主流的经济学对行业领域经济增长的广泛兴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结构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可能性，而这个问题必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要素的行业分布对经济增长并非是最理想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以边际收益的均衡过程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对均衡生产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方面的假设正好相悖，抑制了暂时的失衡问题。与当今时代不同的是，制造业在马克思时代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马克思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提出了他的经济论点，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去工业化就会变成高收入国家的广泛趋势，之后便蔓延至大量的中等收入国家。按道理讲，马克思理论并未涉及去工业化问题，但确实对去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和政策方面有了广泛的论述。本文站在理论角度发展了马克思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分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尽管去工业化问题一直是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源于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的非主流的经济学视角。可以将去工业化概念化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行业现象——经济体中制造行业的减少——加以理解，然而，行业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单位。无论如何，通过马克思理论深入理解去工业化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这样的质疑，站在马克思的角度，行业结构的转化是否是利益问题或关联问题。本文将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来论证去工业化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与将行业作为主要的分析范畴或至少作为最具关联性的经济范畴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的分析工具实际上丰富了去工业化问题的分析。此分析将借助马克思的分析工具来分析当前的经济现象，进而希望能够丰富现有文献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第二部分简要综述了去工业化的研究，第三部分站在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思考行业的内涵，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生产活动部门和非马克思主义生产活动部门联系起来。这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去工业化问题研究的背景，作为行业结构变化的特例，将在第四部分涉及。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将在此理论框架内进一步讨论去工业化的两种形式，第七部分是结论。 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的去工业化研究 此方面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去工业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预期的负作用。早期主要的研究者是辛格(1977)，他站在制造业的效能角度界定了去工业化的概念，就其“能够提供(当前的、潜在的)足够的净出口、以满足该国站在社会可接受的产出、就业和汇率水平三方面的整体进口需求”的意义上(Singh，1977，p.134)。在此基础之上，辛格指出了英国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尽管生产力不断提高、成本及价格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大，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还是日益下滑。他认为：“去工业化是由于‘效率低下’或失衡的一种表象或后果，并非原因。”(出处同上)辛格进而指出，去工业化存在的问题重重，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表征，因为在此情况下，制造业既不能以最低成本来满足内需，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出口以满足全民就业水平所需的进口(以“合理的”汇率)。去工业化的议题在由英国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此次大会的会议论文也成为去工业化发展问题相关文献中的重要一部分。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在他收录在那次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里成功地提出了辛格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研究方法，并称此方法为“剑桥式的”去工业化问题研究观点。这一观点与培根和艾尔缇斯(Bacon & Eltis，1976)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将制造业的过剩归咎于政府投资的增长。瑟尔沃尔(Thirlwall，1982)同培根和瑟尔沃尔(Bazen & Thirlwall，1986)进一步分析了去工业化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负作用。他们将英国的去工业化归咎于英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的下降上，并强调对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差额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罗森和威尔斯(1987)针对去工业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介绍了积极的去工业化和消极的去工业化之间的重要区别。积极的去工业化的定义为：在具备充分就业水平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正常结果。积极的去工业化产生的原因在于，制造行业生产力的增长水平极快，尽管产出不断增加，但此行业的就业却减少了，可能是绝对的减少，也可能是在整体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减少。然而，这并未导致失业，因为服务行业增加了新的工作岗位，足以吸收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看似很矛盾，这种去工业化过程则成了经济发达的一种表征。(Rowthorn & Wells，1987，p.5)这便同消极的去工业化区分开来，罗森和威尔斯将消极去工业化描述为：“经济失败的副产品，当工业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便导致了消极的去工业化……制造行业中劳动力下岗——由于产出水平下降或生产力的提高——但又无法被服务行业所吸收，进而出现了失业。”(出处同上)注意，他们的类型分析实际上引入了两个不同问题：制造行业就业水平相对下降的原因及分离出的工人能否被服务行业吸收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二者定义未包含的两个问题方面的其他构成方式。 罗森和威尔斯识别出的第三种去工业化类型是“由制造业转向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净出口类型”；这有可能导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制造业流入经济的其他行业中。(出处同上，p.6)特雷格纳(2009)凭经验分析了国际去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分别解析了制造业就业情况在一些相关因素中的水平和份额，这些因素包括：同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有关的成分、制造业附加值增长的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制造业就业水平的降低首先与制造业中劳动强度的下降有关，与制造业的规模及比例的整体减少截然相反。这便强调了需要明确区分不同形式的去工业化，不仅要考虑制造业就业方面的发展趋势，也要考虑到制造业的产出水平。实际上，我们最好将去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在整体就业水平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在GDP中所占比例的持续下降，而不仅指前者的比例。最近的几项研究均站在经验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中去工业化问题的成因。泽格(Saeger，1997)找到了证据证明，自1970年至1990年间，2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导致制造业的就业水平降低。截然不同的是，罗森和拉马斯瓦米(Rowthorn & Ramaswamy，1997)发现，1963-1994年间，1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去工业化出现的原因在于，制造业中生产力的系统性增长要高于服务业；此外，他们进一步指出，去工业化是先进的经济体的工业发展动态的一种自然结果。罗森和拉马斯瓦米发现，贸易量在去工业化中占了极小一部分。在一项1963-2002年间针对23个成员国的更新和扩展分析中，罗森和库茨(Rowthorn & Coutts，2004)发现，在发达国家中，与不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极大地造成了去工业化问题，尽管诸如生产力增长水平和需求的不同变化模式等国内因素更为重要。奥尔德森(Alderson，1999)发现，1968-1992年间，直接投资的流出以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渗透，导致了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去工业化现象。库切拉和米尔伯格(Kucera & Milberg，2003)将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10个成员国的去工业化现象主要归咎于南北的贸易往来。帕尔马(2005、2008)在参考了罗森早期的文献后，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去工业化的四种渠道：第一种，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指的是随着经济体发展到成熟阶段，制造业所占比例的下降。第二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均收入和就业水平都呈下降趋势。第三种，引起制造业就业水平下降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即人均收入出现了转折点——导致制造业就业衰退)。第四种，帕尔马提出，“荷兰病”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去工业化。对“荷兰病”的这种概念化指的是去工业化达到的另一种程度，即一国发现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后，发展起了出口信贷和旅游业，也可能指的是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政策的“放开”也引起了去工业化。罗森和科茨(Rowthorn & Coutts，2004)从各类文献中总结出去工业化问题的五种解释：存在国内给予服务提供者的外包行为意义上的“专业化”现象；制成品相对价格的降低使制造业在消费者的支出中所占比例下降；制造业生产力增长水平高出服务领域，进而减缓了制造业就业水平的相对增长；国际贸易降低了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的就业水平；投资率的不均衡下降使得制造业在总的投资支出中占了极大比例，即制成品所占的份额。帕尔马在上文中提到的对“荷兰病”的解释，可以同这五种对去工业化的解释归纳到一起。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行业” 现有文献对去工业化的分析基于行业的概念(就制造业，服务业等而言)。这存在于去工业化的概念化中——根据就业及(或)GDP行业股份的变化而定，和着眼于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基于各行业的分异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卡尔多式和结构主义观点对去工业化的研究与这些学派对增长的行业特征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对去工业化的分析研究不能避开行业分类。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基于行业。为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行业结构变化的意义，简单解构“行业”的准确意义，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重构生产活动分类是必要的。因此，本节中，我们会详细分析行业结构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就引入了对行业结构特定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论，这一特定变化，也就是下一部分提到的去工业化。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占用，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活动与剩余价值的产生、完成、占用和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某一活动分类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在非资本主义模式的生产还是非市场活动中(虽然剩余劳动力可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都无法产生剩余价值。某些但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活动会产生剩余价值，这一点正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如果没有特殊说明，重点是在资本主义活动及一切活动的分析、分类上，并且，这里所讨论的商品也假设为资本主义商品。活动的类型学及特性源自它们在资本流动中所处的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基本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根据资本流动，向政治经济学中引入了基本概念，这一流动模式规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尽管马克思根据商品是资本主义产品还是劳动力产品将其分为Ⅰ和Ⅱ两种类型，但这种分类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分类是不相吻合的。)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论一般构建于价值范畴，而正统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都是基于价格范畴。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价格和价值措施不是必须一致的，通常情况下也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处于短期和中期期间)。凡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实证工作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数据一般是不能按价值计算的。但是，很多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实证研究，可能因为只有价格方面的数据，所以使用基于价格的数据来衡量马克思主义概念。其他研究也都试着用基于价格的数据估算马克思主义价值范畴(如，Shaikhand Tonak，1994)。价格—价值问题并不能直接影响本文所关注的理论性分析，但为了对去工业化进行实证分析，就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活动分类的关键问题是，在生产活动中是否产生了剩余价值。这也与生产活动中劳动力是不是生产劳动这一问题有关系。生产劳动即雇佣劳动，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去。雇佣劳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转换使用价值，因而产生剩余价值，并且，这种劳动力必须与资本进行交换。相反的，非生产性劳动既不产生价值，也不产生剩余价值，也不会扩张资本。从资本家支付额外工资、劳工创造额外盈余的意义上说，非生产性劳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认为是“剩余劳动力”，但是，与参与商品生产的剩余劳动力不同的是，这种剩余劳动力并不产生剩余价值。有了与商品组成的最终用途无关的这一区别，再根据是否产生剩余价值，因此可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虽然剩余价值只能由生产性劳动产生，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都有可能存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动中。事实上，即使某一生产活动，既生产商品又产生剩余价值，这也并不代表，参与到该生产活动中的所有劳动力都属于生产性劳动。正如上文所讨论，生产力或其他劳动力取决于具体劳动与生产、剩余价值的攫取之间的特殊关系。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简单概括行业结构的重组，如表1所示。
表1中描述了传统的国民核算部门和非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生产活动，以及基于上文分析的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式划分方式。其中的三列依据在国民核算中所占的比例，将生产活动划分为三个行业：制造业、矿业和农业主要部门、服务业。垂直来看，生产活动首先依据是否产生剩余价值被划分为不同种类，而那些不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动又根据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被进一步分类。所有分项里的生产活动均可能包含非生产性劳动。只有分项1—4中的活动包含了生产性劳动。所有种类都可能包含剩余劳动(只要劳动是有偿的)。表1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两行——包括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动和不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动——包含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活动。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一行包含了以“收入”为目的的活动(比如在小商品生产中，商品交换是针对的税收而非资本)，以及用于“实际用途”的生产活动中(如日用品制造业或服务业)。表1中“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一行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非资本主义性质生产活动的不同种类。第一类是以生产方式而非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如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生产活动。第二类非资本主义活动指的是那些不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活动，提供商品或服务并不是为了交换目的，包括自用的商品、免费的家庭劳动和公共服务，都不是为了交换。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生产活动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既生产商品，也产生剩余价值。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分项8)往往没有太大的实证意义。这类活动包括了一些较小的生产活动，如用于自用的产品制造，由政府部门展开的非营利目的的制造生产，并非基于交换目的的分配活动。站在系统层面而言，没有不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造业生产活动；所以分项5是空的。尽管这里依据是否产生剩余价值对制造业做了分解，而在非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制造业实际上都应归入分项1类。矿业和农业这两大行业涵盖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的采矿业的实践活动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分项2)。农业具有更多混合性，其中，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给农业(置于分项9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甚至在很多低收入国家的整体经济中，也占了很大比例。从理论上而言，分项9也包含了非营利性质的国有农业或矿业之类的生产活动，产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而不是用于市场销售，但这样的生产活动在现在市场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或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服务业中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分项10)往往在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和服务业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服务领域包括公共服务(服务的提供是非营利性质范围之内的，并非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他无偿服务和所谓的个人服务。资本主义性质的服务领域(跨越分项3、4和7)被分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和不产生剩余价值的两类。马克思式的生产活动划分方式和非马克思式的划分方式之间的区别尤其体现在服务领域。这个行业几乎涵盖了马克思的理论概念中不同种类的生产活动，如表1所示。在国民核算和普通的非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分析中，“服务领域”被划分为以下几种：产生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活动；生产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这一类本身又包含多种类别，如公共服务领域和免费的家务劳动等)；流通性的服务部门，如金融服务，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不产生剩余价值。可以参见特雷格纳(2011)站在马克思理论视角对服务行业的分析。马克思式理论方法和非马克思式理论方法之间的区别意味着，与行业为基础的分析方式相比，马克思理论方法针对服务行业结构的转移——是高收入国家去工业化的典型因素——要更加复杂(以下部分将进一步讨论)。如果将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考虑在内，就需强调将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和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区分开，而不是将二者笼统地并入一种“行业”中。与以行业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其最初依据是否产生剩余价值对生产活动进行分类。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不是建立在行业基础之上，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业与马克思分析方法无关。行业与马克思理论概念中重要生产活动的特征有一些关联，尤其与经济的增长有关。暂不考虑马克思式和非马克思式对生产活动的类型学分析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行业特殊性概念，或者是以何种方式表述这个概念，尤其针对制造业的特殊作用方面。正如上文讨论的，这个问题代表了在非主流的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和卡尔多式研究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区别。这一点与去工业化的分析紧密相关。在马克思理论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特雷格纳(2012)论证了在马克思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对制造业的特殊性的论述，提出大量与卡尔多式传统理论相关的制造业的特殊性质的想法的先辈们，在马克思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这些性质包括规模报酬、从实践中学习、技术改进、劳动力的分工及社会化、生产力规模内生性(the endogeneity of productivity to scale)。《资本论》(Marx，1976)中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都是讨论的制造业及其生产力提高的幅度，这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制造业具有的某种特性与积累和增长密切相关。特雷格纳同时论述到，累积因果的概念在马克思针对机械化、竞争、劳动力分工、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概念化中并未明确，在其描述这些概念如何形成并相互作用的方面。马克思理论对制造业的特殊性的概念化不同于基于行业基础之上的卡尔多式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马克思论述的制造业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经济体中的其他行业相关的，但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程度、规模及复杂程度都有关联。其“特殊性”在于，并不只是行业的问题，同时也与生产的组织和实践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等方面有关。这些方面可被视为生产活动特殊性的技术—组织层面。(特雷格纳，2012)根据论证，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活动的特异性有两个相关的层面——行业层面和技术—组织层面——另外，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存在于经济体中的某个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对技术—组织的提升也有启发意义。尽管在非制造业商品生产领域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提高的空间，在这些领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混合性，这些生产活动在一般的行业水平上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会限制与制造业有关联的生产力累积增长的程度。这意味着经济体中行业构成方面的变化不太可能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生产活动的技术—组织性质方面的任意变化对增长也具有一定意义。这里，鉴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性增加的一个特定方面是活动的特异性。积累是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反过来，剩余价值的生产又是积累的本质，剩余价值率则是积累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率，对于经济的持续积累而言至关重要。在任意假定的持续的生产活动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此种生产活动中累积生产力提高的幅度。站在行业和技术—组织的角度，累积生产力提高的潜力因不同的生产活动而异。一般而言，制造业对持续提高的生产力往往具有优势潜力。这表明——通过这种特殊途径——制造业的相对衰退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增长的持续性。因此，当站在马克思理论视角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时，不仅必须考虑经济体中行业构成的转移，也要考虑经济体的技术—组织构成的转移。与基于行业的方法相比，这里更为明显的是，将这个关注点作为生产活动特异性的一个单独方面。然而，此处继续论证道，行业层面与技术—组织层面之间存在某些联系，特别是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在整体和一般水平上——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技术—组织方面的进步，累积生产力提升的范围更广。并且，制造业对累积生产力提升的范围大小意味着其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持续增长具有优势潜力，进而可以及时地提高积累率，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率。然而，与传统的基于行业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不清晰、明确，制造业的相对衰落会抑制经济增长。一方面，在特定的实例中，与相对扩大的服务业活动相比，制造业生产活动的相对减少可能会降低技术—组织水准。此外，即便是技术—组织方面更为先进的生产活动的相对衰落，也不一定会妨碍增长，因为在技术—组织水平和增长水平之间的因果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对抗性力量。这使得马克思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理论方法变得异常复杂而丰富有趣。 四、去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按照上文所讨论，用马克思术语思考行业的意义促进了行业结构中马克思概念化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远离制造业，成为一种特殊的利益。与现存文献相比，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允许不同形式的去工业化之间有更多关键的区别。有了行业内的显著差异，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论关系密切的特征，识别不同类型的去工业化就变得非常重要。比如，上一部分指出，第三行业中既有商品生产活动，又有非商品生产活动，并且根据所要转向的第三行业分类，从制造业向第三行业的转变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从现有文献的意义上讲，“去工业化”实际上描绘了带有不同原因和影响的不同现象。 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用以区别两种不同形式的(相对的)去工业化。第一种是，制造业中的相对下降和循环服务中的相对增加。第二种是，制造业转变的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成分的转变。这是指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制造业份额减少，而矿业、农业和服务业份额增加的情况。早期就已发现，非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制造业，如为个体使用而提供的制造业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可以忽略的一部分，虽然早期为了理论上的完整性，也将其作为讨论内容，但是这一部分是可以抽象出来的。这一简化，就可以将两种形式的去工业化重新定义，如下。我们所称的Ⅰ类去工业化是指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及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增加。Ⅱ类去工业化则是指由制造业向其他类型的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相对转变。换种方式表达，就是制造业的份额只是经济中剩余价值创造活动所占份额，及所有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中制造业所占份额的数学产品。其他条件不变，这两种份额中的其中一种下降也会减少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制造业份额的下降会牵连到经济中剩余价值创造活动所占份额的下降，或者引起所有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中制造业份额的减少，也或者引起两者同时减少。去工业化从本质上讲，就是此处所陈述的两种形式。这种归纳去工业化的方法可总结见表2。这是基于表1的简化版本，表1总结了我们对行业结构的分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分类的交叉点。表2省略了将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细分为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因为这同我们对去工业化的分析不是直接相关的。根据上文的概括，作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近乎事实的存在，所有的制造业都会创造剩余价值。
注意这种表述是基于所有制造业都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也即简化假设，就如上文所讨论的，非剩余价值生产的制造业在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是可被忽略的(这种梳理对去工业化的分析没有实质性影响)。就现有文献来说，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相对的去工业化，所讨论的是不同类型活动份额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产能利用率，充分就业或者制造业生产的绝对下降会被其他活动的相对增加所取代。根据事实上的去工业化进程，这两种形式的去工业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有可能都会包含在实践中(因此我们说是去工业化的形式而不是类型)。即便如此，这两种进程上的概念化区别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二者有不同的原因和结果。这一区别凸显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文献与本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的重要差异。后者要求在经济行业结构中，拥有除附带现象之外的探索，这一点从基本的国家经济核算数据中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下文将会详细分析的内容，由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制造业向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转变与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制造业向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非制造业活动的转变是根本不同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及类别分析，就不会有这一区别。现在，我们更详细地讨论每一种形式的去工业化。 五、Ⅰ类去工业化形式：由制造业向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相对转变 在去工业化的第一种形式中，随着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份额的相应增加(假设出现积极的经济增长，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水平也有所提高)，制造业在所有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便会减少。根据表1，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可能包含着由国家提供的基于非市场基础的服务业，以及循环活动或者温饱型农业。有关Ⅰ类形式去工业化的一个例子：(商品生产)制造业的衰落和金融服务业的相对增加。现在看来，金融化确实是Ⅰ类去工业化的突出类型，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多数高收入国家。广义上讲，这表示金融行业在经济中有着日益显著的重要性。与货币资本的循环相比，这种形式的去工业化，会被认为是生产资本循环中较为薄弱或者从属于该循环的环节。近几十年来，金融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越发普遍。瑞士和香港分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里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它们都经历了去工业化，在此期间，经济发展由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转变。在开放的经济体中，Ⅰ类形式的去工业化也与国家之间单一的资本循环的破裂有关系。与整个循环发生于单一的国家经济体中相反的是，不同国家的这一循环都有可能会破裂，如同一国家的不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与不同国家的同一资本循环的循环活动。 比如说，制造业资本循环转移海外到了P阶段，而M-C和(或)C′-M′阶段还未达到，Ⅰ类形式的去工业化便是采取了这种形式。发达国家中已有该类型的去工业化出现(近来也有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已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而同一资本循环中的其他部分，如金融和零售，在后面发生。比如，美国的一家公司，还能保留着在美国生产设备方面的金融和规划业务，在中国生产设备，在美国零售。这是美国Ⅰ类去工业化的例子，因为这种情况下的金融和零售，作为活动的构成，它们会在制造业和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之间转换。根据Ⅰ类去工业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会优先考虑到，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份额的下降可能会导致经济系统中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但是，整体影响会更加复杂。例如，细想制造业份额的减少和循环融资活动份额的增加的现象。制造业剩余价值生产活动所占份额的减少可能会引起经济系统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从而给剩余价值的积累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根据资本循环中某一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里所扮演的角色，整体影响也取决于其他动力，包括剩余价值的实现、流通速度的潜在提高。 近来，对金融化的研究，如克罗蒂(Crotty，2005)、爱泼斯坦(Epstein，2005)、史托克哈默(Stockhammer，2004)、奥哈格齐(Orhangazi，2008)和克里普纳(Krippner，2005)。 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性资本循环可被设为M-C-P-C′-M′-MP-｛LP｝……M代表货币；C代表投入到生产中的商品，包括劳动力(LP表示)，生产方式(MP)在内；P代表生产或生产性资本所处的阶段；C′代表商品输出(剩余价值增值)；M′代表商品销售所产生的资本。 举例来说，循环融资活动的增多，是为通过扩展信贷行业促进再生产规模的扩大，也或是为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这比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份额的减少更重要，并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和剩余价值质量的提高。在开放经济体中，Ⅰ类形式的去工业化给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增长所带来的潜在影响是更加复杂的。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分工里，如我们上文所讨论的，剩余价值在国与国之间转移。如果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增长是可以“进口”的，则不必在国内生产。比如，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海外，到一个可以支付更低工资的地方，但是利润要返回美国，那么即使这样的转移在当地促进了去工业化，剩余价值还是会流入美国。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国家通过支付利息、费用及收费出口金融服务，会在另一个地方，通过商品生产占用产出的剩余价值。金融服务也可能会通过加快流通速度，及(或)扩大积累规模，增加输入国的剩余价值率。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可以避免去工业化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积累和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可行性取决于贸易条件的演变，尤其是制造业产品与贸易中非商品(如金融服务)的交换比率。这些贸易条件会同时受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影响。任何情况下，这两项的实际交易比率不必，事实上也不会与其潜在的交换价值相一致。如果贸易条件越来越青睐于某项非商品服务，那么尽管国内的剩余价值生产量会降低，这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不仅会潜在地改善收支平衡，还会提高国内最终剩余价值可用量。当一个国家的积累率和增加率都增加时，其便能进入非工业化阶段，但仍需要获取最终源于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高效益可以从商品交换或金融贷款中获取(尤其是“不平等交换”仍旧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或其他手段获取)，但这些只是资本家之间过户的手段，并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价值。这些利润短时间里能够促进增长，比如通过零售或金融繁荣，但如果没有注入额外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不会持久。而且，如果制造业的累积生产力增长程度确实比其他活动高，那么这也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长期可行性带来影响。这条途径即为，受Ⅰ类去工业化影响，国内剩余价值生产下降，而通过非商品货物及服务的交换，由进口获得。我们可以认为，全球范围内的Ⅰ类去工业化，会对整体的积累率、增长率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将通过从其他地方“进口”剩余价值，从整体上把Ⅰ类去工业化从国民经济补偿中排除。对全球范围内的Ⅰ类去工业化对积累和增长方面所预测的影响，可能会被较高的剩余价值率否定，而该价值率是从通过降低工资获得剩余的商品生产中提取。然而，根据最低工资水平，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对实现剩余价值的有效需求水平和结构，这也存在局限性。 六、Ⅱ类去工业化形式：由制造业向其他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相对转移 Ⅱ类去工业化指的是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在Ⅱ类去工业化范围内，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类转移：一类是从制造业向初级产品(农业和采矿业)的转移，另一类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产品的转移。第一类转移的例子是制造业生产活动向国外迁移，同时本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产生剩余价值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中。这类去工业化的一个例子是在很多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的行业构成恢复为传统的结构，与其传统的资源禀赋保持一致，即由制造业转向初级生产(Palma，2005)。(传统的)“荷兰病”也是Ⅱ类去工业化的一个例证。除了荷兰的典型情况，其他发达国家也遭受过“荷兰病”，如英国，由北海油田的发现所致。由于“荷兰病”的发生，这些经济体的行业构成从制造业向产生剩余价值的初级生产活动转移。向服务产品转移的例证是资本主义商品服务活动的增加，如饭馆、美发廊、保洁公司等，都与制造业有关。因此，Ⅱ类去工业化包含了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行业构成的转化，并完全有可能也包括了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技术—组织构成的转化。这些意义可以在第三部分中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活动特异性的两个方面的讨论中加以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行业构成转移的影响取决于相对减少或增加的生产活动的特征。我们已经论证了，行业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技术—组织特点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这意味着，Ⅱ类去工业化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总体的“渐进式”过程具有启发意义。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了论点，制造业的特殊的渐进式特征往往可以广泛地进行概括，鉴于累计生产力的提高潜力。这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可能对剩余价值率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的积累和增长，尤其站在长期的角度看来。然而，这些后果都是十分偶然的，这种偶然性的两个特定方面需要加以重视。第一个方面，促进增长的累计生产力的提高范围中的因果链上的任一环都是偶然的，除了这里提到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作用的影响。第二，尽管我们已经论证了行业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技术—组织特征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行业内部在技术—组织特征方面具有极大的不均匀性。举一个Ⅱ类去工业化的例子，假如某种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低的专业化和有限的规模收益、无法为员工提供边实践边学习的空间、技术含量低等，它就会被商品服务活动所取代，而商品服务活动具有的相反特征对于经济积累和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如此，生产活动特异性的两个矢量的“非正交性”——行业和技术—组织特征——将意味着，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整体上与这些活动的技术—组织层面的累进率的下滑是一致的。农业、矿业和服务产品提供的每一种内在特征与制造业相比，都会缩小累计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范围。这就表明，当缺乏对抗性力量时，制造业在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将对这些生产活动的累计生产力提高的整体范围产生副作用，进而会随着时间对总的剩余价值率产生副作用，最终影响经济的长期积累和增长。 根据过去几十年，去工业化先后出现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模式判断，在较长时期内，去工业化很有可能是一种发展趋势。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去工业化现象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并在这一论题上添加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非传统理论。卡尔多型文献中关于去工业化的基本问题是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很有可能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这一观点则衍生于制造业所具备的特性，使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特殊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现有文献中的去工业化基于各个行业，是被定义、计算到国民经济核算中去的。根据卡尔多型方法论，制造业所带来的特性是被作为一个整体，假设、运用到制造业中，是与其他领域相对的。该文献并没有明显强调制造业子行业之间特殊性质的一致性，也没有重点关注其他行业(或者是子行业)中这些特性的平衡性。因此，该文献在去工业化上对制造业增长相对下滑所造成的可能性影响是相当明确的。但这并不能表明，现有文献根本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去工业化(很明显的，正如第二部分所讲，积极的和消极的去工业化是有区别的)。尽管如此，以对经济增长活动的特性描述为基础的行业，确实将产业结构增长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影响引向相当明确的结论。由于行业并不是基本范畴分析，更重要的一点，因为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活动特性无需同行业界限相一致，因此，这种产业分析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视角。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众多经济体结构显著的、持续的变化中的一种，而对这一变化的意义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思考，也不过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视角。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对不同形式的去工业化进行进一步区分，这里以Ⅰ类和Ⅱ类去工业化形式标明，不同形式的去工业化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原因和结果。与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相关的制造业衰落，被称为Ⅰ类去工业化，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是预先不确定的。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中的相对下降所产生的潜在消极影响，可能比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范围中的相对增长所产生的潜在消极影响严重，因为后者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扩展了对问题认识的程度，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有些类型的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会吸纳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对剩余价值的总体水平做出任何等效间接贡献，但是其他类型的则会对扩大再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做出间接的(和难以计量的)贡献。非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需”的，而这一程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方式和特定的积累体制的结果。与其他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相关的制造业也有可能会衰落，而这种类型的变化，被称为Ⅱ类去工业化。根据经验，当高等收入国家经历了与Ⅱ类去工业化相似的阶段后，将真正进入Ⅱ类去工业化阶段，这种转变主要指向大宗商品服务，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也会转向于大宗商品矿业，抑或是农业。如果生产活动特异性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技术组织，还与部门特征有关，那么，Ⅱ类去工业化中剩余价值生产活动部门组成的转变将不会实现中性增长。特别是，一定程度上，与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的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为生产力的累积和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Ⅱ类去工业化可能会对生产力的累积和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通过生产力增长对相关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反过来对生产积累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Ⅰ类和Ⅱ类去工业化的这种区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推理得出的。这两种形式的去工业化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和结果(虽然在实践中，它们可能会同时发生)。虽然，对去工业化的这种分析属于纯理论性质，但它却为研究实际经验提供了框架。将不同种类的结构变化看作一种类型，这里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以说是带来了一种比仅仅基于行业分析而更丰富、更细致入微的分析。虽然，根据不同的累积生产力增长空间，各行业之间有重要的差异，但是行业特性并不是这一特性的唯一方面。这里，我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即生产活动中是否会产生剩余价值。这意味着，论及经济结构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这一结构变化中的鲜明案例，不仅需要分析行业术语，还要根据正在衰退和增长(至少是相对于彼此而言)的生产活动中的其他相关特性。本文提出的这一概念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去工业化的方法，不仅从经济领域组成转变的这个方面，也从那些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和不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之间，可以分析其经济成分。这里所描述的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影响，比采用卡尔多型方法论更加复杂，这不仅由于其重点放在是否产生剩余价值和生产活动中对技术组织复杂程度的考虑，而且还因为每一个因素最终都会影响增长的这样一种复杂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明确的本体论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对产业结构和活动特性的分析，将在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上得出更明确的结论。虽然，本文已论证制造业的相对衰落是如何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但这一因果链上每个环节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即使去工业化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也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是，这将取决于，已被认定的过程被对抗性因素或力量所超过。关于Ⅰ类和Ⅱ类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分析组合，一方面，是对生产活动产生剩余价值的初步分析组合，另一方面，是本体决定论程度的组合。在特权活动中，剩余价值被直接创造出来，并且是与本质主义的本体论立场相结合，这种更加“原始”的初步分析，可能引出更加明确的结论，尤其是关于Ⅰ类去工业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结论。与此相反，从“修正主义者”对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的初步分析等——这种方法将以任何方式创造出剩余价值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是富有成效的——那么，不考虑本体决定论程度，便无法得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的相关结论，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生产活动相对增加和减少的特点。 ①储存，虽然保存的是剩余价值，却是其中的生产性剩余价值，若不储存便会丢失，储存与产生新的剩余价值是相对的。阴影部分表示典型现代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单元9属于阴影区域，表示温饱型农业，代表着很多低收入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在高收入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标签：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服务经济论文; 行业性质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