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君[1]2001年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叁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西部地区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获得了迅速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了许多，从而形成了令人关注的“东西差距”。 如果让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对缩小地区差距、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发挥蕴藏在西部地区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一点讲，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无疑是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开发西部是我国在21世纪经济建设中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我们没有直接的经验与模式可供使用，而国外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着手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并形成了一门单独的学科------发展经济学。尽管发展经济学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但它的研究对象是广大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是以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科，这一特点使得它的某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西部开发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因此，本文主要是根据我国西部地区的特点，运用发展经济学一些理论、原理，同时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和模式，来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问题。本文正文由叁章组成。第一章，阐述我国西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共分叁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包括西部地区人口<WP=3>状况、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地域特征等。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自己得天独厚、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能源、旅游资源等，但也存在着制约其经济发展的许多客观因素，如生态环境恶劣、资源分布不平衡等。第二节，主要从经济实力方面比较东西部地区存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与东部差距逐渐扩大，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第叁节，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科技教育状况。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相对不便，总体上教育水平、科技水平都比较低，“智力外流”现象严重。第二章，根据第一部分对西部地区的分析，针对我国西部地区自身的特点，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原理进行理论分析与借鉴，阐述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选择问题。本章第一节阐述了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增长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增长极，一种是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在这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增长极。这一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区域内部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内部增长中心本身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美国在开发其南部阳光地带时，如何建立经济增长中心的经验和模式，目的在于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价值。本章第二节探讨了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累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WP=4>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了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先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累积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中既有经济因素如劳动力、资本，也有非经济因素如法律、惯例、习俗等。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产生快速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本文对这一理论分析的结论在于强调政府在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各种非经济因素即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借鉴了战后美国、意大利开发其南部地区时，政府如何从政策优惠、法律规范等宏观调控方面发挥其主导性作用的经验。本章第叁节论述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新增长理论着重探讨了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要素：知识，分析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刘刚[2]2016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文中认为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近年来,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贸易额、FDI存量有了显着提升。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与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的重要变化,其依托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我国广袤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意义重大。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在此背景之下,首先对开放型经济理论和“一带一路”战略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本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接下来本文通过贸易依存度、FDI等指标对比分析东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并结合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分析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在总结了“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关系的之后,本文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给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从西部地区的角度出发,分析西部地区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本文以贵州为例,对贵州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策效率等因素制约贵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贵州应全面提升叁大产业,加快产业融合步伐,构建内陆开放示范区,打造国家级重要的产业基地,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外贸主体,充分发挥开放平台和通道作用,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一带一路”物流大通道。
李兴建[3]2004年在《西部地区城市集群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21世纪初整个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最艰巨的战略任务之一。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城市数量少，等级规模结构极不合理，城市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超大、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布严重脱节，缺乏一个合理的功能、性质、等级、规模的城市体系，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基础的巨大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可能全面均衡地推进，笔者提出加快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城市化进程应顺应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应当走非均衡、重点发展的道路，即优先发展人口稠密、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发展基础好的区域：成渝地区、滇中地区、关中平原、天山北坡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广西南部地区、贵州中部地区等，在这些区域实行城市集群化发展战略从而实现该区域的率先发展，并以此来带动西部其他欠发达、不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论文通过对中外城市群发展理论的研究，阐述了城市群、城市集群和城市集群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内涵，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城市集群化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研究，将西部地区的8大城市群划分为城市群的初级发展阶段、中级发展阶段和高级发展阶段叁大类城市群，每一不同阶段的城市群采取不同的发展调控策略。论文对西部地区唯一的城市集群——成渝城市集群进行实证研究，分别论述了成渝地区四个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综合分析了整个成渝城市集群的发展优势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成渝城市集群网络化发展策略。
张莉[4]2015年在《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而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历经近20年的实践,它已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扶贫政策,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和西部还普遍存在的贫困与返贫现象使得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未来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并且构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可持续机制。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的深入,扶贫的特征有了新的变化,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本身也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要求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度化的提升。为此,本文以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为目的,对扶贫协作的现状、问题、政策效果、内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我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和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立足于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角度,构建了西部反贫困影响因素模型,综合分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市场化、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九个因素的变化对西部地区反贫困的影响,为扶贫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实证支撑。其次,本文以天津—新疆扶贫协作为例,设计了针对农户、企业、政府基层干部叁类不同主体的调查问卷,从不同参与者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扶贫协作政策的效果以及该政策在实施层面存在的问题;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了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当地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和致贫原因,得到了有重要价值的结论。再有,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具体包括中央与东部、西部地区政府,东部与西部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与扶贫部门以及扶贫部门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博弈,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为完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制、进行相关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最后,本文针对当前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从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四个方面,创造性地探讨和构建了新时期推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机制。
王博[5]2015年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文中指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比,西部地区由于受区域位置、文化环境、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发挥蕴藏在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潜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西部地区概况,其次,深入探讨了如何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澜[6]2003年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它推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空间布局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质变，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不同的推进特点和发展特色。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演变过程，因此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以及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镇化推进战略中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体系结构，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是我们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实际上，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东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而且巨大的发展差距仍在加大；西部民族地区的城乡二元性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滞后的城镇化已经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已为众多有识之士广为关注。因此，从研究民族经济发展战略，推进民族经济加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高度出发，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和城镇化推进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为城镇化基本理论研究部分，共分四个要点，一是对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理论界定，揭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第叁产业的兴起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二是从城市化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追溯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概括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特殊规律，分析与探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叁是重点对城镇化的发展模型进行定量化模拟，阐述了城镇规模序列原理，模拟了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四是分析、探究城镇化的发展效应，既从城镇的集聚特点出发，分析城镇兴起与发展的经济效应，又从集聚经济产生圈层辐射作用的角度，探讨城镇以圈层推进为主的区域发展空间效应。同时，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实际，分析了城镇发展与郊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城镇发展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影响。 第二部分理论阐述与分析推进城镇化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意义：一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二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叁是为扩大农民就业与增收致富提供发展空间，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叁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成因分析，理论透视其发展的主要现状：一是低水平的城镇发展与低密度的城镇分布；二是发育不完善的城镇体系结构；叁是嵌入式城镇与城镇经济孤岛效应；四是功能单一的小城镇职能结构；五是多样化的城镇建设问题；六是城镇化推进中的策略性问题等，为有针对性地构建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方略提供现实依据。 第四部分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特性，着重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其一，属于传统开发型发展模式，即以资源利用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二，属于市场开拓型发展模式，即以产业结构优化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叁，属于现代创新型发展模式，即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部分侧重对西部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进行战略构想，分为两大要点，一是探讨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与发展道路，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体系进行宏观规划，并对西部地区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进行发展定位，提出西部民族地区特色城镇的发展取向，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构建突出地方城镇经济开发特点的六大城镇发展模式。二是突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观，重点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努力实现城镇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城镇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第六部分选择西部民族地区的沿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为借城镇发展兴一方经济的发展观提供可借鉴的范例，创新加速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成长的发展思路。 笔者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应用研究为目的，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去思考城镇化发展问题，尤其是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问题，则更以客观的分析为基础，力求科学地提出发展的规划与实施战略。同时，研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理论分析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并注意民族地区群体利益分析法的具体应用，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认识与探索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问题，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依据。
杨雪星[7]2016年在《中国绿色经济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资源能源相对短缺、环境压力持续加大。实践证明,传统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破解资源环境制约、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倡议,该倡议迅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绿色发展、绿色竞争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潮流与趋势。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纷纷抓住契机,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如发展绿色产业、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构建绿色社会、扩大绿色就业、提高绿色投融资力度等,旨在厚植绿色经济竞争优势,全面提升绿色经济竞争力,拓宽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赢之路。可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引擎和重要支撑,绿色经济竞争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积极顺应世界绿色经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高度重视绿色经济问题,2015年,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将“新四化”拓展为“新五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将“绿色发展”列为“十叁五”时期的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体现了我国让绿色成为新常态、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全国各地区不断提高绿色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绿色增长规模与速度都引人注目。然而,与发达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绿色经济在以下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难题：体制机制、资源能源、环境污染、增长模式、科技创新、区域差异以及国际压力等。“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如何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全面提升绿色经济竞争力,关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关乎人民的社会福祉,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绿色经济及其竞争力的相关内容。全文包括叁大部分：理论体系、综合评价与对策建议。首先,充分借鉴与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多学科角度综述绿色经济竞争力的理论基础,界定绿色经济及其竞争力的基本内涵,探析其影响要素及动力机制,构建本研究的理论体系。其次,参考国际上竞争力评价的主流方法,按照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建立绿色经济竞争力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用于中国绿色经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评价结果得出：2011-2013年中国31个省(市、区)绿色经济竞争力总体呈逐年向好趋势,四大区域的竞争力差异显着,东部地区相对较好,东北地区处于中上游位置,中部地区中等偏后,西部地区有待进一步提升。最后,根据理论推演和综合评价结果,从横向四大区域和纵向宏微观叁大主体角度,提出提升中国绿色经济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建立健全绿色经济制度、优化升级绿色产业结构、加大绿色经济投资力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倡导绿色合理消费、推动国内外绿色经济合作等战略举措。
马长有[8]2005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时代课题。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际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金融视角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势将成为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体系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强化其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途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当前金融部门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笔者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从金融深化、投融资体制、区域资金流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金融运行效率等方面揭示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地区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了西部经济转型时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选题的目的、意义,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
吴朝霞[9]2016年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多年经济高速增长铸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是资源承载能力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严峻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意识到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大了环境规制的力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区际污染产业的转移。污染产业转移反映出空间维度的环境冲突,环境规制制度异质性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时机、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不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存在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力度的区域差异性导致污染产业趋向环境规制水平弱的地区转移。因此,在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实施有效治理,避免中西部地区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走上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区际间的污染产业转移是否有规律可循,中国环境规制的非均衡性是否成为转移的驱动机制?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正确引导污染产业的健康转移?在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下作为一个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怎样完善?本文从环境规制视角,以我国区际污染产业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制约束下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环境问题,通过系统构建环境政策影响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探讨污染产业转移中环境政策选择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产业转移经典理论,分析了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一般机理和动因,进而分析了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特殊的内外在机理。建立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模型深入探讨在区际污染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这个市场失灵行为治理中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对环境规制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政策目的需要,通过适当调整环境规制力度,引导污染产业转移主体在自发博弈策略驱动下达到政府的预期要求,从而有效控制污染产业转移行为给地区以及地区间带来的外部影响。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各省份叁废的污染转移系数动态分析各省的叁废排放情况,测算各区域污染产业中不同行业的污染产业转移系数,研究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情况,区际间叁废排放确实存在明显的转移趋势,转移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我国环境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当前我国环境管理手段以命令控制手段为主市场激励为辅,环境规制存在区域差异性。对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污染产业排污行为得到有效控制,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可以确定中国区际之间的污染产业规模及其减排行为与环境规制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且与各区域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密切相关。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考虑了污染排放等负产出的情况下,污染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从行业整体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到了提高,支持了“波特假说。”。实证研究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两种主要环境政策条件下环境污染链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污染产业本身的优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为污染产业转移承接地的“趋利避害”实现环境和经济双重绩效的目标提供建议。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环境规制下区际污染产业转移问题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注重多目标下的环境政策优化和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等政策建议。
魏巍[10]2012年在《重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探索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对一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全行业的资金融通枢纽和新兴服务业的中坚力量正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发挥愈来愈大的能量。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本行业与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流动、聚集、深化，也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区域金融。因而，区域金融也体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同所在区域经济环境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客观经济现象，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着规模经济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杠杆效应。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区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点，更是在本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乃至经济发展的导向中占据重要地位。重庆，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其无论在区位亦或是国家经济发展布局中都扮演者重要角色，也在西部地区的金融版图中拥有优越的金融发展环境和金融发展潜力。直辖13年来，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其在构建地区性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阻力重重，金融业相比其他行业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如今，重庆已具备建设地区性金融中心乃至更大层级上金融中心的条件，因而针对重庆市本地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特点探索一条适合重庆市发挥金融资源极化作用，形成本地区重要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应用包括SWOT在内的多种定性分析探索了重庆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的一般框架与过程，通过因子分析及金融辐射力分析模型对重庆当前金融中心发展的态势进行了基本评估。总之，本文通过上述对重庆市金融发展条件的近距离研究，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而且能够加快重庆市金融业发展并最终促成本地区形成具有重庆特色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同时也希冀该中心的确立能够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带动辐射作用。
参考文献：
[1].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D]. 王爱君.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2].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D]. 刘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3]. 西部地区城市集群化发展研究[D]. 李兴建. 西南交通大学. 2004
[4]. 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D]. 张莉. 天津大学. 2015
[5].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J]. 王博. 时代金融. 2015
[6].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D]. 李澜.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7]. 中国绿色经济竞争力研究[D]. 杨雪星.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8].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马长有. 四川大学. 2005
[9].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D]. 吴朝霞. 湘潭大学. 2016
[10]. 重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探索与实证研究[D]. 魏巍. 重庆工商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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