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民族魂论文,小说论文,黄春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2-0011-06
市场经济的汹汹大潮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的精神文化，文学的危机已现端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指出：“长期以来，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小说死亡的议论，著名的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看到小说正在脱离前进的轨道，正在让位给一种激进的新未来。”（注：米兰·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如同影响这个星球之历史统一的诸多力量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增强和引导着上述简化过程；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这种精神与小说的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他看来，“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谛。”（注：米兰·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这就是说，小说的危机是在世俗化、商品化大潮中生成的，与电视和报纸的威胁有关，但这种威胁只是外因，只是一种强化和引导；小说的真正危机还在于小说自身的弊病。的确，世纪末文坛上，粗鄙化、轻浮化、媚俗化大行其道，极大地败坏了文学的声誉。失去了反映复杂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经验的功能，失去了艺术上的独创性，文学就失去了它生命中最本质的内核。显而易见，文学应该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建立应有的品位，不能任经济潮流牵着鼻子走。
黄春明的小说是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回首三十多年来黄春明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负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不理睬浮躁的喧哗，不认同时髦的潮流，在人生求索、艺术创新的小说之路上虔诚地、坚韧地奋进的清晰脉络。早在他的创作初期，存在主义、现代孤绝感影响着他那些后来自己也认为很“幼稚”、“苍白”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显露出作者注重人的价值的思考和人的尊严的表现。不久之后，他便回归大地，从个人经验主义写作，转到正视广大社会人生，关心底层人物，社会意识明显增强。再后来，他又从乡土写实走向社会批判，关切民族命运，创作出描写殖民遗迹的都市讽刺小说。近期他的小说记录一些神秘性的乡野经验，被视为“台湾式的乡野传奇”，却仍然热切地关注着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而且，黄春明在表现自己特定的文学主题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很强的故事性能够引人入胜，完整的故事情节便于展现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内心活动和行动相结合的方法塑造人物性格……这是从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中吸取的艺术素养，但在同时，也借用了西方意识流方法写人物的深层意识。最涵具他个人气质的，是在逼真的、让人宛若身临其境的写实手法中，蕴含着纵情于个人意想的浪漫精神，甚至“有时为了让他浪漫的心性恣意满足，而不惜造成小说情节的不平衡”（注：叶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台湾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湾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页、398页。）。黄春明小说上述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广为人们称道，但这些还只是其小说的表层或浅层结构。在笔者看来，最具震憾力的是黄春明小说最深层的涵义结构，即其所创造的文学格局的内核，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换言之，这些小说深蕴着一颗中华民族的文学魂。也许黄春明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人文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参预往往来源于作家的潜意识，多是其不自觉而为之的。这种参预在黄春明小说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有感而发：“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乐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注：[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这个优秀的文学传统为历代中国文人所继承。他们“意有所郁结”，“发愤而为诗”，“不平则鸣”，表达了对国家、民族、人民及人生的深切关怀。黄春明小说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与生活、与人民大众的疾苦密切相关，体现出台湾社会主要的时代精神及各种变奏。
黄春明的主要作品写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是时，正是台湾社会充满动荡的转型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建，台湾加速了从自然形态的小农经济向带有浓厚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解体，大批农民的迅速破产，各种各样生活在乡镇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日益动摇，传统的道德伦理日趋衰落，面临崩溃，畸形物质文明、文化堕落、社会犯罪等资本主义流行病泛滥起来。
面对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不久前还在顾影自怜的黄春明，终于跳出了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狭小天地，开始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他写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且后继乏人的老一辈农民的怅惘，如《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写流入城镇饥寒交迫饱受侮辱的破产农民的辛酸，如《两个油漆匠》、《看海的日子》、《鱼》、《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写小镇底层百姓朝不保夕走投无路痛苦无告的生活，如《锣》、《儿子的大玩偶》、《大饼》；还写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引起的悲剧性冲突，如《溺死一只老猫》。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陷入困境，而这困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如《大饼》中，失业的蔡万得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内心充满焦灼，百无聊赖中替儿子写了一篇作文，竟使成绩一向不错的儿子得了丙等，招来儿子责备的目光。父亲的失落和沮丧可想而知。《两个油漆匠》中的阿力和猴子，更是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心情郁闷，精神恍惚，致使原本毫无死意的猴子从二十四层楼上纵身跳下。
这一幕幕悲剧，既凸现了外来的带有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入侵的残酷与无情，也鞭笞了台湾原有农业经济社会的消极、落后与腐朽，更揭示了传统观念的陈腐和不堪一击。凡此种种，悲剧的发生就有某种必然性。如《溺死一只老猫》，以阿盛伯为领袖的清泉村乡老，虽然不懂得什么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侵袭，但也敏感地觉察到即将建成的商业性游泳池，是对农村自然经济形态、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及传统的道德习俗的极大破坏。然而，现代化是一种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进军又是与政治、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无知和愚昧更使阿盛伯们没有可能提出“保护环境”、“净化人心”等较有力的口号，他们只能以“风水”、“风化”这样陈旧的迷信观念与强大的现代文明脚步相抗衡。只一个回合就溃不成军，自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七十年代以后，黄春明小说中的社会批判色彩大大地增强了。他从描写乡镇小人物的苦难转向揭露西化思想、崇洋心理及拜金主义对台湾人心灵的戕害，塑造了一批奴颜婢膝、媚态十足的洋奴买办形象。《苹果的滋味》写江阿发一家因为能坐上美军轿车、吃上美国食品、拿上美国人付出的赡养费，而对轧断江阿发双腿的美军上校感激涕零，不以为祸反觉是福，就连他的工友都羡慕非常，恨不能以身代之。《我爱玛丽》中的大卫·陈，以在洋人面前的奴性为荣，极尽献媚邀宠讨好之能事，甚至将洋上司离任时丢弃的一条杂种狗奉为至宝，看得比妻儿重百倍千倍。《莎哟娜拉·再见》里学中文的大学生，也是一见洋人骨头就酥，偶遇几个到台湾嫖妓的日本商人，为讨好对方，以便能有机会去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竟迫不及待地向他们请教中国问题。这类小说鼓吹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黄春明从城市回归故乡，写了一系列“重返故园”之作。数量虽然不大，但仍然“高度关怀被都市文明侵蚀的农乡，重点摆在老人的处境上面，相对于已逐渐典化的前期作品来说，‘重返故园’具有对照性、延伸性、反省性，非常重要”（注：李瑞腾：《乡野的神秘经验——略论黄春明最近的三个短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第17页。）。
我们在此只是简单勾勒一下黄春明的创作脉络，却尽可以感受到这些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深沉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社会改造愿望，凸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二、对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理想的张扬
黄春明不是一个守旧者，他对科技进步、经济繁荣造福社会并不否认。例如《青番公的故事》中，他借青番公之口，对兰阳大桥的建成给两岸人民带来的便利很是赞赏。他对封闭、狭窄、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旧习俗、旧道德、旧习惯势力也是持批判态度。但是他清醒地看到，六、七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繁荣是畸型的，是以全盘西化、摧残人们心智为代价的。这个看上去日益繁华、灯红酒绿的世界无情地瓦解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价值与认识，轰毁了国人生命的本质认同和生活的既有意义，人们不得不吞咽着人的精神世界异化的苦果。于是，他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文价值的扭曲高举起反抗的旗帜，在作品中张扬渐被时代遗忘的民族精神。
黄春明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描写下层各形各色小人物，折射出台湾转型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苦难，而作品内核却与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相通。这种理性精神甚至成了维系穷苦百姓人生信念的精神支柱。如《青番公的故事》中，青番公年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洪，毁了他的家园。昔日丰腴的土地变成了乱石滩，房屋口粮被冲得一干二净，偌大家族只剩下他孑然一身。洪水可以毁掉一切，却毁不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传递。青番抖掉身上的泥沙，凭借对土地对人生的热爱，怀抱着继往开来的信念，立刻开始了重建生活的奋斗。他和在洪水中丧夫失子的阿菊结了婚，夫妻俩燕子衔泥般地辛苦劳作，用双手把荒滩又变回良田，子嗣也得以繁衍。《甘庚伯的黄昏》中，甘庚伯聪明俊秀的独生子被日本殖民者拉去当炮灰，折磨成痴呆人。甘庚伯支撑着老弱多病的身躯，养活儿子，对其百般呵护，无怨无悔，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非常感人。《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自幼被卖进妓院，失去了“人”的存在意义，成为别人赚钱的商品和泄欲的工具，身心受损。可是，无论在多么不堪的境况下，她都不曾丧失自尊和爱心，一心一意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力争恢复做人的自信。《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小琪的那一顶帽子》中的林再发，都因对妻儿的深爱和责任感而不向命运妥协。这一篇篇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的生命意志、家庭观念、情义道德，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内化在普通百姓的灵魂深处，成了支持他们在灾难中生存下去，在毁灭中求取新生、在污秽中保持洁净的巨大力量。
《溺死一只老猫》中的阿盛伯，虽然只是目不识丁的一介村夫，可并不妨碍他以儒家的精神信念行为处事。他说：“孔子公说的话我倒听人说几句，那就够我用了。”的确，他那种为村人负责、为乡土担忧的公心，那种无所畏惧、以下犯上、以死抗争的崇高，尽管与蒙昧、愚腐、保守、迷信混杂在一起，但却突出地显示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这一代人大都是足不出乡村，他的“天下”，仅清泉村而已。阿盛伯下场是可悲的，他的死丝毫没能挡住资本主义进军乡村的脚步。可是，他那至情至性、敢作敢为、不畏强权、坚守信念的品质，使我们由衷地感佩，这正是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平民百姓无数次揭竿而起，反抗黑暗暴政的心理基础。
道家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儒、释二家共同作用，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黄春明小说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道家朴素自然、天人合一、静虚平和、真诚散淡的人格理想。例如，《青番公的故事》展现出一派祥和恬静的田园风光：绿色的山川、野性的浊水溪、深山哀鸣的芦啼鸟、香郁饱满的稻田与劳作着的慈祥、智慧、宁静、虽有轻愁但无怨怒的老人浑然一体，充斥着一种原始的自然美。在一望无际的沙沙作响的稻秆间，青番公和土地互通款曲，人的灵魂与自然的灵魂融和为一。《甘庚伯的黄昏》也是这样，六十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个疯哑不谙人事的儿子过活，按说毫无希望，可他自然而然地承受着命运的恶劣，从来是不嗔不怒，“正好像那片种植花生的土地，也得忍受着杂草丛生的荒芜一样”（注：叶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台湾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湾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页、398页。）。当甘庚伯沐浴着落日的余晖，走在生机无限的田野中，带着微笑与毫无意识的儿子絮叨往事，你会觉得，他的行为已自然地溶入那阔大的背景里，超脱了人类小我的感受，甚至超脱了生死时限，几近于无悲无苦，而命运也就自然地化去了它的敌意它的残酷，成为人生之所当然。所以，“甘庚伯的命运和心情在小说的自然视境中，完全是内外相融，主客为一体的”（注：叶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台湾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湾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页、398页。）。甘庚伯这种在逆境中不嗔不怒、无悲无苦，是不是也有几分佛性呢？
在现代化、西化的浮躁之世，黄春明写出了富于古典意味的静美之作，风格古朴、玄远、旷达，证明传统审美理想有着不衰的生命力。
三、深挖国民性格的劣根性
众所周知，黄春明的创作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走向社会批判”（注：刘登翰：《台湾经济转型期的乡土眷恋和都市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一面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第15页。）。曾有人断言：“批判理性的成长常常是被迫的，因为只有强大的压迫力才会使一个民族清醒过来。”（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5月版，第86页。）七十年代，外交逆势的发生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台湾人民深刻意识到本岛的生存危机。同时，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触角伸到台湾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促使在六十年代已现端倪的社会问题更形严重，如土地废耕、农民破产、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尤其是经济制度向工商化急剧过渡，造成物质生活的极端不公平，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身受跨国公司和洋奴双重欺压的广大民众，不堪忍受人格上的歧视和民族尊严上的损害，发出了反抗的呼声。这一切都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令他们对其在台湾的经济和文化的入侵进行反思。
《莎哟娜拉·再见》被公认是一篇构思奇特，讽刺鞭挞极有力度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黄春明以直接明快的笔法揭露了日本在台湾经济殖民、文化殖民的新罪行，以及台湾屈辱的社会现实。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武士”，摇身一变，以商人的身份踏上台湾的土地；在攫取大量金钱的同时，以玩弄台湾女人为乐事。小说通过颇有民族意识的黄君之口，狠狠斥责了这伙无耻之徒的狰狞嘴脸和下流本性。
黄春明更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仅在个人的“厄运”与民族的“厄运”中感受到外来的压迫力量，不光要清除体现在别人身上的罪恶，而且坦然地承认民族自身的问题。罪孽不是异己力量外加的，而是深植于民族自我内部的。如《苹果的滋味》，一家之主江阿发被美军汽车轧断双腿，原本是件非常可悲的事，但就因为得到美国人的宽待，还拿到一笔赡养费，悲剧变成了喜剧，全家欣喜若狂，视肇事者为他们的大恩人。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得到一点点补偿，就酥了骨头，忙不迭地“山呼万岁”，根本没把自己当人看待。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双方只能是趾高气扬的主子和受宠若惊的奴才关系。台湾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里影射的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揭露了台湾殖民地的社会实质和殖民地性格。
刻划和暴露国民劣根性最生动最彻底的是《我爱玛丽》。衣冠楚楚的陈顺德（自命名为大卫·陈）自甘为奴，自动泯灭个性，泯灭自我和良知，不仅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摇尾乞怜，连对洋人遗弃的一条杂种狗，也是战战兢兢，自愿矮其三分。因为只有得到洋主子的赏识，他才有分一杯羹的荣耀，才有在国人面前为贵为尊的威风。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就揭示了，在压抑个性、否认个人主体地位的环境熏习出来的国民，既有驯从的奴性，又有役使的主性。大卫·陈正是这样，他的“主性”表现在役使妻子上面。妻子玉云在他心目中决无人的地位，当然远远比不上“洋狗”玛丽。对狗他竭力逢迎讨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甚至视作“神圣不可侵犯”；而对妻子却要求她服从他任何形式的奴役，稍不如意，轻则辱骂，重则大打出手。这个人可谓集驯从与暴戾于一身，集奴颜婢膝与虎狼之性于一身。这付嘴脸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从辛亥革命前的时论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面起敬，不敢少拂焉。”（注：引自《说国民》，作者不详，原载《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10日出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6页。）大卫·陈的奴性加上一个“洋”字，愈显可耻；而他的“主性”变本加厉地施加于妻儿，愈发可恶。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禁绝，黄春明一辈台湾作家在阅读“五四”文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而他们对我们民族苦难的审视、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与“五四”先贤们不谋而合。这只能说明，中华民族内部尽管有时代、地域差别，但其人民的经历、处境、生活方式、趣味和价值判断都有或都曾有很大的一致性；其文化精英在对民族性、民族传统的清理、反省和批判方面、在对中国人被严重扭曲的人格观念、性意识、审美观等等的揭露和批评上，都有或曾都有共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在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发扬光大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追求全民族进步、摆脱落后状况的强烈渴望。
以上三个方面，正是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体现得最鲜明、最深刻、最突出的地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黄春明小说的地域性，即台湾色彩。例如他笔下的乡土人物、乡土生活、乡土经验、乡土历史，无不渗透出浓郁的台湾东北部兰阳平原的气息。他作品中那一个个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台湾小城镇中的故事、那用台湾民间普世性观念来面对死亡结构小说的笔法、那凸显台湾常民文化的小说中人物对待神明的虔敬态度、甚至带有台湾方言的小说语言，等等，在在都显示了他所属于的地域的特征、他所属于的宗族社群的群性，以及他作为台湾人的自我的个性。这正是黄春明小说的独特的价值所在。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精神的多元性、复杂性不仅表现为精神文化层面的繁复性，还表现为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全国各地各民族作家通过作品展现的本地民风民俗的风俗画，共同描绘出中国文学的彩图。目前大陆风靡一时的“汉味”、“京味”、“陕味”……小说，就是在各地有才华的作家笔下焕发出的独具的魅力。所以有人说：“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是民族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常常与地方色彩融合在一起。”（注：樊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44页。）黄春明小说中浓抹重彩的台湾风味，正是他、是台湾作家、是台湾文学对中国文学宝库的一大贡献。
在今天，我们面临着经济一体化大举挺进的浪头，陷入庸俗粗鄙、无聊浅泛的文化工业产品的重重包围，遭受工具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双重挤压，不得不在人文精神领域的颓势面前焦急地叩问：我们还守得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净土吗？我们该怎样唤回人的本质自由、重树人的精神风骨？那么，去“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被财富扭曲了的理性”（注：韩素因：《冬季的思考——文学在全球混乱时代中的地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90页。）吧！这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黄春明卓有成效的努力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