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现代性和他人伦理——巴赫金诗学中的“他人”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诗学论文,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133-10
巴赫金的诗学博大精深，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对于这一诗学体系 可从其中某一特定的概念出发，如从“对话”、“复调”、“狂欢”出发对这一诗学体 系进行多方位的透视，从而揭示其哲学精神和艺术原则。不论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 小说艺术的探索，还是对拉伯雷创作中民间诙谐文化颠覆力量的展示，巴赫金都表现出 对艺术形式的关注。巴赫金尤其重视艺术观照世界的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艺 术形式的解体、占主导的美学惯例的解合法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和歌德，在巴 赫金看来是引起艺术形式发生巨大变革的人物，他们分别展开了复调世界、狂欢世界和 时间化的生命空间，从而他们原创性的艺术活动就成为历史的符号，象征着人类审美方 式和艺术存在方式的革命。艺术形式的革命是震荡精神的事件，这些事件要求美学和诗 学以此为机缘寻求思想与言说的突破，在对传统思想体系的颠覆中重新规定意蕴与形象 、生命与形式、动力与结构等重大的诗学问题。毫无疑问，巴赫金通过对艺术形式的历 史变革的系统考察，对艺术观照方式的原则性表述，以艺术史原创事件为支点，建构了 现代性文化诗学。巴赫金的诗学也同样是原创性的精神造物，它以现代性为区别于传统 性的标识，甚至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后现代景观，不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蕴含 着可以无限阐释的意义。巴赫金诗学的现代性基点是什么?其引起重大美学和诗学变革 的颠覆性理念又是什么?其诗学体系的终极关怀和最后指归何在?
一、“他人意识”：诗学变革的动力性理念
让我们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尝试性探究。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 中，巴赫金令人警醒地指出了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个发现，认为这些发现 显示了陀氏艺术中冲突的世界性和冲突的未完成性，并暗示人类对话活动的启示性。巴 赫金写道：
人物形象有一个全新的结构，那就是血肉丰满、意义充实的他人意识；这个意识没有 纳入最终完成作品的现实生活框架之中，也不会被任何东西(甚至死亡)所最终完成，因 为他人意识的蕴涵不可能以现实生活来解决或取消……这一他人意识没有嵌入作者意识 的框架中它是从自身内部向外展开的；他人意识处在作者意识之外而与之平起平坐的作 者同它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作者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创造着(确切说是“再造”)独 立于自身之外的有生命的东西，他与这些再造的东西处于平等的地位，作者无力完成它 们，因为他揭示了是什么使个人区别于一切非个人的东西。对于这一个人，存在是无能 为力的。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艺术家的第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是如何描绘(倒不如更确切说是“再现”)自我发展的思想(与个人不可分割 的思想)。思想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而思想体系方面(哲学体系、科学体系)，则是从 人间事件方面揭示出来。
艺术家的第三个发现是：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 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
所有这三项发现本质上是统一的：这是同一现象的三个侧面。(诗学，37(注：巴赫金 著，白春仁等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文中所引该书，只在圆 括号中注明页码。))
“他人意识”是闪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里的救赎之星，现在是巴赫金的诗 学中变革意识的动力性理念。以“他人意识”为中心的三大发现，揭示了诗学剧变的序 幕，随之展现的是现代性思想的论域，巴赫金就在这一论域中发起了一场颠覆古典审美 惯例、改造传统艺术观照方式的战争。这是一场迄今尚未完成的持久征服，即从“独白 式的”、“唯我论的”思想与言说方式中把他人意识解放出来，把生活世界还原为真正 “共在”的世界，解除同一意识形态的魔咒，化解历史理性投射在精神世界的权力阴影 。
“他人意识”是一种异质的精神形态，不可还原的存在样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人 的思想为艺术观照和艺术再现的对象，展开了灵魂在生活世界上作生死冒险的动人叙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的主人公都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有他不可归纳的思想与言 说，作为当之无愧的主体，以其独特性(singularity)的表演和命运支配的毁灭在生活 世界留下凄苦的踪迹。“他人意识”不是科学分析的僵死对象，也不是哲学抽象的空灵 符号，而是血肉丰满、意义充实的个性所发出的真实声音，以绝对的差异运行在任何主 导意识的统治之外。“没有纳入最终完成作品的现实生活框架之中”，这意味着一种绝 对异质的精神生命，不会恐惧死亡的思想活动，也永远不会终结的灵魂冒险。异质的精 神是自律的精神，他留下了独特性的踪迹，书写出“灵魂的经济学”——灵魂在差异中 冒险投资赢得了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巴赫金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三个生命之死》描 写的富有的地主太太之死、马车夫之死和大树之死的故事“内在都是封闭的”，三者之 间没有对话关系，三种死亡构成的世界是作者的客观世界。把三种生命、精神和个性活 动纳入作者的直观世界，就泯灭了精神的异质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永远不会描写这样 的三个死亡，这样的死亡对于终结生活和阐明生活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他可能描写的 是这些主人公生活中的危机和转折，描写他们边沿上的生活(诗学，97)。在危机和转折 中透视灵魂的秘密，呈现精神生活的迷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照的基本策略，也 是他的叙述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根本原因。《罪与罚》的开篇有一段充满张力 、令人神经绷紧的独白，拉斯柯尔尼科夫即将作出疯狂的杀人决断，杜涅奇卡作出嫁给 卢仁的决断，独白主人公的意识中瞬间就闯入了众多的意识、思想、立场和表达这些真 理的声音，它们的争辩、冲撞显示了不可和解的持久冲突，预示着对话的不可终结性。
“他人意识”是一种深度的精神，一种内在的灵魂律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 主人公的交遇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而“进入了狂欢节神秘剧的空间和时间”。他“在采 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描绘人的内心深处的全部隐秘”。不过，这 支灵魂之歌不是安祥的小夜曲，而是悲怆的交响诗。主人公的思想和话语都分别属于互 不相融的声音，听起来是杂语喧哗，回味起来又是歧义丛生，断断续续，充满苦涩而又 无比阴沉。这也许就是俄罗斯玄远深沉的民族灵魂的写照。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异常的精神听觉，“他听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得到公认而又强大的时代声音……听 到了尚还微弱的声音，尚未完全显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 思想；还听到了刚刚萌芽的思想、看到未来世界观的胚胎。”(117—118)以这样的思想 为艺术观照的对象，就通往了未知的精神异域——“自由和未完成的疆域”。深度的精 神在这一疆域获得了空前的广度，其律动的幅度表现了流亡的渴望和自由的意志。赖因 哈德·劳特以“生活意志”为核心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遍永恒的世界观，他认为 “他人意识”、“人身上的人”都体现了一种由迷暗而渐渐亮丽的生命冲动，它拒绝死 亡、反抗强制，极力延长生命的存在(注：(德)赖因哈德·劳特著，沈真等译：《陀思 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2、422页。)。陀思妥 耶夫斯基于1849年面临死刑又被突然赦免的非常经历激活了他自己身上那种巨大的生活 意志潜力，这种体验淋漓尽至地再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对死亡场景的想象中：
“我在那里读到过：有一个人被判处了死刑，一小时之后就要执行，他这样说和想道 ：如果他必须在高耸的峭壁上或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过活——而周围是一个 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是漆黑一片，永远是孤独无依，永远是狂风暴雨，——他还是愿 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久地站着，——即使这样过活也还是 比马上死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只要能活着!”
劳特认为“活着”这种生活意志驱使意识返回到个性形成前的无意识神话形象，同时 又在基督的爱感图景中得到理想化的象征(注：(德)赖因哈德·劳特著，沈真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2、422页。)。
“他人意识”不是抽象的意识幽灵，而是生动的世界事件，是思想生命的戏剧性表演 。“思想……并非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固定居住’在人脑中；不是这样 ，思想是超个人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 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114—115)。在前面 所引用的《罪与罚》的开篇的著名独白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孤独意识中，有无数的孤 魂相交，他的灵魂成为他人声音争斗的舞台。每一种声音都拒绝控制、不受摆布和互不 相融，以独一无二的言说显示最高价值，表明终极立场，表述自身的真理。这就形成了 前述的杂语喧哗、歧义丛生的话语空间，对话游戏中的复调世界。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就 决不是作者主体心灵的投射，他们的行动也决不是某种统一精神的空洞符号，整个叙述 在结构上也决不指向目的论的完成性，由思想事件构成的精神戏剧拒绝单一的价值负载 。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寻找一 个为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所向往又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世界观的形象，那就 是教堂，它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往”。(35)这一教堂里没有牧师，上帝对人世 间的灵魂争斗也只是隔岸观火，最后的审判遥遥无期。“作者隐逝”，留下的是“个体 ”、“偶在”强大生命意志的放任，思想获得了感性动力，有血肉和质感。“个体”、 “偶在”在纷乱的争辩和无情的冲突中展现出善良的根性和邪恶的心灵，脆弱的爱心和 温柔的光明，拯救的希望和虚无的狂浪，挚爱的同情和冷酷的罪孽。如此之多冲突着的 精神价值在个体的行动中成为旋风般的事变，人物的心灵史和命运也不是一部精神现象 学或一部灵魂辩证法所容纳得下的，这一充满差异、裂变和迷乱的艺术世界与浪漫主义 的感伤小说或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小说”、“哲理小说”大异其趣，毫无共同之处，其 中根本的差别在于，“他人意识”是抗拒整体化的。“他人意识”的异质、多元、歧义 、冲突从根本上不服从平面单一的逻辑，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独白中的灵魂，就十分类 似于德勒兹和居塔里所描述的“后现代精神分裂”景观了：在整体结构崩溃之后，精神 裂变为千块高原：文学的空间，永远是“战争机器”特异装置，一种十分特殊的空间， “一个平滑空间”，“一个战争机器组成、占据和扩散的空间”(注：吉尔·德勒兹著 ，刘汉全译：《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因“他人意识”的异质性、深度性和事件性也成为这样 的“战争机器”，也因此而具有本原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并不恐惧死亡。
“他人意识”以其不可归约的异质性坚执地消解着同一性的霸道与专横，又以其深度 性表明“人身上的人”的不可穿透性，最后又以其事件性显示出永恒的变易和流亡。这 一概念在巴赫金的诗学体系中，当属最为基本的概念，起着奠基石的作用，支撑着他的 整个思想结构。没有“他人意识”，对话是不堪设想的，复调艺术也没有了前提，狂欢 也就没有存在的世界性根基。“他人意识”为艺术观照方式的变革提供了精神动力，也 给艺术文本注入了多声和歧义的语言潜能，为审美体验和阐释活动准备了另一种视野， 并暗示着自我与他人视野融合、相互启示的前景。所谓“全民性的狂欢”，也无非是“ 他人意识”的庆典，多重声音涌动的杂语同啸。在狂欢的境界，意识——无论是自我意 识，还是他人意识，无论是亮丽意识，还是幽暗意识——都通过颠覆性的艺术形式或身 体动姿向血肉根性疯狂地回归。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写道：狂欢的世界感受“把 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 、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注：巴赫金著，李兆林等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8年版，第24页。)。
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人意识”的艺术变革中，进一步构想了艺术的庆典 、话语的狂欢和肉体的狂欢，建构了现代性文化诗学，其变革意义在于：瞩目“他人” ，倾听“他人意识(声音)”，将长期被窒息在独白的唯我论、意识同一的极权主义之中 的语言潜能、艺术生命和感性动力救赎出来。在经历了浪迹虚无、体验过虚空狂欢的世 界上，在历史的后现代时段，巴赫金构想的现代性文化诗学还是未竟之业，其使命远远 没有完成。
二、征服“独白”：诗学伦理生长的机缘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所发现的“他人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具 有生命、感性和个体性的意识。这种意识不能被“物化”，不可纳入任何观照和思想的 主体意识。“他人意识”是异质的、深沉的和流动变易的，这是对话永远处在未完成状 态的保证。海德格尔说，存在永远处在通往语言(家园)的途中，列维纳斯说，他人永远 在浪迹流亡，总是隐藏他的面容。巴赫金明确地指出，话语不能“物化”，不能“独白 化”，其本性是“对话性”，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生活都汇入未完成的对话之中，通往“ 自由和未完成的疆域”(387、393页)。这里暗示着现代性诗学伦理的可能性，显示这种 可能性，首先是征服“独白化”的思想范式，从唯我论的幽暗死寂的空间超逸出来，进 入交往主体的生命空间。这不仅是巴赫金诗学的终极意旨，也是现代性思想的一种坚执 的寻求。
巴赫金在梳理前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时，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独白化”的思想 范式和解释策略。所谓“(哲理)独白化”，是指从单一的精神、抽象的哲理和同一的意 识形态出发，把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和意蕴归约为线性的“心灵辩证法”，把艺术形 式的世界还原为一体化和总体化的精神模式，具体地说，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 照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简化为“哲理独白”或“心灵的投射”。按照这种思想范式和解 释策略，陀氏艺术世界里只存在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语言和一种信念，不同人物 的意识是作者主体意识的投射，不同的声音经由“心灵辩证法”的整合运动最终都会服 从统一的精神。这种解释的基础是唯我论，其特征是孤寂、幽暗，根本不允许互不融合 的多重声音存在。独白型的世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元、杂语的世界格格不入。独白 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把多个意识融合、消解在一个意识里，在于取消个性化”(379)。
巴赫金把他的诗学论域拓展到整个现代思想文化，批判“唯心主义意识统一的原则” ，颠覆美学和诗学的“独白型世界”。“意识统一的原则”是存在的一元论，以普遍意 识、绝对精神、孤立自我、终极真理置换众多意识中丰富的真理性，把无数独立的声音 强制地归属于普遍意识的统一语境、纳入单一逻辑的禁令世界，从而丧失了个人特性(1 05)。唯心主义把这种存在的一元性转化为意识的独白性，而浪漫时代艺术中的“幽美 灵魂”的显露，感伤主义艺术中的“灵语呢喃”，自传书写中凄迷婉转的心灵历史再现 ，都是存在一元性和意识独白性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就是对独白型世界的瓦 解，与单一逻辑禁令世界的决裂，把陀氏的复调、对话和狂欢的艺术世界“哲理独白化 ”，就是湮灭“他人意识”，从而丧失艺术形象的自律性，人物形象的主体性，把众多 声音的感性动力和个性生命作为牺牲奉献在辩证法最终和解的祭坛上。独白化解释的功 德圆满之日，也就是对话的沉寂、感性的暗淡和个性的沉沦之时。对话的体系化与一体 化，就是蒙昧于世界、人类和精神生活的交往本质。如果失落了对话中“他人意识”的 自律性，泯灭了交往中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艺术世界也就丧失了感性动力和精神亮度 。巴赫金对陀氏艺术的解读，充分体现了一种深沉的伦理关怀，这种关怀是他的文化诗 学的基本志业和最后指归。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隐含着对生活世界的现实批判，其锋芒不仅指向意识形态中的极权 因素和潜在暴力，而且指向资本主义反个性、非人性的“物化”。“资本主义为一种特 殊的绝对孤单的意识创造了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在怪圈中打转的意识的全 部虚伪性”(379)。一旦被“物化”，个人就离群索居，成为流浪在世界上的异邦人， 成为自己家园里的流放者，孤独孤傲而又屈辱卑微，被幽暗的自我的阴影笼罩在交往世 界之外，没有爱力，没有爱心，甚至没有接受爱的能力。陀氏艺术世界中的“新人”就 不息地追寻那种脆弱但珍贵的爱心——那一线温柔的光明，巴赫金的诗学也在呼唤与“ 物化”抗争的感性动力和个性生命，因此，这一文化诗学把一种深沉的伦理关怀升华为 宗教情怀。
如何超逸“独白型的世界”，如何反抗“物化”?巴赫金的诗学伦理构想是：予“他人 意识”以独立、平等和自由，在同他人的相互注视和虔诚对话中承担对他人的责任。“ 他人意识”是自律的，他人的声音是拒绝任何圆寂的，他人的精神抵制任何形式的一体 化，他人的真实生命不依赖作者的主体意志而具有强大的“生活意志”。他人生命的故 事是与意识统一的禁令世界抗争和决裂的悲剧。离开他人，抹杀“他人意识”的独立、 平等和自由，存在就是一场骗局，存在的意义就会向虚无的深渊陨落。蒙昧于他人，拒 绝交往，就不可能讲述自我生命的故事。“我要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 己揭示给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构成自我意识的一些最重要的行动，都同 他人的意识(同你)相关联。…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于一切颓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个人主义的)文化，不同于原则上无出路的孤独文化。他认定孤独是不可能的，孤独是 虚幻的。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内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的交际。存在就意味着交际” (378)。交际意味着在“共在”中互相注视，注视他人的眼睛，注视他人的内部，即“ 用他人的眼睛来观察”。交际还意味着在互不融合的多重声音中虔诚地倾听，“到处都 是主人公们公开对话与内在对话的交叉、呼应或断续。到处都有一些观念、思想和话语 分属于几个互不融合的声音，在每种声音中又都独有意蕴”(诗学，369)。与他人的相 互注视和相互倾听的“对话关系”是个性的“自由和未完成的关系”，这里不仅暗含着 一种原始的伦理意蕴，更重要的是启示了一种“绝对命令”：对他人作出应答，即对他 人负责。
如何越出独白的世界，在普遍交往的世界上建立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此乃现代思 想发展中的一场持久的征服。现代思想致力超越和克服的正是禁锢人类自由交往的“自 我同一”意识和“自我中心”的世界观——这是希腊文化经过西方现代思想传承给人类 的沉重遗产，正如舍斯托夫指出，希腊思想是一场“永恒真理的梦魇”，它只要求“他 人”绝对地“服从”(注：舍斯托夫著，徐凤林译：《雅典与耶路撒冷》，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第15、283页。)。希腊的“认识自我”这一生命的原则在西方近代演化 成绝对的唯我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就把存在无情地铆钉在自我的孤独之思，现 代主体文化成为地道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拒绝交往、窒息对话的独白世界。 他人被当作“异物”遭到了主体的拒绝和放逐，这是人类自我禁锢的凄惨命运和世界向 “神蚀”的黑暗沉沦的原因。如马丁·布伯所说，西方的人学中的“人”不是“社会学 上的人”，不是“共同实存”(communal existence)的人。马丁·布伯不懈的哲学追求 就是重建“对话哲学”，解决人类在社会和心灵方面的难题，平息心灵因孤独而体验到 的痛苦(注：傅有德等著：《现代犹太哲学》，“马丁·布伯”章，人民出版社1989年 版。)。人类的困境是双重的。第一，从社会学上看，现代性的生成和确立统治地位， 导致了交往和对话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的衰落，自我禁锢和拒绝他人造成的空前 孤独是人类在现代历史上付出的沉重代价。H·伯尔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上帝，是“ 因为我们在这片大地尚未感到在家里一样”(注：(德)汉斯·昆等著，徐菲等译：《神 学与当代文艺思潮》，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7、229、184页。)。人类失去了“ 社会学的安全”(sociological security)，失去了“宇宙学的安全”(cosmologizal s ecurity)，我们都生活在“孤独的人群”中，体验着铭心刻骨的疏离感。第二，从精神 历史看，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膨胀，将对他人的拒绝、放逐和漠视推至极限，造成了人 与人的互相仇视和彼此怨恨，对他人尊严的践踏和对他人肉体的系统灭绝，在虚无主义 长驱直入的荒凉星球上同情的精神几近绝迹。为超越和克服这种普遍的社会和心灵的困 境，呼吁他人、祈望同情和渴求交往就成为一种珍贵的精神姿态，对话哲学就是对独白 世界的强力挑战。从18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雅可比到新康德主义者柯亨的对话思想 格外受人青睐，在他们的思想中蕴涵着在对话中共在、在交往中普遍感通的伟大伦理构 想。尤其在人类思想经过盛期后现代(the high postmodern)思潮的荡涤之后，寻求对 话、展开普遍交往、确立公共生活空间和想象对共同体的归属，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旋律 。在这方面，立陶宛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思想对伦理的构想尤其 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列维纳斯断言，希腊思想和现代主体哲学形成了同一对差异 、自我对他人的伦理禁锢，人类思想处于一种可怕的休眠状态，在现代思想体系和技术 统治下，“当代人无不感到身陷牢狱，一切都被允许，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一切都是 同一的，一切都进入了无差异的境界”(注：Richard Kearney,Poetics of Modernity:Toward a Hermeneutic Imagination p.109,p.272,Humanities Press,New Jersey,199 5)。呼唤“他者”在哲学和诗学中崛起，超越无面相的幻象对人类世界的冷漠统治。德 里达受到列维纳斯思想的启发，把上起巴门尼德下至海德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统统称为 “暴力哲学”，都是“孤独心灵的独白”，他以颠覆和重描的策略所构成的解构思想姿 态，就是追寻“他者”的踪迹，对他人作出应答，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和担保对他人的 公正。解构是对希腊和现代主体文化的矫枉过正，向霸道的同一秩序和自我中心施加了 一副解毒剂，铺展伦理精神的回归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把这种广义的伦理学构 想散播在对政治、法律、宗教尤其是文学的思想中，视伦理现代性为诗学现代性的皈依 (注：Richard Kearney,Poetics of Modernity:Toward a Hermeneutic Imagination p .109,p.272,Humanities Press,New Jersey,1995)。
巴赫金的诗学与这一脉现代思潮具有惊人的趋同性，他的思想遗产也理当汇入人类思 想的新近潮流。“他人的发现”是诗学伦理的坚实生长点，他的诗学酝酿着浓郁的宗教 超越情绪，对普世的虚无主义构成了严肃的挑战。只要人类持久存在和力求像在家里一 样存在，就必须在心中怀想他人，瞩目正在临近的他人，对他人作出应答，承担起对他 人的责任。期待“绝对的他人”就如期待上帝，都具有同样的忠诚。正如K·L·库舍尔 指出，“在尼采、佛洛伊德和马克思之后，在现代宗教批判之后，在当今的世俗化和非 教会化时期，宗教又成了话题，处于紧张、非同一性和病态中的世界和自我被揭露出来 ，‘反抗死亡’的希望图景成为可以描述的东西，自我之维系成为可能，责任显明，伦 理学也恢复活力。当然宗教批判并未消失，仍是肯定宗教的影子”(注：(德)汉斯·昆 等著，徐菲等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潮》，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7、229、18 4页。)。
三、“未完成的对话”：启示的声音
巴赫金的诗学没有回避而是力求解决一个传统的美学问题，这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艺术世界中作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审美关系?他以新的视角在新 的论域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巴赫金的思考在两条线索上展开：一是在复调构思的条 件下，还主人公的思想(声音)的自由与独立，二是揭示作者观照主人公的全新审美视角 。位于这种思想的中心的是对话及其未完成性。
在陀氏的复调艺术和巴赫金的对话诗学中，主人公的声音显然具有诗学上的优先性。 相对于主人公的声音，作者的思想退向文本深处成为一种不再具有一体化权力的背景声 音，由此导致了独白型世界的解体和现代主体文化价值体系的趋势。巴赫金在陀氏的艺 术世界上洞察到自我中心、意识一元论、独白意识形态等等这些现代文化基本原则的溃 败，绝对统一的禁令世界绽露了裂痕。正如克尔凯郭尔的反讽颠覆了理性主义的绝对客 观真理，陀氏的对话也摧毁了终极价值对他人意识的冷酷威压。在巴赫金看来，陀氏艺 术世界的原创性在于：作者解放了对话中的每一个体的声音，艺术地升华了他们的最高 价值立场。复调艺术的可贵在于：没有抽象的价值立场，只有在对话中彼此竞争和互相 冲突的对价值的解释。这些作为复数存在的最高价值立场和对价值的解释就是众多的互 不融合的“声音”。巴赫金写道：
“声音的定义。它包括音高、音域、音色，还有审美范畴(抒情的声音、戏剧的声音等 等)。声音还指人的世界观和人们的命运。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 自己的思想，而且也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诗学387)
声音不仅具有独立的质感和审美价值，而且具有自由的生命和命运。在狭义上，声音 是主人公的话语：在广义上，声音就是个体所观照的世界和表达的最高价值立场。作家 不能用自己的一种声音去涵盖主人公的声音，而是倾听这些独立的声音，在“他人”的 声音中感受、触摸和关怀这个苦难的世界。作者不复居高临下、霸道纵横，而是以无限 谦卑、无比虔诚的姿态去聆听偶在个体灵魂的呼告，聆听被侮辱被损害者在深渊里的祈 祷，关爱这残缺伤损的世界。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全新审美视角和具有变革意义的艺术 观照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精神，亦即把个人的最终的涵义立场，变成了审美观照 的对象；他善于看到人的精神，犹如在他之前的人们只能看到人的躯体和心灵。他把审 美观照推向深入、推到新的程度；但不是推向无意识深处，而是推向意识的深层和高处 ”(380)。
作者与主人公的审美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倒转，作者不再支配主人公，反过来是主人 公规定着作者的艺术观照，世界从作者独白中超逸出来进入主人公的视野。这种感受方 式的转型意味着另一种“逻各斯”的诞生。这种“逻各斯”就是“他人的声音”。无数 的偶在个体的恐惧和欲望、激情与思想、价值与信仰在对话中呈现出来，作“异声同啸 ”，拒绝绝对真理的一统天下的霸权与暴政。他人声音的主动反抗以单义的逻各斯为永 恒的对立面，于是悲剧性的冲突永远不可和解，对话处在未完成状态。“悲剧性的结局 不会解决这些冲突和斗争，相反却揭示出它们在人世间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394 )。最终的解决(final solution)等于思想生命的灭绝，最终的和解(eschatological r econciliation)等于精神的死亡。生活的真实和世界的常态就是如此，一切以虚幻代替 真实、以乌托邦告慰现实苦难的审美主义，都只能是虚无主义和无聊精神的变种。陀氏 艺术世界的永久魅力和巴赫金诗学的深刻思想就在于揭示了人类对话的未完成性。
揭示对话的未完成性，就把真理放置在无穷无尽的精神追寻和无休无止的灵魂历险中 ，也就是把人类推向流亡的路途上，把终极价值托付给信仰，而不是托付给理性，把认 识交付给启示，而不是交付给智力。巴赫金把对话与独白的对立的渊源追溯到苏格拉底 ，但是苏格拉底之后对话蜕变为独白的历史是巴赫金所不满意的。他说，“苏格拉底对 话”转而服务于各种哲学学派和宗教教义的固定而又教条的世界观，变成了表述现成绝 对真理的简单形式(145)，甚至成为一种强制“他人”无条件服从的绝对命令，这就是 希腊哲学文化留给世界的思想遗产，完全有别丁希伯莱宗教文化的精神资源。在对话中 追寻灵魂启示的光辉，从他人的声音里聆听人类救赎的可能性，这是巴赫金诗学的深层 意蕴，也使他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一方面延续了俄罗斯文化 中深邃玄远的流亡精神，另一方面汇入了西方一脉以“他人”为最高关怀、以启示为思 想命脉的精神流向。
在某种意义上说，流亡是俄罗斯的精神志业，它根源于专制统治造成的黑暗与苦难， 根源于俄罗斯人对于世界的充满矛盾的感受，根源于以希望超越苦难、以启示的光辉照 亮黑暗的永恒渴望。流亡，是灵魂对强制的秩序的反叛，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拒绝。流亡 的话语，是偶在个体在暴力话语的威压下卑微的呢喃，是呼告神性的声音和期待上帝的 运思。别尔嘉耶夫深情地赞美“俄罗斯大地上的漂泊者”，说他们“浪迹天涯，云游四 海，居无定所，无牵无挂”(注：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等译)，浙 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73页。)。别尔嘉耶夫如此描绘俄罗斯的灵魂： “俄罗斯是一个精神迷醉的梦幻国家……俄罗斯魂不守舍……在民众的心灵中，有着无 尽的求索，寻找未见之城，无形之家。俄罗斯之魂面对着远方，它的精神视野所及是无 边的天际”(注：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 0年版，第270、271、73页。)。流亡，是对令人费解的矛盾性的一种想象的解决，别尔 嘉耶夫揭示了俄罗斯灵魂的永恒矛盾：自由与奴性、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漂泊不定和 墨守成规之间的矛盾(注：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等译)，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73页。)，这一共同体的属员因而总是经受着炼狱之火 的考验。所以，对于一个偶在的生命来说，流亡只能意味着在无穷无尽的追问中行进在 接近真理的漫长道路上，舍斯托夫写道：“对我们的千百个问题我们都得到了包含真理 的回答，——这就是说，为了获得真理，就应当问”(注：舍斯托夫著，徐凤林译：《 雅典与耶路撒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83页。)。追寻真理的人，永远 也越不过托马斯·曼的“魔山”，永远也走不完狄更斯的“天路历程”，即永远自我放 逐在流亡的路途中，做一个永久的浪子。被免去了死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神上只能 永久流亡，让他的主人公们在“生活意志”的驱动下奔向上帝，以此救赎人类和丧失了 基督的可悲的西方(注：(德)赖因哈德·劳特著，沈真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 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2、422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流 亡的精神以饱满的艺术形象和深厚的意蕴。是巴赫金的诗学把流亡的精神升华到语言学 的层面，在对话中揭示出流亡精神的启示意义。巴赫金认为，“不同对话一相遇，在融 合后出现的新话语里，就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声音的尖锐交锋”(280)，“不同声音的交 锋却隐藏得很深，渗透到语言和思想的精微之处”(281)。参与交锋的声音都是代表着 真正的精神和个体的最高价值立场，携带着各自灵魂的孤独、困惑和矛盾，以平等的姿 态展开思想的博弈游戏，每一种思想都没有终结真理，每一种声音都启示着通往真理的 途径。思想在声音的交锋中流亡，它们反抗同一的意识形态的威压，也拒绝单一精神的 独裁，总之，是无限地推延死亡，“个性不会死亡……人说完话后就离去，但话语却留 在未完成的对话里”(397)。尽管巴赫金在此不是议论宗教，但他的诗学显然萦回着一 种深沉的宗教情怀，他的字里行间有俄罗斯无数流亡着的幽灵在出没。
西方思想有两大源头，但在发展流变中却以希腊哲学文化为主脉形成了对希伯莱宗教 文化的压抑和放逐。在希腊——近代理性主义一脉传统穷途末路、陷入深重危机的时段 ，人们呼唤被压抑和被放逐的另一脉传统，就是寻求走出危机的出路。在康德以后的西 方思想史的发展看，一脉关注“他人”、致力在对话中追寻启示的思潮显示了人类精神 的一种普遍取向，这就是沿着“他人”的踪迹探索进入交往世界、参与对话的道路，尤 其在人类经历了后现代虚无主义的荡涤之后，这一脉思潮铺展了思想的前景。新康德主 义者柯亨就复兴几近湮灭的对话哲学，他以“相互关系”(correlation)概念为中心构 建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他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上帝(绝对他人)之间的一种精神关系， 一种不能“物化”(materializing)、也不能“拟人化”(personalizing)的关系(注：E liezer Berkovits,“Major Themes in Modern Philosophies of Judaism”,p.8,Ktar Publishing House,Inc.,New Jork,1974.)，实质上是一种启示关系。柯亨的学生罗森 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将这种“相互关系”发展为“上帝的追问”和“人的应答” ，即“启示”，即在对话中揭示出“未来救赎”的可能性(注：Franz Rosenzweig,“Th e Star of Redemption”,p.187,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University of No tre Dame Press edition,1985.)。关于“启示”的思想在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哲学中 升扬为一种“语调”，一种在危机中绽露思想的未来的“语调”。列维纳斯认为，不是 形而上学，而是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自我与世界的 关系，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与他人之间必须清除任何暴力关系，养育一种责任 关系：“我对另一个人的责任，对一种外在自由的悖论的和自相矛盾的责任(按照犹太 法典，已发展为对他人的责任的责任)，它的起源不是注定具有根本普遍性的敬重，也 不是不言自明的道德。我的责任是一种例外的关系，一种他人关怀着同一而又不会融入 同一的关系”(注：E.Levinas,“of God who Comes to Mind”,tra.by Bettina Bergo ,chap.5,“Ideologyand Ide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自我与他 人的伦理关系是通过对话由语言揭示出来，展开一种“生命的空间”(vital space)(注 ：M.C.Srajek,“In the Margins of Deconstruction:Jewish Conception of Ethics in E.levinas and J.Derrida”,p.24,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德里达 的晚近写作中，“启示语调”(apocalyptic tone)越来越被强化，越来越高亢，升扬为 一种来自共同体的伦理呼唤。根据德里达的考证，“启示”(apocalypsis)一词有“揭 示”(reveal)、“灾难”(catastrophe)和“流亡”(exile)三重意义，“流亡”一义甚 为重要，它意味着“主体”永远是在流亡、漂泊之中，自我放逐在与他人的对话之中， 精神漫游在接近真理的道路上，意义总是无限地推延在能指符号的差异、裂变中(注：J .Derrida,“of an Apocalyptic Tone Recently Adopted in Philosophy”,Oxford Li terary Review,6(2)1984:3—27.)。德里达的“启示语调”显然是一种包容多重互不融 合的声音和多种书写姿态的张力场，话语和文本在差异、冲突和裂变中不断扩张，其中 内含着一种“和谐中的不和谐”，一种“失去对称的空间”(asymmetry space)。“启 示语调”指向了一个不在场的、绝对异质的、无法整合入自我之中的“他人”，自我在 “他人”存在之前(before the Other)、面对“他人”(in front of the Other)、对 “他人”(to the Other)作出应答(answer and response for)，承担起对“他人”的 责任(注：J.Derrida,“Politics of Friendship”,p.15,tra.by Geoge Collins,Vers o:London and New Jork,1997.)。让我们在如此大规模的迂回之后再返回到巴赫金及其 诗学，他不容置疑地把人类生活的本质视为未完成的对话，多重声音不协调的对话，在 对话中解放“他人意识”，承担对“他人”的责任，这不正是“启示的语调”吗?巴赫 金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脉以“他人”为最高关怀、以启示为思想命脉的思潮，还有待 深入探索，但巴赫金与这一脉思潮所具有的同一精神指向，不仅令人惊讶，而且的确有 深远的启示意义。
最后，我们试图回答本文引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他人意识”是巴赫金诗学的现代 性的基点，是巴赫金诗学中变革性的理念。他的诗学在征服独白的精神姿态中表现出一 种坚执的伦理关怀；他在未完成的对话中追寻启示，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这又显 示了他诗学中的一种浓郁的宗教情怀，一种神性的指向。这种情怀、这种指向意味着什 么呢?虔诚的宗教作家B·弗里施穆特回答说：“[神性意味着]一种状况，而且很可能还 是我能与他人共处的唯一概念，一种我实际上作为感情来看待的一致感”(注：(德)汉 斯·昆等著，徐菲等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潮》，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7、2 29、184页。)。诚哉斯言，善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