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负总责”时的张闻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中央论文,总责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时间，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只有三年多一点儿的时间。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则是不同寻常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了成熟。
临危受命 挑起党的“负总责”重担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会议的召开也预示着博古在党内已经很难继续担当总的领导责任了。但由于时间紧迫，遵义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只是在1935年1月17日会议结束时“最后做了下列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领导进行必要的更换和重新分工已是大势所趋，而且成为当务之急的大事。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多次来电请示中央“目前行动方针”。然而此时，党中央总负责人还没有变换，博古已经无法领导中央工作了，所以收到项英来电后，他既没有召集会议讨论，也无从确定方针以答复项英。项英不见回音，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急电党中央，提出关于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等问题，请中央“立复”，给予指示。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然而，中央总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还没有解决，怎样“立复”呢？
这时中央红军来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一鸡长鸣，三省皆闻”，故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2月5日，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谈到遵义会议中博古受到大家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大家不服而且困难很多。毛泽东考虑还要与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后再做决定。
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也认为博古继续主持党中央工作确实有困难，他认为还是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还是由张闻天担任好一些。毛泽东的考虑是深远的。他认为张闻天在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得到大家的好评，而且他也是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于团结留苏回来的干部有好处，同时共产国际对他也很信任，这样向共产国际也好交代，所以由张闻天出来领导全党的工作为好。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周恩来找到博古并向他说明：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碰了一下头，准备让张闻天接替他担任党的总负责人。看到这么多人反对他，博古感到，如果他再继续做党的总负责人，那显然是不合适的了。于是，他对此表示同意。
就在这一天晚间，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分工问题。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会议。由于与会者在会前已就常委分工问题交换了意见，故会议上没有大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为此，党中央还发布了一个撤销博古党的总负责人的决定，正式宣布博古与张闻天工作交接的完成。2月6日，博古将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从此，张闻天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
从组织上说，自从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就没有明确设立“总书记”这个职务，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都是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总负责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习惯上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做出的贡献，决定他在会后必然担负重要工作以外，还有一些原因：一是张闻天担任着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一直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二是张闻天的理论水平很高，具备了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素质；三是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四是张闻天担任这个职务，共产国际不会有什么异议；五是张闻天品质高尚，受到大家拥戴。
张闻天接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在党和红军最困难的时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即倾注全部精力与才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与张国焘的斗争针针见血
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总负责岗位上的张闻天，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张国焘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斗争。
第一次是从1935年6月开始到9月俄界会议，斗争的焦点是坚持北上的方针还是南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总兵力达10万之众。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方案，以打破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险恶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当务之急。然而，谁也没料到这时却出现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使得本来大好的形势又布满了令人忧虑的阴云。
根据当时形势和红军所处地理位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决定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则对于红军冲破敌人围攻而胜利会师的有利态势估计不足，畏惧陈兵在平武、松潘一线的胡宗南的27个团而不敢北上，因而提出西进青海、西康等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南下。
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显然，两种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张国焘掌握着四方面军达8万之众。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懋功县城附近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6月24日，张闻天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文章一方面论证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在青海、西康地区难以解决红军给养的困难，而更“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而蒋介石也正想“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张闻天指出“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6月26日，在张闻天主持下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他在发言中强调：“创造川甘陕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会议一致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28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在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但实际上拥兵自重的野心急剧膨胀，在行动上拒不执行中央的方针，9月，他率左路军南返，并要挟党中央南下。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党中央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他指出：“我坚信我们是惟一正确的。”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并指出，在张国焘那里，“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这是很明显的。”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张闻天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全面把握了张国焘的本质。根据他的发言，会议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第二次大斗争是从1936年1月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斗争紧紧围绕着是团结还是分裂展开的。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悍然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还成立了所谓“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针对张国焘反中央的分裂活动，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以“闻天”署名致电张国焘，严正声明对其“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1月2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令张国焘悬崖勒马，“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
在此期间，张闻天和中央对张国焘做了坚决而有力的斗争和大量的争取工作。由于南下西进均告失败，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张闻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次斗争是针对张国焘可耻的叛变行为。在这期间，张闻天先是对其做了许多教育挽救工作，后是对他的叛徒行径做了深刻的批判。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在中央内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清算。
特别是1937年3月27日至31日，张闻天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张闻天作会议总结发言，明确指出：什么是张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
中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耐心的教育，但他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于1938年春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成为了可耻叛徒。张国焘叛党后，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一方面极力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另一方面肆意攻击共产党。
为了打击张国焘的嚣张气焰，张闻天撰写了《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对张国焘的造谣、诡辩和反共言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文章详细地分析了张国焘的人格和真面目：第一，是他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有时“左”得发狂，有时右得可耻；第二，是他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革命对于他不过是儿戏，是进身之阶，军队在他手中就成为他无恶不作的军阀主义工具；第三，是他的口是心非、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两面三刀的恶根性，在公开奉承你的同时，就在暗算你、陷害你、背叛你，是个没有任何政治道德的政客。
张闻天对张国焘的批判可谓是针针见血，将其剥得体无完肤。
把统一战线方针运用到全国去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局面有所好转，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革命根据地建设正在逐步开展，各地的党组织也在恢复过程中；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国内阶级关系及各派力量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变化。因此，张闻天和党中央开始着手解决遵义会议没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1935年11月2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会议的结论中，他强调：“最阻碍我们工作的是关门主义。”
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以来，“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一点，长期担任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最清楚，也感受最深：“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为了在党内进行策略转变的思想教育，他用“洛甫”的署名，在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上发表了《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一文。文章全面论述了关门主义的表现形式、实质、危害；其一是，“只有在自己同志的范围内，只有同少数先进分子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再背诵其共产主义的万灵咒语”；其二是，“想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我们的教条之内，处处符合于我们的法宝”，“这实是一种最可笑的儿童的幼稚思想，这种思想除了使自己同群众脱离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为了实现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说明，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系统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建立以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的序幕已经拉开。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公开发布的关于统一战线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即以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都是由张闻天起草，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定稿的。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为不久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确立，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这一在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召开的重要会议，张闻天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贡献之一，是他从理论上深入、全面、系统地对这一方针进行了阐述，集中体现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决议”。
《决议》首先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运动，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然而，“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决议》指出，为了把抗日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中国共产党就要“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瓦窑堡会议之后，由张闻天主持在全党范围全面地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注意对那些有实力的、抗日的各种上层政治派别开展统战工作；“同时进行”生活在下层的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工作，如保护商人合法权益、尊重知识分子、优待白军官兵、争取哥老会等。此外，还有宗教政策、保护华侨、实行民族自决、转变肃反做法等。
张闻天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运用到指导白区的党组织克服“一切旧的关门主义传统”方面，使白区的党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扩大和巩固了党的组织，使党能以崭新的面貌和工作方式，投入到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去。
1936年7月底，张闻天在中央讨论白区工作的会议上首次提出：共青团应当用民族解放先锋团或民族解放青年团的名义公开活动。8月9日，他在写给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中，就改变党的工作方式问题做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工人运动中一切赤色小组织应该取消，一切可利用的公开组织，都应利用，一切没有群众的少数人的斗争应坚决停止；学生运动要迅速改变斗争方式，“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对文化界的领导，“过去党团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组织更好”；“C.Y.（青年团）是应该取消的。像现在C.Y.这样的组织，结果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式的组织的”，青年组织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广大青年群众就好；对于白军工作，“过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是根本错误的”，等等。
10月中旬，他写的小册子《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问世，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论述了“共产党员应该生活在社会中间，在群众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的道理。
根据张闻天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1日发出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瓦窑堡会议以后，国共两党就开始接触秘密商谈抗日问题，1936年2月27日，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同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抗日，3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联合抗日的5条意见，但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政策。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酝酿着改变“抗日反蒋”的政策为“逼蒋抗日”。为了最终实现“逼蒋抗日”方针，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战，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日臻完善，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十分重视地方实力派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指示有关方面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参加抗日战线。也正是因为张闻天具有如此坚定、明确的政治观念，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937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整整两个月，其间矛盾错综复杂、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处理事变过程中，无不展现出张闻天高超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艺术。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上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曲折转变过程。开始时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主张，集中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二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
西安事变突发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上午，在张闻天的住处，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西安发生事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等12人。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酝酿对策，各抒己见。
毛泽东率先发言，明确表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会上倾向性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二是“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从程序上看，张闻天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就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法上，他对会上提出的“审蒋”、“除蒋”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等意见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从他发言的通篇记录来看，他不但没有使用一个“反蒋”、“审蒋”或“除蒋”的字眼，而且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当然是指当时代表中国法统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如果抛开蒋介石，“南京政府”也就无所谓“正统”了。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然而，张闻天的发言中最璀璨夺目之处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句话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事变的要害问题所在，也明确了解决事变的目的所在。
随着事态的发展，国内外各方面态度已经明朗。这很快就证明如果按照“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来处理问题，是不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正式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是毛泽东起草的；另一个是在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是由张闻天起草的。这两个文件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把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党的态度于12日和13日电告共产国际。但是，当时苏联报刊匆忙发表了否定西安事变的错误意见，不仅不指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而攻击、指责事变本身以及张、杨等人。对于苏联的态度，张闻天在19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他的意见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完全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做出的，而不是接受什么国外指令的结果。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恢复自由。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调集大军，兵分五路进逼西安。1937年新年伊始风云突变，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危急时刻，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为维护和平、制止内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月27日张闻天曾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就当时的形势以及对策等问题进行磋商。
经过60天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2月11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关于西安事变以来的工作。会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由于中央采取和平方针，避免了内战，现在已经解决。“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容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
的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历时十年的内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而带来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常委；1934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中宣部部长；1935年任中央常委、在党内负总责；党中央到陕北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宣部部长；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庐山会议之后，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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