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康健[1]2008年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理论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理论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重点讨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文本化、标准化、学科化的演变过程,同时分析棉纺织业技术理论化对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揭示江南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棉纺织业技术现代转型的特点及意义。文章主要运用“技术科学化”的理论,构建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发展及理论化框架。认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理论化并没有按照文本化、标准化和学科化三个阶段依次进行,而是在文本化和标准化之间交叉演变,直到清末民初纺织传习所等学校的创立才最终实现学科化。
程洁[2]2010年在《上海竹枝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上海地区,竹枝词这种文学样式曾经十分壮观,不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且创作者众多。本文首次对上海竹枝词进行了整体研究。所谓整体研究,一是指时间跨度上从元代至解放前；二是指包括文本、功能、作者等在内较为系统的研究。除绪论、结语及附录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上海竹枝词研究的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厘清风俗诗、风土诗、民俗诗以及人类学诗等概念,明确上海竹枝词是风土诗的一种。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风土诗为中心的感性载体,以及历史诗学的思维与策略,四位一体,构成了上海竹枝词独特的外观形态与深层结构。上海竹枝词是一部诗性的风土志。无论是内容、写作手法,还是创作群体,都表明上海竹枝词的诗性身份不妨碍它“以诗补史”的价值与信度。第二章介绍上海竹枝词的主要内容。通过以“兴观群怨”为纲、以风土为目这种建构性的分类,以及传统的诗文细读的分析方式,清晰地展示出上海竹枝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诗性风土志,它全方位地表现了上海地区数百年来的风土与社会。第三章论述上海竹枝词的功能。上海竹枝词以丰富的内容和宏大的气魄建构出了上海文化模式,这是上海竹枝词的一个重要功能。纵观物质与景观文化以及行为与观念文化,上海竹枝词描述和建构了一种“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近代市场意识、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伦理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等,既具现代性特征,又兼具诗性特征,诗性与现代性共同作用,造就出上海自在、开放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该文化模式中的“诗性”与“现代性”一直处于变化、调适状态。与现代性建构相比,诗性建构越来越趋于弱势,当前,诗性精神几乎沦丧殆尽。上海竹枝词“诗性”的现代性建构对于上海地区文化精神的阐释具有独特价值。第四章分析上海竹枝词的作者群体。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术背景使得“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在知识者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启蒙心态。上海开埠之后,这群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徘徊。上海竹枝词中隐含的民族文化观、民俗民众观及地域文化观,充分体现出知识者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以及知识者们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犹豫与矛盾。现代性的发生最终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心灵绎动,遂有这一诗性风土志的书写。就竹枝词而言,它因自身的民间性而获益,成为知识者用以建构现代性的审美工具。自心而生的竹枝词,也是一部知识者走向现代性的心灵史。第五章思考上海竹枝词当下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使得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介于口传与书写之间的上海竹枝词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记述工具已然处于濒危境地。保护上海竹枝词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方面,竹枝词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今天,我们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模式中的“诗性”精神正处于历史最弱势,城市精神的迷失也隐喻在竹枝词的式微之中,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蕴涵巨大诗性力量的竹枝词趋向枯萎而无动于衷,必须从诗性主体的重建与诗性土壤的培育两方面逐步推进对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让诗性的书写运动在这个现代都市继续下去。
丁静静[3]2014年在《黄道婆棉纺织技术革新与江南经济社会发展》文中指出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手工棉纺织技术革新家。本文首先对黄道婆身世及习艺情况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其次,从搅车、弹弓、三锭纺车、配色提花技术等几方面阐述了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重大革新，在此基础上阐述棉纺织技术革新对江南区域社会的重大影响。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格局，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江南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影响了区域人们的社会生活。黄道婆棉纺织技术革新及传播促进了区域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江南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蕴鸾[4]2012年在《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文中认为太湖地区棉业兴起于元代,发展于明代,至清代前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清代后期在近代工业化的冲击之下,该地区棉业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对明清太湖地区棉业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以棉纺织业、棉业的国内贸易研究为主体,涉及到棉业的方方面面,这对于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优势。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关涉性论著较多,专门性研究较少,缺乏系统的整理与发掘,尚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作为该地区支柱产业之一——棉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了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棉业各环节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构建出一个各环节互动影响的完整研究体系,一方面分析推动棉业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探讨棉业发展变化对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太湖地区棉业的整体特征,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整个中国棉业的研究,并为现实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明代,在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鼓励经济作物种植的政策推动之下,太湖地区棉作区域得到了扩展。至明中后期,该地区棉花的种植逐渐普及,形成了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的沿江、沿海一带的产棉区。棉作的普及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纺织机具的改进提高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了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而棉纺织品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又促进了该地区棉业贸易的发展。清代前期,随着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太湖地区棉花种植区域日益扩大,棉田比重增加,种植面积也不断增长,为该地区棉纺织生产提供了原料；棉纺织技术得到了改进与提升,棉纺织业日益兴盛；棉业贸易空前繁荣,尤以棉布贸易为最盛,在经过清初市场变化的短暂调整后,形成了新的市场流通格局,棉布销量大幅提高。清代后期,随着外国洋纱、洋布的大量入侵,使得太湖地区的棉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该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因手纺业的消亡而一度衰落,之后在国内外机器棉纺织业发展对原棉需求量增加的影响之下,棉花种植业渐复苏,并逐步改进棉花种植技术,提高棉花品质与产量,以适应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内部手纺与手织分离,手织业以机纱代替土纱,作为纺织原料,提高了生产效率,出现了一批手工棉织工场。而国内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以生产机纱为主,与进口洋纱共同成为手织业的生产原料,棉纺织业内部手工棉织业与机器纺纱业两者并存,互为补充。棉业贸易中进口洋纱、洋布逐年上升,土布贸易削减,棉花的出口量增加,国内机制纱、布的销量渐增。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变化是受到了众多因素的影响,这其中包含了政府政策的扶持、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市场的需求、生产技术的发展等。明清两代,政府对于棉花的种植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政策,重视棉纺织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棉纺织技术的传播。清代后期,在面对洋布、洋纱的涌入,清政府意识到了如要挽回利权,必须发展本国的机器棉纺织业,因此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设厂的措施与政策,奖励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太湖地区的交通运输方式由最初的以水运为主逐步转变为水运、铁路、公路的综合发展,运输工具也因此发生变化,传统的木帆船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轮船,以及火车、汽车,为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明清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变化,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强,太湖地区棉布开始销往来全国各地,市场需求旺盛,至清代前期,达到顶峰。清代后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土布市场缓慢衰退,机制布的销售渐增。西式纺纱机器的引入,国内机器纺纱厂的兴起,解决了手纺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瓶颈,为手织业提供了质优价廉的机纱。同时,也推动了手工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与棉花种植技术的提高,从而促进了该地区棉产的增加与土布品质的提升,为机器纺纱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原料和销售市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变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使得本区的种植结构与家庭手工业发生了变化、加强了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改变了赋税征收的形式等几个方面。总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棉业经历了一个从前期棉花种植业、棉纺织业、棉业贸易等各环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到后期在西方工业品输入的冲击之下,该地区棉业逐步调整,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机器工业,以振兴棉业的阶段。清代后期,太湖地区棉业面对进口洋纱、布的大量涌入,以自身的调整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积极发展民族机器棉纺织业,以机纱的生产为主导,为手织业提供生产原料,与手工织布业形成互补。在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推动之下,棉花的种植技术得到了改进,棉花的品质与产量有了提升。该地区的棉业仍然保持发展态势,成为全国机器棉纺织业的发祥地和中心,棉业贸易依旧繁荣,纱厂生产的机纱,作为手织业的生产原料,销售到全国各地,棉花的生产不再闭锁在农家自用的小天地里,棉花的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
秦华杰[5]2010年在《明清时期华北棉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棉花原产在国外,我国有两千多年的植棉历史。棉花在最初是做为贡品进入我国的,直到汉武帝时,才有关于棉花种植的明确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许多史书中都有关于棉花的记载,但是仅仅局限于华南、江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棉花种植才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棉花由长江流域开始发展到黄河流域。随着棉花的发展,政府也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予以征税。最早见于《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夏四月,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贡木棉十万匹”。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棉花的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形成“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的兴盛局面。清代我国的棉花继续发展,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专门化,尤其是清末民初陆地棉的引种更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外敌入侵的影响,棉业生产陷入衰退。建国后,随着新中国对棉花生产的重视,我国的棉花迅速发展,棉花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中国现代三大棉区——黄淮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新疆棉区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长江流域棉区的形成,是由于棉花由印度传到华南再传入长江流域,有先发之优势,再加上其本区域水资源丰富,无霜期长,有利棉花生长;新疆棉区则是因棉花由阿拉伯经中亚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的。惟黄淮流域棉区,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华北棉区,其棉花的种植相对是比较滞后的,而其发展又是异常迅速的,对于其发展原因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明清农业格局的形成以及华北的农村社会。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从农业史、经济史和技术史的角度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华北棉业的发展。本文对于明清时期棉花传入华北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考察,了解了该时期棉花在该地区的地理分布,对于其主产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明代中期以后至乾嘉时期,华北棉花生产量是高于江南地区的,但纺织技术及棉布生产量不如江南地区;乾嘉以后,华北的棉纺织业开始超越江南,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明清时期华北棉花种植的快速增长与棉纺织技术的相对滞后进行了分析,得出明代北花南运而南布北运,这是与两个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分不开的,而华北棉花、棉布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又促使了其棉纺织技术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华北自身棉纺织业的发展。对明清时期华北棉业发展的促进因素和其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华北棉业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得到这么快的发展,是与其自身因素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推广分不开的,而其快速发展不仅对华北的农村经济结构和华北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明清经济格局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明清时期华北棉业的局限进行了概括,对其历史地位及作用进行了总结,以期对今天华北棉业发展有所借鉴。
裴宏江[6]2012年在《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特殊文化功能》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之际，是我国社会变革将欲进入节点的关键时期，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我国城镇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繁盛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城镇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一个个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联结广大乡村和大中型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层级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依托经济的勃兴，许多江南城镇迸发出强大的文化功能，成为蕴藉深厚的人文重镇，出现了文人集聚在非中心城市和城镇里，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流派的盛况，呈现出中国文学重心下移的局面。此种现象的发生在我国城镇发展史和文化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本文选择产生在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几个文学流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和梅里词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梳理出体现城镇文化功能的几大核心要素，即江南城镇经济的繁盛和文化的勃兴，江南文人的诗意栖居，便利的水运交通和士人的文化足迹，城镇中的文化世族，传统藏书和刻书的发达，以及文坛巨子归隐故里所造成的盛大人文效应，江南城镇与清初复明文化运动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来全面探讨此际江南城镇特殊文化功能。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繁荣与发展”：第一节梳理江南城镇的历史建制和沿革，第二节论述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经济的繁盛，第三节分析明清之际江南城镇文化的勃兴，第四节讲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个案考察，通过几个文化个案反映城镇的兴盛状况。第二章“江南城镇诗意的栖居环境及其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第一节介绍明清之际江南城镇文人的诗意栖居，第二节梳理城镇文人于园林池馆间的风雅聚会，第三节分析钱柳唱和的缘起及其文化史意义，第四节论述赏花吟诗与文人的心路交集。第三章“发达便利的水路交通与江南士人的文化足迹”：第一节介绍明清江南城镇的水运特色，第二节分析江湖水路与江南文人的主要文化行为，第三节论述舟船中的江南城镇文学活动。第四章“文化世家和江南城镇的双向互动”：第一节梳理相关城镇的文化世家概况，第二节分析世家望族的人文特征，第三节讲科甲相传下的江南城镇世家弟子，分析其二者间的紧密关系。第五章“江南城镇的盛大图书事业”：第一节讲宏富的城镇私家藏书状况，第二节讲繁荣的城镇图书刊刻业，第三节论述城镇文人的规模宏大的著述与编书成就，重点辨析其对清初文学变革的推动之功。第六章“文坛巨子的回归故里与明清之际文学重心的下移”：第一节梳理清初士人的归隐之风，第二节介绍士人回归故里后的文化贡献，第三节探讨江南城镇在清初特殊的文学地位。第七章“江南城镇与清初复明文化运动”：第一节分析江南城镇产生复明文化运动的原因和独特优势，第二节介绍与复明文化运动的相关城镇士人概况，第三节具体论述城镇士人与复明文化运动的具体交集，第四节归纳江南城镇作为清初复明文化运动重镇的特殊意义，并进行文化反思。结语从集聚与辐射两个方面出发，来剖析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独特文化功能。
李雪梅[7]2000年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明清时期江南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小农经济仍然是工农业生产的结合体，但它已经开始分化。尤其是在棉纺织生产集中的地方，变化更为明显。本文对鸦片战争前清代江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作一历史考察。全文分五部分： 一、江南棉纺织业的市场分析。 二、江南棉纺织业经济地位的变化。 三、江南棉纺织业的社会分工。 四、商业资本与江南棉纺织业。 五、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品的市场持续扩大，基本上形成了全国市场：南到闽广，北到华北、西北、东北。海外市场也有一定发展。市场扩大，刺激了棉纺织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棉纺织业由副业转化成为部分小农家庭的主业。棉纺织业经济地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冲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家庭劳动力分配格局，男子也开始从事棉纺织业。在此基础上，植棉业、棉花加工业、纺纱业和织布业的社会分工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形成了棉花市场和棉纱市场，其中，经纱市场的出现，反映了经纱生产的专业化，表明棉纺织业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正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同时，商人资本开始了向生产领域的渗入，支配了棉布的染整加工业。在农村，商人资本成为棉纺织业社会分工的中介，并以预付定金、赊贷原料、以粮食和棉花支付棉纺织品价格等方式加强了对小生产者的控制。以棉纺织业商品生产为基础，棉纺织手工业劳动收入的分配，剩余劳动的分割，和直接生产者的消费方式都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影响到了小农的分化。这一切说明，清代鸦片战争前江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因素，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与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过的、自给自足式的农民家庭手工业不同。
安涛[8]2005年在《从中心到边缘：明清以来朱泾镇经济社会转型》文中认为十六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在缓慢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江南市镇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增长极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朱泾镇虽然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但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原因以及上海发展扩张力的局限,它没有被纳入到上海经济体系中,社会转型停滞,一蹶不振。可见,沿海地区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中心地的影响和辐射也是有选择性的,与中心地距离的远近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社会的转型是受各种复杂的因素制约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程方[9]2010年在《清代山东农业发展与民生研究》文中指出山东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东部,地貌以平原为主,西部有运河贯通南北,东南、东北濒临黄海和渤海,其间河流错布,水资源丰富,易于农作物灌溉和农产品流通；全区受北温带季风气候控制,雨热同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优越。在清代,山东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的垦殖上,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顺治朝至康熙朝末年的七八十年间,以复原性垦殖为主。清初统治者为了保障垦荒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承认垦荒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辅以推迟起科、资助耕牛农具等扶持政策,并充分利用地主阶级占有大量财力、物力的优势,垦殖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荒地的开垦；至雍正朝时,土壤肥沃之地基本上已被开垦无遗,人民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近山丘地、沿海滩涂、湖滨洲滩以及山头地角等零星土地,这一过程大概持续到道光年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帝即位后,盲目认为“惟开垦一事最有裨益”,急于求成,且无切实可行的方案,成效不大；乾隆朝吸取了雍正朝垦殖的教训,通过疏通河道、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使许多淹涝废地得以垦成熟地；嘉道年间耕地面积的扩展主要得益于外来作物番薯、花生、玉米等的种植,它们在荒地、山地、丘陵等贫瘠土壤上均能生长,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种植空间。道光以后,清政府面临外来侵略,再加上天灾人祸,许多土地抛荒,这一时期垦殖的重点又转为对抛荒地的复垦。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人的介入,人口的多少(或劳动力的多少)对农业发展影响甚巨。从清初至乾隆初年,山东人口的大量繁衍在满足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土地垦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人地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乾隆朝之后,土地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已经从不足变为逐渐饱和。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的耕地越来越少,传统的种植业难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迫使小农不得不设法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生产中发展了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耕作制。二年三熟制形成于明末清初,不过尚不成熟。雍乾朝以后山东省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为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该制度的逐渐成熟；另外,在这一制度的发展中,作物的搭配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山东二年三熟制的作物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其中冬小麦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二年三熟制的重中之重,与之同时,大豆、高粱等作物种植比重有了一定水平的上升,使得种植结构更加合理。清中叶山东省二年三熟制的成熟,使得复种指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粮食的亩产量,这在养活更多人口的同时,也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其中以植棉业的发展最为突出,到清代中叶前后山东已经形成了三大棉产区,植棉的州县发展到90多个；烟草业、油料作物、果树乃至菜蔬种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大加深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条件下,种粮户、种植经济作物农户以及混合种植型农户因地制宜,为生存和致富而进行生活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实现着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以出售为目的的棉纺织业、编织业、皮毛加工业等家庭副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农副结合成为家庭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整个清代山东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产处于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之中,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和农副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土地和土地之外创造价值,从而为家庭的生活来源拓宽了道路。
陈为忠[10]2014年在《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前辈曾“寄希望于上海史与江南史的联动,开出区域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认同近代时期上海江南发展一体论的观点,但也认为开出新局面不仅需要区域联动,也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揭示经济和空间增长的机理。论文研究表明近代的商埠区、产棉区、产丝区城市在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网络、地方根植性与非地方根植性、大宗生产与柔性生产方式交织下,已经形成新的具有地区生产专业化性质的工业空间——产业区。上海产业区在1895年之前局限于商埠区、产丝区：1895年之后随着棉纺织工业投资高潮的来临,又蔓延到棉产区；192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进入调整期,空间扩张止步。总之,该区域核心区已经由明清时期“七郡一州”的江南,进一步外延到通海平原、宁绍平原地区。论文对近代商埠区、产丝区、产棉区城市产业转型和地域分工的研究显示：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通过集聚与扩散效应,不仅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而且也支配着周边产丝区、产棉区城市的产业转型。近代上海及其周边城镇的产业转型主要发生在棉纺织业、缫丝与丝织业、面粉业、烟草业、碾米业、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领域。机器生产在面粉业、卷烟业、碾米业、新式造船、化工与制药等行业的普及较为顺利。大规模机器生产在上述领域的普及预示着转型的成功。相对而言,缫丝与丝织业、棉纺织业是地区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攸关国计民生,面临诸多利益纠葛,转型过程较为曲折、复杂。机器纺纱和机器缫丝优势明显,到清末民初,缫丝业和棉纺业基本实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但丝织业和棉织业转型更为复杂。民国初年江南丝织行业开始引进普及龙头手拉机,一战期间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的丝织厂又引进电力织机,手拉机迅速向电力织机过渡；1920年代中期以后,电力织机开始普及,到抗战前夕电力织机数量已经超过手拉机。棉织业转型明显要慢于丝织业。棉纺行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引进手拉机,但直到1925年前后才基本普及；铁木机在20世纪初就已引进,但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为布厂大规模使用。上海、无锡、常州等城市织布厂普及率较高,甚至开始改用电力铁轮机。通海、常熟等土布中心的手工生产也开始普及铁木机,但是仍处在分散的手工副业状态,转型不够彻底。总之,抗战前夕江南城市的缫丝与丝织业、棉纺织业领域机器大工业对手工业生产的优势已经非常突出,转型几近成功,但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的统制经济和内战环境所打断。论文研究显示由于都市工业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上海为该区域最大的综合性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宁波、苏州、镇江、杭州为次金融中心和次贸易中心。上海、无锡、常州、南通为棉纺织工业城市,上海、杭州、苏州、湖州为缫丝与丝织工业城市。此外,都市工业主要在县城以上的城市区位、集聚,从而弱化了传统时期的丝、棉、粮商业集散中心与手工业中心市镇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也改变了原有的市镇发展格局。区域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机制。原有的苏州、杭州两个中控型城市体系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聚合型城镇体系,逐渐出现上海为中心、周边城市为外围的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使得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规模初具。该都市连绵区存在一个经济地理横轴和两个成长三角：横轴为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翼三角为上海、杭州、宁波,北翼三角为上海、镇江、南通。从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机制看,近代时期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在地方性网络与全球性网络的对接后,国际市场竞争迫使该区域主导产业摒弃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工艺转向机器大工业,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致区域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发生几何级数的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在各具比较优势的商埠区、产棉区、产丝区三区联动的机制下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理论化[D]. 黄康健. 苏州大学. 2008
[2]. 上海竹枝词研究[D]. 程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黄道婆棉纺织技术革新与江南经济社会发展[D]. 丁静静. 苏州大学. 2014
[4].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 陈蕴鸾.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5]. 明清时期华北棉业研究[D]. 秦华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6]. 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特殊文化功能[D]. 裴宏江.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7].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D]. 李雪梅. 郑州大学. 2000
[8]. 从中心到边缘：明清以来朱泾镇经济社会转型[D]. 安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05
[9]. 清代山东农业发展与民生研究[D]. 程方. 南开大学. 2010
[10]. 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D]. 陈为忠. 复旦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