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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学者们各抒己见。归纳起来，可将其分为下面几种观点：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近代农村经济增长论，“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ry growth）论（注：亦可称“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或“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 ）：即通过增加边际劳动投入获得全家或全年总收入的增加，但是单位的人工产出却下降了。）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
持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的学者们认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呈衰落趋势。其主要表现为：地权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传统家庭副业生产崩溃瓦解；农业资金和农业劳力流向城市；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学者强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是以农村经济的破产为前提的。广大农民是被迫进入和依赖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土豪劣绅的压迫、奸商的盘剥，以及苛捐杂税和战乱的影响，中国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迫于生计，他们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也极易上当受骗，被帝国主义分子、唯利是图的奸商和资本家在农村的经纪人诱骗进市场。同时，由于贫困所迫，他们又不得不在收获后立即卖掉部分粮食以偿还生产时和青黄不接时所欠下的债务。由于没有或缺少土地，他们也不得不进入城市谋生或成为农业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注：参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卷1—4，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7、1989和1991年版。范苑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神州国光社，1937年版。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千家驹：《农村与都市》，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钱亦石等：《中国农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薛暮轿：《旧中国的农村经济》（1934），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年再版。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岳琛：《中国农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与此相反，持增长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自19世纪末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一直呈稳定增长趋势：农业工人工资稳步增长；农村非农业人口增加迅速；农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类学者强调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正向作用，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大市场的融合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它们无疑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机会。中国农民进入市场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并且的确从这种商品化和专业化中得到了好处。他们认为抗战前的中国农村市场是高度发达的和自由竞争的市场；当时中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并没有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标志着中国农业的进步和发展（注：Brandt,Lore: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Central China, 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Rawski,
Thomas G.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Myers,Ramon H."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3:604-28.1991.）。
介于衰落论和增长论之间的是“过密型增长”论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注：在这里我将“过密型增长”论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放在一起进行叙述，是因为二者在观点上很有相似之处。）。这类学者并不刻意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单独的研究，而是将其融进中国14世纪以来的传统农业中去研究（注：Chao,Kang: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 California:Stanford.1986.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 —1968.Chicago:Aldine,1969.）。他们认为自14世纪以来一直到20 世纪50年代甚至80年代，中国农业并没有经历技术上和制度上的真正变革。农业产量的提高不过刚刚跟得上人口的增长。农业产量的提高并不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虽然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了，但是单位面积的单位人工产量却下降了。
同衰退论相似，持“过密型增长”观点的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中国农民进入市场的被迫性，但是强调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注：Bell,Lynda S."Farming,sericulture,andPeasant Rationality in Wuxi Coun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ited by Thomas G.Rawski and lillian M.Li.California: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pp.206—242.1992.
Huang Philip C.C.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他们认为农民改稻为花为桑，养蚕织布，是因为这些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力投入。尽管种花种桑，养蚕织布的日工值不如水稻的高，但是农民却因此获得了总收入的增加。面对严重的生存压力，农民们追求的是全家或全年经济总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单位工作日经济收益的增加。尽管近代国际贸易的扩展，以及城市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但是这种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所带来的一些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并不足以打破旧的经济平衡；也没有给农村经济带来本质上的变化。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依然在其固有的“过密型增长”的道路上徘徊（注：Huang, Philip C.C The Peasant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 Delta, 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and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17.3:299—341.1991.）。
那么，中国农村近代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学者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
显然，以上学者并不否认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都承认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经历了很多变化。其分歧点并不在于国际贸易扩展和城市工业发展是否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而是在于这种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否带来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及中国农民进行商品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的原动力是什么。
我认为以上学者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真实性，但问题在于这些观点是否反映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是否表现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二、关于“衰退论”
笔者认为“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过于悲观。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起源于中国大陆，并长期主导着大陆的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然而，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并不是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其早在30年代初期便流行于中国。中国学者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向侧重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这种倾向可以追朔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注：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反映在二、三十年代各方面的文字出版中。农村经济方面也是如此。参见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主要农村经济刊物：《农村经济》、《农情报告》、《农声》、《农业周刊》、《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和《中农月刊》等。）。这种研究倾向在1949年前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倾向变革和革命的心态，1949年之后则意在解释和阐述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应该倍加谨慎。在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的共同口号下，许多学者在做调查、做研究和写文章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主观情绪上“反帝、反封建”的影响。许多研究意在于宣传“反帝、反封建”，倡导社会变革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当时的许多学者亦或是国民党员亦或是共产党员。例如《中国农村》就是在共产党的秘密指示下以学术刊物的名义于1934年在上海创刊的。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做舆论准备工作（注：参见《中国现代史词典》；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卷1：“序”；卷2：“说明”；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卷2，1987年版，第18—21页。）。象王寅生、吴半农、 秦柳芳和李紫翔等，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当时的著名学者陈翰笙、钱俊瑞、千家驹、薛暮桥和孙冶方等人。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确做了很多实际的考查和研究，特别是象陈翰笙和冯和法这类学者做了很多出色的研究（注：《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店，1934年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店，1933年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店，1935年版。）。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在文章中列举出很多的实际例子。这种微观层次上的资料充实的确是西方学者的薄弱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事实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它们是否代表着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向？
笔者认为尽管在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的学者和研究中不乏出色者，从整体上看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则显得论据不足。很多文章缺乏历史性的纵向比较；判断多于研究；描述性语言多于定量分析。例如耕地减少，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曾经是很多人用以证明农村经济衰退的论据；然而如果不对耕地减少和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原因进行详尽的研究，仅仅给出耕地减少和劳动力出走的数据是不足以证明农村经济的衰退的。人们完全可以从反方面去理解，把其当作国家经济发展的象征。同样，如果仅仅描述农民生活的贫苦而不做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的话，仍然不能说明农村经济之衰退。许多农村调查采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分类方式，且又不对所用的分类术语作出明确清楚的定义（注：例如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无锡调查和1930年的保定调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三十年代对几个省的调查。）；这无疑影响了这些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由于分类标准是建立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上，因此在没有给出具体户数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容易判断出某村或某一地区所谓富农土地面积增加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地权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结果，还是这村或这一地区的农民进城做工或从事工商业生产导致农业雇工增加的结果（即雇用外村人或外地人帮助种田的结果）。
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的很大一部分学者因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而忽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并由此而得出近代农村经济衰退的结论是不恰当的。我认为“衰退”并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自20年代末期流行于中国以来，到了1949年以后便成了经济史研究中的正统学说亦或官方学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导致近代农村经济衰退的原因。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上出现了重新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探索和呼声。然而当一些学者对战前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金融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进行重新估计，掀起了关于重新评价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时（注：Wright,Tim, editor. The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uentieth Century.St.Marrtin'sPress,1992.
See Wu Chengming,A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Capitalism in China,pp.29-43.
Zhang Zhongli,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apital in the 1920s,pp.44-57.
Wang Yuru,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etween the TwoWorld Wars,pp.58-77.
Liu Foding,ForeignCapitalism and China's TraditionalEconomy,pp.152-176.
丁日初等：《对外贸易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近代史研究》第6卷，1987年，24—27页。）， 却很少有学者对正统的“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提出质疑。虽然许多学者已开始试图从人口上和技术上寻找原因，有违于原来的这“三座大山”之说，但是“衰退论”本身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近代农村经济中的一些变化做了肯定的研究，但是整体上还是没有跳出“衰退论”这个框框。直到现在，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仍然是中国大陆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主流思维。
三、关于“增长论”
自80年代以来，倡行于中国的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近代农业经济增长”的观点（注：Brandt,Lore.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ul Development inEast-Central China,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Faure, David.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Rawski,Thomas G.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9
Myers,Ramon H."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3:604-28.1991）。然而，近代农村经济增长论同样不能令我信服。与“衰退论”相比，“增长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又显得过于乐观。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早在2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是与中国蚕丝自1905年开始在国际市场上败于日本（注：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社，1930年， 第 509 页。 Li M. Lillian.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Harvard University.1981.），中国茶叶出口自1886年后逐渐失利于印度茶和锡兰茶（注：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社，第496页。朱美予：《中国茶业》，上海中华书局， 1937年版，第148—150页。），中棉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一直受美棉和印度棉的排挤紧密相关的（注：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社，第535页。）。20年代后，中国农业又受到1929—1933 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和影响，使本已开始凋敝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罗斯基和布兰德（Brandt）认为中国战前的农业产量增长率应为 1.2%—1.5%，而不应该是叶（K.C.Yeh）和帕金斯的0.8%—1.0%（注：战前的中国人口增长率约为0.6—0.9%。如果农业产量增长率是在叶和帕金斯所估计的0.8—1.0%范围内，那么农业产量的增长将仅仅跟得上人口的增长；如果是在罗斯基和布兰德所估计的1.2—1.5%的范围内，那么农业产量的增长则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然而，二人估计所依据的并不是直接的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罗斯基用“农业工人工资”和“农村非农产业工资水平”的高低来说明农村收益水平的高低。罗斯基的推论是“农业工人工资”和“非农产业工资的上涨标志着农业收益的增加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以卜克调查中农业工人工资的上涨率来推断农业产量的增长率是可行的（注：Rawski,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91—299.1989），在衡量农民的生活水平方面， 罗斯基所用的是农村非农产业工资水平和国家棉布生产和消费水平。他认为农村非农产业工资的上涨和国家棉布生产和消费水平的上升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注：Rawski,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re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89－291.1989黄宗智曾对罗斯基的国家棉布消费水平提出质疑。根据徐新吾的研究，黄指出土布衣服和机织布衣服的耐穿性比一般是3:2。（ Huang,1990:137））。
布兰德从农村非农业人口入手，用“市场剩余”（ marketsurplus ）作为一个研究农业产量增长的指标（注：布兰德将“市场产量”（market output）和“市场剩余”区别开来， “市场产量”即农户投放到市场上的农产品。“市场剩余”即卖给农村非农人口的农产品。）。其逻辑推理是农村非农人口的增加将导致“市场剩余”的增加，而“市场剩余”的增加则反映了农业产量的增加。然而，布兰德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并不是在历史资料中获得的，而是从斯金诺（Skinner ）研究中城市人口增加的数字中假设出来的。根据斯金诺的研究，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布兰德由此假设中国农村的非农业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在此基础上，布兰德根据3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非农业人口为24.5%，从而推论出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农业人口应为13—14%，并进一步得出粮食作物的“市场剩余”应从19世纪90年代的12.3%增加到30年代的19.8%，所有农作物的“市场剩余”从19世纪90年代的23.5%增加到30年代的39.8%。根据以上“市场剩余”的增加，布兰德得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农业产量大约增长了63—74%，约为1.2—1.5%的年增长率（注：Brandt,Lore.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Central China, 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70－76.1989.
王国斌（Bin R.Wong）曾对布兰德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提出质疑。他指出假如19世纪90年代的农村非农业人口高于布兰德的假设的话，那么“市场剩余”的增长就不会有布兰德所说的那么高；如果劳动力市场真象布兰德所说的那样“自由竞争”的话，那么农村非农业人口则会向收入高的工业部门转移；这样，农村非农业人口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会下降。见Wong,Bin R."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Development:A Note on the Myers—Huang Exchange"Journalof Asian Studies,51.3:600-11.）。
在论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方面，布兰德所用的是“真正农业工资”（农业工人的现金工资除以米价）。通过比较1888年和1932年的“真正农业工资”得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四十年中，“真正农业工资”的年增长率为1—2%的结论。笔者认为用两年的数据来推断四十年的年增长率不足以令人信服。 且1932 年的米价较之前几年和1933年以后的几年为低（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414、618页。
Wang,Yeh----Chien"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Yangzi Delta,1638－1935",Chinese
History
inEconomicPerspective,Edited by T.G.Rawski and L.M.Li.pp.40 and
p48.1992.）（也许是受世界经济萧条、洋米倾销中国之影响，或许是由于1932年长江各省粮食丰收的关系）（注：本人没有对米价变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所以对1932年米价低落的原因不敢确定。）。 因此， 基于1932年米价而得出的“真正农业工资”有可能比一般年头的要高。
罗斯基和布兰德对民国时期各种农业统计资料的可信度表示怀疑，于是用非农业生产资料推断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研究中的许多观点是在间接的资料上和假设推理上建立起来的。由于缺乏直接的农业生产经济资料，某些观点显得太宏观化和理论化。增长论学者着重于近代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农民进入市场是为了追求利润并从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中得到了好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微观水平上对国际贸易和城市工业发展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具体的研究，致使给人造成一种论据不充分的感觉：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扩展和城市工业发展到底给农民创造了什么样的机会？农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农产品市场或转向专业化生产的？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
四、关于“过密型增长”和“停滞论”
至于“过密型增长”论和停滞论，我认为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业放进14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去研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与宋元以后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错觉。笔者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已不能和明清（清中期）时期的传统农村经济同日而语；它已经脱离了中国农村经济原有的传统发展轨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农村经济与国际贸易、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这种紧密联系是通过两种市场来完成的，这两种市场就是农产品市场和城市工业劳动力市场。由于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国际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影响到中国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经济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变化超过了中国传统农村经济自14世纪以来的变化。因此，就像学者们将近现代文化和政治研究从明清的文化和政治研究中独立出来一样，近代农村经济研究也应该从宋以后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分离出来。
我认为中国近代农民之转向新作物和新的副业生产，并不象黄宗智和白尔（Bell）所建议的那样， 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压力（注： Bell,Lynda S."Farming,Sericulture,and Peasant Rationality in WuxiCoun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y inEconomic Perspective,edited by.Thomas G.Rawski and Lillian M.Li.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07－242.1992.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in the Yangtz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我也不认为近代蚕桑业的扩展和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由人口压力所推动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 ）新现象。蚕桑生产在1850—1900年这几十年中，从原来主要集中在嘉湖和广东地区发展到19世纪末的整个江浙地区以及两湖、四川、广西和福建等地（注：章楷：《中国近代蚕桑史》（未出版手稿），第4－22页。 ）。这么短时期内的快速普及并不是“内卷化”理论可以解释得了的（注：在明末清初时期，一亩桑田的收入大约是一亩稻田稻麦收入的3—5倍。然而，在1865—1880年间，一亩地的蚕桑业收入大约是一亩稻田稻麦收入的8—10倍之多。不仅植桑养蚕的亩产值高于水稻小麦的种植， 日产值也高于水稻小麦的种植。这是1860—1900年间，很多地方的农民改稻为桑，转向蚕桑业生产的主要原因。我将在我的另一篇论文中，对此予以详细论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植棉业在地域上的重新分布也不仅仅是“农业内卷化”的结果。区域间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机械纺织工厂的建立以及近代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是造成一些老棉区衰落和许多新棉区产生的主要原因（注：张丽：《江苏省近代植棉业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过密型增长”或许是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向，但并不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导趋向。中国近代农业虽然没有经历技术上的真正变革和产量上的显著增长，但是旧的农业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的重组，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使在某些新兴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生产中依然存在有“农业内卷化”现象，但已不再是旧内卷化的简单重复。
五、“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
笔者认为“衰退”、“增长”及“内卷”和“停滞”并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是“非平衡化”与“不平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当作一个旧平衡，这种平衡已被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变所打破。洋纱洋布的进口，茶叶、蚕桑的进口，加上新兴工业部门对一些农产品的特殊需求，一方面造成了某些传统作物和某些传统副业生产的衰落，一方面又导致了某些新作物种植和新副业生产的产生。城市工业经济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则导致了一些农户家庭劳力分配结构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然而中国农村经济在经历了“非平衡化”的过程后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农村经济始终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
我认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种发展并不是农产量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民们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蚕桑业生产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全家全年收入的增加，而且包括单位日产值的提高（注：见第9页注①。）。开关后， 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蚕丝和茶叶的需求导致了中国蚕丝和茶叶出口额的迅速上升，从而带来了蚕桑业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展和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现代机械缫丝厂和棉纺织厂的建立和发展则推动了养蚕技术的变革和美棉的推广和普及。不幸的是，这种发展并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这种资源的重组和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新平衡”的产生。
经济学家舒尔茨曾把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叫做“一分钱的资本家”，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实际上对利润非常敏感。传统农业中的资源配置是非常合理和高度有效的。传统农民不采用新元素和新技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新元素和新技术排斥或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新元素和新技术，不知道这些新元素和新技术能否给他们带来利润。一旦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就会急于采用这些新元素和新技术，旧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注：Schuliz, TheodoreW. Transforming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p.162- 177.1964.）。
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叫做“一分钱的资本家”。他们并不是蔡亚诺夫所说的那种不在乎单位人工产出的“劳力—消费—平衡”（labor－consume －balance）式的传统农民（注：所谓“劳力—消费—平衡”就是农户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不断地增加劳动投入；当边际劳动投入的产出等于劳力本人由于增加边际劳动投入所带来的额外花费时，农民们便会停止增加劳动投入；这时“平衡”就达到了。
见Chayanove,A.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TheUniversity of Winsconsin Press.1986.）。他们对利润非常敏感，与市场紧密相联。他们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家庭劳动分配结构，在既有的资源条件下，追求最佳的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农民象一个“一分钱的资本家”那样经营他们的生产，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要比舒尔茨所阐述的模式复杂得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但缺少一个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稳定环境，而且也没有一个健全的经济法规和制度。中国落后的经济水平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地位无疑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带来了难度。虽然他们有强烈追求利润的愿望，却常常不能达到目的。在大多数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对经济建设并不感兴趣，却热衷于进行社会变革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的情况下，仅靠成千上万的小农们自己是不能够创造出一个“新平衡”的，不管这些小农们是多么的理性和追求利润。因为一个农村经济的“新平衡”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部门的问题，它需要其它社会组织的合作，它不仅受到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而且受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
另外，中国农业与舒尔茨所叙述的传统农业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高密度的人口压力。我们很难将人口压力的推力和利润追求的拉力清楚地分开。农户经济决策受着二者的共同影响。但是，我并不是在宣扬一个50%和50%的中庸观点。相反，我觉得中国近代农民种植新的经济作物和从事新的副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但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口压力的影响。人口压力影响着农民对利润大小的追求程度和对风险的态度。在所谓人口推力和利润拉力的后面是农民们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组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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