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文坛——创作个体化与作家形象——近期阅读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随想论文,直面论文,化与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自然不免要经常阅稿读书。久之，在阅读过程中，注意一些新的文学现象便已成为我的职业习惯。
在近期的阅读过程中，我忽而发现，伴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和创作的个体化，在当前创作中以作家为主要描写对象正在成为一种时髦。虽然，在我看来，眼下研究这一文学现象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注意跟踪并及时描述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实在并非多余。
表面看来，文坛出现这一新现象也许并非难理解：从文学自身规律来看，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最熟悉的莫过于作家自己。何况倘能写出作家在当下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也就并非没有意义。
实际上，透过这一现象的背后，却似乎存在着某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动因。
众所周知，进入90年代之后，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的文学正在向市场靠拢并逐渐与之接轨。作家们大都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顾社会效益不求经济效益了。许多作家早在写作之前，或是整个写作过程中，都始终不忘作品的读者群大小，作品销路如何；更有甚者，有的作家干脆为钱写作为市场写作，恐怕也并不罕见。
与此同时，许多出版社大都抛弃了过去那套只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政治任务，不问经济效果的出版方针，而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从制定选题、到选择组稿对象再到编辑加工过程中，均离不开对图书市场的考虑，对经济效益的测算。至于个体出版商则更是优先考虑市场和经济效益了，离开赚钱，赔本的买卖他们当然是不干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着，文学正进入市场化的过程。
与文学的市场化相呼应的是，作家的创作正进入个体化过程。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作家不再是战士或阶级的代言人，作品就不只是工具、武器，或只是政治的宣传品。
对于许多年轻作家来说，文学的启蒙、载道功能已不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灵魂工程师或是生活教科书等等美丽的桂冠也已失去了往日的诱惑。在他们眼中，文学几乎变为丑小鸭。从事文学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似乎与社会与政治并无多少直接的关连，更谈不上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圣事”。也许，在这些作家看来，文学不过是一种个人谋生的手段，一种赚取金钱的方式，或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渠道。
几乎就在文学向着市场化、创作向着个体化演进的同时，作家的形象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在90年代以前的作品里，作家很少以自己的职业形象直接出现于作品中，即使有大多只是一种叙述视角，且大多是正面形象。90年代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出现于作品的作家形象便往往不仅是叙述视角，不再是陪衬人物，也不再扮演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创作也不再是神秘的事情。作家形象往往倒成了主角，成了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先是贾平凹在《废都》里为我们塑造了作家庄之蝶的形象。虽然，庄之蝶是名作家，但也是普通人。他在西京那样的具体环境中，曾经苦苦挣扎，左冲右突地寻求出路，追求新生，但到头来，无论是创作上还情感上终究未能摆脱环境和自身的局限，而获得新生，从而最后不能不落入悲观、绝望以至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
比之以往的作品，应当说庄之蝶形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庄之蝶形象所集中概括的正是当代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对现时期生活巨变的焦灼、困惑以及悲观、绝望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废都》的成功并不在于教导人们怎样去认识当前改革的现实，而在于真实地表现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庄之蝶这类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引起人们对所处生存环境的思考。
事情无独有偶。《废都》之后，何立伟在长篇《你在哪里》里也写了一位名叫弘沁科的作家的日常生活遭际，写了他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环境。与《废都》一样，我们看不到笼罩在作家身上的光圈，及创作的神秘感。这里的作家，只不过象是一个个普通百姓，他们所见所思，所经历的生活都与百姓并无二致。
据悉，作家写“作家”，作家把“作家”当作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这一创作现象当下还在风行着、漫延着。从前年出版的林白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到最近发表的李杭育的中篇《故事里面有个兔子》，刁斗的中篇《重叠》，也都无一例外地把作品中的主角“我”的身分定为作家。而且，这两部作品的中的男性“作家”都有自己的情人或性伙伴，都与家庭发生着纠缠不清的麻烦。作为编辑，我还读过另一些作家尚未发表的同类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则充满了对作家的调侃与自嘲。
可见，作家写“作家”确已成为当前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一种时髦。作家形象也已成为引起了众目关注的话题。
在我看来，作家无论是作为谋生的一种职业，还是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进入文学领域，甚至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原是十分正常的，以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描写对象也并不奇怪。倘若有的作家能通过“作家”形象，概括一个社会的风貌呈现一个时代的缩影，未尝不能创作出精品佳作。
从目前以作家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来看，正可看作是对创作题材的一种深化，是对原有作家形象的一次反拨。它毕竟率先打破了对创作和作家的虚假的神秘感，还了某些作家的本来面目。而这无疑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外部条件作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看作是一个进步。虽然，若从文学单纯的教育功能来看，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灰色情绪有时未免使人伤感、失望，但从认识生活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文人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某些困惑和焦灼的情绪。
但从已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几篇作品来看，我们又分明感到某种不足。
是的，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确乎更多地看到了作品中作家的迷失以及迷失之后的精神痛苦——描写现实状态中人的精神迷失也并非没有意义——但对迷失的原因及迷失之后再追求则鲜有触及，而这正是这类作品失之偏颇失之深刻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尚未能深刻地描述作家精神迷失的全过程。往往只有结果而回避了对于原因的探究。
作家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繁感最勇敢的探求者。创作就是探索人类精神生活最隐秘最微妙的敏感区域。文学史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如妥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几乎无不是对人类精神生活对人类灵魂的成功探索者。倘若一个作家要想对转型期间人的精神的困惑与苦闷，对作家的精神迷失状态作深入的剖析，他就不能不遵从这一艺术规律，把笔力集中到酿成当代人精神迷失的各个方面。否则，某些描写作家形象的作品也同样会陷入媚俗和平庸的境地。
此外，要想提高这类作品的创作水平，大约还需作者努力挣脱“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创作模式。且不说，一般作家比起一般平民来，其精神痛苦、精神追求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喜好声色犬马的那类作家，也自与大款大腕们有所区别，如果这类以作家形象为描写主体的作品都沿着痞子的故事演绎下去，只怕终究会导致创作路数的逼仄，甚至招来读者的厌倦的。
看来，完全忘记作家的责任感终究未必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