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故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中两国邦交恢复后，1977年我作为第一批国费留学生到中国来，那时我在复旦大学留学，我的朋友平田昌司在南大，我1981年2月到南大来过一次，过了三十年，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南大，感到非常高兴。南京这三十年的变化非常非常大，我所记忆的建筑物都没有了，还在的就是中央路的梧桐树而已，梧桐树三十年前已经很漂亮，现在更庞大了。这三十年我很不好意思，我进步的很慢，进步很小很小。今天我在这里，用很少的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作一个报告，希望各位能够指教。
今天我想做的报告就是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关系。我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比如中国古典《诗经》与古代希腊文学的比较，两者根本没有联系，可是文学的结构有时候有一样的地方。第二种是由于读书经验的影响关系，比如说由于村上春树在中国流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在中国出现了村上之子，村上春树的作品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就有一批模仿他的作家。还有如卫慧、安妮宝贝、郭敬明、田原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日本青年人很爱读这一批中国“村上之子”的书，可能过十年、二十年，日本会有“中国村上之子”之子，这样反复地通过翻译、通过出版来出现作家。第三种是由于留学、亡命的外地经验。比如说鲁迅先生从1902年到1909年在日本留学，他的留学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比如说《藤野先生》等重要作品，就是根据他的日本留学经验来写的。反过来，芥川龙之介也来过中国，在中国作三个月的旅行，中国旅行经验对芥川的影响也蛮大，比如说他的晚期的代表作《湖南之扇》，就是根据他在湖南长沙的时候的经验来写的。所以我说日本、中国、韩国、欧美这两百年的世界文学，差不多所有的世界文学都有这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二、第三两种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单独地写作自己的文学，没有受过其他国家、其他地域的文学影响，这样的作家一般不会有。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就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今天我所讨论的鲁迅和芥川龙之介就是这样的作家。
现在我讲讲日本大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大正时代和中华民国都是1912年开始的，可是大正时代短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大正时代就是新的文学：城市文学、大众化的文学、国际化的文学出现的时代。对中华民国来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关于“五四”文学，各位都是专家，我就不讲了。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里写过一点，如有兴趣的话可参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日两国影响蛮大，非但是文学，而且社会、经济、政治都影响很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不讲了。
芥川(1892-1927)的中国旅行，第一是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兴趣，他从东京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当了日本海军机关学校的音乐教授，工作几年之后，当了日本《每日新闻》的专属作家（日本有四大报社，《读卖新闻》每天印一千万份报纸，《朝日新闻》八百万、《每日新闻》四百万、《日本经济新闻》三百万），《每日新闻》在1920年代已经是非常大的报社，它特别请芥川当专属作家，派年青的刚刚出名的作家来到中国三个月（芥川那时候只有二十几岁），让他写旅行记。《每日新闻》1921年3月31日刊载芥川《支那印象记》的预告：中国是世界的谜，旧的中国跟新的中国一起共处。芥川先生又是现代文坛的第一人以及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又是著名的中国趣味爱好者，所以我们可以很期待芥川先生的报告。我提到的芥川的书名《支那印象记》，“支那”这个名称原来是中国的很美丽的说法，所以鲁迅先生上个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清国人，我是支刀队。”因为鲁迅先生参加革命，他反对清朝。可是以后，特别是1937年日中战争开始后，“支那”这个名词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不好的说法了，所以现在一般不说支那，说中国。但芥川1921年到中国来的时候，“支那”还没有什么歧视中国人的意思。芥川1921年3月19日从东京出发，经过九州，3月30日到上海，住三周医院，5月2日至5月14日到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然后到汉口、长沙（5月26日至6月6日），后来到北京（6月14日），然后经过天津（7月12日），重新回到日本（7月20日前后）。他在这一次旅行里见到好多“五四”时代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人，比如胡适，他们年纪差不多，而且英语很好，两人见面时用英语来谈话。根据胡适日记这样说，芥川因为一篇以天皇的神子为主人公的作品《素盏呜尊》，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可是在北京没有这样的禁止发行的情况，所以芥川说：“很羡慕言论自由的北京。”胡适回答，那时候连禁止发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而且北京的军阀政府缺乏行政能力。在上海见到的章炳麟说：“支那的赤化（即共产主义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预言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二十、三十年代来看是对的，但是六十、七十年代看，是不算对的。芥川在上海还见到李人杰（李汉俊），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们用日语对话。李人杰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中共一大（就在李人杰家里）。芥川在他的信里说：“李人杰这个男人相当秀才。”他在他的旅行记里很详细地描述中共一大会场的模样。
现在我想讲一讲鲁迅与芥川的关系。他们俩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们并没有见过，可是互相非常关心。比如说鲁迅很爱读芥川的短篇小说集，鲁迅比芥川大十岁，但作为作家的芥川出名比鲁迅早几年，所以鲁迅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芥川已经有几个短篇小说集，鲁迅买过好多他的作品。特别有意思的是芥川的《支那游记》，芥川的杂文、散文都具有讽刺性，讽刺所有的日本人、中国人、欧美人，这是他的文章的早年的一种魅力。鲁迅很高兴，因为芥川是中国的朋友，他对中国的了解很深，所以批评中国。鲁迅对芥川《支那游记》的评价相当高。可是，巴金看了《支那游记》非常生气，认为芥川这位作家歧视中国人。所以对同一个旅行记，对作家的了解多一点的话，就能够了解作家原来的目的。芥川1921年到北京的时候，鲁迅翻译了两篇短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在《晨报》上发表。鲁迅的翻译芥川在北京的时候看过，他在天津出版的日语杂志的采访中回答：“鲁迅的翻译我的精神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有一点高兴、有一点吃惊。”芥川对鲁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评价很高。芥川回国以后，写过一篇杂文《日本小说的中国译》：“鲁迅的翻译跟现在日本流行的翻译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水平很高。”这样赞美鲁迅的翻译。
还有他们俩的影响关系也相当大。芥川写的一系列所谓王朝系统（就是平安时代日本贵族和平民）的作品，像《罗生门》等等，跟鲁迅的《故事新编》有共同的地方，还有芥川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蜜柑》，描写穷的底层的农民的女孩子，离开农村去东京工作，《蜜柑》对鲁迅的《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有影响关系，就是知识分子与老百姓心理的交流。
现在我们到了今天核心的部分就是《孔乙己》与《毛利先生》的影响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简单地讲讲《狂人日记》的一些问题。《狂人日记》是富有很多谜的小说，比如说写作的时间，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年谱》是中国最好的鲁迅年谱，这本年谱记载《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2日，5月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可是我不相信鲁博的这个说法。《狂人日记》的开头有一篇简单的序言，末尾标着“民国七年四月二日”，还有刊载《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目录和底页也标着“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发行”。所以鲁博的老师们根据《狂人日记》的日子和《新青年》的目录来确定写作和发表的日子。可是，这样有点太天真了，因为《狂人日记》的序言虽然在开头，可是它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作家写的真实的日子，“民国七年四月二日”也可能是虚构的一部分。《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发行日期不会是5月15日，应该是四个星期之后的6月10日。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根据当时报纸的广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公告我们可以推一推，比如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新青年》每一期出版都在《申报》上做广告，并附有目录，内有“《狂人日记》鲁迅”，这个《新青年》的广告在1918年，6月11日的《申报》上发表了。那么一般出版了一个月之后再在报纸上做广告是不会的，一般杂志快要出版或刚刚出版时才在报纸上做广告，所以从常识来看，《新青年》在6月11号左右出版的可能性很大。还有北京大学每天出版《北大日刊》这样的报纸，报纸上有图书馆的公告，《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过来了，请大家来看看，这样的公告也是6月，11日左右出来的。所以我估计《新青年》的出版就在6月份，那么《狂人日记》的写作日期也会比4月份晚一点。为什么我对这么小小的事情、一两个月的差别感兴趣呢？因为这一个月从别的角度来看，对《狂人日记》可能有很大的影响。1918年北京报纸《晨钟报》（后来改名叫《晨报》），里面有好多吃人的报道：5月19日“孝子割股疗亲”，5月26日有“贤妇割肉奉姑”、“贤妇割臂疗夫”。像这样的报道在5月的《晨报》中有好几个。如果是我的儿子这么做，我肯定认为是发疯了，但是当时《晨报》的记者和好多读者都认为这真是孝子，了不起，都赞美这样的情况。鲁迅可能看到5月《晨报》里这些吃肉的报道，非常担心中国的吃人历史还在，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新青年》6月中旬出版的话，鲁迅在5月份写《狂人日记》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另外一个谜就是《狂人日记》的狂人患什么病这个问题。《狂人日记》的开头有所谓“序”，我想这个“序”不是鲁迅的序，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一段的叙述者跟作家鲁迅不一样，那位叙述者写朋友的弟弟患了“迫害狂”。迫害狂是什么病呢？就是拼命破坏别人的狂人。可是这跟现在一般的《狂人日记》的读者所了解的《狂人日记》的内容不一样，我们了解的《狂人日记》是写日记的弟弟，他想他被周围的人迫害，很害怕。《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李今先生的文章，她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狂人日记》就是文学革命的开头的作品。所以中国现代白话文刚刚开始，那时候白话文主动态和被动态分不清楚，所以鲁迅所说实际应是“被迫害狂”，而不是“迫害狂”。我们应该在迫害狂前面加一个被字来阅读《狂人日记》。李今先生的看法就是：这是鲁迅先生语法上的错误，鲁迅那时候白话不好，把主动态和被动态混起来，忘了写“被”字。我认为从现代语言的常识来判断是不适合文学研究的，文学研究应该还是老老实实地做的。我们应该考虑一下1920年代北京的医生（西医大夫）怎么诊断那位狂人，我们来看看诊断书。《狂人日记》的狂人是有原型的，鲁迅的同乡、绍兴有一位堂兄弟叫阮文恒，鲁迅日记里叫阮久孙，阮先生是当时山西省繁峙县的幕友（即县长的秘书），这一点在汪国泰先生《狂人原型：阮久孙及其家世》里有说明。我们在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堂兄弟得了精神病的情况：1916年6月阮久孙患了精神病，他离开山西省繁峙县跑到北京来，他好像有什么问题请警察保护他，所以鲁迅从警察局把他带出，带到池田医院（日本大夫），付了五块钱。过几天，让在绍兴会馆里工作的工人把阮久孙送回到绍兴去。而且六个月之后，当年的12月，鲁迅回家的时候，他特别在上海东京制药会社为久孙买药三种、量杯一具，五元。为了治疗他的精神病，鲁迅在上海又买了日本的药。可是很遗憾，鲁迅并没有写日本大夫的诊断，他的堂兄弟患什么病，鲁迅在日记中没有提到。那时候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绍兴，鲁迅经常给他写信，说我们的堂兄弟阮久孙患了精神病，我把他护送回到绍兴。鲁迅在信中间写什么病名呢？我们来看看周作人的日记。这是1916年11月7日周作人收到鲁迅信后写的：“得北京三日函，说久孙气违（日文发狂的意思），至为困。”但那时在日本出版了好多医学字典，比如说《独罗英和医学字汇》（德国、古罗马、英国、日本四国语言医学字典），鲁迅自己的藏书中也有这一本字典。字典中是如何说明“被害妄想”呢？叫Verfolgungswahn，我没有学过德语，所以不好翻译。这就是被害妄想。我估计北京的日本大夫池田的诊断就是Verfolgungswahn，而且这个词的日本翻译就是“追迹狂”，没有“迫害狂”这样的说法，所以“迫害狂”是鲁迅的创造，那时候日本医学里没有这样的病名。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如果狂人的大哥对自己的朋友即《狂人日记》序言的作者这样说：“我的弟弟患了迫害狂，拼命破坏我、破坏旁边的人、破坏大家，所以我们非常困难。可是幸亏他现在不在了，所以我们很放心，你也放心吧。”在狂人的日记中提到一个农村的故事，就是“狼子村”的故事：狂人的哥哥、弟弟是地主的儿子，所以农村的农民过来对地主的大哥发牢骚，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坏人，特别坏，所以大家都一起杀掉他，有人吃掉他的肉。有这样的描写；如果写《狂人日记》的弟弟也是拼命破坏，大家都讨厌他的话，他会被杀掉、被吃掉，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迫害狂”这个词汇有两种意义：真的他患了被害妄想，后来病好了，出去当官好好生活，就像序言里说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原来那个是假的，大家一起杀掉那位弟弟，一起吃掉他，《狂人日记》写序的人也知道，可是做了共同犯罪，为了说明我们没有犯罪，那个人还活着这种证据，发表《狂人日记》。
那时候的中国，父亲的财产会平等地分给兄弟，所以对大哥来说，弟弟没有了，弟弟的财产就都是他的了，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狂人日记》中真的故事是哪一个呢？狂人是破坏狂被杀掉吃掉了呢？还是患了被害妄想，后来病好了，他的日记只是妄想而已呢？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狂人日记》的最大的谜。
问题就是《狂人日记》有这么多谜，这可能意味着它是不太成熟的作品，“很幼稚”，这不是我的评价，我不敢批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太阳，我是月亮。这是鲁迅他自己说的，“我的作品很幼稚”，是给傅斯年的信里面写的。《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世界上很有名，可是其实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文体上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一位学者吴晓峰在去年《国际商务》杂志上发表的《“错杂无伦次”：〈狂人日记〉的语言狂欢》这篇论文中提到文体的问题：“各个章节很短，逗号很多，句子频频中断，主语、定语、联接词的省略也很多，还大量残留着文言文的特色。”根据吴先生的说法，《狂人日记》的白话是相当不成熟的，是还未成熟的文体。所以鲁迅他自己意识到《狂人日记》里的各种问题和各种可能性，根据这样的可能性，他在给傅斯年的信里写：“《狂人日记》很幼稚。”后来到了1933年，鲁迅在上海自己编辑《鲁迅自选集》的时候，他没有收录《狂人日记》，所以现在我们都说《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代表作，很重要的作品，可是对鲁迅自己来说，《狂人日记》不一定是很重要的作品。
对鲁迅来说，第一篇成熟的作品是什么呢？我想那就是《孔乙己》。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年谱》，《孔乙己》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1919年3月10号写，我也不相信，理由和刚刚的《狂人日记》一样。《新青年》1919年4月没有发行，晚了几个月，详细地看鲁迅日记的话，3月10号的小说的字数跟《孔乙己》的字数不一样。我认为写《孔乙己》的日期和发表的时间都要晚一点。这一点我现在也不讲了。有关《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写作和发表的时间的问题，我在《鲁迅视点》里写得比较详细，请各位参考一下。我现在想介绍一下《孔乙己》和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关系。《孔乙己》发表之后，很多人写自己的感想和书评，比如说方文炳说：“鲁迅君的文章，在零碎发表的时候，我都看过一遍两遍，只有《孔乙己》，到现在每当黄昏无事，还同着其他相同性质的作品拿起来一路读。”1930年AI写作第一部评论鲁迅小说的李长之在他的《鲁迅批判》中对《孔乙己》的评价很高。我看《狂人日记》是一篇不太成熟的作品，是一篇习作，《狂人日记》的写作时间到鲁迅代表作《孔乙己》的写作时间只有十个月，我感觉在十个月的空白时间里，鲁迅好好学习怎么写小说，从《狂人日记》这样不太成熟的写到《孔乙己》这种水平相当高的短篇小说。在这十个月的时间中，对鲁迅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我认为是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毛利先生》可能各位没有看过，昨天我在南京图书馆发现有芥川龙之介的一到十卷的全集。第一卷里有这篇短篇小说。《毛利先生》是这样内容的小说：开头有叙述者的“我”和一位评论者的对话，那位评论者开始回忆自己的英语老师毛利先生，根据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青优秀的评论者的回忆：那时候我在一所府立中学上三年级，毛利先生作为临时的英语教师被雇用了一个学期。毛利先生本来是一所私立中学的英语教师，他个儿很矮，秃头上戴着“破旧的绅士礼帽”，穿着一件“让人几乎忘记曾经是黑色的、真真是带着‘灿然’古色的、奇怪的半敞礼服”，那个“有些脏了的翻领上的极尽华丽的紫色领带，简直像张开了翅膀的蛾子一样，夸张地系着”。毛利先生英语发音虽然正确，但“一到翻译的时候，他知道的日语词汇少得几乎让人不觉得他是个日本人。”“有一天，毛利先生给我们讲解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代表诗集《人生礼赞》(A Psalm of Life)的意境，他‘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鸟一样，两手不断地上下挥动，用慌里慌张的口吻’作了如下说明：‘诸位还不了解人生（中略）……我呢，是完全了解人生的。了解归了解，只是苦恼太多。对吧，苦恼太多。就拿我来说吧，我有两个孩子，所以得让他们上学呀，上学，这个上学，学费，对，就得交学费，对吧。所以呀，苦恼相当多……’我自己深有体会，很同情毛利先生，可是当时大正时代的学生们误解和批评毛利先生，那个文艺评论者这样回忆：一个一直旷课、只看武侠小说的柔道运动员，突然‘以猛虎之势站了起来’，抗议说：‘老师，我是为了请您教英语才出席的，所以您如果不教英语，我就没必要进教室了。’毛利先生先是感到一阵茫然，然后‘家畜似的眼中流露出某种哀求的表情’，‘没有教诸位英语，是我不对。我不对，因此我深表歉意。好吗？我深表歉意。’”因为他“同样的话重复了好几遍”，所以“当时我觉得（中略）毛利先生为了避免失职的危险，宁愿讨好学生。他当时是被生活所迫，对教育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这样误解毛利先生。“刚才不只是对他的服装和学识，甚至是对他人格的轻蔑，（中略）同学们傲慢的笑声几番降落”，但毛利先生却一直在“用他那好像是被堵住了嗓子似的尖声”念着“Life is real，life is earnest”。之后过了七、八年，叙事者的“我”大学毕业那年的秋天，在中西屋（在东京神田的一所洋书店，鲁迅也常常眷顾）前的咖啡店里见到了毛利先生。先生还是穿着那件“带着灿然古色的半敞礼服”、以“尖声细气”的声音，“一杯咖啡坐上一整晚”，热心地教那些服务员英语。“我”目睹了这个场面不禁感慨到：“啊，毛利先生。到如今我才觉悟到先生那高尚的人格，如果说有天生的教育家的话，那么先生就是那种人。”小说《毛利先生》的背景是1908年左右，东京府立中学都是五年制的名校。芥川本人1908年是府立三中三年级学生，所以毛利先生的故事相当反映芥川自己的经历。回忆毛利先生的那位评论家，他自己和他的同学们也会升学到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等名牌大学，对于他们这些未来的精英来说，落魄的临时老教师毛利先生很容易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现在把《毛利先生》和《孔乙己》比较的话，他们的古色肮脏的衣服还有奇妙的语言等等都是共同点；还有毛利先生很爱学生，孔乙己也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跟毛利先生和孔乙己的关系也是共同的；还有毛利先生以自己的情况作例子给年青的学生们讲美国诗人朗费罗《人生礼赞》的深刻意义，可是同学们误解毛利先生的意思还嘲笑他，孔乙己问咸亨酒店的“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我”拒绝回答，不理孔乙己的善意，两篇作品在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这两篇作品的结尾不一样，毛利先生七八年之后好像已经退休了，收到了养老金，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有一点余钱去咖啡馆喝咖啡，给服务员作义务教育；而孔乙己没有这种好的命运，孔乙己到丁举人家偷东西被抓住，打折了腿之后好久没有在酒店露面，到了秋天，两腿坐地到酒店来，这是“我”与孔乙己最后一次见面非常悲哀的地方。两个故事结构很一样，但是最后的场面完全不一样。这两篇小说的共同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芥川的《毛利先生》发表在东京新潮社出版的文学杂志《新潮》1919年1月号上。同时也将它收录在新潮社1919年1月15日发行的《芥川第三短篇集》的《傀儡戏》之中。鲁迅看到过《毛利先生》的刊载杂志《新潮》1919年1月号，他也买过《傀儡戏》，根据周作人日记，《傀儡戏》在东京出版后两个月的3月19日，周作人兄弟收到这部短篇小说集。肯定鲁迅先看过《毛利先生》以后再写《孔乙己》的，我这样猜。所以，鲁迅什么时候写《孔乙己》这一点的考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毛利先生》与《孔乙己》的叙事方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很重要，可是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不讲了。还有两篇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性和单独性，《毛利先生》要比《孔乙己》长好几倍，提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以长长短短的13个段落构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故事，虽然两篇小说都是短篇，但是《毛利先生》比较复杂，后来的《孔乙己》结构非常单纯化。《毛利先生》与《孔乙己》之间，既有基本相同的地方又有个别不同的地方。可以说，鲁迅在第一人称的回忆这种叙事方式，以及由对中年男子转向产生共鸣的少年心理变化这种故事的基本结构上模仿了《毛利先生》，在此基础上他造出了与大正时期东京的毛利先生在时空上有很大差别的中国清末时期小镇上的孔乙己。毛利先生在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之后，还像朗费罗诗中所歌唱的那样“Let us,then,be up and doing,/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Still achieving,still pursuing,/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我们应该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为止，继续学习，继续劳动，等待最后到天堂的一天”。所以毛利先生根据这样的人生观，在退休后继续在咖啡馆教着英语。可是孔乙己科举初期考试就没有合格，连秀才也没捞上。生活在清末民初大变革时代的孔乙己，却在叙述者的“我”之无力的关怀之下，可怜地死去了。鲁迅铭记着这个巨大的落差，他创作了《孔乙己》这个处于中国变革时期的绝望故事。通过比《毛利先生》简短的《孔乙己》这部作品，描写了变革时期的绝望和希望，创造出了留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
《毛利先生》虽然是不错的短篇小说，可是连日本人自己都快忘掉了；《孔乙己》非但在中国，在韩国、美国出版鲁迅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有，虽然《毛利先生》与《孔乙己》有影响关系，可是《孔乙己》作为世界文学之一，越来越有名。这一点作为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两个作者之间也有直接关系，什么条件、什么力量确定这两部作品的用意呢？这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很重要的课题。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中国的现代历史、现代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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