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分配”到“市场”——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起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社会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逐步经历着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也包括社会的分层体系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转型（过渡）理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掀起了广泛的讨论，使得对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的关注从边缘状态一度跃居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领域。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社会阶层变化的关注实际上是对市场转型及其后果的关注。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阶层化的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市场转型给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什么的影响呢？
一、市场转型理论：理论观点及其内在逻辑
在发表于1989年8月号的《美国社会学评论》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中，倪志伟明确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从此引发了有关市场转型论的争辩。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是：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将发生变革，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也就是说在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阶层的权力与特权开始向市场让度，市场改革创造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削弱了再分配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为再分配以外的经济部门获取经济利益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再分配权力衰落的同时，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化效应。这一理论主要由三个理论命题构成，即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注：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1989.）。市场权力命题认为，市场转型会导致资源控制的权力更多地向市场交易转移，即更多地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转移；市场刺激命题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由于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市场经济比再分配经济更能提供对直接生产者的强有力的激励；市场机会命题认为，市场化改革将创造出新的流动渠道和机会结构，与再分配部门相比，市场将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渠道，企业家将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在这三个命题的基础上倪志伟又衍生出10假设，并通过对这些假设的经验验证来论证他的理论命题。在这10个假设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权力贬值假设和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假设，而正是这两个假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波兰尼(Karl Polanyi)将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即“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和“互惠经济”。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价格和货币建立了横向的联系；互惠经济则以信任和礼物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而再分配经济以政治的和行政的权力为基础，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物品的生产和分配都处在集中和再分配的过程中，直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产品和生产盈余都要上交中央，中央将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和物资以及劳务，按法律、习惯、意识形态及掌握再分配权力的社会群体的决策进行再分配。（注：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Rinehart, 1944. P243-270）泽林尼(Ivan Szelenyi)在波兰尼的概念基础上指出，在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条件下，社会分层机制是有所不同的。（注：Ivan Szelenyi,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 1978.）在他看来社会平等或不平等并不是哪一种社会制度所固有的属性，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主要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再分配制度造成的，在这种制度条件下，不平等可以通过对市场机制给予更大的机会而降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市场制度产生的，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国家的再分配却有利于不平等的降低。
根据对波兰尼提出的三种经济类型以及泽林尼对不同经济制度条件下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解，可以看出，市场转型理论实际上是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的考察纳入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而正是考虑到制度环境的不同，对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的研究（包括在此之前对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所谓工业化逻辑。早期的工业化逻辑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由于技术理性的不断发展，带来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流动随之加强，社会选择的理性化程序要求使得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人们社会位置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社会对技术人才需求的增加，加上现代教育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开放。根据工业化逻辑，不同社会位置的差异是基于不同社会位置对技术能力的不同需求。虽然早期的自由派工业化理论家也曾有人将工业化逻辑推演到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也是一种工业化的途径，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阶层化机制必然会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表现出一致的逻辑。（注：See Hailer, Max. (ed.), Class Structure in Europe: New Findings from East-West Comparison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针对工业化逻辑向社会主义的推演，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和理性对社会阶层化的影响。如吉登斯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市场分化形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明显地转变为普遍通行的权力的机制干预(the institutional mediation of power)。”（注：Anthong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转引自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62页。）早期对工业化逻辑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声中，可以看出，工业化逻辑的不适用，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解工业化逻辑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国家权力干预压制了工业化逻辑的显现，或者说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力作用代替技术和经济理性在社会阶层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市场转型理论实际上是工业化逻辑的延续与发展，它的潜在逻辑就是，一旦国家权力的干预被削弱，工业化的逻辑就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显现出来，而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正是国家权力干预削弱的动因和表现。按照工业化逻辑，随着市场的转型，技术—理性的功能要求必然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一种与资本主义趋同的分层机制。
另外，市场转型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同义反复的论证，这表现在对市场转型的界定上。将再分配权力的衰落定义为市场的崛起，而将市场的崛起又作为原因来说明再分配权力的衰落，这是市场转型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下文将要提到的反对声中，我们将看到，很多研究证实，干部的权力并没有减弱。如果将这种没有减弱的权力理解为再分配权力的话，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对“转型”的理解，这意味着市场转型是不完善的。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那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呢？
市场转型理论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权力贬值和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假设，也就是精英的循环论，这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所作出的结论，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观点，乃至整个市场转型理论之所以遭到批评，其一是由于将制度转变抽象化地理解，或者说将制度的转变理解为从一个理性类型向另一个理性类型的跃变，忽视制度转变的延续性和惯性（倪在后来的修正其理论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其二就是工业化逻辑的延伸，单一化了社会分层机制的制度环境。工业化逻辑实际上忽视了具体的制度与社会结构情境对社会阶层化的复杂作用，这越来越遭到来自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倪志伟虽然将自己的研究纳入新制度主义范畴，但市场转型理论所遭的责难恰恰更多地来自新制度主义视角。
二、权力维续论：对市场转型理论的质疑
市场转型理论的提出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直接的质疑是针对上文已经提到的精英的再生产假设。最早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质疑的要算罗纳——塔斯(Rona-Tas)的权力转换理论。罗纳——塔斯利用在匈牙利的实证调查资料证明了干部阶层并没有像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那样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获其利，也就是说再分配权力依然保持着优势。（注：罗纳—塔斯：《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对于这一现象的存在，罗纳——塔斯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发生了两次转变是：第一次转变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成了社会网络资源，这是权力向网络资源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社会网络资源变型为私有财产。经由这两个转变，再分配权力的优势得以延续。
边燕杰和约翰·罗根(John Logan)通过对1978年到1993年天津市的改革进程和人们收入变化的研究提出了权力维续论的观点。（注：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Marker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1996.）这一理论观点强调的是再分配制度的惯性作用，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认为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地位和单位制两大制度未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再分配权力因此得到维续。
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和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则提出政治市场的观点来批评市场转型理论。（注：W. Parish & E. Michelson,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1996.）他们认为在市场转型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政治市场”，政治市场包括三种关系：一是工人与干部的关系；二是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三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这三种关系都处于双方的讨价还价之中，讨价还价的双方资源是政治性的。这些政治市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继续保持优势。
魏昂德(Andrew Walder)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得以延续的现象，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观点。（注：安德鲁·沃尔德：《作为工业厂商的地方政府》，《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第87-109页。）他在中国山东邹平和天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制定市场法规和管理市场行为的同时，也以厂商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的活动，从而政府作为“裁判”和“球员”的双重身份参加市场改革过程。正因为如此，政府的权力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形式在改革中得到了延续。与之类似的观点还有戴慕珍的看法，她提出过“地方政府社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认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并没有削弱获政府官员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没有转向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而是下放给了地方政府。（注：Jean C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1992.）
林南则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政治权力的延续，提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注：林南：《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林指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依据依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是因为该结构的基础为家族网络。在逐渐市场化的地方经济环境中，需要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结构，而这一权力结构是以家族网络为基础的，从再分配性质的集体经济发展到一个市场化的集体经济，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是通过家族网络得以代际传承，从而导致其权力结构的维续。
国内学者也开始从市场转型的制度性特征的角度来考察市场转型过程的中精英转变问题。孙立平指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的延续性使得精英形成理论所谓的不同资本的独立性和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条件难以成立，因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不是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注：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宋时歌的“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认为，政治的稳定性导致干部权力的延续性，因为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之外创造一个新的、与再分配体制并行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简单地用自由市场代替再分配体制，干部权力得以在旧的体制中完好无损，同时向新生的市场中扩散并转化为新的形式——经济力量。（注：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的市场改革不但没有减少由再分配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反而通过一种复杂的转换机制，将原本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内部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严格约束的、有限的不平等，转换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不受约束和限制的绝对不平等。”（注：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而张剑荆则指出，双轨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市场转型论”之所以误认为市场化能够自动地消除政府权力，是由于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假定，市场经济是特征明显的一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完全形态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转变，中国25年的转型证明了，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注：张剑荆：《从市场转型到宪政转型》，《南风窗》，2004年4月（上）。）
上述与市场转型理论不同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强调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的维续，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权力维续与精英再生产”理论。权力维续论观点的形成，实际上是与人们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和渐进性的认识，以及对社会阶层化的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具体情境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三、新的综合与尝试
泽林尼等曾经指出关于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三个中心问题：市场与不平等是什么关系？干部从市场改革中获益与否？市场转型是目的论的吗？。（注：转引自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4-589页。）针对市场机制引入之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U”字型变化，泽林尼提出与倪不同的看法。在泽林尼看来，“无论是市场还是再分配，并没有固定的平等或不平等的后果。他们的后果依赖于他们根植于其中的更为广泛的宏观制度环境。”（注：泽林尼、科斯泰罗：《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也就是说，不平等现象与经济的整合原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经济整合原则背后的制度环境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所在。为了考察市场与不平等的关系，泽林尼区分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三种经济类型：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主义导向的经济。在地方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直接的生产者”，特别是一般群众都会从市场渗透中获得好处，这是市场机制的引入表现为平等化效应，但市场转型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回报上升的假设并不成立。在混合经济条件下，干部、原来的干部和前共产主义精英阶层的成员开始步入市场交易并获益，一种不平等的二元体制出现了。由于市场作用的增加，一批具有较多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教育和技术）的人开始进入市场。一些干部，尤其是干部中的技术官僚，开始将特权商品化，并从市场中获益。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少的初期先行进入市场的人，则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在这种情形下，市场已经不再是再分配经济的补偿经济，它自身已经成了不平等的根源。而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市场成了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再分配则反过来成了调节社会不平等的机制。（注：泽林尼、科斯泰罗：《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魏昂德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没有对“市场转型”作出清晰的界定，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类型，不能主观推断说必然有某一分层机制和分层体系与某种市场经济相适应。市场与不平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向市场分配转移本身与权力和收入分配并无内在的联系。他还指出市场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以下因素：市场的种类，资产管理的分配，不同种类企业的进入壁垒，使计划经济得以解体的政治原则，不同经济部门的增长率，以及影响物价水平和以上诸因素的国家政策。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和制度环境，是不可能预测向市场分配过渡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将所有这些因素简化为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前进这样一个一般概念，会使人对“市场转型”的定义产生混乱，使理论观点含糊不清，并破坏对假设的检验。（注：魏昂德：《经济转轨中的市场与不平等：走向可检验的理论》，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李路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趋势究竟如何，虽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理论概念和逻辑，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两个基本的变量，即：社会结构—权力与经济—技术理性对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的影响。（注：李路路：《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各种对社会分层机制的讨论，要么以工业化、现代化、技术发展为背景，更强调经济发展、经济机制和技术理性的功能要求，认为社会分层模式是这种功能需求的产物，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是经济—技术理性、经济机制或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要么以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为背景，更强调权力、政治制度以至文化意识形态的约制作用，强调权力、政治、文化、社会利益等因素在社会分层模式化和固定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关于转型社会的“市场过渡”理论，隐藏其背后的仍然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功能主义的理论逻辑，而“市场过渡”理论的批评者所强调的，是权力和特定制度结构对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作用。（注：李路路：《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李在后来的研究中提出“双重再生产”的概念，认为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源的分配过程，但是，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性的重组，原有的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注：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同时他还通过研究指出从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阶层化的机制体现为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而这又主要表现为：在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所蕴涵的权力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分配机制时，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受利益的驱动进入市场，并在其间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注：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李路路所谓的社会结构—权力与经济—技术理性这两对概念实际上涉及的是在分层机制中的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周雪光用“政治与市场的共变”模型来描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他指出，在中国，国家启动改革和市场推进是经济转型的两个主要动力源泉，这两个动力促使政治和市场在互动中共变。根据政治与市场共变的分析，周雪光对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再分配制度（老的制度）与市场制度（新的制度）的区分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再分配国家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推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采取一种与现存规则、权威关系和可用的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如社会网络、地方公司主义(local corporatism)和代理关系(clientele relationship)等。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它超越了再分配和市场的概念以及它们对分层所产生影响的有关论述。周雪光强调，要抛弃原先的所谓“老的”和“新的”制度标签，考虑被观察到的经济交易和“新”制度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原则或政治原则所主导，以及它们以什么方式侵蚀、强化或转化了市场和政治，要更深入地理解制度规则在政治领域是如何被制定的，尤其是以什么特殊方式，“老的”和“新的”利益对规则制定过程施加了影响。这样的分析才能使我们在广泛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优势和劣势的来源。（注：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34-51页。）
孙立平在比较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市场转型时指出，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注：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针对市场转型及其结果在中国表现出的特点，孙立平强调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近些年来，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孙将这种路径概括为“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注：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还在继续，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超越这种争论，以探询有关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化的新的解释框架。从上述这些新的综合与尝试来看，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或多或少表现出这样的一致性，那就是在考察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的关系时，越来越多地将对这一关系考察纳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情境之中，越来越多地从结构层面和制度层面对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分层机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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