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人文之和谐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启示论文,人文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的快速发展已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数字化时代。在以数字化技术为中介、载体和体现方式的时代，数字成为交往凭证和必要工具，互联网络、生物技术、模拟试验、思维工程和数字游戏等编织出数字化日益重要的塑造机制和深刻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现代化手段，使教育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充分表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利用科学技术的人文取向，使得主体价值因而获得无限的提升而更被强调和重视。然而，数字化技术如一把双刃剑，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提升和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的发展造成困顿和贫乏。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又有着充分发展人文关怀的强烈需要。对科学技术悖论的关注，就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探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思想文化渊源，分析科技给人带来的利弊，重视其中蕴含的极大的潜在效应，从多维角度积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和数字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培养出在创造和利用数字化技术过程中能够充分提升主体价值的全面发展的个体。
一、追溯历史：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互动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观念范畴，这是以人的精神形成的根源和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来区分的。科学精神产生于人对自然界的存在客观性的追问或对其理论探索的科学研究活动中，人文精神则产生于人对自身的存在合理性或对人的存在进行理论探寻之中。前者以事实性指向为主，求真、求实、求规律；而后者则以价值性指向为主，求善、求美、求自由。二者的相融互动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思想文化渊源及其扩展的程度看，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融互动体现了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教育历史发展的强大趋势。在古希腊时期，科技与人文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柏拉图认为“善的范型是最高知识。”这种对科技与人文的认知关系就决定了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人的技艺来深化对人存在意义的理解，从而塑造自由的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要使艺术、科学发挥教化功能，强调知识内在的“善”，“善”是知识和教育的本体依据。这就赋予了古希腊教育人文关怀的意蕴。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也强调“天人合一”、“智者利仁”，既强调天道和人道合一，人与自然相和谐，更重视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提倡加强学习和修养，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追求人生的超验境界。先秦时期，如周代以礼、乐、射、御、书、数来教育人，培育人文素质。这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技术中的人文价值的探寻和揭示。在神学占据统治地位的黑暗的中世纪，科学与人性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导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研究上帝“救赎”人类的活动，失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科学技术被神学贬谪的地位，使在中世纪被窒息的人性从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扬，使得教育旨于培养在体魄、智慧、能力、举止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人，形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共同繁荣。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时期，对科技的崇拜和信仰促使教育将人生价值完全排斥在其反思领域之外，仅仅关注知识的有效性。教育成为以科学技术为主导，过于追求知性知识，使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即古希腊为了获得人的德性而追求知识的精神，被浓墨重彩的工具理性屏蔽掉了。在现代社会，片面强调尊重科学与知识的价值标准与行为方式，引发了对客观性的重视而压制了人的主观需求，导致教育完全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要为目的，传统的教育逐渐被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所代替，而其追求心智教化的功能日渐淡化，导致教育培养出的人虽有高技术，却缺失高情感，成了“单向度人”(马尔库塞语)。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教育思想扬弃以往的教育理论，揭示了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他首先肯定了科技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杠。”[1] 并强调技术的本质是属人的，其历史作用是促进人的发展，要通过向受教育者传授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来提高其素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革新，以此推动人的发展与历史进步。马克思教育思想提出，要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把人的要求、价值和理想融入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包括科学技术活动)中，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对象物能够按照人的尺度获得发展，使物向人而生，而非人向物而生。人因而具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品质，由此凸现教育的价值所在，揭示了教育的价值在于赋予受教育者终极关怀，充分体现了教育要关注人生意义，关注现实社会，使教育超越世俗的功利性，寄托人的精神和理想信仰，提升个人对社会和自身的责任感，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崇高目的和有效手段的完美统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古典教育和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追求科技与人文相和谐之真谛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历史发展到今天，信息技术与以往任何形态的技术一样仍然不可能逃逸它的局限，数字化造成的科技与人文的深刻矛盾，更加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追求科技与人文的相融互动。
二、审视现实：数字化技术对人的发展的悖论
数字化、网络化以虚拟时空结构、组织方式、交往方式、战争形态加以展开，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融入时代发展、社会建构、人文塑造之中，它已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方式。
(一)主体提升和感性解放：数字化促进人的发展的福音
毫无疑问，数字化是技术选择和进步的产物，但技术选择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人文的因素，而且技术发展得越快，人文性也就越强。一方面，数字化为人的主体提升创造了条件。一是数字化为主体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在时间上表现为大量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使人获得相对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开发各种潜在的能力。“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在空间上，提供一个主体高度自由化的空间，使人们之间没有上下尊卑，不必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甚至摆脱职业、年龄、性别等的差异，自由地选择信息和发表个人见解，主体自由度得到空前的扩展，主体的独立思维得到充分的发挥。二是信息网络技术为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信息网络数字化，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充分展示。信息技术使人由自然平台进入数字化平台，由现实时空进入虚拟时空，超越现实沟通古人与今人、国人与洋人、现在与未来，在虚拟空间中发生知识、智慧和能力的互相碰撞、互相补充、互相激荡，将充分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网络的自由开放性，也使他们的自由、民主、平等、创新意识得到释放和提高，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
另一方面，数字化引发人的感性解放。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一论断对于数字化中的人的感性解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信息技术的三维技术、模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和虚拟技术等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的对象、感受性和感觉经验，导致了传统自然平台上“不存在”和“不可能”的感性解放和心理整合，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如，点击互联网，即可享受集图像、文字、音乐为一体的信息资源；军人可以通过网上模拟军事演习和数字化战争，在集视、听、说、触为一体的模拟实验中，增强对真实的战争的感知力、感受性和心理承受力。
(二)信仰缺失和人的异化：数字化压抑人的发展的困境
数字化的技术理性比以往任何形态的技术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需要，显示出更显著的物质层面上的人文价值。但是，它带来的人的发展的危机和困境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早已预见到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3]
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变革、转型中，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也不仅仅是技术差异，而是其本身所引发的“人文精神扭曲”、“语言文化优势”、“文化殖民主义”、“地区冲突不断升级与数字化战争”等一系列新的人文贫困。据研究表明：全球互联网业务中有90％在美国发起、终结或通过，互联网全部网页中有81％是英语，其他语种加起来不超过20％。在信息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开放化的包围下，人们的信仰和理想信念必然会受到腐蚀和冲击，人们的道德修养、精神健康也将被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物质富有、生活优裕等眼前的功利所吞噬。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造成了人的发展的深刻矛盾。人们对知识、信息、技术等过度追求、依赖甚至盲目崇拜，造成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和膨胀。这导致人在创造和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开始把自己也当作技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把整个技术系统当作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因而沉浸于技术的控制，陷入物役的境地不可自拔，精神境界的追求变成了对物质的贪欲，人与人心灵的畅通变成个体自我心灵的封闭，人的异化代替人的自由发展。如人本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用技术异化了世界，同时也就异化了技术以及人类自身。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及其简约性、形式化具有强大的统一性统制的要求，会迫使人的思维模式越来越标准化、单一化，求知方式越来越趋向形式化知识的获取，而忽视对思想、智慧等非形式化知识的获取，从而屏蔽了更为重要的精神层面上的人文价值；数字化的形式化追求本然地要求世界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种思维模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有成为整合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文化模式的趋势。而个人的自由意志、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就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逐渐销蚀殆尽。过分依赖信息技术的人们必然会丧失主体思考的能力，成为信息技术的附庸和奴隶，就会失去对人生意义、根据和价值的追问和探寻；信息技术造成人的存在的虚拟化、机械化，使人把他人当作符号，忽视他人的存在，无视他人的尊严，消解了人的现实存在的本来意义，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疏远、情感淡漠，导致以冷冰冰的数字关系代替亲密的伦理关系，以僵死的物与物的关系代替活生生的人与人的关系。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同样面临着数字化的挑战和冲击。追溯教育发展的思想文化史，旨在借鉴古今中外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意蕴；反思科技对人的发展的双重影响，就是为了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寻找改进教育的着力点。
(一)树立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相融互动的观念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求实，人文关怀的精髓是求善求美。它们既有自身的特定作用领域和功能，又是相融互动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坚持科学精神，更要重视人文关怀。
一方面，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是相融的。科学精神中蕴含人文内涵。科学精神的主体是人，它的形成与发展处处渗透着了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科学精神追求的是求真务实，理性创新，但没有开拓进取、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勇于实践、百折不挠的人文精神，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科学精神的最终价值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这个意义说，科学精神的价值，最终体现、切合和蕴含着对“善”的追求和对人的关怀。人文关怀中体现着科学精神。人文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就蕴含着科学的求真求实；人文所提倡的理想、友善、和谐、规范和完美的基本精神，与科学的和谐、秩序、精致和完备的终极目标是契合、相通的；人文中的锐意进取、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精神，也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是互动的。从价值论上看，人文精神和理论又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思想、理论的指导和方向。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包括研究方向和成果应用的方向。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研究的深入，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我们认识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字化给人的发展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成人的异化，这就更需要以人文关怀来追求人的真实价值，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技术理性。从本体论上讲，科学精神和技术为人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依据。人文精神的本质是求善，但它不能保证其发展的有效性。纵观人类发展史，人文中的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其诞生和发展都强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与科学精神所蕴含的内容有关。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一切人文思想理论的传播提供了便捷高速的技术载体，如广播、电视、电影、计算机、互联网等等，科学精神的求真、规范、秩序、规律、原则等又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了应遵循的规则。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正确认识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教育中既要提倡受教育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也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交融中互动，相互发展和弘扬，从而达到求真求善的统一。教育既要注重增加高科技知识的含量，提高受教育者的科技素养和科技水平，鼓励他们敢于开拓进取、科技创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更要倡导受教育者对真、善、美的追求，使他们正确认识掌握科学技术只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手段，而明确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奋斗目标才是根本。因而既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和技能，也要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审美教育、积极情感教育等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层次，使他们成为既有理性、求实和创新的科学精神，又有向善、崇美与和谐的人文情怀。
(二)数字化造成人的信仰缺失、精神贫乏，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受教育者的理想信仰和终极关怀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观、价值观多元化趋势不断加深，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科技霸权推进信息殖民主义，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加紧实施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渗透，企图达到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同时，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网络犯罪、数字鸿沟、文化冲突、色情风暴、道德沦落、亲情隐退、诚信危机等等问题，也大大增加了腐朽思想文化意识侵蚀人的思想观念、冲击民族精神的危险性。面对思想意识领域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受教育者的理想信仰和终极关怀。
人是赋有理想信仰的自觉存在物，因为理想信仰体现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即求真、至善、臻美，达到高度的自由自觉。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共产主义者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领悟人生真谛、实现人生价值、高度自觉奉献的一种精神境界，它包含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在这种极度信服和尊崇中，寄托着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和终极关怀。诚如泰戈尔所言：“人类永久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任何东西，而在于把自己给予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给予比他的个人生命更伟大的观念，即祖国的观念，人类的观念，至高神的观念。这些观念能使人类更容易舍弃他所有的一切，连他的生命也不例外”[4]。一旦共产主义信仰形成贯穿个人整个人生过程的一种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就构成人的价值观念中决定其他一切观念的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人的价值目标中制约其他一切目标的最高价值目标，成为决定其他一切事物价值的绝对价值标准和衡量与评价一切事物价值的最终评价尺度。在共产主义信仰中，倾注了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奉献精神乃至献身精神，引领个人将绵薄之力奉献给国家和社会，必将超越世俗功利性的追求，超越个人主义泛滥和技术理性膨胀的误区，升华个人的人生境界。
对人的信仰的引导，深刻地触及了人的思想灵魂，涉及到人的政治思想、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精神动力等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追求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淡化求金欲和求“物”欲，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培育人的独立自主性，促使其不断朝着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方向趋进；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进步精神等方面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充分吸收先进文化的精髓和先进思想理念的精神营养，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和落后文化的侵蚀和影响；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受教育者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使之将个人利益完全融入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从而超越个人利益而关注整体利益，超越低层次的单纯物质利益而树立高尚的精神追求。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作用，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进取精神，才能熔铸远大的理想信仰。
(三)数字化对人的发展的双重作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拓展数字化与人文化的深刻内涵
数字化技术为人的主体性提升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人只有借助数字化技术，才能不断提升追求真善美的能力，这体现了工具理性层面的价值追求；人文关怀是数字化的灵魂，它凸现了人的创造性、超越性，提高了人创造和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为人解决数字化造成的种种矛盾提供了可能，使人在数字化生存中，不仅不会丧失自我，失去主体，反而通过数字化技术发展，促进主体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技术等科技手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建设，在思想信息采集、思想教育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预案设想、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等方面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借助网络的容量大、传播快、时效强、人性化的特点，及时共享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传播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链接上下级之间的教育交流、监督检查、实情反馈等，从而增强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倾入人文关怀，增强数字化技术的人文向度。应坚持把受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真正做到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培养人、开发人，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组织负责与对个人负责、对其现实和对其未来负责相结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注重智能培养、个性发展和人格陶冶相统一，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开发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着重培育受教育者的创新人格、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使之成为真正自主独立的、能创造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个人；要积极营造民主和谐的教育氛围，激发个体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主体精神，使之能够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并主动开展自我教育，从而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掘自身的内在潜能，以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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