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忙人”现象反映了年轻人的社会心理_杜甫论文

“微博忙人”现象反映了年轻人的社会心理_杜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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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7-0030-07

2012年3月,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系列图片在微博上疯转。这组图片的原图出自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中《登高》一诗的配图,原是杜甫侧坐望天的半身画像。经广大网友涂鸦再创作,“诗圣”杜甫摇身一变成为“微博红人”,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西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在网络上迅速爆红。继“杜甫很忙”之后,2012年5月,“包大人很忙”又火速走红,网友们围绕着包拯的“黑”,创造了一系列的段子。包大人红透微博,再一次掀起了造句热潮,相比“杜甫很忙”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甫很忙”和“包大人很忙”,前者以涂鸦为主要形式,后者以造句为主要形式,均在极短时间内成为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并被收录进“百度词条”,分别入选3月和5月“互联网十大热词”。这股网络热潮也投射到了现实世界——“为了画杜甫语文课本都脱销了”,“‘杜甫’现身上海地铁站等车”,“杜甫很忙”更是成网购关键词,定制T恤、徽章、启瓶器、手机壳等以杜甫为形象的各种产品在时尚年轻人中备受追捧。

短短几个月间,李白、辛弃疾、关汉卿等历史名人也都跟风当上了“微博忙人”。如“李白不服气了”、辛弃疾举着“剪刀手”卖萌、李商隐穿上渔网丝袜小短裙、汤显祖打篮球、关汉卿骑摩托等各种名人涂鸦或以“忙”造句都是屡见不鲜。历史名人接二连三地以不同于传统的形象出现在网络上,通过微博的广泛传播受到年轻人追捧,俨然成为了“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杜甫很忙”和“包大人很忙”,是这股热潮的集中体现。这一现象的产生和流行与青年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人充当着这一现象的创作者、围观者和传播者。尽管已证实“杜甫很忙”最初出自于某公关团队的营销策划,但其一经出现即风靡互联网足以说明这一策划从根本上迎合了当前青年人的需求。同时基于该事件而引发的流行态势和影响效应,以及其后对其他历史人物的再创作,则完全倚赖于年轻人的自动自发行为。笔者从“杜甫很忙”、“包大人很忙”这一网络现象的流行机理、传播内容入手,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当前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并进行价值判断上的思考和探讨。

一、流行机理:社会现实与网络传播的合谋

课堂涂鸦,并不是校园中的新鲜事,不少人在学生时代都曾经有过给课本中的人物插图涂鸦的经历。这种在校园中流行已久的“课堂亚文化”,不仅是枯燥课堂上的一种消遣,也是巨大学习压力下的自娱自乐,早已成为许多人学生时代的共同爱好和集体记忆。在校园中流行多年的偶然的个体涂鸦行为,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络流行事件,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其传播路径而言,纯粹娱乐搞笑式的课堂涂鸦被搬到了微博上,通过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传播手段得到了放大,引发网络热潮和集体围观,发展成为网络流行事件,而大众媒体的关注、介入甚至盲目炒作,触发了社会公众的兴趣点,则使这一现象上升为社会文化现象。“包大人很忙”的流行机理也大致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社会现实是流行的内在根源和消费需求,网络则从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上形成了最强大的驱动力量。归根到底,“微博忙人”的流行是社会现实与网络传播的合谋。

(一)后现代文化的流行

颠覆经典、解构权威的后现代文化,为人们创造了敢于甚至习惯于解构历史人物的文化生态环境。后现代文化是一般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最终结合,它的典型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不喜欢传统文化那种纯粹的、自律的风格和语气。[1]各种戏说剧、恶搞剧、穿越剧的出现,具有后现代文化热衷“稗史的写作”(或对史诗的戏仿与嘲弄)的典型特征。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年轻人通过涂鸦或造句的形式,对符号化的历史人物作出与众不同乃至另类的个性化解读,既是出于对名人形象解构的习惯,也是对教科书中千篇一律的古人形象的逆反。

(二)网络恶搞的泛滥

“恶搞”是年轻人最为热衷的一种网络娱乐形式,其强烈的草根性和娱乐化色彩,满足了青年实现自我、释放压力的心理需求。恶搞即创作者通常会通过戏仿、拼贴、夸张等手法对经典、权威等人与事物进行解构、重组、颠覆,以达到搞笑、滑稽等目的。[2]自2006年登上“影响中国的十大文化热点”榜首之后,“恶搞”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中国的流行文化领域,并成为年轻人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种青年亚文化。随着不同形态、不同版本的“恶搞”作品出现,娱乐对象也从普通人发展到明星、名人,近期掀起的“微博忙人”就是典型地对传统历史名人的恶搞。用戏谑、搞笑的方式对权威、严肃的东西进行嘲讽,用“无厘头”的表现形式缓解自己的郁闷情绪,这是年轻人擅长使用的寻找快感的娱乐手段,并且在这种极富创意和独特个性的“再创作”中,实现受人追捧的满足感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三)空虚浮躁的社会心理

当前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使得人们片面追求日常化的感官愉悦,在心理上倾向于接受轻松、娱乐、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当前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让人们时常处于焦虑或迷失状态,“浅性阅读”、“快餐文化”、“娱乐至死”由此成为时尚。现代人的浮躁,表现为要求获得及时的满足而缺乏奋斗的耐性,盲目追随潮流而丧失了自立性的选择,追求感官刺激而忽视了精神生活的充实,一切凭感觉行事而取代了思考的作用。[3]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名人涂鸦或造句,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前青年的集体迷茫和浮躁。他们不自觉地抵制思考,不自觉地排斥深刻的内涵的东西,转而喜欢感性的、轻松的、肤浅的、搞笑的甚至猎奇的、低俗的东西,越是感官愉悦的,越是轻松搞笑的,越是不需要思考的,越是受到欢迎,越是容易被接受。他们在对历史名人形象的解构和再创作中,排解空虚、无聊、寂寞的情绪,在自娱自乐的消遣的感官刺激中得到满足。

(四)网络媒体特别是微博的普及

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具有更强的传播功能优势,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创作和高效传播,实现了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网络传播渠道为网民提供的双向、即时、自由、对等地交流思想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使得网民参与文化创新的门槛降低,任何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展现和传播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微博的兴起更是为普通大众主导信息传播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影响力,其强大的即时性和交互性基本实现与受众的“零距离”,一个词语、一张图片、一个人物在一夜之间就会占据网络世界的每个角落。从“杜甫很忙”事件来说,最初将涂鸦作品上传到网络可能只是某个人的一次偶然行为,但经过微博强大的即时评论、转发功能,信息的传递呈几何级扩散,并且这个过程中网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再创造”、“再发布”、“再转发”,在这个累计叠加并集合的过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而在短时间内造成网络集体围观。

(五)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

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经过大众媒体的二度传播(甚至炒作),成为被社会公众围观的社会新闻。与过去传统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不同,现在是传统媒体跟着网络热点走,往往是网络上流行什么,大众媒体就会一哄而上跟进什么。2012年3月至4月间,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大多对“杜甫很忙”进行了关注和报道。如人民日报《恶搞杜甫引发思考:流行的意义在哪里》、中国青年报《“杜甫很忙”风靡互联网:一场快闪式网络狂欢》、北京日报《杜甫很忙的社会心态值得研究》、南方都市报《网友戏称“杜甫很忙”涂鸦客缘何为难杜甫?》……其他如《辽宁日报》、《重庆晨报》、《金陵晚报》等多地大小报纸也对这一网络现象进行报道。5月初开始流行的“包大人很忙”,也已经在5月中旬登上了《广州日报》、《钱江晚报》、《乌鲁木齐晚报》等。不论传统媒体表达或引用的观点是褒是贬,事实上都扩大了这一话题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二、内容表达:青年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缩影

过去的课本涂鸦,大多是在原图的细节上添上几笔,比如加撇胡须、戴副眼镜、画只手表之类的,基本样子变化不大,也没有赋予特别意义。而此次在网络上流传的涂鸦作品则几乎完全颠覆了原先的形象,不仅涂鸦的内容丰富多元,而且被赋予了现代的生活元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烙印。在“杜甫很忙”系列涂鸦中,原图上面容素缟、瘦骨嶙峋、一脸肃穆的爱国诗人,经过网友“再创作”,不仅改变了穿着打扮,还添加了不同道具,呈现出了“喜感十足”的一面;在“包大人很忙”的各种造句中,除了肤色黑和额头小月亮外,似乎找不到清官包拯疾恶如仇、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从具体的涂鸦和造句内容来看,尽管都是天马行空般的另类创意,但却嫁接了创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透露出熟悉的现实生活痕迹,展现了当前青年群体中的各种流行文化现象。

(一)青年生活与影视文化交融

当代青年是在电影、电视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影视作为一种休闲文化和休闲方式极具亲和性地介入青年的文化生活,不仅填充起大量的闲暇时间,满足大部分的娱乐需求,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一些经典剧集、桥段、角色、对白等,都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热门话题甚至根植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杜甫骑着扫帚化身为“哈利波特”、穿上战袍摆出“宇宙英雄奥特曼”的招牌造型……此外还有加勒比海盗版杜甫、高达战士版杜甫、福尔摩斯版杜甫等等,都是出自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包拯破案时高喊“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则是全球知名度最高及最具影响力的动漫作品《美少女战士》中的经典台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经典台词被“套用”在历史名人的身上,既有青年人对当前流行影片的即时消费,也有他们对童年经典的怀旧体验,当然也不乏年轻人保有的童真和童趣。

(二)青年热衷网络社交和娱乐活动

网络已成为当代青年的首选闲暇生活方式和日常“必需品”,他们既深受网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参与构建网络文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其中20-29岁人群比例最高,占比29.8%,其次为10-19岁人群,占比26.7%,两者合计达到了56.5%;就职业结构而言,学生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为30.2%。[4]即时通信、微博、博客/个人空间、社交网站等社交类应用和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等娱乐类应用仍然是中国青少年的主要互联网应用。当年青年群体热衷的网络娱乐方式也渗透进了网友的创作中。如“别看(包)大人现在是一个月亮,等他集齐4个月亮,就成太阳了”,这里的“月亮”、“太阳”指的就是青少年最为熟悉的即时聊天工具——QQ的等级图标标识;其他如杜甫在QQ空间写诗、玩“魔兽世界”等也都是青年群体中非常流行的网络娱乐活动。

(三)青年追逐时尚潮流的休闲方式

青年对时尚有着天生的敏感、本能的爱好和急切的追求,是一个“时尚易感人群”;加上他们敢于尝试的精神和富于表现的欲望,又往往容易成为承载流行、传播流行、创造流行的时尚先锋。20世纪80年代,听邓丽君、穿喇叭裤、跳交谊舞、读琼瑶古龙小说等都是当时流行在这个“时髦群体”中的时髦事。而如今,手机、笔记本电脑、PSP、MP4等时尚电子产品和美容、桌游、泡吧等时尚闲暇消费成为青年中最主要的时尚消费。于是,我们看到包大人用上了超级本,和展护卫在庭院“拼酒”,还说起了时下最火的“甄嬛传”;一贯忧郁深沉的杜甫则变身为时尚潮人——喝红酒、吃汉堡、弹吉他、听iPod、用iPhone、玩自拍、做SPA、打野外实战CF游戏……这些都是当下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休闲方式在古人身上的投射。

(四)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边缘另类的ACG亚文化

ACG亚文化是一种以动画、漫画以及电子游戏等媒介为核心促成要素的青年亚文化。该文化起源于日本动漫作品,是带有强烈的动漫叙事方式的言行。时下兴起的COSPLAY、腐、萌、正太、萝莉等都是ACG亚文化中的不同文化形式,并产生了诸如CP、KUSO、推倒、脑残、控等一套独特的网络名词。由于ACG作品往往只被青少年熟悉,主要接受人群是都市青少年,仍是比较小众边缘的文化。近两年来ACG亚文化有渐热的趋势,不仅频频出现在影视剧中,也走进了年轻人的现实生活。如近期网上就流传着不少大学生穿着学位服所摆拍的各种“卖腐”、“卖萌”的毕业照。在关于“包大人”的造句中,“记者采访一个姓包的正太”、“包大人跟公孙策接吻”、“展昭怀疑公孙策亲了包大人”等,把穿越后的“包大人”变成“卖萌”“卖腐”的正太;在“杜甫很忙”的涂鸦中,杜甫化妆“赴李白约会”、杜甫喊“李白带我回家”等,也都是各种暧昧“腐”气十足。

(五)青年以调侃的方式参与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表达

当代青年对于社会转型期频频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和社会热点,还是投注了较大的关注。特别是微博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获取和关注公共事件、时事热点、社会信息的渠道,也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发表观点、表达诉求的平台。在这场涂鸦和造句热潮中,时下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也成了创作者的素材,并以青年人惯用的调侃性、娱乐化的方式进行了表达。如包拯“穿越到了2012年,成了食药监局局长”,去食品企业视察时对员工说“你们更黑”,这个段子显然是对近期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一个调侃;而“黄岩岛地势险峻,久攻不下。于是包拯奉旨南下黄岩岛”,则是对中菲黄岩岛问题的调侃。创作者在把社会热点投射到“包大人”身上的同时,也潜在地表达了对这些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蕴涵了现实的社会事件和青年的民意表达,“杜甫”涂鸦和“包大人”造句才更加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和欢迎。

三、青年心态:无意识的自娱狂欢还是有诉求的集体表达

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5]社会心态属于较感性的层面,是表层化的情绪表征,它处于经常不断地变化之中,其内涵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加及时、动态的再现。[6]近来兴起的“杜甫很忙”、“包大人很忙”等网络现象,是对当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一个折射,反映着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实际需要、利益诉求、情感情绪和精神状态。

(一)思想更加开放务实,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基于年龄特点,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和新观点。但其对现实的参与和解读往往带有主观性和情绪化色彩,易滋生民粹主义心态。青年的现实主义正逐渐代替理想主义,坐而论道不再是青年关注的重点。青年不再成为政治的简单的动员对象和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社会参与呈现出更加务实和建设性批评的色彩。[7]特别是微博出现后,青年更乐于借助这一平台表达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无论是涂鸦还是造句,“微博忙人”身上都充满了现实生活的痕迹,表现了青年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表达了他们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态度和观点。

青年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表达个体社会诉求的意愿,改变了社会舆论生态,推动了公共领域建构和民主社会进程。但由于青年“对现实的判断更多地来自于其生活常识和直观认识,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判断和定性”。[8]他们对社会不良现象的针砭,对公共性议题的认识,往往是从情绪化的、绝对化的否定意识与批判心理出发,很少关心事件的复杂性和问题的情境性,更不会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这也使得青年在面对复杂社会现象和问题时往往缺乏理性认知,而是经常出现尖锐的、偏激的网络言论和肆意谩骂、人身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甚至无条件地否定和抨击任何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评述和解释”。

(二)更加注重自我意识的实现,讲求个性和创新

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他们的视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远远超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他们更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张扬的主体意识。[9]新媒体技术的更新和普及,为他们提供了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显现智慧和才华的机会。但其对展现自我的尊崇和主流文化的反抗往往带有盲目性,易助长急功近利心态。如果说“电视选秀”还是以传统媒体为平台实现平民意识的觉醒和草根文化的崛起,那么“山寨制作”、“网络恶搞”则完全是基于新媒体技术实现的自我表达和个性彰显。新媒体的开放性、虚拟性、隐匿性等特征,为青年掌握话语权、主动参与信息创造性活动提供了空间,而新媒体特有的媒介功能和叙事手段,又为精通媒介技术的青年一代提供了实现并丰富创意想象的机会,通过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多媒体手段的融合,创造出属于青年人自己的文化。

“微博忙人”的出现,就是青年群体利用网络的零进入门槛和交互式共享实现的别出心裁的个性表达。创作者在其涂鸦或造句被他人转发、评论乃至网络围观的过程中,实现了展现自我的心理诉求和表现欲望。自我意识的飞跃使他们在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确证着自我,独立的“自我”开始从社会人群中离析出来,也导致了他们对社会主流的抗拒,故意采取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行为方式,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成熟,确证自我的存在。[10]为了在网络的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吸引关注,提升人气,往往会以猎奇的、哗众取宠的甚至是反叛式的标新立异和奇特行为“搏眼球”、“搏出位”,从而显示自己的存在,助长了急功近利的心态。

(三)崇尚“娱乐至上”的生活态度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网络流行文化是一种偏重于娱乐性的感性文化,它不断地由文字向“读图听音”发展,呈现出“平面化”、“感官化”的特征。浅显直白的内容和感官冲击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和宣泄了青年的现实压力和困惑情绪,与这个年龄的心理需求和对生活的直观感受相契合,引起情感的共鸣。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青年,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青年也是最大的负重者,因为他们面临着比父辈们更多的生存与竞争压力。[11]在这种迷茫和彷徨中,他们更倾向于轻松的、纯粹的娱乐休闲活动。追求现实的享受、感官的快感、生活的刺激等成为青年的普遍心态。但网络流行文化却也走向文化品位低俗和人文精神迷茫,易导致文化理性和价值观念的缺失。“杜甫很忙”正是这种娱乐化心态的反映。通过颠覆教科书上的传统形象,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给人一种即时性的愉悦享受和贴近当下生活的谐谑感,达到缓解、释放压力的目的,在这些娱乐化的创作中,越来越多消解审美情趣甚至突破伦理规范和文化禁忌的怪诞恶趣作品和现象也在不断出现,挑战着伦理道德的底线。文化正成为人们日常娱乐消遣的工具,感性化、通俗化的娱乐文化正在取代对理性主义传统文化的深思。[12]青年在这种无深度的、浅层和表象的思维模式下,缺乏精神内涵和历史深度,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对现实的判断力,逐渐变成“单向度的人”,消解了青年主体的文化理性和批判精神。

(四)习惯用“吐槽”的方式表达意见、态度和情绪

吐槽原是ACG用语,目前是网络上正流行的一种表达形式。在网络上,吐槽多表示揶揄、拆台、抱怨,偶尔会有一些谩骂。简单点说,就是从对方的行为或者语言中找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发出感慨或者疑问。[13]当前,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揭人家老底——批评别人;二是揭自己老底——表述心声。[14]无论批评别人还是表述心声,目的都是为了表达对某些事件或现象的看法、意见和态度,其中带有相当的戏谑和玩笑的成分。“包大人很忙”的各种段子,有的是纯娱乐搞笑式的,有的则隐含对当前社会现象的讽刺,但都是用戏谑调侃的表达方式,如吐槽“不准的天气预报”和“归真堂”等。他们用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略带狡黠的嘲讽与追问,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参与关注。

有些“吐槽”妙趣横生,在嬉笑怒骂中指出自己遇到的问题或是不规范的社会现象,不失娱乐性的抨击,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讽谏效果。如复旦学生就曾用网络“吐槽”打赢“空调战”。但有的“吐槽”太过于尖刻,容易陷入无目的地谩骂甚至网络暴力,污染了网络环境。在各式各样的“吐槽”背后,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心态,也有青年群体寂寞、空虚、无聊的心理状态。他们在越来越单调、匮乏和萎缩的精神生活和社交关系中,找不到有效排解空虚寂寞的方法,只得一味沉溺于低级的自嘲自讽和自娱自乐。

四、价值判断:娱乐精神与人文价值的博弈

短短几个月,历史人物从课本走上网络,又从网络走到现实,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学者们纷纷通过撰写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表态,“草根”们则通过网络发帖、跟帖等评论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拍砖者有之,欣赏者亦有之,一时纷繁难辨。其实,当文化传播批评大师尼尔·波兹曼发出“娱乐至死”的感慨,当层出不穷的网络文化现象席卷而来,当青年流行文化越来越偏离传统想象,我们似乎就一直陷入了“娱乐精神”与“人文价值”的博弈之中。选秀文化如此,山寨文化如此,恶搞文化亦如此。在社会转型期,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原有的正统文化逐渐失去了主流的统治地位,而新的娱乐元素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份额。尤其是走在潮流前端的青年流行文化,必然充斥着时尚、娱乐、消费的元素。理性看待这种博弈,辩证把握文化内涵,客观作出价值判断,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一)既不要动辄“上纲上线”,也不能“等闲视之”

历史文化名人纷纷被涂鸦或被造句的现象,有着很多深层次的流行原因,且作品内容五花八门,创作者动机也各有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看待或评价这一现象。有人将此事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进行批判,拿民族感情说事,认为是“把道德良知当玩笑”、哀叹“文化衰落”、痛斥“灵魂残废”,难免夸大了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毕竟,对大部分的涂鸦和造句来说,更多的是自娱自乐的纯粹搞笑,并不带任何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目的。这些纯粹善意的搞笑,为枯燥的日常生活平添乐趣,释放了快节奏下的生活压力,引发了青年群体对课堂涂鸦和历史名人的集体怀旧,倒也无伤大雅。

如果把这一现象简单地归结为童趣、创意和创新,或认为仅仅是对现行应试教育的集体反弹,这样的观点恐怕又显得过分乐观。从现状来看,这种现象已经不再是相对封闭校园里的课堂文化,而是在网络的放大和大众传媒的关注下成为被围观的社会新闻,上升为大众娱乐事件和社会文化现象。加上大多数的网络评论都从娱乐的层面进行了诠释,表达了倾向于认同的态度,这必然会对社会大众的价值导向产生影响。根据华声在线的调查显示,对“杜甫很忙”现象表示支持或欣赏的占了大多数(92.3%),只有极少数的人(1.6%)认为该现象是对杜甫的不尊重。[15]对正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的青年群体而言,其影响则更为深远。

(二)既不能抹杀创造力与想象力,又要尊重和传承文化传统

青年人对课本上常见的名人形象,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融入日常生活元素,释放出奇思妙想的创意,这是思维活跃和敢于创新的表现。在当前我国青年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大环境下,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和打破思维定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经过“再创作”的历史名人,改变了教科书中刻板单一的形象,显得生动、亲和,颇具人性化。对传统“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利于贴近年轻一代。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16]以年轻人喜闻乐见、时尚流行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体系承载传统文化的传播,符合当代青年的审美需求和接受心理,倒也不失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渠道。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杜甫”还是“包大人”,其中都有一些不雅的创作。如杜甫“忙着泡妞”、“忙着与美女调情”、“忙着比中指骂MLGB”等,而包拯则因为犯人说了他一句“印堂发黑”,就用“狗头铡伺候”,从公正严明变成了滥杀无辜。这些不雅的甚至低俗的创作严重损害了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形象,对于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尽管出发点未必是恶意的,但事实上的确触犯了价值观、道德观的底线,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正如杜甫草堂博物馆负责人所说“娱乐也要有一定的尺度,恶搞也需要看对象”。网友发挥创意和想象力进行再创作时,一定要考虑历史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以尊重和传承文化传统为根本前提。

(三)既要鼓励“娱乐精神”,又不能忽视“人文内涵”

在思维自由、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娱乐至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娱乐化的话语、节目、信息充斥我们的现实生活,甚至出现政治、宗教、新闻的泛娱乐化。娱乐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其“游戏”本质能够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在节奏快、压力大的当今社会,娱乐精神应当是现代人适应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是排解生存压力、消除精神忧虑、寻找轻松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娱乐精神并不是一味的调侃、戏谑和讽刺,不是过分的煽情、媚俗、低俗,也不是盲目地追求时尚和潮流,更不是无内涵无底线的狂欢。传统历史名人“被穿越”到当代成为微博上的忙人,尽管能满足大众娱乐至上的心态,但大规模的网络集体围观就不仅仅是“娱乐”这么简单,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娱乐不是问题,被娱乐包围却是个问题。”在娱乐的名义下,人们理所当然地沉浸于虚幻的感官刺激与欲望享受,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和判断意识。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7]缺乏人文素养和文化内涵的娱乐,只能让空虚和无聊成为主流,导致大众尤其是青年的浅层次文化消费,最终结果是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失范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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