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或者话语革命——兼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新话语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术语论文,体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初级阶段的经济总体不同于以往的单一的的计划经济体或者市场经济体，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和若干调节要素并存的多元化的复杂的经济系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从以苏学东渐、西学东渐为标志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的“术语革命”和创新阶段。 一、政治经济学需要术语革命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术语革命或者话语革命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从属型含义，即对老话语的改造或者推陈出新，二是创造型含义即提出新的话语。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失语病征”即“学术失语”和“集体失语征”，以至于在经济学许多领域甚至在实业界和部分主流媒体言必称西方经济学。当前中国学界热衷的话语、规则、观念、标准等大多是西方的，“影子主义”和“影子模式”（例如新自由主义、新新凯恩斯主义、新重商主义）很有市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弱势化和西方经济学强势化现象。而中国本土仍具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的学术话语、语言、资源、概念、范畴、表述、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与抛弃，民族学术正逐渐被西方学术或者普世价值所侵蚀甚至取代，最终很有可能引致软实力匮乏、文化安全和颜色革命等问题。因此，开展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话语语汇、知识概念和话语规则及其学术话语体系很有必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综合体。作为其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话语权，理所应当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大力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滞后，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和西方经济学泛化问题。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重构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式再建民族主体性。这已经成为经济学术界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有什么特征？首先，进入转型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中国本土化文化根基、价值支撑和话语，应该是民生本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人本本位和主体本位思想。这是明显地区别于丧失道德制高点、以物本本位和利润取向为标志的西方“经济人本位”话语体系。其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应该是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的话语体系。这是明显地区别于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市场本位的话语体系。再次，吸收和借鉴40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调节经济、80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调节经济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推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这一新话语，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到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基础之上的的深化、升华和发展。 事物就是过程，就是关系，就是在于运动。调节就是推动事物演变这一主题应有之本义。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也就是多元化（诸多调节因素）一体（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经济。顾名思义，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和经济发展的调节要素，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途径、发展模式和政策选择等，是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所着重考察的对象。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精髓，就是在洞悉“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也即主观辩证法逻辑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有效调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运动过程中，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① 多元化的调节要素包括：（1）就抽象层次若干关系的调节而言，生产力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的永恒因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活劳动、生产资料等）以及领先因素或主导因素（科学、管理、信息等）；生产关系系统诸因素可以区分为原生态生产关系，以及“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产权、分工、管理、股份制等，可以列入领先的生产力因素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行列；三是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2）调节机制层次，涉及到第一配置（市场机制）；第二配置（计划机制）；第三配置（伦理道德、习俗、权力寻租设租、裙带关系）。（3）调节主体层次，涉及到企业、国家、非政府组织（例如工会、慈善机构、智库），以及社会、个人、家庭之间的调节问题。（4）其调节范围则把微观规制、中观协调、宏观调控、社会政策安排、国家经济关系排序等，揽括其中。（5）就保障和支撑意义而言，调节经济也是区别于权力调节的法治经济，不能忽视法治对于调节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新话语体系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1.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 人们往往忘记，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调节理论，而凯恩斯等人提出类似思想要晚一个甲子。调节经济的一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并且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它的二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规律，在各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②马克思指出：“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④ 马克思还以此剖析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调节规律。一是以“农村家长制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形态：“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⑤二是在商品经济形态，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⑥三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产品经济形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一方面，“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⑦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的”，⑧人们也就成了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 市场调节在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早期是以英国作为研究典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社会尽管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⑨尤其在晚年，马克思以俄国、印度和中国等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东方社会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另外一条东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就是利用市场关系或市场机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此外，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李嘉图定律”陷阱（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这一论断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称之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尤其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等资本主义异化做了科学的的剖析。 2.具有中国本土化文化根基、价值支撑和话语 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即所谓“以人为本”，“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或者把“民生”视为“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问题。这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和彰显民生本位的特征，具有原始的朴素的鲜明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主体本位色彩，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也崇尚“轻重之术”。轻重之术就是包括“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在内的平抑物价和调节经济之术。⑩把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融为一体，是中国对于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蕴藏着“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和合思维、人本理念和朴素的辩证方法。这是社会主义调节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理论渊源。 3.基于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论（或者“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学说）和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11） 马克思很重视“总体”这一术语，现代经济就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构成的“总体”、“统一体”和“有机整体”，（12）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协调工程。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观上把握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理论，把包括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内的诸种调节要素作为其内生变量而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以往，在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往往无形中陷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陷阱”，而且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分析也往往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内进行的，以至于无形中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边缘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十个结合”，是正确处理和调节各种关系、跳出西方范式或者话语体系陷阱的范例。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是一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元化混合调节（把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第三只手”等纳入总体调节和协调框架）经济体系。它有利于厘正各个调节方式，尤其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边界和活动区间，有利于谨防市场或者政府的“错位”、“越位”、“缺位”或者“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也即“尸位素餐”；（13）它有利于杜绝两个异化即政府异化和市场异化，或者两个失灵、两个缺陷，使其回归本位即政府本位和市场本位。它既区别于计划经济话语，避免重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也不套用或者照搬市场经济话语，避免被强行纳入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既不同于西方兼容理论，尤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也不同于法国调节学派理论。它把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或者国家调节以及诸多调节因素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系，并且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框架内运行。其目的在于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开启“后西方经济学话语时代”之门。 三、破解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的三大难题 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当务之急是破解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三大难题。 第一，着重寻找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边界厘定、变动和修正的规律，是这一新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完全由政府调节，就会走向计划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就会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应该尽全力寻找和剖析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平衡各种关系的契合点、调节点或者制约经济发展的合力，适时调整相关政策，不断地纠正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或者政府缺陷和政府异化，也即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有针对性地处理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例如，习总书记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括：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搞好政府自身建设是重中之重。这是一篇大文章。应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图清除滋生权力寻租—设租也即权力调节或配置资源的土壤。 第二，要真正区分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和准公共产品（包括高等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凡是供给和服务涉及住、行、信息对称、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尤其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属于广义的公共品范畴。实践证明：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房地产的泡沫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重灾区。因此，要真正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另外，还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目前政府自身的治理严重滞后，政府还掌管着大量本来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资源。 第三，如何着重从理论上阐释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和调节问题，并由此构建一种话语逻辑体系，这是构建社会主义调节经济话语体系的难点和创新之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曾经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公有制社会形式与市场经济这两者关系的调节、兼容和相互融合，必将在更高一级程度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灿烂和辉煌。 可以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一学习大国，学习和传承马克思调节经济理论、总体方法论和中国文化传统，必然转化成为巨大的学习红利，从而释放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节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和物质力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 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及其调节机树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单位商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在不断降低这个必要劳动时间的最低值。当然，这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为前提的。马克思提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他回答说：“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像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4-2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5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63页。 ⑩中国历史上平抑物价的调节之术。例如，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平准政策：“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见《管子·国蓄》）。西汉宣帝五凤四年“（耿）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日常平仓。便民之”。（见《汉书，食货志》）这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和看得见的手（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相结合的典范。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13）语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