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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新闻周刊》杂志2006年12月11日
在曾是君士坦丁堡标志性建筑物的圆顶蓝清真寺里，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与伊斯坦布尔的教长们并排站在一起，按穆斯林的习俗手掌向上进行祈祷。祈祷的确切内容，恐怕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才知晓，但毫无疑问，其中包括了如何愈合基督徒与穆斯林信徒之间裂痕的内容。而这个问题，也将是他继任罗马教皇之后首先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然而，当神圣的祈祷附上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时候，问题便显现出来了。最直接的便是土耳其与欧盟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关系即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就在不久以前，欧洲似乎还准备抛弃成见，以意识形态取代地理位置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并接纳土耳其。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土耳其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欧盟成员国，”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汉拿（Daniel Hannan）预测说，“并且，局势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明朗。”
如果结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新世纪初的一幕悲剧，甚至可能演变成潜在的大灾难。欧洲与土耳其的联姻原本被各方看好，它将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典范，并向世人展示，一个民主自由的穆斯林国家也可以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和平相处，共享现代文明。诚然，这将经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但正如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所说的那样，再大的风险与“世界和平，全球反恐，文明冲突”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欧洲化的土耳其将成为其他穆斯林国家效仿的榜样，埃及政治家阿卜杜勒·莫奈姆·赛义德·阿里（Abdel Monem Said Aly）认为：土耳其始终都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在过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扮演的是破坏者角色，而现在，土耳其共和国却发挥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作用。
利益是相互的，一方面，接纳土耳其可以帮助欧洲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宗教事务，例如对穆斯林信徒的尊重与融合；另一方面，欧盟成员资格的吸引力也将转变为土耳其国内社会转型的动力。为此，土耳其已付出了多年艰辛的努力，但要想抛弃自身的独裁传统，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并将民主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去，安卡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看来，土耳其入盟的步伐变得越来越缓慢沉重，来自各方的质疑数落了欧洲化进程中的每一方面。为此，最近布鲁塞尔专门召开了一场名为“谁失去了土耳其？”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政治家、学者在会上纷纷就土耳其入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欧盟扩增事务专员奥利·瑞恩（Olli Rehn）把目前的局势形容成一场失控的“列车事故”，虽预见已久，但难以遏制。其原因繁杂而琐碎，从与塞浦路斯的口水战，到法国对土耳其1915年“有计划屠杀”亚美尼亚人罪行的清算，并威胁使用否决权。幸运的是，这些纷争并没有摆到桌面上来，即使是在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谈判僵局未能打破之后，欧盟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暂停与土耳其的部分谈判。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欧盟和土耳其已经在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最近，塞浦路斯也威胁对土耳其入盟申请行使否决权，而法国总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则在竞选伊始，就呼吁暂停与土耳其入盟申请有关的一切谈判，并强调“土耳其的位置并不属于欧盟范围”。
不过面对重重困难，安卡拉的政治家们却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决心。“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表示，“我们必须坚持走下去。”但事实是，尽管土耳其有欧盟做护身符，但它现在走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发展之路仍将是充满风险和变数的，其结果难以预知。现在，土耳其国内民众对入盟计划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土耳其民族报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入盟计划的人数已经从2004年的67％下降到了目前的刚刚三成。“如果他们不需要我们，我们也不必乞求他们”，这样的抵触情绪已逐渐在土耳其国内蔓延开来。同时，欧洲人自己也在为这项计划泼冷水，瑞恩就表示：“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不应当被无限度夸大。”
那现在情况究竟怎样呢？瑞恩等人也许会说“一切正常”，因为事实证明，来自欧洲的压力正是近几年来土耳其推进重大改革的催化剂，单靠其国内的政治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改革包括逐渐弱化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给予1400万库尔德人合法的基本权利。
试想，如果没有入盟计划的驱动力，这些改革还能继续进行吗？或者长久以来土耳其国内暗流涌动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会因此而最终爆发吗？
当备受争议的罗马教皇来到土耳其之后，国内最深层次的矛盾也已显露出来：世俗化人群与伊斯兰信徒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样的矛盾甚至可以追溯到土耳其建立之初，凯末尔将军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共和国时，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世俗化的西方，而不是宗教氛围浓厚的东方。
2002年，随着属于穆斯林温和派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他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世俗与非世俗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更加模糊和暧昧了。
博斯普鲁斯大学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更愿意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认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国籍。提到自己的身份，45％的人会认为自己首先应是穆斯林信徒（1999年为36％），只有19％的人首先承认自己是土耳其人（1999年为21％）。总理埃尔多安一直尽量避免公开推行自己的宗教政策——例如，他刻意回避废除土耳其严厉的头巾禁令，即禁止妇女在政府部门、学校等公共场所戴伊斯兰头巾。但他自己却将女儿送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而不是鼓励她在土耳其国内上大学并勇敢地脱去头巾。并且，他还在2004年试图通过一项充满争议的议案，将通奸行为定性为犯罪，尽管这项议案最终没有被通过。
埃尔多安对中东地区过于密切的外交政策也引发了许多不满，完全没有顾及国内世俗化精英们的感受，尤其是军队里的那些将军，他们坚守着凯末尔将军推行国家文明现代化的遗愿（即反对宗教化）。
可以说，埃尔多安是近几年来第一个频繁接触东方世界的土耳其领导人，并试图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改革，倡导改造与革新。他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在10月的斋月期间，他曾因低血糖而晕倒在自己的车内。2004年，安卡拉成功地从保守派手中夺过了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的控制权，并成功地推举了一名世俗化土耳其人艾克麦勒丁·伊赫桑诺格鲁（Ekmeleddin Ihsanoglu）教授担任秘书长。埃尔多安在会上发言说，妇女是社会中最具生产力的部分，但由于传统的宗教习俗，她们却在伊斯兰社会中长期受到歧视。
这样的发言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至少在传统的保守穆斯林世界里是这样。但在国内，埃尔多安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却变成了政敌的把柄，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一名原教旨主义的秘密赞同者，企图借入盟计划的失败阻止国家改革的步伐。随着民众对入盟计划热情的持续降温，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已逐步抬头。
据正义与发展党内部秘密进行的一次民调发现，超过20％的选民转向支持激进的民族行动党。该党领袖德乌里特·巴赫瑟利（Devlet Bahceli）曾抱怨说，入盟计划是一项旨在削弱、分裂和瓦解土耳其共和国的险恶阴谋，并誓死废除由布鲁塞尔推行的一系列“反土耳其”的人权立法（包括言论自由）。
但是，在1400万库尔德人为5年来快速推进的民主化进程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回潮最终将会证明是极其丑陋的。最近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的骚乱让无数村庄和城镇陷入瘫痪状态，并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们流浪街头。而与塞浦路斯的谈判结果也将因此而变得更糟糕。现在已经出现了来自反对派的强硬声音，他们要求将占领的北半岛完全并入土耳其版图，这样的结果将会使塞浦路斯多年来的统一梦想化为泡影，当然，也必然会给土耳其人的欧洲梦带来致命的打击。
不过最危险、也是各方最不愿意看到情景也已慢慢开始显现：沉寂多年的土耳其将军们已越来越频繁地走向前台，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已公开向布鲁塞尔要求的一些改革措施发难。在他们眼里，这些民主化改革是极其危险的讯号，包括开播库尔德语广播，非军事化兵役制权力。但实际上，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欧盟对土耳其提出的军队不参政的要求。海军司令在9月份愤怒地说：“土耳其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因欧盟的限制，而对自己国内一些涉及国家基本价值观念的问题视而不见。”并且，有证据显示，在军队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反欧异见人士的同盟，其中一些人暗示将对库尔德激进分子采取不受法律约束的非常规惩罚手段。
2008年3月可能是将军们与总理埃尔多安摊牌的时候，届时由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国会将选出土耳其的新任总统。可预见的是，埃尔多安将执掌总统选举的主动权，这完全得益于他对立法系统的牢牢掌控。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埃尔多安自己将就任总统职位——这样的举动无疑会进一步激怒世俗化的政府、司法和军队系统，甚至被怀疑暗藏有宗教野心。同时，埃尔多安富有争议的个人经历也难以让反对他的人释怀，他曾参加了1997年被取缔的伊斯兰福利党，还在1999年因煽动宗教仇恨的罪名入狱4个月。
不过，情况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糟。土耳其入盟计划的失败的确会加剧国内的民族、宗教和政治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演变成1997年那样的公开派系冲突，最后由军队出来控制局面。即使是土耳其与欧洲的蜜月期结束，其国内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状况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尤其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倒车的情况几乎不可能会出现。“土耳其身在欧洲，任何‘替代’方案都不具现实意义，”土耳其前驻美大使奥茨德姆·桑博克（Ozdem Sanberk）这样说。
同时，人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土耳其人的宗教情结将会越来越浓重。但同样来自博斯普鲁斯大学的民调显示，支持纯宗教政权的人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已从最初的41％下降到了现在的25％，也就是说，信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宗教政权就不行了。
同时，土耳其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良好征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妇女在学校和政府机关内可以不戴头巾；而在过去7年里实际戴头巾的妇女人数也已从16％下降到了11％。无论最终结果怎样，土耳其的改革进程也必将面临严重反弹。例如，如果欧洲明确表示土耳其人不可能完全融入欧洲，则欧洲境内长期因受到排挤而出奇愤怒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将不可能继续向西方文化妥协。而在更广大的中东地区，土耳其作为发展典范的地位也将因其失败的入盟计划而削弱。“中东国家在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及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之后，将会重新考虑土耳其的发展经验。”关注宗教题材的作家休·蒲柏（Hugh Pope）说道，“越来越多有主见的领导人都希望看到土耳其成功地将宗教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如果土耳其未能如愿加入欧盟俱乐部，这些新想法、新思路会随之而消失吗？
华盛顿的许多战略学家——不单单是新保守主义者，都担心欧洲与土耳其关系的破裂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弹，并会被看作是对西方价值的一次成功阻击。
在“谁失去了土耳其？”研讨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前任大使理查德·霍尔布洛克（Richard Holbrooke）告诉欧盟扩增事务专员瑞恩：“对西方来说，现今的土耳其无异于冷战时期的德国，是西方文明东进的桥头堡。”
“我们的改革进程一直备受周边各国的密切关注，”土耳其外交部长居尔发言说，“因为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我们却奇迹般地保持了相对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并成为该地区的和平明灯。”
如果没有欧洲，难道这盏明灯就会无助地在风雨中摇曳恍惚，直至熄灭？“我们政府不可能与欧盟分道扬镳，”埃尔多安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在会上发言说，但却声明自己的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而欧盟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土耳其。”的确，欧盟与土耳其双方有太多的共通之处，太多的共同利益，完全断绝联系是不太可能的。并且，双方还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定，欧盟也已经承认土耳其的特殊伙伴关系，即非完全成员国。
土耳其方面声称，他们永远也不会就此停步，而我们也最好做出某种相应的谦让与妥协。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次文明跨越就此夭折，任何一方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