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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批评界的同行近来在议论需要一种“不宽容”来进行批评，我也深有同感，目前的批评现状的确急需一种“不宽容”的批评的介入和参与。只有有了这种“不宽容”的锐利的交锋与争议，批评话语的丰富与多元的格局才能在“不宽容”中获得新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如此简单地肯定所有的“不宽容”。把“不宽容”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准则，则又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了。宽容与不宽容也不过仅仅是一种态度，把宽容与不宽容作为学术方法，却只能造就一种“表态”批评，或“站队”批评，“训话”批评，于批评或理论的发展并无助益。我以为必须对于“不宽容”的不同的表现稍作分析，而不是笼统地热烈赞美“不宽容”。
目前所出现的所谓“不宽容”的批评，主要乃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宣判。“不宽容”的批评者往往认定自己掌握着文学的真谛，历史的蓝图，乃是“真理”“理想”“崇高”的天然合法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喜欢给自己的论敌或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无理想”“反崇高”之类极为严重的大帽子，把论敌的观点简单化和丑化，把教训式的权威意识充分地显示出来。他们把复杂的、多元的文学状况变成了一种极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学理的分歧，对现象的不同描绘，理论与“知识”背景的差异全变成了道德上的善／恶冲突。“不宽容”者仿佛是“善”的化身，拥有绝对的道义上的优势，以泰山压顶式的气魄进行一种道德裁判，而持不同学理的论敌则变成了支持堕落、鼓吹庸俗的小人，在绝对“真理”的照妖镜下现出了“原形”。在这里的“不宽容”却是将学理上的分歧化为一种道德上的优势，以抢占话语霸权的策略。这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道德上的“不宽容”，却是与在学理上的最宽容相联系。因为这种宣判式的批评却并不从学理上考量问题，既无视学术论敌的学术观点的阐释力量，也无视自身的“知识”的有限性。学理上的天真幼稚反过来变成了道德宣判，对新学理的恐惧和对文化新格局的恐惧化做了自我陶醉和自我夸大的幻觉。学理上的贫弱反过来促成了“不宽容”的极端发展。这类文章往往并没有“知识”或理论上的建树，而只是以谩骂来标榜“不宽容”，以自我美化来掩饰理论及批评方法的陈旧与简单。
这类道德裁判式的“不宽容”早在几十年前就在钱钟书先生的一篇妙文《谈教训》中被勾出了它的形象。钱先生的描述值得稍加引用：“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打扮妖形怪状，看不入眼。”“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几十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却依然如此生动和有力。这种道德上的“不宽容”并不能建立一种有活力的批评，而只是创造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充满“棍子”的肃杀的氛围。
我期待一种学理上的“不宽容”，一种真正的论辩的氛围，一种沟通与交流中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在道德上是宽容的，并不以人身攻击或污辱对手作为自我满足的依据，而是在学理上严苛和挑剔，一点一点地辨析论敌的学术上的问题，指出其不能成立之处或盲视之处。而论敌也会起而反驳。双方的讨论是“不宽容”的，但却不是要在道德的“圣战”中压服对手，而是在学术讨论中互相说服。同时，在对论敌和对手“不宽容”的同时，对自己也“不宽容”，不断地修改、重写、反思自身的理论，也不怕放弃不能成立或与当下无干的没有阐释力的旧框架。严苛地批判别人的同时严苛地批判自身。
我期待这样的“不宽容”。
责任编辑注：何西来同志《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一文，见本专题1993年第6期21页。此文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