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 文本分析及对我国全民健身政策制定的启示
贾 晨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从X基本政策工具和Y统筹协作多元主体两个维度对《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单元界定、内容编码、计量与分析。研究发现：世卫组织《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兼顾了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运用较为均衡，推动和拉动及影响效用较为显著。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内容占据主导，重点关注科技的使用与创新；环境型政策工具内容运用合理，长短期政策相互配合；需求型政策工具内容比例适中，更为侧重国际交流与服务外包。该计划以公共健康为本，注重跨区域跨部门合作，发挥社区组织为支撑的多元主体协作机制，以推动全民健身的开展与实施。最后，针对《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运用情况的分析，以期为我国全民健身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政策工具；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全民健身；内容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号召把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纳入到公共健康框架下，并于2018年颁布了《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这项计划也成为全球健康政策的风向标。《行动计划》是在根据不同国家现有情况的基础上，由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及利益攸关方通过全球协商制定而成。作为一项重要的全球健康战略，《行动计划》旨在确保所有年龄段和行为能力的个体实现在安全、便利的环境下获得身体活动的机会，并将健康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和日常生活基础资源，以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结合内容分析法对《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多维度剖析，以期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的制定与全民健康的实现提供参考和启示。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简称《行动计划》)，这是我国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后的最新版的全球性政策方针。《行动计划》的出台不仅符合了当下全民健身和健康促进的时代大背景，同时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对全民健身和健康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将《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定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策文本应具备的纲领性、代表性、指导性以及发文主体的权威性。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行动计划》的发文主体，隶属于联合国旗下，是负责拟定全球议程、制定规范和标准，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评估趋势的指导和协调机构。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对政策内容的把控体现了全局性、前瞻性，既是全球层面全民健身与健康的执行方案，同时也对各国全民健身与健康促进执行计划的制定具有指引作用，保障了其作为政策样本的代表性，增强了文本的现实关怀。
1.2 主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1]，近年来已被广泛运用到对体育政策文本的分析中。通过对质化文本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规范性的分类编码和数理统计，分析和验证政策文本制定者的意图、目标及有效性[2]，挖掘和探究文本内容背后蕴含的意义与趋势。内容分析法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定量研究，弥补了传统质性研究中存在的弊病，也确保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2 政策工具视角下《行动计划》政策分析框架建构
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是更好的把握和分析《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的关键。因此，在对比分析众多政策工具后，发现罗斯威尔(Rohewell)与塞戈菲尔德(Zegveld)的政策工具次级分类更为具体，也更易于操作，且该政策工具思想已应用、推广于体育相关政策文本[3-4]的研究中，验证了其应用于《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研究的可行性。基于此，本研究最终选择借鉴罗斯威尔(Rohewell)与塞戈菲尔德(Zegveld)的3种类型政策工具理论来进行分析框架的搭建，在确保其兼具理论适用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形成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和 Y维度：统筹协作多元主体维度的分析框架。
2.1 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本研究根据1981年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5]，将《行动计划》的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大类，并以此作为《计划》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的X维度(图 1)。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全民身体活动促进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供需型政策工具主要发挥着显性的推动与拉动作用，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主要表现为隐性影响。
图1 政策工具对《行动计划(2018-2030)》影响的效力图
《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7.5‰和9.5‰以下，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该计划提出儿童健康促进行动、新生儿安全行动、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行动、儿童早期发展行动、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儿童重点疾病防治行动、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善行动、儿童健康科技创新行动等八项行动。
仅从X基本政策工具的单一维度去分析《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的相关条款，无法深刻把握和全面审视该文本涉及的所有领域。因此，对《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进行Y维度统筹协作多元主体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如表3和图4)，有助于全面地了解《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对全球各国身体活动开展的关注程度与政策工具运用情况。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借助法规、目标、税收等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性作用的一系列客观因素，主要涵盖法规管制、税收优惠、目标规划及策略性措施。只有供给面政策工具推动、需求面政策工具拉动、环境面政策工具影响三者形成合力，政策才能发挥最优作用，产生最佳效果。
2.2 Y维度：统筹协作多元主体维度
考虑到《行动计划》背后掺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背景差异，因此单一X维度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世卫组织《行动计划》政策的所有特点，需要着眼于《行动计划》自身的特性与内涵，这些因素是制定体育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身体活动的开展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围绕“个人—社会—政府”三个方面，将其细化为公共健身娱乐、公共健康、教育与咨询、交通土地与道路设计、健康保健、社区组织、利益攸关方、大众传媒。基于上述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与统筹协作多元主体维度涉及的具体内容，构建《行动计划》政策的二维空间分析框架(图2)。
图2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图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表1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从《行动计划》政策工具内容的 Y 维度视角来看，利益攸关方的政策工具内容囊括了9个编码，比例为19.35%。具体内容主要涉及“建立和加强跨部门的领导、治理、多部门合作关系；通过促进各级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提高人们身体活动水平，通过跨部门的方式实现全面、综合且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筹资机制，以确保国家和地区行动的可持续实施；行动计划的实施需要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与协作”[8]等。《行动计划》将跨区域跨部门合作作为一项覆盖全球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各国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将全民健身纳入大国外交议程。通过整合不同领域资源，打破单一部门独立行动、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格局，多方联动机制的建立在提升全民健身过程中加速了不同部门间的政策协作与合作交流，调动了各部门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保障了全民健身的有效实施和良性发展。
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医院、影院、体育场和政务中心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和完善，管线的布置成为了大型综合建筑施工中的关键问题。有效和合理的管线布置可以有效的提高建筑中的空间利用率，同时才不会影响建筑物的美观。事先完成综合管线的设计和布置方案，才能够在施工进行时，不同的施工单位按照设计好的方案高效的完成各自的管线布置，才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完成施工计划，确保在施工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3.2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如表2和图3所示，《行动计划》中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内容分别为42%、37%和21%。从整体上来看，世卫组织制定的《行动计划》主要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结合相应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搭配需求型政策工具共同推动全球身体活动的开展与参与。该政策兼顾了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运用较为均衡，在借助环境型政策工具内容影响下，推动和拉动效用较为显著。
需求型政策工具作为政策文本实施中拉动全民健身消费的重要抓手，相较于环境型政策工具来说效果更为快速和直接。需求型政策工具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全民健身活动发展的不稳定性，开拓并稳定了全球身体活动开展的各种环境与范围，有效地促进了全民健身与健康的实现[4]。图3显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比例为21%，其拉动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体育国际交流占比最大，到达46%，这也呼应了世卫组织和全球各国期望通过跨地域跨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吸取和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从而实现“让更多积极的人类，共建一个更健康的世界”之愿景。除此之外，体育外包服务的比重为39%，反映了在身体活动推进过程中，全球各国注重对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引入，以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内容运用较为频繁，占比为42%，在三大政策工具类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体育科技使用与研发比例最高，达到23%，其次依次为体育场地设施19%，体育公共服务15%、体育资金投入12%、体育教育培训12%、体育咨询与服务12%和体育项目开发8%。一方面，这体现了全球各国在《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制定和实施中的职能效用和助推作用较为显著，政府在推动全民身体活动开展和参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能量，为公众在场地设施、资金、教育培训、咨询服务等多方面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全球开展身体活动面临资金投入少、场地设施供给不足和专业培训与服务的缺乏，因此更加关注推动全民健身有效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多元化供给手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中重点突出和强调了体育科技的使用与研发，这也说明了互联网、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在促进全球民众身体活动发展方面的巨大价值。
表2 《行动计划》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分布情况表
图3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的结构性百分比
3.2.2 环境型政策工具内容运用合理，长短期政策相互配合
图3显示，环境型政策工具比例为37% ，法规管制、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的运用较为均衡且搭配得当。首先，在充分考虑到全球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和身体活动实际发展情况的前提下，对体育目标进行制定与规划，更为清晰的指明了《行动计划》实施的最终落脚点。其次，通过相关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公众的身体活动权利，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健全的法律保障。最后，基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差异，不同国家的全民健身宣传力度、全民健身运作机制、全民健身氛围和场地设施供给等存在较大差别。为此，《行动计划》通过一系列策略性措施，着重从身体活动环境建设和健身意识引导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治理。由此可以看出，世卫组织在全球健身与全民健康发展过程中，也期待通过对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来有效地推动和促进《行动计划》的高效实施。
3.2.3 需求型政策工具内容比例适中，更为侧重国际交流与服务外包
阀板式进水口优点：相比传统转盘水阀，阀板式进水口通过打磨平顺沉箱进水口位置，在沉箱下潜时由于沉箱内外水头差，外水压通过橡胶垫板压紧沉箱进水口，密封性能好。在沉箱出驳安装施工时，以往传统水阀进水控制全靠潜水员进行控制，需要配备数个潜水员下水拧紧或拧松转盘进行开关控制进水，程序较为复杂，且容易导致每个格仓水量不一致。而阀板式进水口，只需要在进水口相应的位置沉箱顶上安排人员进行拉绳或松绳操作，在技术人员的控制口令下，立即能进行沉箱进水量控制，操作简单便捷，控制压载水速度快，沉箱格仓压载水量平衡，沉箱调平效果好，且不需要潜水员进行潜水作业。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了政府职能的重要政策导向，包含政府来自资金、场地、设施、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有效支持，具体划分为体育资金投入、体育教育培训、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科技使用与研发、体育咨询与服务、运动项目开发、体育公共服务。
3.2.1 供给型政策工具内容占据主导，重点强调科技的使用与创新
从此以后，那帮穿半头鞋子的人就再没有来和祥轩找过事。张满春也因此在和祥轩立住了脚根。为了答谢，和祥轩老板破例给了张满春一笔不菲的犒赏，外加一份店里的层银。因为他知道，张满春既然能把那帮人治下，也就可以指使他们卷土重来。为何不好好稳住他呢。这才是和祥轩最大的利润。
3.3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减少外部因素阻碍夯实全民健身阵地，具体包括体育服务外包、体育国际交流、政府体育采购和体育贸易管制。
表3 《行动计划》Y维度内容编码及频次表
图4 《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的Y维度分析图
3.3.1 以公共健康为本
图4显示，公共健康的政策工具内容在《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中占比最高且涉及内容广泛，比例为20.9%，涉及13项条款，这足以看出全球各国对公众健康的关注。其政策内容突破了以往仅仅将体育中的身体活动作为促进健康手段的局限，而把身体活动拓展至工作、生活、教育等的多个领域，并将全民健身置于医疗体系、卫生体制与应急系统、保健权利与资源分配、劳动保护、环境健康、传媒宣传、教育与培训和交通道路与设施等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大健康”格局下，从全民健身与健康、医疗、体育、教育、交通、环境因素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全民健身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
3.3.3 以社区组织为支撑
而成都市幼儿园幼儿户外游戏与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是课间操、户外活动、体育课、运动会等，在调查的幼儿园中，因为幼儿园活动场地的限制，开展课间操、户外活动的幼儿园占多数，而安排体育课、运动会的幼儿园相对较少。调查中发现其中1所幼儿园在春秋两季会组织幼儿进行郊游活动，郊外活动是具备健身性与知识性的活动，而很多幼儿园都比较忽视郊游活动。
分析单元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指理解和描述研究样本时的最小计量单位。用来作为分析单元的文本内容可以是单词、符号、主题或意义独立的词组，也可以是句子、段落或其他语法单元[6]。本研究选取政策文本中的政策条款作为计量单位，通过对《行动计划》文本内容的细致翻译与反复研读，采用“政策区块编号—具体政策章节/条目标号”的方式进行分析单元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界的标准，对《行动计划》中的内容进行编码、识别与归类。因《行动计划》政策文本内容的“引言”部分属于政策文本制定的宏观背景、依据等总括性表述，故此部分内容不纳入编码范围。编码遵循准确性、熟练性、统一性和多重编码的原则，考虑到具体政策条款包含信息内容以及编码者归类过程中的认知差异，选取Kappa系数对分析单元编码分类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根据LANDIS 等的研究结果，Kappa 系数的计算适用于两个评价人分级水平数相同的情况，Kappa 值大于 0.810 时，一致性最佳[7]。计算结果显示，本文“基本政策工具”“统筹协作多元主体”2 个维度的Kappa 值分别为 0.897、0.869，说明编码者的归类信度较高，归类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良好。最终形成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表1)，编码总计量为62个，部分内容文本及编码限于篇幅原因并未全部列出。
3.3.2 以跨区域跨部门合作为保障
社区作为由若干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聚集而成的社会有机体，被视为全民参与身体活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单位。从《行动计划》整体来看，社区组织是其中重要的政策工具内容，包含 12个编码，占比为14.51% 。这也反映出全球各国想要通过对社区组织的授权，逐渐弱化政府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中的组织者角色，将社区作为全民开展身体活动的中枢，定期进行理念宣传、健身项目推广和活动组织，通过将社区体育场地设施规划与建设等硬环境与社区活动指导及技能培训等软环境的有效结合，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场地设施和相对应的咨询服务，将社区作为全民健身的发展助推器，让民众通过社区积极参与日常健身活动。
4 启示
2018年世卫组织发布的《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是一项针对人类健康的全球战略。在我国加速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2030”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民健身与健康作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想往的重要内容与健身场地设施不足、社会与市场参与全民健身力度不够、全民健身治理机制不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9]，制约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进程。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既需要具备国际视野，更应该立足本国国情与现实需要；既需要吸收全球的先进经验，更应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针对《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中存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的问题[10]，结合对《行动计划》政策文本的分析，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提供一些思路。
4.1 合理配置环境型政策工具内容
环境型政策工具作为全民健身政策的助推器，决定着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虽然该政策工具中的策略性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是此类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效果的可测性同样至关重要，倘若没有明确的运行机制、具体的目标以及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难以实现政策的愿景。因此，扭转过度倚重策略性措施的局面势在必行。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单纯依赖宏大且缺乏可操作性的策略性措施难以解决我国现阶段全民健身中存在的意识薄弱、场地设施不足、氛围缺乏等问题。因此，我国在制定全民健身相应政策时可以借鉴《行动计划》政策文本，以保障公民“身体活动权利”为核心，以加强全民健身意识培育、全民健身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通过健全配套法规管制，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规划，提升民众对身体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等辐射效应的认知。除此之外，《行动计划》在税收优惠方面并没有设置相应的条款，作为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制定全民健身计划时应考虑增加全民健身市场主体税收优惠等内容，通过对市场力量的引入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可持续发展。
4.2 适度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内容
需求型政策工具作为全民健身政策的重要拉力，对于激发政策的活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内容缺失是我国现行全民健身计划急需完善之处。基于此，在未来的计划制定中，我国可以借鉴世卫组织《行动计划》中利益攸关方的协同合作机制，既包括政府部门间的相互配合，也包括政府、市场与协会间的通力合作。将政府角色从“划桨”转换为“掌舵”，加大政府购买全民健身服务的力度，通过服务外包、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等手段提高全民健身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此外，重点关注全民健身的国际交流，通过交流搭建全民健身领域的竞赛平台，进一步激发公众的健身热情，推动我国的全民健身走向世界舞台，从而展现我国全民健身制度的优越性。
4.3 深入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内容
供给型政策工具作为全民健身政策的重要推力，是保障政策正常运行的根基。长期以来，我国用于全民健身的资金不足、人均场地设施匮乏、全民健身指导人才缺失等问题突出，直接影响了我国全民健身的效果。虽然现行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在供给型政策工具内容方面较为完善，但其政策内容的执行与评估，以及在数据信息整合方面仍然有优化的空间。例如，现行政策中“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等具体的指标[11]，政策的执行情况如何，如何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仍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在未来的计划制定中，政策内容中不仅要有具体的指标，更要有科学的运行与反馈机制。《行动计划》注重体育科技使用与研发，强调通过整合交通、教育、体育、医疗等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数据信息追踪和监测公众的身体状况，通过多领域的协作促进人类身体健康，例如：定期发布空气污染指数、道路安全调查、学生健康报告和身体活动缺乏情况的评估，将信息更新、数据系统监测和政策评价作为国家监测和问责机制的核心内容。全民健身活动涉及体育、教育、交通、医疗等众多领域，领域间的条块分割一直是阻碍全民健身效益实现的症结所在。为此，在未来的计划制定中，可以考虑增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平台，通过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科学融合。
4.4 注重三种政策工具的有效配合
我国在未来制定全民健身计划时应注重政策文本中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将具备推拉作用的显性供需政策工具与具有干预作用的隐形环境型政策工具进行有效结合。同时关注三种类型政策工具内部各项具体政策的均衡，既要借鉴世卫组织《行动计划》中科技、教育、咨询、外包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有效供给，也要在我国全民健身政策制定过程中优化和完善《行动计划》在税收优惠的缺失，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通过多元途径和手段推动和保障政策的效力。只有做到供给、需求、环境三者协同发展，政策才能发挥其最优作用，产生最佳效果。此外，我国应重点关注公共健康，树立“大健康”的格局和视野，优化全民健身活动系统，将医疗、交通、环境、教育、卫生等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容
综上所述，不存在合理的出让人，故继受取得说具有无法弥合的逻辑缺陷；善意受让人从无权处分人处继受取得是标的物的占有，而非物权的继受；由于继受取得学说具有逻辑硬伤，故为原始取得。总之，物权取得性质被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通过本部分之论证排除了继受取得说，故善意取得性质之说只能是原始取得。
本工程采用SATWE程序进行弹性时程分析，时程分析时选用了3条加速度时程曲线，分别为THITG045（天然波，特征周期为0.45）和TH4TG045（天然波，特征周期为0.45）2组实际地震记录以及1组RHITG045（人工波）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地震加速度最大值a=50cm/s2，地震波持续时间均大于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5倍，时间间隔为0.02s，满足规范要求。
纳入到全民健身网络，实现全民健身常态化、科学化和公平化。将人类健康观从以药物为主的医学治疗转变为以自主身体活动为主的运动预防上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的辐射效应，通过全民身体活动参与，重新审视全民健身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2年已经将船舶柴油机尾气从2A组（对人体有致癌性）移至1组（与癌症有明确关联）。中国港口多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人口稠密地区，对港口城市的空气质量带来巨大危害，加大水上船舶燃油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同时，港口码头上还有大量承载运输、装卸等功能的工程机械，这是港口空气污染的又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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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licy Instrument-base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Global Action Plan on Physical Activity 2018-2030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Our National Fitness Policy Making
JIA Chen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rough 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took advantage of X and Y dimensions of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policy instrument in defining the unit of analysis，code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Global Action Plan on Physical Activity 2018-2030.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y tools were us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their effects of promotion and influencing were significant.Supply policy tools were in a dominant position.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was focused.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was reasonable.Long-term and shor-term policies were mutually compatible.The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were moderately proportioned and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outsourcing.The program was based on public health，focusing on cross-regional and cross-sectoral cooperation, and playing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supported by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tools，it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policy.
Key words : policy instrument; The Global Action Plan on Physical Activity (2018-2030); national fitness; content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8-0017-06
收稿日期： 2019-05-17；修回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9YJC890054)。
作者简介： 贾晨(1989-)，女，陕西汉中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标签：政策工具论文; 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论文; 全民健身论文; 内容分析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