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内民主建设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文明论文,党内民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制度文明
政治文明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崭新概念，它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后提出的。所谓文明，首先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它是自然与本能状态的对立面，是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物质文明的表现形式为器物，精神文明的表现形式为价值观念，政治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制度体制，当然也包含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是指人们在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行为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政治制度文明应包括两层涵义：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政治文明的制度化发展程度，是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智慧。
所谓制度化，指的是一种做法或组织方式被明确下来并被广泛认识的过程，即使它还尚未被普遍接受，行为者仍可以根据这个做法或组织方式，预期未来结果并建立自己的预期目标，进而调整自己的取向以及行动。在政治学中，制度化意味着政治行为者对于自身和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用亨廷顿的话说，“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1](p12)。
政治文明的核心或载体是制度建设，只有政治制度才能规范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只有通过政治制度才能协调和实现理性化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政治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合理的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二是有效的利益协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权力与权利的分配由法律和制度安排，利益协调由政策推动。评判一种政治形态是否优良及其文明程度的高低，在结构上，就看其能否依据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条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合理地配置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在功能上，就看其能否形成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的程度。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最基础的支撑力量，是政治资源的最重要成分。政治制度包含多层含义：一是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结构；二是根本政治制度，它体现着国家的性质；三是具体政治体制，是基本政治制度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四是各种政治运行机制，这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各类政治体制的具体运作形式。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本质能否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作为一种高度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果，在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与中国这样超大型、长历史、后发型的社会相适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它是我们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保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凝聚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证。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存在一些弊端，如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导致腐败得以盛行等等。要真正保持社会稳定，做到与时俱进，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不能轻易否定和放弃，也不能止步不前。对于我们来讲，建设政治文明的第一步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选择，而是在制度选择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的制度化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在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相比，制度的有效运作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首先，制度只有在不断的运作中，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使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得以巩固和发展，不良部分得以消除或改进；其次，只有在现有的制度获得有效运作的条件下，社会才有发展的可能，而社会发展所积累的资源将是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动力资源。所以，政治变革的合理价值取向是通过制度功能的开发，使现有的制度有效地运作起来。
二、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政党制度建设
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党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和主体，一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主要体现在政党政治方面。政党政治的产生源于资产阶级对于其政党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设计。政党政治是相对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而言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是依靠血缘纽带和君臣依附关系来控制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则淡化了这种血缘纽带和君臣依附关系，以在利益和思想方面趋同的政治集团控制着国家政权的权力机构为特征，以政党控制议会和组织内阁为前提。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法律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作为一种运行机制，政党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构成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也形成了一种党际关系体系和运行规则。政党制度同时也指以固定方式互动着的一组政党体制，固定化互动意味着贯穿在政党关系（竞争或合作）的某些规则和条例被广泛遵守，即使这些规则和条例可能存在争议并且逐渐有所变化。因此，一个制度化的政党制度就是行为者依据政党格局的基本轮廓和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则，确定自己的预期目标和决定自己政治行动的体制。制度化的政党制度高度构建着政治过程，决定着政治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明了各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明了谁是主要政党，可以预期政党行为的稳定性。
关于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分析：一是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较为稳定，政党之间竞争或合作的模式具有规律性，如英美的两党制；二是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基础，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政党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联系对象和活动范围，政党倾向于坚持它们一贯的政治立场，能够始终构建其特有的政治偏好；三是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合法性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大多数民众即使对特定的政党持批评态度，甚至对所有的政党持怀疑态度，但依然把政党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必要部分，相信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认识到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无法想像的；四是在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组织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的整个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党组织服从于某个领导人或某个小团体。在政党制度（包括一个政党的内部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政党逐渐摆脱了具有个人目的的控制，从而变得结构稳固完善，覆盖地域广阔，组织良好并且拥有自己较为稳定的资源，党内各种程序包括选择和改变党的领导团体的程序常规化。可以说，在制度化高的政党制度中，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政党。
在政党制度的研究中，对执政党的研究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当今世界是一个政党政治的世界，现在世界各国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各种模式的政党共有5000多个，经常执政或曾经执政的政党也有上百个。执政党主导着一国的内政外交。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是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所谓政党的社会基础，是指那些认同政党政治纲领，拥护政党的政策主张，对政党具有向心力，凝聚在政党周围并忠诚于政党的社会群体，是指政党所能代表其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阶层。政党是人民意愿与政府最终采取行动之间的纽带，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政党的社会基础，作为政党的生存土壤，其范围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决定着政党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大小。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拥护，是任何渴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政党必须首先思考的。当代世界各个政党，都有一个如何去面对新的形势、以什么样的理念和姿态去处理发展变化中的国内外事务的问题。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其中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世界各国各种类型政党根植于本国的特定土壤，各有特点，但作为政党组织这一客观存在，必然也有其共性。比如凡是执政党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些共同的问题：执政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追求什么样的社会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治国理政；自身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执政党的理论纲领能否与时俱进；执政党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执政党能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把握自己；执政党能否始终把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党的纲领和行动的首要位置；执政党同国家决策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对于执政党的研究，研究世界各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利弊得失，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和参考。
三、共产党处于多党合作的核心地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关键在共产党
在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政党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说它是基本政治制度，首先，其含义就不是指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具体制度，而是指在我国政治制度总体架构中关系全局、具有长远的战略地位，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其次，是说这一制度是国家政权产生的基石，新中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中独树一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在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的过程中，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难点。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赋予基本政治制度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实质的而不是表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从而实现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而不是让政治制度形式主义地空转。一方面，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以宪法为根本行动准则，依法执政，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从宪政的高度去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问题，不断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求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传统和特点，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建设即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因为共产党处于多党合作的核心地位，起着领导的作用，因此在政党制度建设问题上，多党合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关键在共产党。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极其重要，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先导，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十六大报告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第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党从世界各国政党产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并开始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使十六大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任务。这里所说的转型，是指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而又已执政50多年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制度化的执政党和名副其实的执政党。所谓名副其实，即它不只是代表一个或两个阶级利益的党，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为世界各国的执政党凡是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民众拥护和支持，它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必须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有所偏失；所谓“制度化”，是说十六大开始了党自身建立制度的初始阶段，如中央层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和平有序，这种集体交班、集体领导，为扩大党内民主提供了组织保证。集体领导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扩大，又必然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而执政党依法执政，决策办事的依法有据，又为法治规范和社会秩序保持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中国共产党应该吸收世界各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有些具体做法也可以适当参考：比如为扩大妇女参政，美国的两大政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设置男、女各一人；在信息网络时代，一些政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均发生着变化，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党部都设有网站，每个党员均可通过电子信箱直接同中央沟通，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以扩大党内民主等等。
第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政党与宪政之间的关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视角之一。在人类政治智慧的发展中，宪政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公正，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在民主社会中，宪政既是一套制度和程序规则，也是一套信仰和价值理念。宪政的功能主要作用于两个领域：对于公权力而言，宪政一方面要授权，把渊源上属于人民的权力以法定方式赋予政府，赋予一切合法执政主体，让政府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来保障人权，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要控权，用分权、制约、监督等方式防止公权力的不为或者滥用，避免人民授出的权力出现异化。对于人权而言，宪政的主要目的，一方面要确认和确保人权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条件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实现。与此同时，宪政要平衡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等等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具有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的良性机制，进而用这种民主与和平的方式构建和实现社会的有序。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宪政制度和宪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但一个国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在实行宪政的问题上，中共作为执政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一部宪法的优越性，可以根据它将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加以划分和取得平衡的精巧程度来衡量，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性政治文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即宪法是用来制约政府的，是制约公共权力的，而对于一切有政治素养的人们也成了自明的真理，这一条被广泛接受的真理后来由美国的创始人进行实际检验，美国的宪法就是依据这一原理的要求而制定的。当然，宪法与某一具体部门法规如经济法、民法相比，更多的带有一个民族的神秘性格即本民族的特点。但不论如何，宪法是民意的结晶，必须全民共商，全民共定，才能全民共守。
第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与党派监督相辅相成，一个容不得党派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党在党内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依据的是人民民主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人民主权；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我管理。政治文明的发展应首先体现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执政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应有所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人大代表中劳模的成分应适量减少，代表应逐渐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应通过这些改革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内，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人大常委是否应是专业政治家，人大常委是否应照顾到地域特点等，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方面，执政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然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监督，要使民主党派有能力担负起监督执政党的责任。毛泽东创立多党合作制度的初衷，就有让党派之间互相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周期律”的谈话，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建国之初毛泽东说“共产党要永远与党外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2](P18)，都含有在政党制度建设方面民主监督的意义。1956年我党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事实上是期望党派间的相互监督，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谦虚谨慎，有所顾忌，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应在人事制度方面逐步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做法，在对党外人士的实职安排方面加大力度。在这些方面，执政党都处于主动地位，都是应该去做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政治文明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政党制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