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坦白的说，我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了解比对非洲、拉丁美洲或者亚洲的其他国家史学的了解稍强一些，比对澳大利亚的史学的了解则更强一些，但是我对全球历史的领会还大大地需要全球化。即使我对中国史学的了解也完全依赖英文资料，所以本文谈不上什么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的思辨。此外，就论述范围而言，本文也介入了真正的历史学家所不应该踏入的领域——讨论未来。然而，世界历史进程是否正逐步走向单一的世界文明呢？如果我预测是这样，而且这种预测正在实现，那么一种全球化的史学是否不仅一定会随之而来，而且已经处在初级阶段。当我完成这篇论文时，我认识到这篇论文应该有一个更好，或者至少可供选择的主题——“全球化历史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几乎让所有想学英语的人都感到头痛的语法问题——英语助动词。事实上，即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很难搞清楚英语助动词及其语气问题，其实英语中的助动词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英语动词语态上的变化。因此从语态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宿命论，即要发生的事情一定发生。另一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一般来说，当我们说“你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暗示对方排除其它任何行为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语气强硬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下有关全球化史学的问题，历史全球化观念是否不可避免地成为个人历史意识形态的主流，我们是否有责任去促进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抑或是为其发展道路扫清障碍。
史学需要遵循历史；但是历史的书写在“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个意义上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只有在最广义的情况下除外。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上层建筑。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书写应当是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试问列宁“谁谁”（Who whom question）这一问题，设想一下可能出现的答案，有些甚至听起来就像乌托邦。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就曾经批判说：“不用在地图上寻找，我也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乌托邦。”尽管有一些反例，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要通过他们的历史理论框架来解释历史事件，例如对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
在逻辑上，跨国资本主义反对保留文化的个体性，无论这种文化是民族性的还是世界性的。这是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Cocacolnization）世界特点的较为表层的评述，但是，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让人发胖的美式快餐和粗腔滥调的流行音乐的广泛推广的抨击，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消费品也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发达国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中你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泰国和印度餐馆，还有一些历史较悠久的中国和意大利餐馆。所以，我们所讨论的议题也理所应当地要包括中国，毕竟，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已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了。但是，无论哪个国家运用或正在运用强权政治和强权经济控制世界（今天的美国也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或欧共体），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都将无限地继续和扩展下去，它正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破坏独特的文化传统。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即使经济危机有可能发生，那也应该是在遥远的将来。
不同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对人类学家，特别是人种学者来说，他们把相对独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作为他们研究的方向。特罗布尼恩德岛人（The Trobriand Islanders）指派他们中的一个部落作为顾问去指导人类学家研究他们文化特征，结果表明仍然是不充分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则较为简单，因为作为一门独特的社会科学，他们仅仅依靠现成的资料和数据，而并不需要去探索、生成自己的研究模式，更何况他们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历史学家则和人种学者一样要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我们没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我们还不得不学习两至三门外语。即使凭借原版或二手资料，仅研究欧洲扩张时期的欧洲历史，历史学家就需要精通诸如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日语。可以说，掌握相关的语言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所做出的每一分努力和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
到目前为止，历史的书写还尚未全球化。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当然，在中国也有许多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欧美学者都未能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帮助和启发。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全球化的历史书写到目前为止主要关注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和洲际的疾病传播。在十几世纪时，国际贸易网络就已经把中国、印度和西亚、东非联系起来，人们对这一点比从前更了解了，从而有助于人们把欧洲作为亚洲大陆一块贫穷的隆起部分来准确地认识它。家族史在比较欧洲形式和资料更全面的中国和日本形式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停留在人类比较学层面上，即使这种比较有时跨度很大。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德在对相关的“欧亚人”遗产和“非洲人”遗产的比较中详细地阐述了刀耕、火锄和犁业文明的区别。
尽管欧美历史学家在避免欧洲中心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尽管不是虔诚的）努力，但事实证明，想要克服它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他们的努力用错了地方。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不考虑重大的历史事实的历史书写方法必然导致微观历史和远离全球化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历史学家拥有多么伟大的历史理论，都和欧洲历史有很多渊源，甚至印度被命名为“下层学派”（Subaltern School）的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也要借助于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时代的划分大多数都是以公元1500年为转折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在这一年开始入侵亚洲、非洲和美洲。
欧洲中心论者大都热衷于宏观历史理论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事实上，无论多少关于区域历史研究专著的堆砌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至少要运用完全彻底的历史比较，并且，比较的意义在于从比较事物的标准中寻求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从两个民族历史的比较中获得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没有必要去陈述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评论哪一个是正常的发展模式，哪一个是非正常的发展模式。当然，没有合乎规范的比较标准，我们很难对五十多个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但是为了实现历史比较研究，有大量的工作是必须去做的。这或许就像是基因工程，对这些方面的投资并不是浪费资金。
片面地对历史全球化的思考显然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促使人们去引用兰克（Ranke）的格言“只有上帝才知道世界历史”。然而，对理论的呼唤也可能会成为理论产生的条件，使之发明一套方法来促进一项伟大理论框架的出炉，这个理论框架将能够把我们目前可想到的人口最为稠密的五十个样板国家的个别历史整合在一起。就像你们中的大多数所猜测的那样，我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现代理论，尽管它们不断遭受抨击，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生命力。
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正带动全球化思潮，即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理论。它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让我们来看一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它使在纯粹市场形式下的个人利己主义和普遍利益得以协调。“无形的手”有一根食指，它为建立在相对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模式指明了方向。理性的抉择、成本效益分析在放任经济政策下都有其内在本质，并且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理论框架内。进化论心理学和现代生物社会学，都是其生物学上的化身（这些观点其实在达尔文之前的马尔萨斯时期就出现过，所以说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黑格尔的现代理论也包含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之内。
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是赤裸裸的简化主义的，它们的现代性概念太简单化了。这些理论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事实上却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优点，他们向后追溯历史，致力于研究我们现在在哪里，怎样发展到这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纯粹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相反却不可避免地都具有目的论特点。我们可以设想各种历史可以选择的道路（事实上逻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反事实的条件也是成立的），但历史必须处理历史事件，越充分的解释听起来就越有目的性。纯粹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求助于兰克的格言，即每一历史时期都是上帝决定的，并且禁止任何过去的理论被现代的理论所感染。这种一贯极端的主张抑制了我们对历史行为结果的研究并使我们一味地去模仿那些对现代理论毫无所知的理论家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历史是纯粹的古物研究，并且这样的历史不会让除了那些研究断代史和民族史专家以外的任何读者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一般的读者不喜欢我们的历史著作，我们可以总结出更高更精辟的理论，但这对他们来说却太糟糕了。而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却有可取之道。对他们来说，选择的不在于专业历史或非历史而是我们的专业化历史和更直接地去叙述过去历史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怎样到达这里了。思考一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的实例，政治学和社会逻辑学理论当然会为此提供证据。
如果我的观点，即全球化经济（最终有可能是全球化政治）将实现于人类的未来，并且它将促进各种形式的全球化的历史编纂是成立的，那么各种形式的现代理论就应该为其提供理论线索。它的目的论，它的曲解性，甚至在资本主义形式下作为跨国公司这种经济理念的最显而易见的功能都应该被容纳而不是被批判，原因是它是对现代理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被诽谤的一种名誉恢复。事实上，全球化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全世界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是一致的。尽管这一目标未必能够完全实现。（据统计，要想世界人均收入达到挪威，而不是美国的最高人均收入，我们还额外需要两个地球那样大星球的资源，这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全球化经济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使有可能也应该是在遥远的未来。）
当然，历史可以融合不同的理论，或者是推理（像一些发展观点），然而对于严密的全球化历史，我们仍然需要对历史实践进行重新检验，尽管其历程将极其艰难。18至19世纪得以确立并于19至20世纪传播到东亚地区的历史学研究标准也将不得不被重新审查。不言而喻，那时的历史编纂是适合当时民族主义者的意愿的，而针对现代社会文化历史的近代历史编纂，从对西欧和美国的历史学术刊物内容的研究上显示，仍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编写发展中的社会和文化史。很难说清楚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像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语言障碍，但更主要的是没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档案文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成立委员会或工作组都是有必要的。历史学家必须放弃原有的仅仅依靠整理大量的完整的原始资料就能够完成卓越的历史编纂工作的主张，那样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家所称谓“二手资料”的形式。“二手资料”的含义完全依赖于其他历史学家的原版作品，这无疑会使历史学家的著作与普遍意义上的剽窃相提并论，即抄袭别人的作品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当美国历史协会的有关部门积极筹划去拟定新的剽窃行为的定义时，我们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就曾抗议到，“在草拟的剽窃行为的定义下，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将成为剽窃成果，这个定义在正式通过之前应该做一些修改”。
因此，西欧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被限制在民族历史的范围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民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坚决否认。但是在19世纪末的历史全盛期，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于民族主义者。编年史历史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在19世纪得以同时发展是纯粹的巧合。四十年前，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写过一篇杰出的文章，阐述了兰克的观点是如何与他所熟知的理论相脱离的。在文章中他除了不停地否认他的历史“只反映事物过去的实际情况”之外，他也写到民族是“上帝的思想（the thought of God）”。
当民族主义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模式在西欧以外的许多地区再现，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我被这个主题所吸引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所读的有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的几篇文章，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对现代中国记叙的几点质疑》，王晴佳（Q.Edward Wang）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这个问题在王晴佳和伊格尔斯所编辑的《史学转折点》一书中也有明确的论述。毫无疑问，历史学家要对此做出解释，因为他们是政府的代言人。即使没有什么比贿赂和强制更拙劣更粗俗，国内行政人员仍然倾向于认为历史学的作品要有利于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并以此教化国内民众，亦或是聚集一些证据去攻击别的国家。我们所谈论的国家，尽管不是全部，但从19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到20世纪的印度、中国、尼日利亚，不是后来成为发展中国家就是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或者两者都是。在民族主义脉络下书写历史当然会受到鼓舞和激励，值得一提的是，当非洲国家开始组织自治大学时，非洲历史学家对全球历史的编纂一定会带有强烈的非洲式的特点。
我认为，分析历史的发展会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仅仅依靠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民族的发展。并且我断言，把历史从民族的框架内解脱出来要比加强作者之间的联系，建立历史工作组困难的多。
尽管我已经详尽地论述了全球化历史的实质，但是如果让历史学家停止以欧美的视角去书写历史，我们仍然会在形式的变化上存在问题。欧美历史学家大都采用具有西方戏剧、小说或史诗特点的写作手法，这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写作手法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都叫戏剧，但精通欧洲歌剧的作家不会用相同的风格表现中国京剧。
最后，从言语的种族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必须要书写全球化的历史吗？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相信历史学家的说法一定会对政客的所作所为有多大影响。美国国务部曾经调用五百亿美元委任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事态将如何发展。这项研究的结果非常精确，但是现今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安全部不仅否决了这项报告，而且禁止任何此项报告的作者战后在伊拉克停留六个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历史学家就应该，甚至有权不受道德责任的约束而自由选择我们谈论的课题和我们对此的看法。这当然要依赖于全球化发展的状况和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如果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能够解除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负担，产生能够强有力的自行国际法的政府，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而不是使全球化过程在单一强权政治的绝对权利下得以发展并蓄意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使其源源不断地转入第一世界国家的银行账户下。
我不敢给其他任何人设定正确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主张历史学著作应在没有落入中国艺术的某种形式情况下，吸收全世界各国的丰富文化并尽可能地抵制因国际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而造成的同化。但是人类一切冒险行为，包括激进的曾公开叫嚣美国所拥有军事力量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总和还要多的美国政府以及入侵、占领伊拉克的种种活动表明，实现这一主张面临着重重困难。如果自由的历史调查能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我将确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其回顾历史时，会将这看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转折点。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加强了一种重要性，即历史学家应该争取自由的历史探索，看待问题既要从受害者的观点出发，又要从当权者的观点出发。换言之，我们应该听到各种声音。在此我想到一个成功的索引。据估算，人类有六千种语言，但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濒临灭绝。它们像一些珍奇的哺乳动物一样正处于灭绝的边缘。然而，英国西南端一个郡的人所说的一种凯尔特语叫康沃尔语，康沃尔语只是个反例。最后一个说康沃尔语的人死于18世纪末。不过康沃尔方言仍然在康瓦耳地方的学校里讲授，在大街上也可听到。它对世界文化的健康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但却是宝贵的胜利。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这样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做到未来的全球化历史不仅要注意未来世界里的霸权主义倾向，而且要注意各种制衡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