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运行模式研究_政治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运行模式研究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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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4)03-0022-05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其生存与发展是和整体性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但因很难同时对各种社会生态现象进行全面描述和分析,无法穷尽所有影响道德教育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故我们只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概括和把握。如邱柏生教授所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更倾向一种对方法论的追求,而不大关注考察‘自然生态’的内容。一方面,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毕竟有限,而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却十分重大。另一方面,我们对生态的思考主要是受到国外研究生态政治学学者一些思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内其他学科努力借鉴新的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之行为的启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的主要立论倾向是借鉴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展开的。因此,‘生态’两字借用的最初考量,就不再是对自然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蕴,而在于关注和研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公共秩序,人们的各种行为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活动生态链运行状况”[1](P3-7)。基于这个假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更突出社会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协调与整合。通过建构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双向建构,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行动框架和运行过程做科学合理的诠释。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指教育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其构成要素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因素,即所有与教育主体相关的因素就是生态结构的构成因素,并且各因素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链关系。依据教育主体的分布状态,可以尝试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划分为两条生态链,其中一条是由精英群体组成的高端势位生态链,另一条是由草根民众组成的中低端势位生态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就是精英生态链与草根生态链相互滋养、相互灌溉、有机融合构成的系统。两条生态链相遇在社会场域中,构成一个闭合的循环链,从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建构。就此而言,两条生态链的循环过程也就具体化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生存与博弈过程。一旦这个循环过程断裂,社会将会出现问题。

       1.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的形成。第一,阶层分化的原因。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形态转换为市场经济形态。“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2](P7)而社会结构的变迁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社会结构的动荡,破坏社会稳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3]。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形成利益联盟,从而绝对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导致大多数劳动者边缘化,形成鲜明地两极对立的趋势,即社会结构的断裂”[4](P109),阶层分化日益凸显。

       第二,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已经形成,且冲突不断升级的现实。尽管有学者将当今社会划分为五个阶层,然而二元对立的现实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其中的一元是底层民众,包括工人与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另一元则主要是由高学历、高官位、高收入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精英阶层。他们或掌握经济权,或掌握话语权,或掌握政治权。无论掌握哪种权力,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强权力。这种强权力一旦使用不当,就会滋生各式各样的“社会病”[5]。当下的仇富仇官仇精英,哪一种都是与强权力的不当使用相关联。

       2.两个阶层之间的流通渠道被阻隔、固化。第一,从政治维度上来说,在任何国家,精英阶层或多或少都是某一领域的领导者,而草根阶层则是被领导者。尽管政治乃众人之事,但是由于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精英是最大的集体意识输出者。在集体意识塑造的过程中,精英不仅通过统治衍生塑造,而且草根积极参与、卷入,并复制、扩散这种精英意识,这更确立了精英的政治主导地位。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与草根民众政治参与度的冷漠,使得精英阶层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造成在政治地位、晋升渠道、精英阶层的准入机制上制度性地安排不公。另一方面,精英利用制度外的潜规则,乃至不惜破坏制度而造成的不公致使精英与草根出现代际衍生。例如官二代、富二代比普通民众更容易晋升,更容易挤入精英阶层等等。如果有富不过三代之说,那么贫穷却真的可以世袭,因为草根的政治地位要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

       第二,从经济维度上来说,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分配天平向精英阶层的倾斜,草根阶层则被制度性地安排在社会的底层。换言之,在改革过程中,各类剥夺性积累成为巨大财富的基础,剥夺则包括挪用公共财产、侵吞国家资金和出售土地使用权。[6](P372)加之先富起来的人群缺乏责任意识、社会担当意识,没有反哺社会、感恩社会,造成贫富更悬殊、贵贱严重对立的局面。绝大部分份额的财富、资源和机会,都以出生地为尺度被不平均地分配。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精英与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拉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对于不公正的容忍度变窄。因为不公正比贫穷更容易激发失控的反映。勤劳致贫,这是生态链中生存博弈过程的失衡,是政府在调平生存与博弈过程中的失误,致使社会不稳定。

       第三,从文化视角来看,精英占有较多的文本性文化资源,非常便利地获得充分的教育,且文化的发展、传播是由精英阶层——“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7](P247)。通过这些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宣传活动,知识分子以自身的思想文化与智慧来影响社会生活,特别是精英阶层对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作用以及其自身的道德素质对其他阶层的示范作用,而草根则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为生活而奔波,享有较少的文本性文化资源。

       总之,两个阶层的固化日益彰显,如果精英善用影响力,则社会向善而进,但倘若他们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思潮的紊乱,且草根的浩大声势会掩盖其本来面目。政府与社会中占优势的群体已经到了该正视问题的时候了。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化运作的现状分析

       “当人们之间不再拥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否则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8](P659)要想使精英与草根弥合裂痕重新回到一条船上,作为粘合剂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其自身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生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域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的主要参与者——精英与草根已形成两条生态链,并相互作用,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变革,增强其实效性。

       1.两条生态链的生成。精英、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环境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中第一条生态链,即精英阶层的高端势位生态链。而草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环境则可构成草根阶层参与的中低端势位生态链。这两条生态链在价值取向、文化样态、文化传播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过程均有差别。一般来说,精英教化民众,草根则生活并浸润于精英主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优良传统之中。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目标与方法上注重创新与提升,注重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提升人的精神质量,重在把知识当价值。而草根则侧重于普及、融入习惯之中,并成为一种持久的、惯性的消费。所以中华民族的礼义廉耻,本就根植于最质朴最可爱的民间,在草根中间依然完整地保存着质朴刚健的本质。

       从宏观上看,尽管两条链相互支持,局部却出现矛盾与冲突,但这种冲突有利于整体上的协调、平衡与相生。草根促进精英的创新与发展,使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更具生活性和草根意味而显得丰满;若没有精英与草根之间张力的促进与提升,大众则会把自身的消极颓废张扬到极致。高端势位生态链、中低端势位生态链与社会生态构成的闭合循环系统组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寻求共识、凝聚思想,探寻改革前行的路径,储备前行驱动力。

       2.两条生态链运行的现状。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自身与草根阶层脱链的现象,即思想政治教育未能融入草根百姓之中,低质低效。首先,现代性的生存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生存状态,再用传统群体的、普遍性、动员式说教试图化解社会矛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犹如缘木求鱼。更何况,对现代人来说,回到他的实然状态,追求物质享受比要求他达到应然状态提升精神境界更重要。毕竟,生存逻辑太过强大,“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9](P82)。

       其次,在经济转轨引发的急速社会变迁过程中,经济发展以其自身为目的,并依据自身要求来重塑社会。例如,把一切社会问题归于经济领域中解决等。其实,造成道德问题只能用合乎于道德的方式来解决。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时,不仅暴露了社会管理上的价值苍白,也体现了现实社会管理部门慵懒和敷衍了事的不作为态度。这其实也是对民众智力和道德水平的蔑视。[10]社会道德底线的跌破自然频频升级,突破了人们的容忍度。广东佛山18路人原本并不冷漠,只是“经验”与“牺牲”培育的结果,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人性的堕落并非原罪,而是可以在生活实践中找到深刻的制度与文化根基。[11]

       第二,高端势位生态链与中低端势位生态链的断裂。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精英的视角而开展的,确切地说,“自古以来,史家的眼光始终是自上而下的,即使他们偏向关注普通草根的历史时,那也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他,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他,理解他”[12](P2)。自古以来,国家总是支配和决定着普通民众的命运。即使在中国的当下也仍然可以体会到国家塑造的巨大力量。这种精英视角“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们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食饱衣暖,居住宽敞,生活舒适,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加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3](P555),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与中低端势位生态链断裂。再加上“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的军事文化语言和工程类术语的超长,运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和平年代,哪有那么多阵地、堡垒、主战场、攻坚战、夺取最后胜利?到处是工程,到处是硬邦邦的语言,哪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14](P336)。

       尽管草根阶层不是主流,或者被自诩为主流的强势舆论所排斥,被一边倒的政治和铺天盖地的GDP所不容,但真善美在民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上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必须借鉴草根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毕竟,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递与认同,并不是靠逻辑的推理或者科学的论证获得,更多的是通过政治生活或者道德生活的体验,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认同而形成。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最需要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体悟、理解、形象、感动[15],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关心群众,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行动框架

       我国社会生态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改变利益调节失衡的问题,即草根与精英,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在生态变革中的不对称博弈。由于在价值多元引起的冲突中,最源头的仍是利益冲突。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复杂性取决于价值主体利益与需求的复杂性、多样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两条生态链的运行过程表现为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以自己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的过程,双方都想通过博弈“能够增强利益抗争场域中资本力量对比关系,从而使利益纠纷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16]。在争夺利益过程中,经济与道德生态链脱嵌。特别是当现实的考虑压倒了道德的要求,如何保证做出的决策始终出于道德意识而非个人私利或变成利益冲动;如何阻止不顾廉耻、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破等等社会现象,缓释无处不在的心灵焦虑、颠覆异化的身份认同;如何调试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拷问等现象。这些都被吸附在社会生态漩涡之中。通过揭示生态链上的不同影响、精英阶层对草根阶层的积极影响与负面作用,来确定其行动框架,以确保精英(高端势位生态链)与草根(中低端势位生态链)、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开放、渗透、融合、共生以达到良性循环、和平共生局面的过程。

       1.保持两条生态链的局部冲突激活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促使社会生态结构的升级。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功能决定于生态结构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系统越复杂,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就越强,越有利于抵抗外来的干扰。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需要适当地保持要素之间的张力,生态链中任何要素发生局部对抗与冲突时,都会激活整个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使之向着恢复平衡的方向发展。因此,改善生态关系就是改善生态结构,适当协调精英与草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NGO组织、社会与个人间的关系,并使其维持适当的张力,丰富生态结构,促使社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交换和信息流健康循环。既要吸纳草根阶层的姹紫嫣红,使社会生态呈现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又要遵循精英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建构,从而促进系统的结构改善、功能升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搭建平台,扶持生态系统各要素生长,促进生态系统的丰富多样。近代以来,中国启蒙的路径均走的是精英路线,自以为肩负教化民众之责。民众不过是民主宣传的受众而已,这种以启蒙为动力的近代历史颠倒了许多传统对历史叙述逻辑,大有从帝王到国民转换为从精英沉降到民众的意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启蒙的目标在于使人民成为参与政治主体而非仅限于扮演被唤醒的角色。[17](P132-138)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建构旨在拆解以精英为中心的教育金字塔,解构权力与财富的全部荣耀,将思想政治教育,连同权威还给民间,丰富社会生态结构。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搭建平台,引导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NGO的发展。各种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的兴起,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空缺,作为中间环节,还可以起到疏导、减压、释放民众怨气的作用。公众的参与所产生的监督、建言、选择等积极性后果,也为公民的意愿表达提供场所,从而及时传达民情。

       另一方面,精英应主动接纳草根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丰富社会生态结构。“从表面上看,人们对权力的获得和行使,是个人与个人、民众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直接分裂,对抗得以显化。但实际上现代权力制度不会激化社会共同体的分裂与对抗并将其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通过权利义务关系调整使其得以缓释。这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18](P11)因此,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政治方针。[19](P930)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很难使其行动合法化。[20](P59)为了体制的正常运转,政府还需要从社会上寻找信息和活力的补充。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21](P129)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将这种信息和活力注入政府决策过程,使政府的决策行为不至与民意发生矛盾甚至冲突。[22](P96-105)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巩固,不是话语霸权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在多元中整合发展的过程。只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能够公开表达,并且可以做出调整,才能使各界各方面利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23](P83)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社会底层群众通过正常途径进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因而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时而采取暴力或者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24](P206)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搭建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新平台,把话筒交给群众,把镜头对准群众,以拓宽社会政治参与面,使政府适应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要求。

       第二,精英应学会包容,恪守社会底线,使生态链之间维系适当的张力又不脱链。尽管底层群众缺乏文化能力与文化自觉,但是他们人数多,一旦被组织起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草根阶层与精英的冲突和对抗不仅表现在物质的争夺上,也表现在对精神或文化层面的存在性诉求——对话语权的争夺上。所谓的不蒸馒头争口气。“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它是农民在整个维权行动过程中释放、升华和调控的主导因素。”[25]精英不可能凭借文化的能力长期控制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因此,要寻找渠道化解与底层之间的紧张。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不同阶层能够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社会。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自以为是、自视过高,不能自私自利,无视其他阶层的愿望和利益,把自己孤立于真实的社会现实之外[26],而要寻找共识。这就要求精英守住社会底线。社会可持续的底线在于:控制社会资源的精英能否坚守道义性原则,能否遏制过于张扬而缺乏自知之明的精英意识,能否尽可能地去实现公平正义。掌握更多话语权和拥有更多资源的精英们,尤其需要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学会被平民阶层所认可。[27](P20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应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珍重个人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的形象。否则,“当民粹革命到来时,别看那些愚昧的农民,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过去”[28](P206)。

       2.两条生态链,相互灌溉、相互滋养。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因素的破损或断裂都会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中国社会道德的重建,需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去解决问题,一点一滴地用善去重建社会道德,而不是靠掀开道德伤疤,在放大和渲染道德沦丧中寻找出路。当然,更不是靠人为塑造“最美”来实现,因为寻找再多“感动”、塑造再多“最美”也无法掩饰社会道德溃殇的现实。这就需要精英与草根的相互滋养、相互灌溉,以清点人性的财富,评估人性的得失,建立人性的框架和底线。

       第一,高端势位生态链的示范作用。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引领社会风尚的君子之德(官德)大幅倒退之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势必草随风倒。这就是所谓的官德毁民德降。上面带头,下面影从,并创造发挥。

       一是精英阶层着力解疑释惑,厘清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一方面,“避免对崇高的过分渲染与过度诠释。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歌颂。因为这样会令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是罕见的,而恶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的。在多年不切实际的崇高主义教育之后,人们更愿意承担甚至公开标榜——自私和自我中心,才是人们行为更为深刻的动机和动力”[29](P206)。前不久北京雨夜里彰显的公民精神,无疑是对那些动辄以狂热和高调口号动员民众热爱这座城市的管理部门的极大讽刺。另一方面,避免将道德底线作为上线来用,轰天动地的“油条哥”事件中,油条哥做了一件本该做的事,是道德底线的事,就轰天动地、大惊小怪成为高尚的代名词。现实生活中,用锅底油炸油条的现象仍然很普通,一个仅仅守住道德底线的人就上电视,登报纸,进演播厅,只能证明社会道德的溃殇。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这种过度的诠释似乎就是一场滑稽戏。

       二是中国急需要智慧精英。因为只有精英的智慧才能解决好社会生态体系中精英与草根的正常循环互动、不致失衡断裂。因此,精英群体应注重对底层之间关系的和谐。目前,底层人越来越被包装成不畏强权、善良正义化身的一种符号。殊不知,底层人自身也需要正义。因为中国底层的人,也会经常相互伤害着。在民众中滋生的平庸的恶,一方面来自思想的困乏,另一方面就是利害计算压过了恻隐和是非之心。这种浸染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因此,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方位无缝隙渗透,浸在百姓的一事一情中,诉诸百姓的内心,使百姓努力做出更好的判断与选择,以抵抗平庸之恶。思想政治教育要揭示底层之恶,探索底层人的真实现状,注重底层之间的和谐,关照底层人真正的幸福安全,无论对他的威胁来自宝马还是拖拉机。

       第二,礼失求诸野——草根生态链的补充作用。“礼失而求诸野”是孔子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礼制沦丧后,那就要到民间去访求。草根民众生活于浸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优良传统之中,温良恭俭让之礼,仁义礼智信之德已化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得到完整的保存。当前贫民英雄被人高度赞美,说明德行、礼乐在草根身上的保存完好,或许在民间寻找重建文化的路径是文明重建的必要补充。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抓住民意觉醒的时机,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觉悟,激活民众的政治参与活力。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以尽快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当前各类社会组织的涌现,说明公民增长的社会力量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需求积极性增强,它为公共对话拓展了空间。而一旦体制的发展落后于公民参与需求和参与能力的发展,就可能会为更严重的公民挫败感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提供土壤。[30](P96-105)

       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浸润,用百姓日常之善对抗平庸之恶,滋养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体系。歌德说,只有在日常生活之中,才见得一个人是谷粒还是稗糠。这是一场静悄悄的人心的变革,为更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奠定道德和社会根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事业。

       时代本是纷乱无序的,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时代的秩序在哪里?人类的幸福又在何方?哪里是人类安顿的家园?那就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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