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认识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6-0011-008
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有一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探索自身的发展规律，针对各种新问题，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马克思早已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83]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前，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将不断发挥出来，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其自身发展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也是促使其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在资产阶级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p279]，所以，这种生产力发展其实也在促使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最终将成为资本主义胎胞里成熟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这种调节、改良和改善对于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又要认识到这种调节、改良和改善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针对自身发展的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
1.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应。在18、19世纪，是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工业化解放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使其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从而领先于其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样是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30年代那种经济大危机的周期性作用，使经济危机的周期拉长，危机程度也相应减轻；目前的所谓“新经济”带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繁荣，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是80年代以来的高科技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摆脱低迷、滞涨的经济增长状态。然而，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快速发展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将因其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甚至出现危机。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资本的外壳不相适应时，即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来临了”[1-p83]。资本主义当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因此，也不得不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情势下，更是如此。
2.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的现实要求。由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资本主义无法改变其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性，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和激化，如果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将最终危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所以，为了稳定社会、维护统治，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譬如，通过工资决定形式的改变，缓和劳资矛盾；通过建立失业保障制度，防止产业后备军队伍的扩大；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减少社会冲突，缓和社会矛盾；等等。“他们明白自己的长久生存取决于消灭产生革命的条件，而且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遭到威胁，这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3-p4]。
3.对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出现，对资本主义来说，无疑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了能够和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剿”、“演变”之外，也不得不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诸多主张为其所用。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世界范围的两大社会阵营的较量。甚至，前苏联的解体、前东欧国家的演变，都被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第二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资本主义的波动时期；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即欧洲工业化早期的18、19世纪。尽管当时的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阶段，但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而信奉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得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从1825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几乎每10年重演一次，分别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和1873年。19世纪后期，尽管有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工业化，但仍然无法规避规律的作用，最终导致了1919-1933年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几乎使资本主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至今，许多人仍不免谈“大肃条”而色变。这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不反思自身的发展，并开始采取种种对策来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1.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改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从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基本上是遵循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即一切经济行为由市场调节，经济发展完全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这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和缺陷。主要是，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也不能保证全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而市场竞争的发展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又反过来制约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导致两极分化，而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自动调节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因而，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突出、尖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不断陷入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之中，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19世纪几乎每10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规律的作用，而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危机则是这种市场机制失败的彻底暴露。因此，要改变这一切，就不能放任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有市场外的力量加以干预，主要表现为运用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甚至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譬如，在美国，本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了反对企业垄断的运动，产生了现在的反托拉斯法；“大萧条”促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抵押保险、失业救济、财政与货币控制及其他形式的条例来稳定经济；60年代，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立法”，以避免环境污染、伪劣商品、工伤事故等问题。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运用经济计划的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当然，这种经济计划是指导性的，编制过程具有协商性质，计划执行也比较灵活。事实证明，这种经济计划对于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企业形式、企业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从企业形式上看，是国有企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企业结构看，是大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而大企业往往属于国有垄断企业或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企业；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是股份制成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样一种企业形式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实际上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化，而资本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这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3.管理机制的调整。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化相应的是企业的管理机制的变化。传统的企业管理机制相对比较单一，而且也比较僵化，纯粹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这种管理机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是，更多地利用激励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更多地让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而不是光由资本家说了算；更多地重视和利用工会的力量而不是任凭工人与资本家对立；诸如此类，让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在企业内部进行“管理革命”，使企业管理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特别是，通过让部分工人参与管理，让“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成为企业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因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4-p679]
4.税收和财政政策的运用。税收和财政政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的繁荣时期，一般会采取增加税收、节约开支的办法抑制经济的过热增长和通货膨胀，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累进税制，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国家手中，再通过财政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转移到低收入者身上，以缩小贫富差距。这样，一方面是促使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避免了社会矛盾的过度激化。
5.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从劳动工资决定上看，和19世纪不同的是，工人的劳动工资由单一的雇主决定转变为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决定，这样也就避免了劳资矛盾的激化。在19世纪已经出现劳动工资由雇主和监工共同决定的工资“共决制”，但是，工会组织的合法化和自由谈判决定工资的法律承认，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而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时及工资支付立法，政府仲裁、协调和调解工资争端，更是后来的事。在19世纪，工资形式只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及其改进形式如泰罗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资形式趋于多元化，而且企业的经营者也改变了激励方式，在工资支付上，不再是单一的劳动报酬，还给予必要的假期，给予政府规定以外的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供职年限奖励和带薪旅游等，工资激励由外部激励转变为内部激励，甚至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这样的结果是，大大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善了劳资关系。
6.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补贴和社会救济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包括老年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补贴包括多子女家庭补贴、单亲家庭补贴、孤儿抚育补贴、生育补贴、入学补贴、住房补贴等；社会救助则是国家为救助贫困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设立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失业救助、战争受害救济等。社会服务主要指由国家进行的各种公共事业，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例如，瑞典从30年代起就在国内实行收入均等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失业救济、养老保险、住房福利、医疗保险，甚至还有学生奖学金、护婴家长津贴、子女抚养补贴等。通过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扩大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程度，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具有一些有利条件，这些条件部分来自于其内部所具有的功能，部分来自于其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1.自我调节的制度功能。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当然，这种自我调节的制度功能并不是无限的，即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容纳的范围内的自我调节，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其发展过程依然充满着危机和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多次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73-1975年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间的滞涨危机，80年代中后期的结构性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风暴，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其自我调节功能所能调整的范围时，资本主义不仅无法通过调整其生产关系去适应，相反地，其生产关系还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就难以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调节有赖于比较成熟的经济制度。应当承认，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市场经济体系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机制，主要经济制度也是比较成熟的。譬如，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与其比较成熟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分不开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靠比较成熟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来维护的，如果没有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避免20世纪30年代那种经济大危机的重演。此外，应当指出，这些经济制度的运转还得到了其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证。
2.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大发展过程。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上的先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而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服务，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这种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也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基础。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科研开发和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它原本不愿意进行的投资，从而缓和了它内部的矛盾。这种改良和改善的结果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譬如，对科研开发的投资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教育的普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素质提高，因而能够比较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又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3.先发的优势。在工业化过程中率先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先发的优势，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剥削，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得之于这种剥削的利润，为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服务。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其工业化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来获取巨额利润；而现在则更多地综合利用其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优势，来为其获取巨额利润服务。甚至，利用其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不仅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南北矛盾更趋尖锐。这种先发的优势为资本主义国家奠定的基础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譬如，经济发展为提供失业保障奠定了基础；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三产业的兴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社会服务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节的重要基础。和先发优势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着对其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18、19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利用其先发的优势，采用经济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掠夺；20世纪以来更是利用其经济、技术甚至军事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商品倾销，发展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即使是现在，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依靠其各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不断获得巨额利润。应当看到，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具有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仅控制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组织，而且主导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环境和全球化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而这，无疑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先发优势，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4.人口转变提供的有利条件。马克思研究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正处于较快的人口增长时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人口压力，所以，不论是相对人口过剩问题还是绝对人口过剩问题都相当突出。而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欧洲人口大规模地移居海外，主要是迁移到北美、澳洲等新大陆殖民地。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有数千万的欧洲人口移居海外，大大减轻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欧洲人口开始了其人口转变历程，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人口增长率大为降低，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压力的缓解还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奠定了基础，而这又为后来的伴随科学技术发展兴起的科技经济的发展包括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如此，在人口转变过程完成之后，出现本国的劳动力短缺时，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引进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的人才来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得到了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使本国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值得提及的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注意到那种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因而也逐渐开始转变其生产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这为其保持国内的资源、环境保护提供了基础。尽管，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从全球的角度来保护环境，而是将其环境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贫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5.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20世纪兴起的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景并不美妙，经过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打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元气大伤，“当1941年12月8日美国参加二次大战时，实际上地球上只剩下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而英国已濒临军事失败的边缘。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的封建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30年代的大萧条把资本主义制度带上灭绝的边缘。如今看来好似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只要再错几步就会消亡。”[3-p5]显然，资本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如果不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就很难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更遑论和社会主义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使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日益加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从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痼疾和弊端，也发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实面前一方面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从社会主义中吸取对其有用的部分，作为对自身发展的改良和改善。譬如，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编制国家的经济计划；让工人参与一定程度的管理；由国家调节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毫不讳言其对社会主义的“借鉴”，甚至，一些国家还标榜自己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如布鲁克针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一些变化而断言：“如果按马克思下的定义，社会主义被界定为生产手段雇员所有制，那么美国已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仍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5-p6]
6.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并非凭空捏造，也不是无的放矢，在许多问题上不仅针对性很强，而且效果还相当明显，这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这一点经常给忽视了。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几乎每一种改良方案的出台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譬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贝弗里奇的管理理论被公认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国家干预”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资本主义将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市场缺陷——如需求不足、生产无效率、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崩溃，同时市场经济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也将会丧失。”[6-p17]由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下的“社会经济改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但能够使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合理性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以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学科都已进入定量分析和模型分析的阶段，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认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和改良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助益的。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研究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弊病及其存在问题最多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研究“新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就属于这一类研究（注：参见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米歇尔·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约翰·基恩著《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彼得·德鲁克著《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讳疾忌医，也不是一味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是既有批判，又有建议性建议。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立场观点各异，流派纷呈，但是，哪怕是对资本主义持坚决批判态度的学者，其出发点也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是有成效的，不仅改善了生产关系，从而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继续领先于其他国家，还使其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也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甚至对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改变了其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也就不可能改变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从而不可能改变其历史命运。
1.自我调节的限度。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目的在于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的消弭。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即1948-1951年，1957-1958年，1969-1971年，1974-1975年和1980-1983年经济危机。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最好的美国，尽管经济危机的程度相对较轻，但是在1945-1995年间还是有10次明显的经济衰退，分别是1946年、1949年、1954年、1958年、1970年、1974年、1975年、1980年、1982年、1991年。1960-1961年间还有过为期12个月的经济负增长。甚至，当1980年-1983年的经济危机来临时，许多人还自然地联想到30年代的大萧条。8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新经济”时代，但日本经济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一蹶不振，至今尚未复苏。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自我调节是有限度的。譬如，原有的犯罪率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降低，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在号称最文明的美国，枪杀案有增无减；社会矛盾、种族矛盾依然严重；吸毒、卖淫等腐朽的社会现象依然如故。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攸关发展和未来的问题，至今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正如经济学家瑟罗所指出：“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需要更多的储蓄，然而就减少消费一事美国却无法有所作为。欧洲知道不让就业上升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但是，它又不能放弃反对通货膨胀的幽灵，也不愿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重新启动经济引擎。日本知道它目前的经济是不成功的，也知道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非常特殊地比任何一个富裕的社会都少，但它却不能从注重改善住房入手，改革日本经济，使之成为由国内市场导向的经济。所有这些世界主要大国都理性地知道它们需要做的某些事情却不能理性地行动。”[3-p312]
2.依然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相反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仍然严重地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虽然建立新的收入分配制度，设立最低贫困线和限制过高收入，保障了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满足了贫困者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极分化的恶化，但并没有消除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严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968年以后的2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更加扩大和强化，以至于到90年代初，各种行业职业，包括各种职业群体、教育群体、人口（年龄、性别、种族）的不平等均呈迅速上升趋势。最受影响的男性群体中，20年内不平等扩大了一倍。1973-1995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但是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长归于占职工总数20%的那部分人，而职工中最顶级的1%占去收入增长的64%。在80年代，《幸福》杂志所选的500家大企业的一般首席行政官的工资由一般车间生产工人的35倍增长到157倍。顶层10%和底层10%劳动者的工资差距由1969年的7.5:1扩大到1992年的11:1。又如，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目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负担和障碍。马克思称为无产者的赤贫者阶层并没有因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地，仍有日益膨胀的趋势。据估计，这一阶层在美国有580万，在法国有60-80万。据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在美国是16.5%，英国是15%，德国是10%。再如，尽管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但失业现象依然突出。据1999年统计，美国的失业率虽然为近年来最低水平，但仍达到4.2%，日本为4.9%，加拿大为7.8%，欧盟十五国的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0.1%。即使仍在就业的工人，其实际收入也在下降。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的就业没有增长过，失业率由美国的一半变为美国的两倍。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长期地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呈日益加剧之势。
3.“新经济”时代的新问题。在经历了1980-198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美国，作为信息时代的领头羊，以其“新经济”的较快发展而引人注目。然而，即使这样，也很难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再次走出了困境，而且许多问题依然突出。譬如，西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结束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好的，许多国家因此而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开始日益难以承受这种越来越重的“成本”负担。相对于美国，欧洲政府部门承担了社会福利的80%，私营部门只承担20%，而美国则是各为55%和45%。这使得欧洲国家政府不堪重负，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发展。而日本，在“新经济”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从1990年开始的经济停滞状态至今没有结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时期霸主，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最好的，在“新经济”中独占鳌头，但是，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弭，经济赤字庞大，实际购买力下降，国内的种族矛盾、社会冲突依然十分尖锐。如其学者所指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明显的内在问题依然存在，有待解决”，“科技和意识形态正在动摇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根基。”更严重的是，“价值观或偏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洞”，其精神和文化的堕落已严重到使美国“内部腐烂”的地步。在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在和资本主义体制相对抗”[3-p272,p319]。进一步说，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世界上的唯一霸权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16世纪的荷兰是这样，17、18世纪的英国也是这样，目前的美国能够避免这种衰落吗？！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些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也多持谨慎态度。目前方兴未艾的“新经济”究竟会将资本主义引向何方，现在还不清楚，正如“新资本主义”论者哈拉尔所说：“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不可预测的。”[7-p475]可以肯定的是，“新经济”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经济较快发展意味着它们又一次抓住了历史机遇，使其社会生产力再次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向前发展；不能肯定的是，这一发展的持续能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得不再次调整其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经济”引发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都将处于不断调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而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则是由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的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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