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题）——张学良的人生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观论文,专题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3—0053—19
张学良在历史舞台上所担演的诸种角色与其人格而言，人格胜过了角色。人格是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张学良的“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1](P25)的人生信条，被认为是处在乱世中的伟大心灵对意义和价值的拯救，因而他的形象在20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越发显得完美和可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世纪之交来探讨这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观，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生目的的选择定位
人生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但它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所谓人生观，简单说来，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目的与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人生目的依据人的不同需要（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可以将其划分为物质享乐型、精神享受型和权力享受型三种。可是这三种享受，说到底都共同有个是自己享受还是他人享受的问题，所以还可将其进一步还原为利己为我的人生目的与无私利他的人生目的两大类。人生目的的自私利己从来无人怀疑，而无私利他却古今中外屡遭否定。但事实上，能够选择后者作为人生目的人的确不乏其例。我国古代当首推那位为兴国安邦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诸葛亮，现代楷模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其实，在国难深重的近代，可以达到无私利他境界的先烈更是层出不穷，而生者中，张学良当之无愧。
提起张学良，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西安事变”。不错，“西安事变”的确使他惊世骇俗，一举成为30年代中国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从而达到他人生的巅峰。然而，他也因之过早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学良政治生命、军事生涯的短暂，犹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禁岁月。他不再是政治家，亦不再是职业军人，可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们不但没有将其遗忘，反而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兴趣及研究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缘由是他高尚的道德、伟大的人格及不屈的尊严感动了后来者。人们看到，即使他身在当年那龌龊不堪、纯粹投机、充满功利、毫无原则权力斗争的况境中，仍能执著无私利他人生目标的追求。张学良自我人生目标的选择定位，在其大量的言谈信函中有充分的体现，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把握。
对于如何做人，张学良主张要有苦干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当无名英雄。他说：“当着国家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我们应深知中华民族久已不成集为民族，我们的多数同胞久已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这时候岂容部分国人趋重于个人主义的享乐，岂容部分国人苟且偷生？”[1](P25)只要每个人都孜孜苦干，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用处，都是国家的好国民”[1](P28)。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或干一项事业的时候，应具有怎样的精神？张学良认为应该“无畏勇敢的前进，不顾中途的荆棘蛇蝎，干到哪里是哪里，不失望、不灰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倘若中途为猛虎所噬，那也算不了什么。”“假设我们的一切行为是为着良心，为着国家，为着民族，那么一切出发点都是基于大公无我的光明心理，虽然中途少有挫折，又何尝值得悲观？虽然蒙受了重大牺牲，又何用多所吝惜？”“世界上惟有无名英雄，才是真英雄！”[1](P29)
对于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由于张学良19岁便奉父命从军，因此在这方面他着重强调的是官长与士兵、军人与民众的人际关系，主张官长与士兵应同生死、共患难，强调民众是主人，军队是仆人。他说：“官长是全军的表率……，官长的思想、行动和生活，都可以影响到部下，支配了他们的思想、行动和生活”[1](P90)。“官长能与士兵共甘苦，士兵才能与官长同生死”。那么这种精神如何才能养成呢？张学良认为：“唯一的就是官长能在平时爱护他的部下，视部下如自己的子弟，一言以蔽之：就是共甘苦！”[1](P91)军阀部队每到一处常因其行为不检而遭到百姓怨怒。张学良对此深恶痛绝，他曾不厌其烦地多次训诫他的部下说：“老百姓为什么要纳税国家来养兵？就是老百姓想要过太平日子，要防范外忧内患的骚扰，才肯拿出血汗钱来雇佣我们这些人……；这很明显，民众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作仆人的自有保护主人的义务，而且必须履行这种义务”[1](P93)。张学良在这方面的认识完全迥异于旧军阀。
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学良人生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张学良认为个人要完全服从民族与国家利益，必要时应不惜为之献身。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辛亥革命之后，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就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的自觉操守。张学良自学生时代起就树立起了“立誓救中国”的人生观。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和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他的爱国志向更加坚定。所以，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界军界，只要有说话的机会，他便由衷地表示：“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也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1] (P22)。“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1](P473)。1934年在一次视察奉系各部队官兵讲话中，张学良极其诚恳地提示他的部下要牢牢记住：“当着我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向前迈进的时候，你们如果认为我的一切言行是对的，请你们跟我来共同前进！我如后退时，或言行不一致，有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时，请你们以部下或同学的关系拿手枪来质问我，甚而把我打死！我万一不幸在这个奋斗的环境中牺牲了，希望你们能勇敢的继续奋斗下去！我所以和你们说得这样严厉，正是加重我的责任心；我对你们的励勉愈严厉，则对于我的自勉心必愈重，对于自己的警惕心亦愈重”[1](P23)。令人敬佩的是，当张学良为自己的人生信念遭遇不幸并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仍矢志不渝。1990年夏在接受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您能不能谈谈您一生的理念是什么”时，年近90的张学良依旧坦然地答到：“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1](P506)。
张学良活跃在军界政坛之时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军阀割据的黑暗时期。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家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为了这个“私”字，控制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甚至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在这个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张学良作为统领一方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和政治家，能把民族、国家利益放在个人、集团利益之上，实在可歌可颂。
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他的父亲张作霖由土匪头目发展为地方实力派，鲁莽粗俗，视人民如草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张学良能“出污泥而不染”，追求无私利他的人生目标，着实难能可贵。
二、人生价值观的实践特色
时人敬服张学良，是因为他作为军人的勇敢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后人爱戴张学良，则无疑还因为他的贤者风范。精神追求所涉及的道义、人格、理念等词语，是立足于价值立场来解释人生或社会的。作为价值尺度，它一点儿也不虚无缥缈。一个人有怎样的道德、人格，有怎样的理念、追求，都会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中。那么，张学良践履自己的人生观时所呈现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略述如下：
1.至诚至善的坦荡胸襟。至诚至善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精神境界，它一方面要求人们做到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做到宽厚容人，尤其是要求要善待那些曾经冒犯过自己或犯过错误的人。张学良在这方面堪称表率。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奉系一时群龙无首，东北政局呈不稳之势。谁来承继张作霖之位，主政东北？新派老派各持己见，殊不一致。张学良当年27岁，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但一些人们难免以其“资历太浅，行纪太轻”为由，反对张学良出任主帅。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并无半点“目空一切，非己莫属”的狂妄和自大。他承认自己确实是太年轻，资历有限，于是在着手办理父亲丧事的同时，即召开东北元老会议，极力推荐德高望重的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一职，自己则甘居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张作相终被选为东三省保安司令。这时张学良立即把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和印信送上，表示衷心拥护。张作相被张学良的挚诚所感动，拒不接受任职并表示要像支持张老帅那样支持张少帅。于是张学良就任其职，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
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标准中国军人，他为人正直，才干过人，为奉系实力的扩充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深得老帅的赏识而派他辅佐少帅，张学良对他也颇为敬重和信赖，认其为师长和密友。郭虽为军阀队伍中的一员，却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如他痛恨各派军阀的连年战争，主张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等。但却难为张作霖、杨宇霆等人所容。于是，郭松龄便在1925年底在冯玉祥的鼓动下，起兵反奉。该事件弄得张大帅惊慌失措，大骂张学良混蛋，认敌为友，盛怒之下竟要处死张学良。后在老伙伴的恳求之下才饶恕了他，并命令他亲讨郭松龄。一面是老爸，一面是挚友，张学良处境十分尴尬，但父命难违。郭松龄倒戈反奉，历时月余彻底失败，郭本人于逃亡途中被俘。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并未割断张学良对郭的眷恋之情。张学良闻知郭被俘后，一再询问郭的情况，唯恐落入张大帅和杨宇霆之手，下令将郭解往自己的驻地，准备私自放他出国。不料杨宇霆早有防备，将郭匆匆处死。事后，杨宇霆等人主张将郭手下的旧属统统杀掉以防后患。是张学良苦苦哀求、力劝老帅不能再多杀一人，才最终保住了郭松龄旧属全部官兵的性命，并不计前嫌地全部加以录用。
2.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义是指人的行为正当合宜，含有道义或正义的意思；利则是指人所追求的功利或利益。所谓“见利思义”，就是人们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首先想到它是否符合道德和正义，符合者可取，不符合者应该舍弃。下面的两个事例颇能表明，张学良亦是这方面的典范。
东北易帜。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命军进入北京城， 中国关内遂告统一。只有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东北向何处去？刚刚继承父业的张学良颇费思量：是继续像他父亲那样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即得利益，还是归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听其调遣，实现国家统一。当时奉系内部主要存在着主张统一和坚持独立两股政治力量。而外部，则有日本人百般威逼和恫吓，阻挠东北与关内实现统一。面对时局，张学良舍弃小我利益，以民族、国家统一大业为重，于当年12月做出重大决策：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全境降下了张作霖时代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的四大派分化为蒋与阎、冯、桂两大集团互相火并，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的张学良，本可以在关外袖手旁观。当时东北的张作相、汤玉麟等老派就主张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1930年9月，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方反蒋派政府成立了。 张学良经过长时间的观望与考虑认识到：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反蒋的北方军事联盟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蒋介石虽亦不可靠，但较之北方这些乌合之众，尚略胜一筹。张学良反对任何企图建立独立的北方政府，他从来不赞成两个政府分庭抗礼或使中国分裂割据。如此，在两大军事集团都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时，张学良决定帮助南京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对中原大战进行武装调停。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巧电”，宣告自己倾向意图。 因张学良是当时惟一拥重兵的关外实力派，在这场权力的多边之争中，他的介入无疑将决定一方的成败。所以，当他的部队入关调停时，阎锡山、汪精卫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倾刻瓦解，晋军退出平津，于是中原大战鸣金收兵解体。至此，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东北易帜和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
3.忍辱负重的执著追求。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逆境，对于一个立志颇高又才能不凡的人，经受冤屈又无人能解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誉毁，不申不辩、依然故我而前行的人，无疑是真正的强者。张学良正是这样的强者。“9·18”事变发生后， 由于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和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日本人不可能在违反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发动侵略，其举动只不过是挑衅而已的原因，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未采取任何抵抗行动，致使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此后四个多月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全境。对此，举国上下只知道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不知道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以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政治声誉一落千丈。面对这一切，张学良不推托责任，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甘当替罪羊。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联共逼蒋抗日。可当时他的拳拳报国之心除了中共和一些左翼爱国团体及青年学生组织外，似乎无人能懂。国内舆论大哗，什么“叛乱”、“叛逆”等指斥声不绝于耳。一时间，张学良在世人眼中竟变成了一个与他父亲一样的绑票土匪[2](P195)。对此，张学良除了向全国发表通电， 阐明他的爱国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之外，对事变本身的抨击及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均不辩一词，即便是在50年的幽禁岁月之后。他说：“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这样”[1](P609)。当问及原因时，他回答：“不愿伤害他人”[1](P513)。 张学良就是这样，为了民族、国家，为了他人利益，宁可自己受冤受辱，只要问心无愧，只求心灵得安。
4.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死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恐惧或忌讳的问题，但在张学良那里却毫无顾忌。他常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眼里”[1](P521)。听其言观其行，此话绝非戏言。 作为职业军人的张学良，他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是有口皆碑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全线崩溃，唯有张学良率领的东路军第二梯队，靠着勇猛无畏的殊死恶战，才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吴佩孚精锐之师对山海关的进攻，守住了奉系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张学良的部队在两军冲突最激烈的据点——山海关奋勇歼敌，最终立下战功，奠定了奉系获胜的基础。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反对内战，真心容共拥蒋抗日的诚意，而绝不是抱有自己想当领袖的狼子野心，决定亲陪蒋介石回南京。尽管张学良已意识到他此行凶多吉少，也尽管他的同仁极力阻止他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张。他说：“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事我自己负责……。我是反对内战的，当时我要是不那样做，内战会更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1](P656)。
张学良人格中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在领兵作战中屡建奇功，可歌可泣。而当他面对官场上那些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的政治骗子时，仍然侠肝义胆地一路英雄下去，就难免铸就他人生的悲剧了。
三、人生价值观的生成轨迹
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界、军界的显赫人物们，能够视人格尊严超过生命价值，亦能够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政党、集团利益之上者，恐怕非张学良莫属。张学良独特的人生轨迹是其独特的人生观指导的结果，而影响其人生观生成与确立的因素，则主要与其遗传基因、个人经历及所受教育等状况有关。
1.天赋因素。张学良母亲赵氏是张作霖的结发妻子。虽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但其非凡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善良豁达的品性，赢得了张作霖的青睐。赵氏身后，张作霖相继续娶了五房姨太，但都未扶为正室，可见她在张作霖心中的地位。世人对赵氏这样评说：“善良贤淑、相夫教子，对于张作霖的勋业很有帮助”[3](P63)。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出身绿林，其秉赋中既有军阀的野性，亦有江湖义士的侠肝义胆。1918年，他靠着过人的组织才能和心机当上了奉天省的军事头目，使这一地区成为独立于北京政府的个人领地。由于他自私的政治野心，张作霖对中华民族造成了许多损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没有对外国人出让一寸领土，他总是能巧妙地抵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吞食。特别是对日本，利用时暗中答应签订密约，等到时过境迁便立即“装糊涂”、“抵赖”、或“不认账”，那些密约遂成一堆废纸。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军阀。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军阀。张学良幸运地承继了父母的“精华”而剔除了“糟粕”，其至诚至善，待人宽厚的美德来自母亲；而讲仁讲义的侠肝义胆、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慨及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良知和国格，则来自于父亲的血脉和影响。
2.个人经历因素。张学良青壮年时期，一直生活在东北这块饱受日俄蚕食的国土上。他自懂事时候起，就经常目睹日本人欺辱中国人的一幕幕。所以学生时代的张学良就痛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树立起了“立誓救中国”的人生观。1915年，年仅15岁的他在奉天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运动。第二年又亲自走上街头，参加抵制日货贩卖国货的义举。
1928年6月， 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由于对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不驯服，而丧命在日本人为其设计的“皇姑屯炸车”这个必死之阵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四省一区，造成国土沦丧，人民涂炭，张学良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东北军也受牵累被举国上下斥为“误国军”。张学良“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与日本侵略者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由此，使他年轻时就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人生观更加坚定。张学良20岁参军随父东征西讨，多次入关参加军阀混战。所到之处“国人相互杀戮，人民流离失所”，唯有他痛恨的日本人无人去打。所以张学良对内战逐渐反感，曾劝父亲退守关外，息战保民。在这方面，他的挚友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郭松龄经常与之流露“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主张，给张学良以莫大影响。这使得张学良的爱国主义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不仅主张抗日救国，亦主张反军阀反内战，从而完成了他作为旧军阀向爱国主义军人的转变。1933年，张学良作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被迫下野出洋。回国后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其剿共所遭受的重创不屑一顾，而共产党不计前嫌与之接触真诚表明共同抗日的愿望。亲身经历和感受，使张学良在思想上逐渐抛弃了蒋介石的“攘外安内”国策，在行动上停止了剿共，决心走出一条联共拥蒋抗日的新路。这样，便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主义人生观进一步升华的具体标志，它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由此，他获得了“千古功臣”和“民族英雄”的美誉。
3.文化因素。少年时代的张学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其父张作霖为其聘任了当地名望较高的一些老儒和教授在家任教，奠定了他文学、历史、书法基础。与此同时，张作霖还为其聘任了英、法、德文教师。外文的学习及与外国人的交流，给张学良打下了外语和外域知识的坚实基础，并使他成为一个开放性人物。
张学良所接受的教育和影响，一方面主要是中国封建儒家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民主和耶教思想。由于张学良16岁就成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董并得到该会的诸多帮助，所以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更深更浓。两种文化在张学良身上的碰撞，积极的意义居多。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的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和重义、独善等人格特质，无疑是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而其泛爱的精神，注重心灵净化等方面，则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对张学良的负面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他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的一味服从上，这实质是儒家提倡的对君主要“忠”即绝对服从的思想反映。
综上所述，张学良能在旧中国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注重自我人格的完善，自觉选择无私利他的人生目标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十分难能可贵。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在我们今天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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