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动态关系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模型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4）-04-0043-08
自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企业投资决策、产品开发、生产运营等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由于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特征通常被喻为“绿色”，企业改善其环境绩效的过程也被称为“组织绿化”（Organizational Greening）。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学界对组织绿化的研究中最受重视和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企业环境绩效（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与企业经济（或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值不值得绿化（Does it Pay to be Green）”？在实践中，包括在发展中国家，这也正是决定企业能否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核心运营和战略管理体系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因缺乏足够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满意的回答（Gladwin等，1995；Sharma和Harrie，1998；Rugman和Verbeke，1998；Jansson和Rapp，2000）。
一、文献述评
1.企业值不值得绿化
一些学者发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领先可以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比如，通过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利用率取得成本领先优势，或者通过绿色产品取得差异化优势从而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等（Gladwin，1993；Hart，1995；Shrivastava，1995；Reinhardt，1998）。Klassen和McLaughlin（1996）进一步认为，企业环境绩效（例如，企业受到的环境奖励或惩罚）会影响投资人对企业未来经济绩效的预计，于是，在有效市场中，股票价格将反映环境绩效的经济收益，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比如，股票市场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对这种正相关的观点也存在相当多的质疑。Walley和Whitehead（1994）认为，有经济效益的环境改进项目和活动应该早已在市场中自动实现。换言之，企业是在政府管制下才被动地改善其环境绩效的。在政府强制条件下提高环境绩效可能迫使企业增加成本，从而损害其竞争优势，所以，两者有可能是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表现好而企业经济效益差，或企业“假绿”而经济效益好），或者相关性不显著。Stanwick和Stanwick（1998）通过对多个行业共120多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收益率与排污总量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据此认为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是负相关关系。而在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看来，不应错误地认为企业的环境改善活动与企业竞争力是此消彼长的取舍关系。适当的环境管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积极创新并提高资源生产力，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注：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压力来克服其组织惰性，促进创新；虽然政府也不知道如何真正提高企业效率，但可以警示低效率；推动具有环境导向的创新；保证企业环境创新竞争的公平性；保证环境质量底线，并逐步改善环境质量（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
近些年来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影响两者关系的企业内部因素的讨论。Russo和Fouts（1997）从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RBV）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环境绩效与收益性的关系，通过对243家企业的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而行业增长速度等因素对两者关系有影响。Sharma和Harrie（1998）认为主动的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通过持续创新和学习等途径加强组织资源和能力。Christmann（2000）通过对美国88家化工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组织内部的互补性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显著影响企业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与企业成本优势（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
总之，学界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Wood和Jones（1995）指出，很多研究工作没有澄清环境绩效的概念。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例如，Gerde和Logsdon，2001）直接将企业环境绩效衡量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作为研究对象，并认为对环境绩效的衡量结果应该易于在投资人、政府、公众以及企业内部进行沟通。由于无法给出简单的回答，更多的研究工作转向对“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值得绿化”、“企业应进行什么样的绿化”，以及“目前企业财务人员分析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工具是什么，有效性如何”等问题的讨论。
2.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目前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含义分析不够深入，没有系统考察企业环境绩效的内部驱动因素的传导作用过程，因而没有解决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理论联系问题。
由于理论模型出发点与所需检验的问题不一致，多数现有模型直接将企业环境影响的物理因子的测量值与企业经济绩效（比如，资产收益率、股权收益率、投资收益率等）相比较，忽视了对两者的内在联系的考察。因此，现有研究不能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King和Lenox，2001）。
现有研究工作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和指标的选择，大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和具体研究对象的特点，缺乏对组织内部过程相关性这一关键因素的考虑。而且多数研究采用单个或少数指标，缺乏可比的衡量标准和普遍的解释力（Thoresen，1999；Lober，1996）。尽管有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将企业内部因素纳入对企业环境战略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之中（Sharma和Harrie，1998；Christmann，2000），并考虑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Aragon-correa和Sharma，2003），但这些研究工作往往以“主动”或“被动”（Proactive/Reactive）环境战略的分类来衡量环境绩效，可能有失客观性。
同时，由于忽视了激励因素，现有理论模型和评估方法中，关于企业环境绩效指标的设计不足以激励企业改善与环境有关的运营管理和决策，因而在实践上不能有效地为企业环境战略和管理能力建设提供指导。这也正是导致相关数据可获得性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目前迫切需要研究评估企业环境绩效的基础方法、测量原则，及其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的理论模型。对此，本文认为，对“企业是否值得绿化”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内部作用过程的分析和对其中激励因素的认识，使得相应的环境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促进和加强企业竞争优势，增加其经济绩效，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惟有如此，才能对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活动产生持续的激励作用。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基于组织能力的环境绩效理论模型
1.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是研究其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模型的理论起点。在实践中，往往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环境绩效，比如，排污量最小化、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减少风险、环境损害赔偿等。简单的定义显然不足以反映环境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我们认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主要目的是说明：什么样的企业是“绿”的？一个企业应该有多“绿”才好？一个企业如何变“绿”？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考察，应把握两个维度：一是企业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二是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自身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的影响。前者导致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外部驱动力（例如，政府法规、标准和消费者选择等）的形成，而后者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内部驱动力的出现，因为组织能力是财务绩效的首要内部作用要素。
同时，在上述两个维度上，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都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的理解。狭义上，企业环境绩效指企业在现有环境标准中规定的，以及其他可直接测量的环境指标上的表现。这些指标往往是定量的、标准化的，比如排污量数据等，一般用于对企业环境合法性的考察以及企业之间的直接比较，既可以进行单个指标的比较，也可以对通过加权处理形成的综合指标进行比较。广义上，企业环境绩效指企业持续改善其污染防治、资源利用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综合效率和累积效果，应体现系统性和动态性。目前采用的主要工具是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LCA），其理论和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
在企业层面上，改善狭义上的环境绩效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强制力的制约，其中，政府的控制手段虽然包括过程控制，但重点是结果控制。而对于广义环境绩效的改善，企业往往采纳自愿环境协议（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或标准，例如，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等，通过规范的过程控制来保证复杂的、不易直接测量的环境绩效指标的持续改善。其主要驱动力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可行性；二是从制度理论来看，受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即使在经济不可行的情况下，企业也可能采取与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相同或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因为这会使其显得更具有正统性（Legitimacy），从而易于被市场接受。由此可以认为，企业有主观积极性去改善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而采用的测度广义环境绩效的环境指标。
尽管如此，企业自动改善环境绩效，还需要其他前提条件，比如，企业经营决策者拥有完全信息、环境创新与组织内部的激励相兼容等。事实上，现实中的管理者并非拥有完全信息，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同时，企业组织中妨碍变革的种种因素也阻滞了可能的环境创新。这也正是研究人员对自愿协议的有效性进行质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企业决策管理的需要出发，必须强调企业环境绩效中的激励因素，使得企业环境绩效评价除了用于外部沟通外，更重要的是将其用于内部决策和战略执行过程之中。
2.基于组织能力的环境绩效的概念模型
考察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重视联系两者的组织内部过程。由于企业在整体战略进程中长期培育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为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企业内部形成的组织技巧、资源和功能（Teece等，1997），而经济绩效是组织能力的报酬，因此，组织能力是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内在联系的桥梁。然而，组织能力却是现有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模型研究中的一个断点。为此，本文试图从组织能力的角度出发，构建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模型。
为了说明这个模型的结构，本文构建了一个“E、C、P”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企业环境绩效E（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包括物理性指标和激励性指标等内容。企业的组织能力C（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包括管理水平和创新速度等内容。企业的经济绩效P（Economic Performance），包括利润水平和增长率等内容。由E、C、P各自内部结构及其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的模型具有动态性质，包括两个基本过程和两个循环回路。
图1 基于组织能力的环境绩效的概念模型
（1）企业环境绩效（E）。企业环境绩效E的衡量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前者一般由可直接衡量的显性的绩效指标来衡量，通常反映企业污染控制的效果，记为E[，2]，可比喻为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并非“企业”的环境绩效指标，而是“政府（控制）”的环境绩效指标。而在广义上，企业环境指标还包括其他隐性的、内涵型的指标，主要体现于企业污染预防（Pollution Prevention）和提高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等方面，本文特别关注其中对促进组织能力有激励性的因素，记为E[，1]。可采用企业环境目标、环境管理体系、业绩考核、创新战略等多方面的指标，来反映企业环境绩效的不同侧面，比如，单位产出的能耗、污染负荷等比例指标。
（2）企业经济绩效（P）。相对于反映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的环境绩效，本研究中的企业经济绩效是指企业可被市场直接体现的企业价值和效率，主要是由财务绩效指标及其驱动因素构成。事实上，企业经济绩效评价的方法也正在经历一个创新的时期。无论是对企业价值的分析还是对经营业绩的评价，传统的由单纯财务指标构成的绩效评价体系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如何将绩效评价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的全过程（Kaplan和Norton，1996），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进行有机结合，为运营管理提供决策的信息，并据此不断提高企业价值和竞争力，越来越受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关注。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分析，同样可以分为可直接衡量的财务指标，比如，资金利润率、经济价值增加值等指标，以及驱动企业财务绩效的潜在要素两个层面，将其分别记为P[，2]和P[，1]。后者包括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员工满意度、团队合作、创新进取的精神等。
（3）组织能力（C）。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论（RBV）认为，组织能力是指企业配置其所拥有或控制的有形及无形要素等组织资源（即资产）的能力，用以进行提高企业绩效的各种活动和任务（Amit和Schoemaker，1993；Barney，1991；Teece等，1997）。组织能力是基于知识的，一般因具体企业而异，并具有社会复杂性（Socially Complex）等重要特点。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内在基础，只能从企业内部培育，市场难以在可观测和计算的边际概念上评估其价值，因此一般无法通过要素市场交易来获得（McGrath，MacMillan和Venkataraman，1995）。
本文所谓的组织能力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质量缺陷率、标准化程度、履约率、成本降低率、新产品上市频率以及创新和学习等方面的内部效率指标，可以包括研发、生产、创新、协调、服务和管理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注：出于本文研究意图，文中不分辨与组织能力在内容上有一定重叠的其他概念，比如，核心竞争力、动态能力等。）考虑到组织能力并不能离开组织资源的基础独立发挥作用，本文将其与组织资源的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注：事实上，战略管理研究文献中充满了对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各种定义，也有学者（如Ray，Barney和Muhanna，2004）将二者视为基本上可以互换的概念，即企业用以制定和实施其战略的有形及无形资产，用以区别于“商业过程（Business Process）”，即企业为实现某种商业目的或目标而进行的活动。）之所以在模型中将组织能力与组织资源分开（分别记为C[，1]和C[，2]），目的是以组织资源（C[，2]）来表示相对易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有形或无形要素，比如，新的先进设备、技术、专业咨询服务以及员工环境知识培训等。
将组织能力视作联系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中间环节，根据如下：①在既定环境规制（Environmental Regulation）条件下，企业固然根据其组织资源和能力（以及感知的外界因素）决定其环境战略，但通过在企业理念和流程中强调自然环境可持续性来培育及巩固企业相关的组织能力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采用全成本审计及环境设计等工具提高组织资源的使用效率等。②由于企业的能力各不相同，导致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因此，不同的企业即便从事相同活动时，也具有不同的经济成本，从而导致不同的运作效率；反过来说，不同企业在相同的经济成本下改善其环境绩效的效率和结果也不相同。这也是企业间环境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③环境绩效因素（比如，原材料选择、员工健康和安全、生态风险、物资利用效率以及污染物的产生和处置等）对相应的人力资源发展、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企业组织能力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和密切。例如，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工业生态（Industrial Ecology）和清洁生产等途径求取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跨国公司拓展全球市场和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之一。④环境绩效监测和评估的策略和技巧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组织能力。如果企业的绩效监测体系不但能反映产品中包含的环境绩效，而且能评估生产过程中隐藏的环境绩效信息，将非常有助于组织能力的提高。正如66管理（注：一些质量管理方法和体系，例如66管理，在其精确、严格的控制程序及工具背后，更重要的是支撑一种系统的、以数据为基础的流程改善方法。）一样，从企业的战略和运营管理角度来看，隐性的、内涵型的环境绩效因素（E[，1]）本身的目的并不一定在于直接改善环境绩效，其更直接的目的在于增加企业的组织能力，促进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将事情做得更好”，并使得“创新性地解决问题”成为一种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 Routine）。此外，上述企业环境绩效因素与企业质量管理技术和能力有兼容性和协同作用，例如，清洁生产体系一般能有效地强化全面质量管理（TQM）等传统的运营管理技术和过程。因此，内涵型的企业环境绩效与成本、激励、研发、质量、风险控制、时效和服务等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传统因素一样，是构成组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而也是企业市场价值的推动要素之一。
（4）两个基本过程。第一个基本过程是P[，2]→C[，2]→E[，2]。我们从诸多企业案例中观察到，企业经济活动中显性存在的是P[，2]→C[，2]→E[，2]方向上的反应过程。其逻辑是：①随着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环境表现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企业面临改善其环境绩效的压力。②在这些压力的影响下，企业被迫根据压力方的要求提高其环境绩效，而这些压力方的要求往往体现在某些具体的、可以（在可接受的成本下）直接衡量的环境绩效指标上，比如，法律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等。③经济绩效好的企业，可以凭借其既得优势，分配更多的资源，使企业有充足的专门资产（比如，先进的污染防治设施、更清洁的技术等）来针对具体的环境指标和标准取得更好的环境绩效。这个决策过程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成本和收益来分析。对于一个理性的决策者而言，如果控制污染的成本低于因污染排放而造成的经济惩罚，显然应该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来达到环境标准，甚至可能优于环境标准（Beyond Compliance）。这个基本过程的后果往往表现为基于产品的差异化优势。
另一方面，如果环境影响被视为企业内部的决策因素之一，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以激励为内涵的企业环境绩效衡量措施将有利于企业的组织能力的建设，从而通过E[，1]→C[，1]→P[，1]这一过程决定企业的经济绩效。这是模型中的第二个基本过程。其含义是，通过改变企业环境绩效的衡量方法，主要是强调广义环境绩效中的创新激励因素，使得企业通过对环境问题采取创新性解决方案来增强其自身组织能力C（同样有理由认为企业有积极性推动这个过程），比如，有利于企业与采购商或供应商建立新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加强对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等，从而有助于改善其经济绩效P。这个基本过程的后果可能表现为基于过程的成本优势。
（5）两个循环回路。循环回路1为E-C-E。这个短回路主要反映企业内部专业部门的活动。在企业中，通过具有环境导向的组织能力对存量组织资源的重新整合，可能促进可直接衡量的环境绩效指标的改善。这意味着，单是对环境绩效概念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就有助于促进企业专业组织资源的效率。比如，将污染物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控制，一般能有效改善排污量指标。在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的初期，这种作用的效果往往是显著的。通常，这个循环回路所形成的模式相对于企业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其成效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是否具有相应的互补性资产。
循环回路2为E-C-P-C-E。这个长回路由两个基本过程构成，反映了E、C、P之间互为因果的更为复杂的动态联系，是对企业层次上的组织绿化活动的解释。在这个循环中，E[，1]→C[，1]→P[，1]过程，相当于有机体血液循环中的动脉过程。经济绩效良好的企业可以通过P[，2]→C[，2]→E[，2]的过程改善其环境绩效（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将是其物理性指标的改善），相当于有机体血液循环中的静脉过程。由此取得的环境领先优势又通过E[，1]→C[，1]→P[，1]过程进一步改善其经济绩效。于是，这些动态过程形成一个持续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良性循环。为此，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心脏，才能为循环提供动力；企业对环境绩效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力就是组织绿化循环的心脏。当然，只有当E、C、P之间的正反向联系过程都比较通畅时，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努力才真正有益于企业价值的净增加，这种循环导致的企业发展才会主动地趋向于环境友好型的途径。
对于企业而言，第一个循环回路固然有效率上的意义，但第二个循环回路则除了效率上的意义外，更具有激励的意义，是一个良性的、正反馈的循环。那些单纯通过投入更多组织资源来改善环境绩效的企业获得的是递减的绩效改进效果；相反，那些以组织能力、创新、学习和知识为基础的企业，却获得递增的绩效改进效果。近年来，自愿环境协议在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体系中取得快速增长和效果，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通过资本投资来建设其组织能力的过程也是存在的，比如，企业在投资新的项目过程中，其决策、计划、协调等方面得到新的进步，实际上是对原有组织能力进行保持、加固和增加的一个过程（Maritan，2001）。因此，本文的模型中应该存在P[，1]→C[，1]→E[，1]的过程；同时，应该存在更为复杂的循环回路。由于这些过程一般是其他商业活动（比如项目投资等）过程的伴生结果，本文暂不对其展开分析。
三、模型的特点及启示
本文提出的新模型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和内容进行重新分析，强调了广义环境绩效与组织能力的相关性（Relevancy）；二是认为组织能力是联系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两者之间的内在因素；三是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正反馈关系。这个新模型包括环境绩效（E）、组织能力（C）与经济绩效（P）之间的两个基本过程和两个循环回路，其核心部分是基本过程E[，1]→C[，1]→P[，1]，即企业对广义环境绩效目标的认识将促进组织能力的培育，进而有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这一动态模型的建立，依赖于对企业环境绩效含义的重新考察。为此，本文区分了企业环境绩效中的显示型内容和内涵型内容。其中，尽管显示型（可直接测量的）环境绩效目标往往与企业价值和运营目标相关性不大，但内涵型的环境绩效目标与企业价值和运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因为，系统性和动态性的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持续改进和创新的运营体系的结合，能有效催化企业组织能力的提升。
本文将组织能力视为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关系中一个关键的内生性变量。相比之下，以往的研究将组织能力作为影响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例如，Christmann（2000）认为组织资源和能力是企业选择和实施环境战略所需要考虑的互补性资产，关注的是静态的、存量性的组织资源和能力。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动态关系模型体现了一种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存在的可能性，即在以创新和知识为基础的环境改善与绩效提高的循环中，两者可能实现递增的报酬。这样的解释突破了简单性的推断逻辑，与描述组织能力发展的路径依赖和进化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与一些观察结果所体现的情况是相符合的。比如，那些已经在创新性改善环境绩效方面具有大量生产能力和经验的企业，就能够运用所取得的优势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及投资者的青睐，继而更加努力地推进创新，并进一步加强其竞争优势。
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正反馈机制对对初始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有很高的敏感性，因此，企业现有的组织资源及能力是必须依赖的基础。同时，政府的一些激励性措施，例如，中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年1月1日起实施）中对企业从事清洁生产研究、示范和培训提供资金扶持、相关费用列入经营成本等规定，将有助于激励企业启动主动改善环境绩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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