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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5)04-0063-05
施特劳森在评价证词的地位时说：“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许是绝大部分，来自于倾听他人所说的或阅读他人所写的东西。”[2]也就是说，证词在知识的积累和确认过程中的地位目前已得到普遍承认。问题在于，证词作为一种知识来源，是否应该被还原为其他的来源，如知觉、记忆和推理等等。对此有两种回答：一，证词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而且对证词的接受能得到先验原则的辩护；二，证词是知觉等更基础的知识来源的产品，而且对证词的接受遵循的是经验原则，即证词的可靠性建立在已有的观察和经验背景上。这两种原则的争论是传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争论在当代的延续。
前者属于反还原论，在理论上有很多学者为它做论证，这是因为它得到了对科学的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哈德威格(J.Hardwig)对当代大科学的考察和谢平(S.Shapin)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史的考察，都证明了科学家们以及公众会在没有相应的经验证据的情况下接受他人的证词。因而，反还原论在当代知识论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后者属于还原论，它起源于休谟，虽然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主导的证词理论，但是自从二十世纪末以来，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而它的出路在于借鉴反还原论：改变传统上把证词还原为知觉等亲身拥有的认识资源的倾向，而赋予像证词这样的社会性的认识资源以与知觉一样基本的认识论地位。认识论的这种转变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从而不必彻底滑到像SSK那样的社会学研究上去。本文希望通过对休谟式的证词还原论的困难及其出路的思考，来分析当代认识论以及科学哲学的社会化转向。
一、休谟的证词还原论
休谟是第一批赋予证词以较高认识论地位的哲学家中的一个。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我们对证词的依赖：“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一种推理比从证词、目击证人和观察者那里得到的东西更普遍、有用和必要了。”[3]这种对证词的肯定源于他的经验论，因为经验论要求知识建立在直接经验基础上。而当我们不是一个事件的目击者时，依赖目击者的证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休谟受到普遍批判的地方是他的证词还原论，即他试图用在《人性论》中形成的经验论来解释证词信念的形成：“我们对任何这类论据的确信，不是源于其他什么原则，而是源于对人类证词准确性的观察以及目击者报道与事实的惯常一致性的观察。”[4]我们能够相信证词，是因为我们曾观察到证词与证词所指的实在相符。这样，我们对证词的依赖就被还原到了对自身观察和经验的依赖。中肯地讲，他的经验模型用来解释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信念时是恰当的，但是他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模型运用到在他人话语基础上形成的信念就不恰当了。
在这里，他与认识论个人主义者们（以笛卡儿为典范）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认为：在认识实践中，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个体的知觉、记忆和推论资源，因为只有个体的知觉、记忆和推论资源才是可靠的。证词是一种社会的资源或者说非亲身的资源，因而它是不可靠的。因而，认识必须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下进行，而认识的主体是孤独的认知英雄。正是由于休谟与笛卡儿的深远影响，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在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与休谟同时代的里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证词的“第一原则”辩护。里德承认证词是与知觉一样的知识的基本来源，而且不必将证词还原成知觉，因为证词具有与知觉同样原初的地位。他把知觉分成原初知觉(original perception)和习得知觉(acquired perception)两种，而绝大部分知觉是习得知觉。习得知觉类似于证词，所以在认识中证词具有与知觉同样原初的地位。另外，他以孩子的成长为例来反驳休谟的证词还原论：孩子在接受他人告诉他的东西时并没有相应的归纳基础，所以“如果自然决定只能靠经验来解决证词的可靠性问题，那么孩子们就会从不信任开始，然后随着智慧和经验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信任他人，然而‘人类生活的最卓越的观点’指出了成长的过程与此完全相反。”[5]他提出的第一原则是：易信(credulity)原则和诚实(veracity)原则。易信原则使我们相信他人告诉我们的东西，而诚实原则使他人倾向于说实话。这种原则使我们对他人话语的依赖得到了最初的辩护。里德认为，因为造物主将这两个原则植入我们心中，所以信任他人是默认的认识立场。当代反还原论就是以里德为原型的。
可是，休谟的证词还原论有多种解释。一方面，正如科迪(C.A.J.Coady)所指出的，休谟思想中的关键词——观察和经验，具有两重的含义：一种是个人的(individual)，一种是公有的或社会的(communal)；或者说，休谟在说知识源于经验时，从未说明是源自个人经验还是社会经验。当我们把所谓的“亲身观察”解释为我从他人或社会那里获得的经验和观察时，那么休谟又将成为反还原论者的鼻祖。因为从他人或社会那里获得的经验和观察可以被解释为证词。这时，还原论与反还原论的通道就打通了。
而当代反还原论者们所批评的“休谟式的证词还原论”，是对个人观察和经验的还原（所谓“休谟式”，因为它是对休谟思想的引申）：“我们把证词作为一类证据来依赖，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亲身观察到在人们的报告的东西与世界实际所是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恒常且有规则的联系。具体地讲，我们每个人都观察到某种报告与某种情境之间的恒常联系。因此，我们有好的归纳理由去期待这种恒常性在未来也会发生。”[6]在当代，这种思想的批评者主要有：科迪、斯特劳森、哈德威格、伯格(T.Burge)施密特(F.F.Schmitt)、福雷(R.Foley)、斯蒂文森(L.Stevenson)、库什(M.Kusch)、柏庭加(A.Plantinga)、奎因顿(A.Quinton)、罗斯(A.Ross)等人。
另一方面，也是不为大多数休谟的批评者所注意的是，休谟与里德之间并不存在像后人所认为的那么大的鸿沟。休谟也意识到了里德提出的第二个原则，“他称它为‘对真理和正直的爱好’；但是这个原则在他的体系中有不同的地位。”[7]二人相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可以由他人是可靠的，推出他人的证词是可靠的。所不同的是，休谟认为相信他人证词的倾向取决于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倾向于说实话，而里德认为在没有相反经验的情况下就可以相信他人，即可以在没有相应经验的情况下相信他人。但里德的方法似乎过于武断，而他自己也不安地认为，先验原则最适用的阶段是孩提时代，随着我们的经验积累，易信原则和诚实原则变得越来越脆弱。也就是说，在积累起相应的关于人的经验以后，经验原则将取代先验原则。二人思想的这种类似，为后来还原论与反还原论达成一定共识埋下了伏笔。
二、休谟的证词还原论的困境
当代反还原论者的出发点有三个。首先，知识事业是集体事业，而我们不可避免地依赖着他人。比如，在当代科学研究中，每一个研究者都只占有最后结果的一小部分证据，所以研究总是建立在他人的证据之上。其次，我们不能够完成休谟所要求的那种观察。因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要亲身观察以核实其正误的东西是如此之多，而我们活得是如此之短、精力是如此有限，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完成休谟所要求的观察与核实。比如，虽然我们没见过血液循环，没有见过南极臭氧空洞，没有观察过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但是我们却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们。再次，证词只有在不可还原时才有意义，比如，专家证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超出我们个人的认识所及的范围，并且能够给我们以有益的指导。“休谟式证词还原论”既不能解释知识的生产过程，也不能解释个人知识的社会性，所以它必然失败。
在所有对“休谟式的证词还原论”的批评中，最典型的要数科迪了。首先，他认为休谟所要求的人们的报告与世界实际所是之间的契合，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这种要求在面对专家证词时尤其难以满足。休谟会说，我们之所以依赖专家证词，是因为我们很少观察到专家证词与其所指的情境不符。但是，专家的陈述对于公众来说往往是深奥陈述，即他们的宣称往往超出公众的直接经验，导致公众无法判断其正误。或者说专家证词的真伪绝不像一张纸的黑白那样容易分辨。例如，某人是一个东南亚地理学家。如果按照休谟的要求，那么我们必须亲自考察东南亚地理，以发现它与专家证词是否契合。如果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考察专家时自己就必须是专家。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必再依赖专家证词了。所以，严格贯彻还原论的要求会导致：专家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将得不到认识辩护。这无疑将迫使认识论回到怀疑主义上去。
其次，休谟主张：人们的报告与世界实际所是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这个主张也是不对的。休谟曾说，“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没有任何客体相互间有可以发现出的关联，所有可以从一个推到另一个的推论仅仅建立在我们关于它们恒常和固定汇合的经验上；很明显，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准则不适用于人类的证词，而人类证词与任何其他任何事件的联系，也同别的联系一样是没有必然性的。”[8]这是他的怀疑论思想的表现：证词与世界实际所是的契合实际不存在，这种契合只是源于人类的习惯。科迪强烈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人类证词与实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思想是无法理解的。公共语言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休谟的观点。他说，按照休谟的思想，可以想像有一个火星人社会：“他们总是告诉对方错误的时间和日期，讲错姓名和地址，说错室外的天气，说错他们的所在地点以及正在做的事。”[9]他们经常发现他人所说的与实际经验不相符合，从而他们不再依赖他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这导致他们再也不能交往，而他们的社会也将难以存在下去。通过火星人社会的假想，科迪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类证词与实在没有丝毫联系的社会是多么荒唐。
出于对休谟式还原论的极度失望，当代大多数认识论者走向了不可还原论。他们认为，既然不可能依赖自己的经验独立证实他人的证词是可靠的，那么也就只有寻求先验原则的帮助了。科迪认为，对待他人证词的出发点就是信任，而公共语言的成功就是对这种信任观的最好支持。伯格说：“人们可以得到辩护地接受看起来是真的和他可以理解的东西，除非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让他们这么做。我们把这叫做接受原则。”[10]哈德威格则提出了强证词原则：“如果N（新手）知道E（专家）知道e（证据），那么N知道e。”[11]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接受证词时，存在着一个不依赖于经验的先验原则，如果我们没有说者是不可信的证据，那么这个原则允许我们有信任说者的权力；只有在有很强的反对理由时，我们才不能信任他人。
三、休谟的证词还原论的出路
“休谟式证词还原论”在众多的批评中终于沉寂了。但证词还原论思想并未就此消亡。针对上述反还原论的主张，当代的还原主义者就还原论的出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弗里克(E.Fricker)提出有限还原，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不必诉诸先验原则来证明他人是可靠的；另外，在没有对他人的经验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常识或公有经验来确认他人是可靠的。戈尔德曼(A.Goldman)更为忠实于休谟，他坚持运用经验原则来确认他人以至他人证词的可靠性。
先来看还原论和反还原论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证词理论是关于知识是如何进行传递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信他人的理论。其特质是认为相信他人和他人所说的话不是一回事：我们总是先相信一个人，然后再相信一个人所说的话。谢平的考察证实了这点。他在考察科学知识的基础时发现：“没有任何实践否定了证词和权威，也没有任何文化否定了证词和权威。我给我自己的双重任务是：说明他人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以及说明对证词的依赖是如何在某种理智实践中变得不可见的。”[12]他在考察了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后，发现证词变得不可见的原因是：在绅士文化中，对证词的信任变成了对人的道德品质的信任。我们总是先相信实验科学家，然后再相信他们对某种实在的论断的，尽管我们对这种实在没有直接的经验。因而，对世界的知识与对人的知识是分不开的。我们通过认识人而认识了世界。他通过研究发现，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和制度使得绅士就是那个说出真理的人的范型(paradigm)，因为绅士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说假话的人。波义耳就是当时绅士的范型，他利用他的绅士身份，使公众在缺乏直接经验时也接受了实验科学的知识。在书结尾处，谢平高度评价了信任在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递中的地位：“科学家们通过知道去信任谁，而认识了自然世界。”[13]
但这种对他人证词的信任在理论上是有很大争议的。反还原论者把他人的可信性作为一个先验假设，而还原论者就是要用经验来确认他人的可信性。休谟原先只是强调了经验原则的在先性，而没有说明如何用经验来确认他人的可信性。当代还原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出了证词还原论。
弗里克是当代著名的还原论者。她清醒意识到了休谟思想中的缺陷：即反还原论者所指出的对个人经验和观察的普遍还原。因此，她不再要求普遍还原，而只是让听者在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于已有证据或线索来评价说者的可信性，并在经验上记录下说者不可信的迹象，从而做出适当的反应。她的思想可分两部分：首先，信任他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和不欺骗的品德，是由他人宣称P到事实就是P的桥梁，或者说，可信性就是说者的宣称P与事实上就是P之间的桥梁。在以上这一点上，还原论和反还原论没有实质性的争议。可信性的定义是：“说者S在情况O下说出话语U时，这时她是可信的条件和唯一条件是：(i)U是真实的，并且(ii)S在情况O下有能力发现P，这时这个概念可定义如下：如果S在情况O下诚实地宣称P，那么事实就是P。”[14]
其次，她认为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经验上非循环地确认说者是可信的。与反还原论者相反，她认为在接受证词时，我们总是已经有了经验。例如，针对哈德威格在1985年提出的证词在科学中的地位问题[15]，她指出共同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不是一无所知的，而是存在相互信任的基础的，例如科学规范和制度，而且以往经验也告诉我们科学家们一般是可靠的。相信科学家说的科学命题就像可以期待宾馆服务员知晓房间的价格，从而接受他关于房间价格的话语一样。所以不必诉诸先验原则来辩护科学中的证词。
她对休谟的发展体现在：在对说者或说者所说的话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常识或者说公有经验来知道说者的可信性。“最关键的地方是：相信某人的经验基础不必建立在对她们的个人知识上，因为我们可以运用关于某人的社会角色的长处和短处的一般知识。”[16]这种关于他人的一般知识并不建立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而是一种通过信任得到的公有经验。因此，她澄清了休谟的模棱两可性，因为她所讲的经验包括公有经验，而不只是亲身经验。公有经验源自公有信念，源自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规定。
可见，她的还原论像一枚硬币一样分两面：除开经验论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先验论的一面：“当不监测说话者的诚实性就无权假设他是诚实的时候，说者是诚实的，就是默认的评价，……人们认为说话者是诚实的，除非人们观察到不诚实的状况。”[17]这就非常接近于先验的接受原则了。这一点是关键，这意味着当代的还原论借鉴了反还原论，把社会性的认识资源（尤其是证词）纳入到个人的基本认识资源中来，并把信任作为一种默认的认识出发点。
戈尔德曼是休谟或者说认识论个人主义的衷心拥护者。他代表的是传统的和保守的立场。他在解决新手／专家问题时就贯彻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新手在两个专家之间做出抉择的最好的认识资源是“根据公认专家的过往认知成功的纪录，来评价他们在当前这个问题上所给出正确答案的可能性。”[18]但是新手该怎样评价专家的过往纪录呢？他认为在专家们的深奥陈述（新手不能理解的陈述）和通俗陈述（新手可以判断其正误的陈述）重合时，新手就能评价其过往纪录。例如，天文学家预测：“2130年4月，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将会发生日蚀。”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深奥陈述，因为人们无法凭借经验检验它。而对于生活在2130年的新墨西哥的圣达菲的人来说，他们将能对这个陈述做出正确的评价。这时，对他们来说，深奥陈述和通俗陈述就发生重合。此时，新手可以看到专家意见的效用。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主张新手要在能看到专家意见与专家意见所对应的状态或效用的吻合时，才能得到辩护的相信专家意见。可见，在新手怎么样评价专家的过往纪录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彻底还原论的。
四、结语
虽然反还原论暂时占到了上风，但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方面，没有相关的经验就接受他人的证词，这过于轻信了，也就是说，先验原则也必须受到经验的支持才能确立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反还原论是以信任为默认的起点，这就使得个人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评价他人的观点，而且，对专家的过分依赖又是专家专制的根源。简而言之，他人的权威越强，个人的理性就越萎缩。
而当代的还原论在坚持原有经验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地承认了社会因素，尤其是证词，在知识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地位。它的这种积极调整，使人们看到：一方面，整个认识论阵营除了坚持其原有的规范性外，也在尽可能调整自己，使得自己符合科学和认识的实践；另一方面，当代认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再追求个人对实在的直接观察和经验，而是承认社会因素是认识的基本来源和证据。这标志着认识论发生了从个人主义认识论到社会认识论的转型，并且也使得科学的社会研究获得了认识论的支撑。还原论在调整的同时，也保留了其原有的合理因素：即理智自治，珍视个人理智的权威，对他人的证词采取不盲从的批评态度。经典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理智自治已经消亡，而当前盛行的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和方法又过于强调社会的作用而忽视个人的理智作用。由此看来，当代还原论的建构方案是新时代理智自治观念的一个很好尝试。
修回日期：2004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