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层论文,玉器论文,家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谈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是指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的玉器。 迄今已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有100多件(组)，出自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①、赤峰西道村点将台遗址②、赤峰二道井子遗址③，辽宁北票丰下遗址④、兴城仙灵寺遗址⑤、朝阳热电厂遗址⑥，吉林库伦旗西梁墓地⑦、奈曼旗五间房遗址、西南城子梁遗址、后岗梁遗址、东北梁墓地⑧等，其中以大甸子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为主。 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虽然目前发现不多，器类有限，但却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因素最为显著。欲准确认识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需要对这些玉器所反映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具体而仔细的梳理，尤其需要甄别哪些是红山文化制作的玉器，哪些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延续与发展。这对于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也是有意义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反映了当时及之前辽西地区所发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辽西地区文化传统的更迭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现选择六种玉器做进一步的分析，以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问题。 一、玉勾云形坠饰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有很大一部分与红山文化范围重合，二者的年代也相隔不远，所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有浓厚的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及文化传统。大甸子遗址出土的玉勾云形坠饰就是这类玉器的代表。 大甸子遗址出土有2件玉勾云形坠饰，《大甸子》报告称之为镂花坠⑨，1件完整，另1件残。这2件玉勾云形坠饰形制接近，但细部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1件勾云形坠饰(M821∶5)完整，淡绿色，长6.9、最宽3.3、厚0.4厘米。器物中部有以瓦沟纹和圆镂孔、弧形孔组成的“回”字形内卷，即勾云。器物四角有横向外伸的带瓦沟纹的钩状角，其中两个向下的角尖弯钩明显而呈尖齿状。四个钩状角两两相背，并且在外端各出一牙，器物中部下端还有三个双齿牙。器物的上端中央有一孔径0.1厘米的小孔(图一)。
图一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勾云形坠饰(M821∶5)
图二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勾云形坠饰(M373∶7) 另1件(M373∶7)残，莹白半透明状，残长2.75、宽1.7、厚0.25厘米⑩(图二)。现存部分与M821∶5有明显的区别。从下部残断处有磨光的小弧形面以及有磨光的头部推测，这件勾云形坠饰的中部有弧形弯钩状镂孔而不是单独的圆孔，即勾云内卷的头部与内卷壁不相接。所以，这件器物的中部应为瓦沟纹、弧形弯钩镂孔形成的“回”字内卷。器物中部上端凸出0.28厘米，凸出部分上端有一直径约0.23厘米的小孔。现存部分一边上下端均有横向带瓦沟纹的钩状角，上短下长，下部的弯钩明显，上下两个弯钩相背且没有向外端出牙。残缺的两角应与现存两角的形制相同。现存部分下端有两个双齿牙，其中一个齿牙的方向与M821∶5下端的双齿牙方向不一致。这也表明这2件勾云形坠饰的中部镂孔及“回”字内卷的形式应不一样。 有研究者认为这2件勾云形坠饰是在红山文化时制作的。但这种形制的玉器不见于有明确考古学层位或遗迹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所以目前尚不能确定其为红山文化玉器。我认为它们是红山文化之后制作的。 从器物形制分析，大甸子勾云形坠饰(M821∶5)的钩状角有外出的牙，器物中部下端有三个双齿牙，和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11)(图三，1)的特征相同，中间“回”字纹饰是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中部“兽面”的一半。兽面内卷的形式又似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12)(图三，2)有关。M821∶5保留了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中的“兽面”、两边钩状角出牙以及下端有双齿牙的特征，应是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发展演变的一种形制。
图三 红山文化玉器 1.牛河梁遗址出土兽面形玉佩(N221M22∶3) 2.牛河梁遗址出土勾云形玉佩(N221M22∶3) 大甸子M373∶7的钩状角外端没有外伸的牙，有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基本特征(13)(见图三，2)，而器物中部“回”字形内卷的形式，亦可能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接近。但这件器物的下端有两个双齿牙，与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的双齿牙(见图三，1)比较，其双齿槽不明显但可以看出有双齿尖。这件勾云形坠饰所具有的这两方面的特征表明，它应是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发展演变过程中吸收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的一些特征而形成的，应晚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与兽面形玉佩。 这2件勾云形坠饰都很小，M821∶5长不足7厘米，M373∶7复原长约4.5、厚0.25厘米，是目前所见红山文化最小最薄的勾云形玉坠饰。这2件勾云形坠饰都出自墓主胸部，应是悬挂在胸前的坠饰。 大甸子M821∶5与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有关系，但只有一半兽面，其作为兽面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这2件玉器可能仅是装饰品，与红山文化在特殊礼仪行为中使用且具有宗教含义的勾云形玉佩、兽面形玉佩的作用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已不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原型器物了。 这2件勾云形坠饰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似可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制作的具有红山文化玉器传统的器物。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距近千年，而这2件勾云形坠饰却有十分浓厚的红山文化风格，应是红山文化同类器物直接演变而成，其演变的过程不至于需要近千年的时间。所以在红山文化玉器至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演变发展过程中，还应有一个中间环节。大甸子2件勾云形坠饰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这个中间环节的玉器直接或经过加工后作为装饰坠件。 通过对大甸子2件勾云形玉坠饰的分析，我们有了新的认识：目前在辽西地区各遗址采集的具有红山文化玉器风格或传统的玉器，如果没有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其为红山文化制作的玉器，那么对其年代的判定需要特别慎重。这一研究实例也说明，具有红山文化玉器风格或传统的玉器，不是只存在于红山文化，可能在红山文化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制作的玉器上仍然有所体现。 二、玉钩形器 玉钩形器是上述认识的又一个很好的例证。目前发现的玉钩形器共有5件：大甸子遗址出土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1件，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1件(14)，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购的2件。另外，据传北京市外贸公司曾藏有1件(15)，而1975年在内蒙古林西南沙窝子出土的1件钩形柄玉匕亦应与玉钩形器有关(16)。 许多研究者根据有“瓦沟纹”及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四角钩形角相同的特点，将这种玉钩形器判定为红山文化玉器(17)，而对大甸子遗址发掘所获的科学依据不予考虑。这种玉钩形器至今未曾见于考古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存中，所以，尚不能将这种玉钩形器定为红山文化玉器。 实际上，这种玉钩形器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四角上的钩状角有区别，两者的使用功能更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5件玉钩形器器形较小，依据其形制特点可分为三部分：上部为弯钩首，中部为分隔钩首与柄部的两道凸棱，下部为柄或带榫头的柄。在柄部尾端或柄部尾端的榫头上穿一孔，榫头及穿孔的作用是使器物便于嵌入有机质的杆中并固定。所以，这种带榫头的玉钩形器应是杖杆类的首部或是笄首的装饰件。而那种不带榫头并在柄尾端穿一孔的玉钩形器，与带榫头并穿一孔的玉钩形器的使用方式可能不同。这5件玉钩形器的细部特征有不同之处，兹分析如下。 (一)大甸子玉钩形器 大甸子遗址出土的玉钩形器(M308∶1)长7.1、宽2.5、厚0.7厘米。上部弯钩的弧度较明显，弯钩的内、外侧边都呈圆弧形。中部两道凸棱之间为凹槽。下部的柄为扁平锥状，柄尾端有一穿孔，孔体呈不规则臼形，外径边缘不整齐，内径较小，内、外径平面均呈不规则椭圆形，近尾端的孔缘上有磨痕(图四)。此器物的柄及穿孔显示其制作较草率，而上部的弯钩、中部的两道凸棱则制作较精细。两相对比显得很不协调(18)。《大甸子》报告称之为雕花坠(19)。 这件玉钩形器出自大甸子墓地M308的葬具内，葬具内仅有这一件随葬品。另在该墓壁龛内随葬1件彩绘平底陶罐和2个猪脚。墓主为14～17岁的女性。推测这件玉钩形器是墓主生前佩挂在胸前的坠饰，从柄尾端孔缘内磨痕看应为弯钩向下、柄端向上。 从形制看，这件玉钩形器是取自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一个钩形角加工制成，其时代为红山文化之后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二)殷墟妇好墓玉钩形器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钩形器(M5∶964)长9.1、宽1.9、厚0.5厘米。上部弯钩的弧度较大，但中部弧度较小，上面的瓦沟纹深而清晰，中部两道凸棱之间形成明显的“V”字形凹槽。柄为扁平长条形，较长，尾端略有收分，有圆弧形榫头，榫头上穿一孔，穿孔近圆形，较规范(20)(图五)。 从形制分析，这件玉钩形器可能是取自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一角改制而成。而从其柄端出现榫头分析，这件玉钩形器应是杖杆类、组合型工具、装饰品或武器类器物的首部。
图四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钩形器(M308∶1) (三)那斯台玉钩形器那斯台玉钩形器长6.8、宽2.4、厚0.8厘米。上部弯钩仅头部弯，弧度较小，弯钩上的瓦沟纹略浅。中部两道凸棱之间形成“V”字形深凹槽。柄为扁平长条形，较短，尾端切收形成榫头。榫头呈扁薄的长方形，很短但较规范，上面有一规整的单面圆孔。中部两道凸棱上端至下部榫头上缘有一呈半圆锥形的竖凹槽，凹槽壁上有密集的弦纹，应为制作凹槽时留下的加工痕迹(21)(图六)。初看凹槽似切割了凸棱和柄，似乎表明凹槽是最后制作的。但凹槽与凸棱相交处十分规整且不见崩裂，又表明凹槽在制作凸棱之前就已存在。玉器上有半圆锥形竖凹槽的现象，在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不见，但殷墟出土玉器中存在，是玉器开料或穿孔时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留在玉器上的痕迹。
图五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钩形器(M5∶964)
图六 那斯台玉钩形器 1987年发表时认为其为红山文化玉器，并把1980年以来在那斯台遗址采集的玉器都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如“玉猪龙”、鸟形块、勾云形佩、三联璧形饰、鹗、鱼鸟、蚕、斧、坠饰等。但有学者认为“那斯台遗址包含年代长久，所见遗物除红山文化外，当分属于不同年代、不同文化”(22)。 现在看来，那斯台遗址采集的这批器物的文化性质相当复杂。其中有2件石杯属夏家店下层文化：1件为圆形筒状，口沿上有一带孔的鋬，口径5.4、底径4.3、高8.8厘米；另1件为椭圆形筒状，腹部略斜，口沿加厚并饰两道凹弦纹，口沿两侧各有一孔，口径6.6、底径4.8、高9.6厘米(23)。这类石杯在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中有出土，如M1011∶1(24)。但那斯台遗址采集的2件更精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制品中的精品。由此表明，在那斯台遗址采集的玉器中，除了“玉猪龙”等已经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而证实为红山文化玉器外，其他玉器的文化属性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重新进行分析。 那斯台玉钩形器和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钩形角已不同，上部的弯钩弯度较小，中部的两道凸棱尖凸，下部的柄为规整的扁薄长条形，尤其是榫头及其上面的穿孔均很规整，清晰地显示了这件玉钩形器是插入某种有机质杖杆中作为其首部，或作为组合型工具、装饰品、武器类器物的柄首。 那斯台玉钩形器与作为坠饰的大甸子玉钩形器(M308∶1)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同，但其形制应由大甸子玉钩形器发展而来，其年代必定晚于大甸子玉钩形器。 (四)20世纪80年代初收购玉钩形器 20世纪80年代初收购的玉钩形器长9.5、宽2厘米。上部弯钩的弯度很小，弯钩上的瓦沟纹浅而宽，沟底平，已失去了瓦沟纹的基本特征。中部两道凸棱较粗，凸棱之间的凹槽也较宽，已接近短小的柱体。柄呈长条形，较长，尾端收分形成榫头。榫头为近方的楔形，中部有一对钻的圆形穿孔，孔径较大(25)(图七)。 这件玉钩形器弯钩上的瓦沟纹消失，榫头及穿孔较规范，作为嵌入的功能十分明显。从形制分析，这件玉钩形器晚于那斯台玉钩形器，又不具有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上的瓦沟纹特征，所以不会是红山文化遗物，而可能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制作。 (五)20世纪70年代收购玉钩形器 20世纪70年代收购的玉钩形器长9.5、宽3.1厘米。上部弯钩与80年代初收购的玉钩形器特征基本相同，只是宽短一些。中部的两道凸棱工整而规范，但相距近1厘米，两道凸棱之间形成一个短柱体。柄与榫头形制规范，柄呈长条形，尾端收分形成扁平方形榫头，上有一对钻的圆形穿孔(26)(图八)。
图七 20世纪80年代初收购玉钩形器
图八 20世纪70年代收购玉钩形器 这件玉钩形器制作最工整。上部的弯钩及瓦沟纹与80年代初收购的玉钩形器特征基本相同，中部的短柱体是其新特征，榫头也最规范。从其形制可以看出，其年代与80年代初收购的玉钩形器接近或略晚，亦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 (六)玉钩形器的形制演变及年代分析 通过对5件玉钩形器的形制分析后可以看出，大甸子玉钩形器的形制比较原始，无榫头，是坠饰。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钩形器与大甸子玉钩形器形制接近，但开始出现榫头，榫头是较粗糙的扁锥体。那斯台玉钩形器的榫头特征鲜明，显示其功能是嵌入有机质杖杆中，但榫头较短，穿孔在其边缘，加固作用较弱。80年代初收购玉钩形器的榫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穿孔规范且位于中部，提高了穿孔加固的功能。70年代收购的玉钩形器榫头最长，最先进。这些特征表明这5件玉钩形器的形制演变是：大甸子玉钩形器→殷墟妇好墓玉钩形器→那斯台玉钩形器→80年代初收购玉钩形器→70年代收购玉钩形器。 玉钩形器的形制演变主要是柄与榫头、中部两道凸棱及上部弯钩的变化。柄由没有榫头到出现榫头，柄与榫头由粗糙的扁锥体演变成规范的长方体，榫头由简略演变成工整。中部两道凸棱之间由一道凹槽演变成柱体。上部的弯钩由弯度较大向弯度较小演变，弯钩上的瓦沟纹由瓦沟向平底沟演变。至于林西南沙窝子钩形柄玉匕，大概是玉钩形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器形(图九)，可能与青铜匕的出现有关，其年代不会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图九 林西南沙窝子玉匕 玉钩形器上部弯钩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钩形角的形制相同，其中大甸子出土玉钩形器(M308∶1)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钩形角最接近，如上部弯钩内弯弧的下部尖凸，与上面一条凸棱的尖凸形成双齿牙，双齿牙之间的凹槽与弯钩上的瓦沟纹相连。这一特征见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其他4件玉钩形器则无此特征。另外，大甸子、殷墟妇好墓、那斯台玉钩形器上都保留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上的瓦沟纹特征，而七八十年代收购的2件玉钩形器则没有瓦沟纹。由此表明大甸子玉钩形器是利用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钩形角进行简单改制而成，殷墟妇好墓和那斯台玉钩形器也可能是利用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钩形角改制而成的杖杆类首部或组合型工具、装饰品、武器类器物的柄首，成为一种新型器物的组合部件。这三种玉钩形器的年代必定晚于红山文化。七八十年代收购的2件玉钩形器则可能以那斯台玉钩形器为模本而制作的。 这5件玉钩形器中，大甸子与殷墟妇好墓出土者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有明确考古学层位与单位的，其中大甸子M308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于殷墟妇好墓。殷墟妇好墓玉钩形器应是当时的传世品。 大甸子玉钩形器形制最原始，并且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上钩形角的特征最接近，所以判定这种玉钩形器年代，应以大甸子M308出土遗物的年代为依据，可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当然也不排除大甸子玉钩形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即前述的中间时期改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上钩形角的器物。而那斯台玉钩形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收购的2件玉钩形器的时代应为夏家店下层文化。 三、玉璇玑形坠饰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璇玑形坠饰(M454∶27)外径4、内径1.9、厚0.2厘米。残存三分之二，有二牙角，一牙角的角头已残，但断口被磨平。上部有一孔径0.1厘米的孔(27)(图一○，1)。 有研究者认为这件玉璇玑形坠饰不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系统的遗物(28)。但从环与牙角的断处都已磨平、小孔位于残器中央上端等现象分析，它应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用残璇玑形玉器改制而成。这件坠饰是残件改制品，且器形较小，应是挂在胸前、不具有宗教含义的装饰品。 这件玉璇玑形坠饰的文化传统不属于辽西地区，但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后制作使用。那它是从何处传到辽西地区的呢?对此问题，以往限于资料，未曾做过具体的探索。 2006年在辽西西辽河及乌尔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扎鲁特旗鲁北镇东南约40公里的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了1件璇玑形玉佩，其中心孔为梨形，有三个牙角，其中一个牙角残，但断处断面经磨平修整(29)(图一一)。因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具有小河沿文化因素和高台山文化偏堡子类型的因素，这件璇玑形玉佩的年代可以大致推定在距今5000～4300年。
图一○ 玉璇玑形坠饰 1.大甸子遗址出土(M454∶27) 2.殷墟妇好墓出土(M5∶1029) 3.吴家村遗址采集 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的出土，表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前，璇玑形玉佩已在辽西北部地区使用，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有由这种器形改制的坠饰应很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与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形制相同的器物还见于殷墟妇好墓和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遗址。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璇玑形玉佩(M5∶1029)长径6.1、孔径2.3、厚0.3厘米(30)，其中一个牙角略短，似乎是残断后在断面处磨光而成(图一○，2)。这件璇玑形玉佩显然是当时的传世品。 吴家村璇玑形玉佩是1978年秋辽宁省博物馆等发掘吴家村遗址时向当地村民征集而来，长径6.5、厚0.5厘米，一牙角残，但被修整磨平，并且在残牙角处有一小穿孔，中央梨形孔的上端有系绳痕迹(31)(图一○，3)。
图一一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璇玑形玉佩 1978年秋吴家村遗址仅发掘了115平方米，遗址耕土层下有贝壳层和黑土层等两层文化堆积。发掘者将这两层文化堆积都归入小珠山中层文化，但指出吴家村遗址遗存晚于小珠山中层。虽然这件采集的璇玑形玉佩也被归入小珠山中层文化，但发现情况表明其文化属性与年代不能明确。 吴家村、南宝力皋吐、殷墟妇好墓的璇玑形玉佩的牙角形制各不相同，但中孔均为梨形，梨形孔孔尖的作用应是保持垂坠方向。吴家村璇玑形玉佩梨形孔的上端有系绳痕迹即是证据。 吴家村璇玑形玉佩的残牙处有一小孔，与中心梨形孔的孔尖不在同一方向。用小孔穿线系挂玉佩，与以中心梨形孔孔尖的垂坠方向不同。由此表明这个小孔应是玉佩一牙角残断之后制作的，以使这件玉佩在残断一牙角后佩戴时仍有理想的垂坠方向，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璇玑形玉佩中央的梨形孔是为了穿系线绳。另在大甸子遗址M1011中出土的1件小型玉环，其穿孔凸出一尖，接近梨形(32)，表明当时在装饰品中将穿孔制成梨形以利于佩戴并不是偶然的。 明确了梨形孔的作用之后，可以认为这种玉佩必定不是璇玑形玉佩的原始形态，而是积累了使用经验之后才产生的一种形制。由此表明吴家村、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是此类玉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制，而不是年代最早的一批。而在其之前的辽西地区又不见此类玉佩，由此推测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应是由其他地区传到辽西北部地区的。 而吴家村、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的年代，应以与南宝力皋吐璇玑形玉佩共存的遗物为依据，其年代为距今5000～4300年。据此认为吴家村璇玑形玉佩的年代也应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即不早于红山文化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璇玑形玉佩也应是这一时期的器物。 据栾丰实研究，距今4300年以前的璇玑形玉佩集中分布于山东和辽东两个地区，而距今5000年以前的璇玑形玉佩仅有山东邹城市野店M31出土的2件，可能还有大连长海县吴家村出土的同类器(33)。 据前述分析，吴家村璇玑形玉佩的年代为距今5000～4300年，而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璇玑形玉佩可能是山东邹城市野店M31出土的2件，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但野店M31出土的璇玑形玉佩器形很小，直径约3.6、中孔直径约0.9厘米，有三个小凸牙，形制十分原始，尚不具备“璇玑形”的特征(34)。 依据最近发表的资料，具有“璇玑形”特征的玉佩年代最早的为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牙璧(35)。考虑到辽东地区发现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因素是来自山东地区，所以，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璇玑形坠饰的文化传统应追溯至大汶口文化。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大致明确大甸子玉璇玑形坠饰(M454∶27)可能与高台山文化偏堡子类型遗存有关，应源自辽东或南宝力皋吐遗址所在区域的西喇木伦河北部地区。大甸子玉璇玑形坠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对残璇玑形玉佩改制而成，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前，辽西北部至辽东地区具有高台山文化偏堡子类型因素的文化遗存中已在使用璇玑形玉佩了。 四、玉蝉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蝉(M383∶6)，一面磨平无纹饰，一面以减地浅浮雕方式雕刻出喙部、眼部、颈部、背翼和尾翼，两个小凹口把底端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为尾翼，两侧为翅翼末端(图一二，1)。《大甸子》报告称之为雕花坠(36)。 辽西以及东北地区尚未见到与大甸子玉蝉形制相同的玉器。而在辽西以及东北地区出土的被称为蝉的玉石制品，有辽东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的滑石虫形饰(VT1④∶4)(37)，后来改称为蝉(38)，残长2.6、直径0.4厘米，长条形，圆饼状凸眼，雕刻出嘴、长条翅膀以及有节段的腹身，尾尖残(图一二，6)。 与后洼滑石蝉形制相近的器物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器物，如牛河梁遗址群第十六地点一号积石冢积石层出土的玉蝗(N16Z1∶47)和第五地点二号积石冢M9出土的玉蝈蝈(N5Z2M9∶1)(39)。玉蝗为振翅，腹身有节段，首部有一穿孔(图一二，5)；玉蝈蝈为伏翅，胸腹部凹凸而无节段，胸部有穿孔(图一二，3)。虽然这2件玉器细部特征略有区别，但形制大致相同，尤其是形体与翅翼的形态相同，但表现的应是同一种昆虫。后洼滑石蝉(VT1④∶4)与牛河梁玉蝗(N16Z1①∶47)的形制相近，表现的亦应是同一种昆虫。从振翅特征分析，将后洼VT1④∶4、牛河梁N16Z1①∶47、牛河梁N5Z2M9∶1称为蝈蝈应更合理。不过这3件器物与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蝉表现的应不是同一种动物。 大甸子玉蝉的形制，目前在辽西及东北地区没有找到源头，而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蝉的形制相同。 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中已出土49件玉蝉，有195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7件(40)，1981年湖北钟祥六合遗址出土的3件(41)，1987～1992年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33件(42)，1992年湖北荆州枣林岗遗址出土的6件(43)，数量较多且基本上集中在江汉地区，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一种特征性器物。这49件玉蝉形制基本相同，是在长方形玉片的一面雕琢，另一面无纹饰，大致雕刻出首部的嘴、眼，颈部的分界，身躯的节理与尾部以及双翅翼，并且有精细、简陋等不同的雕琢风格(44)。通过形制比对可知，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蝉(M383∶6)与肖家屋脊出土玉蝉(W6∶44、AT1601①∶3)(45)(图一二，2、4)形制接近，仅细部略不同，如器物宽窄、有无穿孔及穿孔的位置等。 “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蝉数量多，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蝉仅1件。据此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玉蝉的文化传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制作后辗转传入辽西地区，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有穿孔等加工程序。
图一二昆虫形饰 1.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蝉(M383∶6) 2、4.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蝉(W6∶44、AT1601①∶3) 3.牛河梁第五地点二号积石冢出土玉蝈蝈(N5Z2M9∶1) 5.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一号积石冢出土玉蝗(N16Z1①∶47) 6.后洼遗址出土滑石蝉(VT1④∶4)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1735～前1463年(46)，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在距今4000年左右(47)。“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蝉的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年前后。这个年代关系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的年代条件。位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与位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间隔着广袤的中原地区，它们之间的文化交往，应是通过中原地区实现的。据此推测中原地区可能含有文化交流的遗痕，这有待于今后的发现与辨识。 五、鸟形坠饰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鸟形坠饰有2件(大甸子M1257∶4、北票丰下T8③∶2)。大甸子玉鸟形坠饰宽3、高2、厚0.5、孔径0.2厘米。墨绿色。在近椭圆形玉片的上下边刻出楔形槽，形成象征鸟的首部、翼及尾，形制似呈飞翔状态的鸟。中心偏上有一穿孔表明其是坠饰(48)(图一三，1)。《大甸子》报告称之为雕花坠(49)。丰下玉鸟形坠饰宽3、高3、厚0.6、孔径约0.2厘米。深绿色。雕刻简洁，有象征首部的外凸部分、圆弧翅肩、两侧下垂的双翅翼和直条形尾翼，其中一侧翅翼下端残但经过磨光，尾翼一角亦残。形制呈垂翅站姿的鸟(鸮)。首部有一穿孔表明其亦为坠饰(50)(图一三，3)。原发掘简报称之为玉牌。有研究者将这2件鸟形玉坠饰归属于红山文化，但没有做细部的对比分析(51)。 红山文化玉器中，玉鸟类器物较多见，如辽宁阜新胡头沟出土玉鸟(M1∶5)(52)(图一三，5)、玉鸮(M1∶8、9)(53)(图一三，7、8)、喀左东山嘴出土绿松石鸟(TC⑥2∶1)(54)(图一三，6)、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玉鸟(79M2∶9)(55)(图一三，2)，形制有张开双翅与尾翼呈飞翔状态的鸮及垂翅站姿状态的鸟等两种。这两种形制表现的可能都是鸮。 大甸子、丰下的玉鸟形坠饰与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鸮形制相似，表现的可能也是鸮。然而细部特征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形制特征有区别。红山文化的两种玉鸮形态具象，而大甸子与丰下的玉鸮形态十分抽象。红山文化两种玉鸮的首部、翼与尾特征鲜明。如胡头沟玉鸮(M1∶8)的首部轮廓清晰，耸耳、尖喙、翼纹十分形象(见图一三，7)。东山嘴出土的站姿绿松石鸮(TC⑥2∶1)耸耳、尖喙、耸翅肩、垂翅与尾的特征十分鲜明，而且翅肩部的翼毛纹亦有清晰的表现(见图一三，6)。这2件玉鸮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5件玉鸮中形态最具象者。
图一三 鸟形坠饰 1.大甸子遗址出土玉鸟形坠饰(M1257∶4) 2.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玉鸟(79M2∶9) 3.丰下出土玉鸟形坠饰(T8③∶2) 4.荆州枣林岗遗址出土玉鸟(WM41∶2) 5.阜新胡头沟出土玉鸟(M1∶5) 6.喀左东山嘴出土绿松石鸟(TC⑥2∶1) 7、8.胡头沟出土玉鸮(M1∶8、9) 大甸子与丰下的飞翔与站姿玉鸮的首部特征、翅翼与尾翼特征十分抽象，缺乏表现细部特征的纹饰。如大甸子飞翔玉鸮(M1257∶4)的首部仅表现了外轮廓线，不见喙，张翅上的翼纹几乎消失。丰下站姿玉鸮(T8③∶2)仅有轮廓，首部仅以凸出的弧形表示，尾部为直条形，整器缺乏鸮的细部纹饰，翅翼较短，翅尖呈折角形，以至于发现时不易辨别出鸟的特征而被称为玉牌。 二者的制作工艺也有明显的不同。红山文化飞翔玉鸮的首部凸出明显，显示其制作工艺较精细，但废料较多。大甸子飞翔玉鸮的首部低平，是在椭圆形玉片的周边稍加雕刻而成，制作简略，但废料较少。 二是使用方式不同。红山文化玉鸮的反面有对穿的孔，表明其为缀缝在其他物品上使用。大甸子与丰下玉鸮的头部或颈背处有一小孔，表明其为穿系线绳垂挂。大甸子、丰下玉鸮与红山文化玉鸮的差别表明它们实际上已属两类器物。大甸子、丰下玉鸮仅保留了红山文化玉鸮的形态而没有鸮的含义了，所以称为鸟形坠饰。 大甸子、丰下玉鸟形坠饰与红山文化玉鸮在形态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象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鸟形坠饰是由红山文化玉鸮发展演变而来，是红山文化玉鸮的孑遗。其中的穿孔应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制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器物形制分析，由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玉鸮的形制向大甸子、丰下夏家店下层文化玉鸟形坠饰的演变，可能还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时间大致在距今四五千年。这个中间环节的玉器形制，尚待发现与辨识。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荆州枣林岗遗址一座瓮棺出土的玉鸟(WM41∶2)长1.4、宽1.65、厚0.9厘米，是在椭圆形玉片的首、尾两侧分别刻凹槽以区分鸟首、双翅翼与尾翼四部分，喙部、翅翼与尾翼没有进一步雕刻纹饰(56)(图一三，4)。张绪球认为这是红山文化玉器(57)。但从形制分析，枣林岗玉鸟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M1257∶4)更相近，只是器物正面略呈凸弧形，周缘磨成弧形，使得首部与翅肩部有圆雕的感觉，而且没有穿孔，不是坠饰，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为片状并且有穿孔的形制略有区别。枣林岗玉鸟因为有圆雕的感觉，比大甸子玉鸟形坠饰更形象，其制作年代应略早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 枣林岗玉鸟出自“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中，其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早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及其墓葬所属的公元前1735～公元前1463年。枣林岗玉鸟的形制也比大甸子玉鸟形坠饰更形象，很可能是红山文化玉鸮向夏家店下层文化玉鸟形坠饰演变发展的中间环节的形制。这进一步表明，由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向大甸子、丰下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演变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 枣林岗玉鸟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的形制接近，而长江中游地区缺乏与之相同的文化传统，应是长江中游地区接受了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或更早的文化影响的产物，并且与大甸子玉鸟形坠饰一样，都是红山文化玉鸮的孑遗。 枣林岗玉鸟的出土进一步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存在着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可能不仅仅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单方面地接受“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影响，应是双向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也可能影响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 燕山以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与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所反映的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应是通过中原地区这个媒介实现的。 六、刻纹镂空玉臂饰 大甸子遗址出土的1件刻纹镂空玉臂饰(M458∶2)长径6、短径4.8厘米。墨绿色。斜口短筒形，断面呈椭圆形，一端近平口，另一端为斜口，形成了宽窄不一的带状环，平口端的环口略小，斜口端的环口略大。器表满施纹饰，两端分别以“人”字纹组成一周窄条带纹作为边框，主题纹饰以减地浅浮雕方式雕刻成瓦沟形弧旋勾云纹，间以不规则的三角或弧形镂孔。镂孔是施刻勾云纹过深形成的，所以不规则，边缘不整齐。在瓦沟形弧旋勾云纹之间以成组的单线纹补白。在主题纹饰的相对面，即玉臂饰的最窄处环面上刻简单的弧形瓦沟纹，可视为副题纹饰。在主题纹饰与副题纹饰之间，分别饰斜线交叉的网格纹作辅助纹饰(58)(图一四)。这件刻纹镂孔玉臂饰器形特殊，刻纹复杂，是辽西地区玉器刻纹最繁缛的玉雕器物。 由于大甸子玉臂饰是件质地、器形、纹饰新颖的玉雕器物，没有器物可对比，所以至今尚未对其文化特征进行剖析。但是从纹饰和器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件玉臂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瓦沟形弧旋勾云纹是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上兽面纹饰的演变发展。瓦沟纹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兽面形玉佩、勾云形玉佩上常见的纹饰。大甸子玉臂饰和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瓦沟纹风格相近。如果将大甸子玉臂饰斜口向上、平口向下放置，可以看出主题纹饰的中心是一个瓦沟纹形成的圆心，圆心上部有下弯的弧形镂孔，下部有三角镂孔，左右两侧为对称的弧旋勾云纹与上弯的弧形镂孔。如果斜口向下、平口向上放置，其主题纹饰两边的弧形镂孔及其弧旋瓦沟纹均下弯，它们与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上象征双目的圆镂孔之上的弧形镂孔及弧旋瓦纹沟风格相同，而且瓦沟纹较深，有浮雕的感觉。这种纹饰特征说明，大甸子玉臂饰的瓦沟形弧旋勾云纹应与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上的兽面纹饰有联系。然而，两者的整体纹饰图案又不完全相同，前者的纹饰图案中已看不出后者所表现的兽面及其双目的特征。由此表明，它们不是同时代的器物，大甸子玉臂饰上的瓦沟形弧旋勾云纹应是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上兽面纹饰的演变发展。 第二，网格纹在辽西地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现的纹饰。大甸子玉臂饰上主题纹饰两边的网格纹为阴刻斜线，刻纹较深，线条细密而均匀，在辽西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不见。这件玉臂饰出自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说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器物，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上的网格纹仅此一例。
图一四 大甸子遗址出土玉臂饰(M458∶2) 1.玉臂饰 2.玉臂饰展开图 此外，早年征集的三星他拉“C”形玉龙、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江苏溧阳玉圭上也刻有同样的网格纹，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三星他拉“C”形玉龙的网格纹饰在玉龙的额部及颚底(59)，我认为它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器物(60)。 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的网格纹饰于玉人的手臂、后背、脑后颈背以及牛首额部、颚下(61)，它也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器物(62)。 溧阳玉圭的网格纹饰于玉圭穿孔之上的条带纹饰中，条带纹从中间向两边分别是鹰纹或兽纹、并列竖线纹、斜线交叉网格纹和并列竖线纹(63)。依据鹰纹的特征推断这件玉圭是“石家河文化晚期”早段器物(64)。 大甸子玉臂饰、三星他拉“C”形玉龙、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溧阳玉圭上的网格纹形制相同，应是同时代器物的特征之一。其中溧阳玉圭的年代可能最早，在距今4100年前后。据此推测，大甸子玉臂饰的最后制作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由此推测网格纹在辽西地区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才出现的纹饰，并且可能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雕器物的网格纹有一定的联系。 第三，以“人”字纹组成一周的窄条带纹，在目前所见到的玉雕器物中，以大甸子玉臂饰的年代为最早。 第四，从大甸子玉臂饰斜口短筒形的形制推断是截取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的上端改制而成(65)，并在上面再施刻纹饰。 大甸子玉臂饰的这些文化特征与现象，表明它是在继承红山文化玉器传统的基础上由夏家店下层文化创新制作而成。 七、结 语 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文化面貌相当复杂，玉器的材质多样。下面依据以上分析的六类玉器，概括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文化面貌的一些特点。 第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具有红山文化玉器的传统，是红山文化同类玉器的演变发展，或许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利用红山文化玉器改制而成，如玉鸟形坠饰、玉钩形器，这类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占一定的比例。对这类玉器的研究，在明确其具有红山文化玉器传统的同时，要仔细分析其文化属性与最后的制作年代，应以它们是经考古发掘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为科学依据，不能轻率地否定其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属性，否则容易混淆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在辽西地区采集或传世的曾定为红山文化玉器而实际上尚未得到考古学证实的器物可能还为数不少，所以准确地辨别这类玉器，是推进红山文化及玉器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在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向以大甸子遗址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个或几个中间环节。如前述的两种勾云形坠饰，可能就是这个中间环节的器物，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或略作改制后使用。对这种中间环节的玉器的识别，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与研究。 第三，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有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因素，并且还受到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玉器的影响，如璇玑形玉坠饰。这类玉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占比例不多，但可以从中看出辽西及其与邻近地区之间存在着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第四，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受到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的影响，如玉蝉。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也影响了“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如湖北荆州枣林岗出土玉鸟。这不仅表明二者曾经有一段并存发展的历程，而且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辽西山地经中原地区至江汉平原这一广袤的地区内，发生着文化交流与互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还有待于今后的重要发现与深入研究。 第五，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即在红山文化玉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出现了玉器精品，如刻纹镂孔玉臂饰。这类玉器精品目前正在被逐步识别出来，如三星他拉“C”形玉龙、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 第六，以上分析的六类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都是装饰类玉器，这类玉器的盛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主要特点，并与红山文化晚期以礼仪玉器为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似乎表明辽西地区的玉文化传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发生了变化。但是三星他拉“C”形玉龙、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器形硕大，可能是重要的礼仪用器，是当时高等级贵族使用的物品，与大甸子墓地出土的人体装饰类玉器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推测，目前发现的大甸子遗址与墓地还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高等级的遗址与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的重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确认。 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群是在红山文化玉器的基础上，受到来自东、南、西、北多方文化影响而使得各种文化因素并存，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这些特点，充分反映了辽西地区在距今4000～3400年间是多元文化交汇整合的地带。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田广林：《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态》，《考古》2006年第3期。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④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⑤高美璇：《兴城县仙灵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何贤武：《朝阳热电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⑦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李殿福：《吉林省库伦、奈曼两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与内涵》，《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李殿福：《吉林省库伦、奈曼两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与内涵》表一、表二，《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2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⑩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65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上册第105页图五七-3，文物出版社，2012年。 (1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上册第92页图四三-1，文物出版社，2012年。 (13)与牛河梁N2Z1M14∶1形制相同的勾云形玉佩，还有阜新胡头沟M1∶3。参见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14)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15)尤仁德：《勾云形佩及相关器物探研》，《故宫文物月刊》第143期，1995年。 (16)李恭笃、高美璇：《红山文化玉雕艺术初析》，《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17)a.同(16)。b.林巳奈夫：《殷墟妇好墓出土の玉器若干に对すう注释》，《东方学报》第58册，1986年3月。c.同(15)。d.郭大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研究——辽河文明巡礼之四》，《故宫文物月刊》第164期，1996年。e.杜金鹏：《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探讨》，《考古》1998年第5期。f.协守道：《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见《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g.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再认识》，见《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h.吴棠海：《古器物学研究——红山文化玉器概论》，见《红山玉器》，财团法人震旦文教基金会，2007年。i.刘国祥：《大甸子玉器试探》，《考古》1999年第11期。j.杨晶：《关于大甸子墓地玉器的分析》，《文物》2000年第9期。 (18)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6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3页图八三-5，科学出版社，1996年。 (20)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第73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1)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107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22)同(14)。 (23)同(14)。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66页图八○-3，科学出版社，1996年。 (25)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157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26)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15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1页图八三-1，科学出版社，1996年。 (28)同(17)j。 (29)a.吉平：《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版八六-4，文物出版社，1980年。 (31)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版五○-2，科学出版社，1996年。 (33)栾丰实：《牙璧研究》，《文物》2005年第7期。 (3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第95页图六五-10，文物出版社，1985年。 (35)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第106、10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3页图八三-16，科学出版社，1996年。 (37)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374页图4-6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41)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42)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4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44)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45)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第55、6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6)大甸子墓地有2个碳十四测年数据：ZK-0402，M454出土朽木，距今3390±90年，经高精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685～前1463年；ZK-0480，M759出土朽木，距今3420±85年，经高精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735～前1517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 (47)徐光冀、朱延平：《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综论》，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48)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6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3页图八三-15，科学出版社，1996年。 (50)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68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1)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52)a.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b.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8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3)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81、8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4)a.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b.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4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5)a.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b.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第5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6)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第103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57)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见《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72页图八二-1，科学出版社，1996年。 (59)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第100、10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60)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块形玉饰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61)孙守道：《红山文化玉祖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59期，1998年。 (62)朱乃诚：《故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考略》，《文物》2014年第7期。 (63)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神人兽面鸟纹圭》，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64)朱乃诚：《关于夏时期玉圭的若干问题》，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65)a.廖泱修：《试析大甸子玉器与红山及其他文化的关系》，见《玉文化论丛·2》，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b.邓淑苹：《“红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见《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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