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稳定的调查和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条件下论文,社会稳定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拓宽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视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联合各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成课题组，1993年进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不同群体社会心态的调查和研究；1994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和研究；在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5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稳定的调查和对策研究。这三次调查研究，特别是第三次调查研究，各区有关领导、部门都非常重视，并给予有力的支持，取得了新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次调查，在指导思想上是既调查社会问题，又调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初步的、不完整的），为进行对策研究提供基础的材料；在方法上是根据各区特点，分别确定重点调查题目，各区密切与劳动、建设、政法、老龄委、街道等部门和单位共同协作，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同时通过小型座谈和个别访问获取第一手资料，最后通过小型研讨，形成21份调查报告。其中比较突出、集中的社会问题主要有：外来流动人口问题、下岗待业人员问题、老年问题、动迁后的公建配套等四个问题。此外，嘉定区还调查了分配问题，长宁区调查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邀请市委、市府有关部门和市社科院、上海大学的专家学者，与课题组成员一起，举行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稳定的研讨会。现将调查和研讨的几个主题问题综述如下：
一、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的概况和特征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老的社会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新的社会问题又接踵而来，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次调查，不可能涉及所有社会问题。现仅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问题进行概括和分析。
（一）外来流动人口问题。用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来形容外来人口向上海的涌动是毫不夸张的。目前，上海已有外来人口310万，有的区的外来人口已占本区常住人口的50%，少数市郊结合部的村镇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常住人口。调查表明，外来人口的主要源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它的直接动因是比较利益，它的实质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据我们调查，来沪农民原从事农业生产年收入在700元以下的占63.6%，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当农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就不可避免。农民的这种利益觉醒，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的自由，就使离农倾向变成现实，并且在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未根本解决以前，这种势头将会不断发展。因此，怎样正确对待“民工潮”，怎样将解决“民工潮”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密切地联系起来，将成为跨世纪的重大课题。对于“民工潮”不能消极的防御，而要积极的引导。因为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缓解了上海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功不可没。当然，也增加了上海城市生活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秩序和治安。为了尽量减少外来人口的负面效应，上海市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已就加强外来人口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了不少地方法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仍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1.庞大数量的外来人口大军与相对薄弱的管理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使我们在外来人口管理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上存有疏漏和失控现象。如外来人口中申领暂住证、务工证、独生子女证是本市加强外来人口管理的重要措施。但是，由于管理力量薄弱，领证率只有10%，以致漏洞不少。如违法经营、超生等情况时有发生。宝山区遣送站仅5名工作人员，1994年人均收容遣送达1293人次，管理力量严重不足。
2.无限膨胀的赚钱欲望与低下谋生手段之间的矛盾。外来人口中除了极少数人是为了到上海寻求事业上的发展显示自己的才能外，绝大多数人到上海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据我们调查，这一比例高达73%。但是他们之中半数以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较高的择业手段和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当择业无着、生活陷于困境时，就有可能行为失控、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查表明，出于这种原因犯罪的占外来人口犯罪总数的46.1%。目前，外来人员犯罪急剧增加，全市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去年已上升到60%以上，成为城市犯罪的主体。他们作案频繁，手段残忍，甚至白天抢劫，严重威胁居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3.超负荷的劳动支出与相对偏低劳动报酬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造成他们心理失衡并逐渐积累为不满情绪，增加了教育管理的难度。外来人员从事的工种大多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差、报酬低的重活、累活、脏活，但收入较低。据普陀区统计，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的占85%以上，而月工资500元以下也占了85%；而且，与上海人同工不同酬。初来乍到还感满意，久而久之怨声渐起，劳资纠纷增多，怠工、罢工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下岗人员问题。下岗人员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仍接受本单位的补贴或救济，等待重新上岗或再就业的人员。这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特定的失业现象。1994年下半年，上海下岗人员除去已分流、安置以外，还有13万人，约占在岗职工人数的3%。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深化，下岗人员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下岗人员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这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益”的就业格局和由此带来的人浮于事的隐性失业。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革用工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以及部分企业的关、停、并、转等原因，富余人员就由隐性转为显性，出现了大量下岗待业人员这种目前特有的社会现象，成为关系上海社会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在下岗人员中当前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情绪。有的中年下岗职工说：青春年华上山下乡，而立之年里弄小厂，不惑之年回家待岗；有的怀疑改革的正确性，感叹“社会太不公平”；有的人要求对下岗讨个说法，“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犯了什么罪”；有的指责厂长不顾工人死活。
二是生活陷于贫困，容易产生消极的反社会行为。职工下岗后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有一些合资企业的下岗人员收入还达不到市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据杨浦区对2415名下岗人员的抽样调查，平均月收入100元以下的占1.3%，101—200元的占79%，201—300元的占18%，301元以上的仅占1.7%。下岗后生活陷于困境，因而消极的反社会行为时有发生。
三是失去组织依托，酿成婚姻、家庭的破裂和邻里纠纷。下岗人员离开单位后，处于没有“着落”的状况，心理紧张感加剧，加上基本生活不稳定，沮丧的灰暗心态，容易产生各种越轨行为。最突出表现在家庭里弄中，造成夫妻反目，四邻不宁。杨浦区司法部门仅去年上半年就已调解由于下岗人员引起的矛盾纠纷77起。
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下岗人员再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未改变。为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动方方面面用爱心营造“再就业工程”，通过培训后返岗、内部协调上岗、转岗、发展三产等途径，让下岗人员第二次就业。但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仍有杯水车薪之忧。据长白街道了解，目前仍有66%的下岗人员滞留家中。改革速度的加快与下岗人员数量的增加，同社会实际疏解分流能力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从下岗人员自身素质情况分析也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据杨浦区调查，下岗人员年龄结构偏大，35岁以上的中年占67.3%；文化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程度占62.7%；家务负担重，再学习的条件与能力较差；而他们对职业期望值都普遍偏高。以上原因，增加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尤其是妇女。据南市区调查，妇女下岗人数约占2/3。年龄大、文化低、负担重、技术差、意识旧是他们的弱点，因而就业竞争能力更差。
（三）老年问题。上海人口在70年代末就进入了老年型结构，比全国提前20年，而且老龄化程度最深，1994年全市老年人口211.1万人，占总人口的16.2%，老年系数为全国之冠。进入90年代，上海总人口已开始呈现零增长和负增长，而老年人口则继续快速上升，预计2025年将达400万，占总人口的28%。这一老龄化态势在中心城区更为突出。黄浦区1994年底全区户籍人口60岁以上老人72192人，占全区户籍人口24.97%，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10.64%。静安区到1994年底，60年以上老人为94017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2.11%。“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出现，是上海文明程度较高的标志，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一是收入处于低水平，与同单位职工收入相比反差过大，退休越早，反差越大。如黄浦区退休职工56650人，1994年人均月退休金300.42元。300元以下的占59.68%。全区替代率（退休人员平均收入与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比率）是41.2%（退休人员人均年收入是3605元，在职人员平均年工资是8748元），较1992年要下降20个百分点。静安区对108位机关干部退休金收入调查，其退休金收入不到原工资收入的一半，大约只有原月工资收入的40%。在退休人员中，退休越早，收入越低。黄浦区万象（集团）公司退休职工晚退15年，退休金收入却高出早退者1/3；静安区90年代退休干部大体是每间隔一年，月退休金收入要少50—100元左右。收入的过大反差引起了退休人员严重的心理失衡，有的发生了“离退休干部做一世还不及企业经营者做一年”的感叹。
二是出现了一些特困群体。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低于165元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特困老人。据调查，黄浦区为576人，占全区老人的7.98%。有一些亏损严重或倒闭的企业，连这么一点退休金也难以支付，医药费也无法给予报销，造成一些特困老人贫病交加。另一种是部分支内职工退休返沪定居的老人。黄浦区共有退休返沪职工2156人，其中5%约100多人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的退休待遇本来就远远低于本市，可是就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也不能按时寄来，有的一年半载不见分文，医药费更无处报销。
三是高龄病残，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保健护理的矛盾日益突出。上海有80岁以上高龄老人20万，生活不能自理的竟达13.5万，其中完全不能自理的5.6万。静安区老年人中90%患有疾病，21.5%的老人患有三种以上疾病。黄浦区有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1109人，其中完全不能自理的有604人。由于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丧失，与子女分居的老人越来越多，遂使这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发生困难。社会福利设施严重不足，黄浦区敬老院、老年公寓床位仅有120张、护理院床位306张，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四是老人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犯，老人受虐待的事件时有发生。据黄浦区统计，1994年区法院受理涉老案件135件，街道老龄委受理来信来访133件，退委会系统接待来信来访5768件。老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多是以家庭纠纷形式出现。现在老有所居是个最突出的问题，不少老人总是住在条件最差的部位，如过道、灶间、暗房、搁楼或者临时搭铺。被子女赶出家门的也时有所闻。老人的精神生活也十分匮乏，有的以电视机、收音机为伴；有的单靠打扑克、搓麻将消磨时日。
多年来，上海市政府已十分关注老年问题，在关心老人生活、帮助老人解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使很多老人的困难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但是，离较好地解决老人问题尚有很大距离，还有很多困难的工作要做。
（四）动迁新居公建配套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对上海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的贯彻落实，城市改造步伐大大加快。仅1992年、1993年两年年均拆除旧房277万平方米，年动迁居民6.5万户，这个数字分别是1991年以前年均数字12倍和6.1倍。1994年就拆房达400万平方米，动迁居民11万户。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动迁新居的公建配套问题。
动迁居民大都被安置在离市中心区较远的新建居民小区。由于公建配套的严重滞后，给动迁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群众反映强烈。据闵行区的不完全统计，区、镇（街道）两级接待来信来访中有关公建配套问题的1993年占32.3%，1994年上升到52.2%，人数则由1000人次上升到2000多人次，1995年上半年也近一千人次。主要问题是：教育配套设施不到位，孩子就学难；环境卫生无人管，卫生条件差；医疗条件差，有病就医难；交通线路少，上下班和外出难；商业网点少，购物难；社会治安问题多，缺乏安全感；邮电通讯不健全，通话通信难；水、电、煤配套不完善，过日子难；街坊道路泥泞、无路灯，行路难。动迁居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愤慨地说：“我们如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亦引起动迁居民的不满。如同样招工、招干、招生、人才交流，闵行、宝山、嘉定等区常被冠之以“除外”两字，这使原是市中心区的居民感到刺耳，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三等公民”。有的居民迁入闵行区后，不能享受市区居民粮油供应等优惠政策，也颇有意见。
以上这四个上海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1.这些社会问题是体现在社会中一定数量的人群中，具有群体性。上海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以上海一个社会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其数量都是很庞大的，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又由于人口密度大，社会成员之间交流的频率高，范围大，加上信息传播媒体发达、多样，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所及，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更大的范围、更多的群体。因此，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每个社会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相对来说都是在某些方面需要社会关切、支持、帮助的较为孱弱的群体。外来人口、下岗人员、老年人、动迁居民或自身文化技术素质低缺乏竞争能力或年老体弱疾病缠身或新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或远离市区求助困难。因此，需要全社会关注、支持、扶助这些弱小的社会群体，共同为他们创造最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3.社会问题更多的凸现在社区内，社区将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功能。以上这些群体基本上都活动在社区内，因此这些社会问题首先在社区中集中反映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成员更多的是与就业单位联系在一起的，企事业单位几乎包揽了职工的一切，从工作安置到生老病死。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全面推进，社会成员将逐渐割断与就业单位的脐带，社会开始发育，大量社会问题需要依靠社会来解决，社区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社区将承担更多的保障功能和服务功能。
二、从这些社会问题中引发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上述社会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正确和及时地解决，都有待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从这些社会问题中，又可以从宏观上、从全局上引发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诸关系来看，在经济快速增长时要特别注意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保证，协调是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点。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关系不协调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除了上述反映在社会群体中4个主要社会问题外，还有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导致大部分社会成员心态严重失衡；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造成社会公众的愤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基金的膨胀，造成物价上涨；外来人口和青少年犯罪增加，社会治安引起人们关注等等。由于大量的矛盾、问题涌向社会，社会一时难以承受和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会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辩证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过：“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代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5页）。但，他又说过：“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社会风气也有不利的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3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要用心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进步。所以，不能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更不能以牺牲社会进步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把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统一起来，使社会结构的各要素能相互适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减少前进中的各种震荡和冲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今后工作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在深化改革，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各种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问题的实质和深层次根源是物质利益。马克思谈到物质利益时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利益有关”。列宁曾把利益喻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利益得失兼顾，效益艰难同在，机遇风睑并存的过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这场意义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变革正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直至每一个人。在深化改革，建立新体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就极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当然，这些矛盾从本质上说是非对抗性的、暂时的和局部的矛盾，但如果处置不当，也有可能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九五”期间，经济将在持续不断继续快速增长，改革将进一步深化，这四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将更显突出：民工潮、外来流动人口在日益增长，然而，本市的企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愈来愈讲究劳力成本，因此，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将更为显露；由于产业结构还将进一步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将在上海建立和完善，今年下岗待工人员将更为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动迁后住宅建设中的公建配套问题不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15万动迁到市郊人口的利益和安定。毛主席说过：“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此，对这些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群众利益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体察其疾苦”。在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时要特别关注那些相对孱弱、相对苦恼、相对贫困，甚至生活还相当艰难的弱小群体。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处理改革中的利益，切实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当前，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分配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止两极分化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尤其应特别注意关心低收入者、下岗待工人员、离退休人员和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和弱小群体的利益，避免矛盾的扩大和激化，坚决防止引发全局性不稳定的事件。
（三）从深化改革的进程看，在决策时要特别注意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与力度，考虑到社会各类人员的承受能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措施是否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应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衡量标准。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是为了使各种社会阶层在市场竞争中提供平等的社会条件、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权利义务，而不能加剧某阶层的振荡，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特别要考虑社会承受力的问题，任何改革如果超过社会承受力，就会引起社会不安，甚至导致改革失败。例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为了保障竞争中的弱者，保障那些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而成为弱者的人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或医疗条件。然而，就目前来说，与改革配套的失业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虽然已经出台或正在出台，但都没有形成法规性的文件，而是停留在“意见”和“实施办法”上，社会保障的管理体系比较薄弱，基金来源不足，享受标准太低。其中，需要提出的是目前我国老年人的退休金确定办法，存在颇多问题。既不能随物价上涨而提高，又不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特别是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改革后，浮动工资及奖金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基本工资这部分，老年人按标准工资的一定比例领得的退休金大大少于现职工的收入，易使老年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问题、心理负担问题以及财产继承、赡养照顾等多方面存在矛盾摩擦，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在下岗待工、动迁、外来流动人口等方面的政策上，也同样存在着界限不清、力度不够的问题。有些政策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没有整体性、规范性，存在着随意性、单一性、短期性。如市政动迁速度过快，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经济行为”，使动迁居民得不到及时安置，公建配套到位慢，到位少，乃至不到位。徐汇、闵行区调查中反映的住宅建设中先建设，后规划；先地上，后地下；先住宅，后配套；重建设，轻管理四大问题，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主要形式是社会改革。这种改革的探索和时序上的安排都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必须考虑到政策的出台时机。政策出台时，社会承受力不具备相应条件或改革的力度把握失当，都会加剧社会问题的蔓延。审慎地把握改革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毫不松懈地密切关注改革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反响，是缓解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从上海大城市的特殊性来看，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要特别注意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域，而将成为经济中心。城市政府管理城市已不可能局限于为城市自身服务上，除了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外应该将更多精力转向实际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服务方面。上海作为一个将建成“三个中心一个龙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口高度密集，经济资源高度聚散，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遗留难题也同样相对集中。城市人口规模的膨胀和人口高度集中势必带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城市超负荷运转、社会治安管理难度增大等在短时间内不易治愈的“城市病”。它给加强城市管理，改善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城市原有的管理机制无法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无法背负急速增加的负荷。
如众多的外来流动人口，已不仅是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经济、政治问题。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盲目无序状态，使上海现有的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经费、管理力量、管理水平无法与现实吻合。这项艰巨繁杂的长期性工作，涉及到户口管理、治安管理、劳动管理、工商管理以及卫生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等，不是哪一个部门所能独自承担的，需要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是一项寓管理、教育、服务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现在仅仅靠区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来管理显然是力不从心，必然会出现管理上的漏洞和失误。近年来，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率逐年上升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例证。
随着上海社会管理的责任日益趋重。市、区明职分权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将深化，上海将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许多社会问题也同时移到了区级层面和街道层面，使社区管理的负荷骤增。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社会管理，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五）从上海在本世纪末交出两份满意答卷来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要特别注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流毒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54页）
当前，上海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事关全局、事关上海前途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不仅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并且将交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起的不仅是经济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还有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不仅是旧体制的脱胎换骨，而且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一次更新荡涤。应当清醒看到，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上海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是严重的。这次调研课题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与一手硬，一手软有关。比如，社会问题中涉及到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淡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混乱，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严重泛滥，都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有的干部认为经济工作是硬任务，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有的干部本身素质差，不择手段只顾赚钱，追名逐利化公为私，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些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和诱发了社会问题的激化。事实证明，精神文明建设稍一放松，社会问题就会上升，甚至旧社会的沉渣也会泛起。因此，我们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要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
三、关于正确处理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的若干对策
社会问题既然是伴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而产生的，那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在这个过程的持续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消极等待，又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以积极的态度，着眼于全局。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随着经济发展，应当更加注意把社会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并提出了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是党中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基本方针新的运用，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体现社会平衡思想，自然界有个生态平衡问题，人类社会同样有个社会平衡问题。要把握好“度”，把握好经济发展速度，深化改革力度，增强社会稳定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度。做到均衡有序、相互促进。如过“度”，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社会的“报复”。各级领导要增强协调发展意识，自觉地把经济发展效益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订规划、定政策、作决策、想问题都要考虑社会平衡，考虑社会承受度，考虑群众情绪和利益。切忌顾此失彼，瞻前不顾后。要把握好舆论导向，政策导向，避免误导。
（二）以人为本、利益兼顾原则。迈向21世纪的上海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环境需要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为人民创造促进人的全面和个性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既让人们广泛参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又广泛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在社会再分配中必须兼顾公平，使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发展的原则要求我们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与条件，对外来人口、低收入者和弱小群体成员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使他们能不同程度地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满足全面需求，优化整体素质，以体现社会进步的目标与态势。
（三）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原则。由于社会问题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和历史原因，呈现多元性、复杂性、交叉性，它的治理和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要坚持标本兼治，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控制事态，减缓冲突，做好稳定工作，又要举一反三，引发思考，防范于未然；既要处理好单个突出矛盾，又要从中引出规律，预防演化成群体性问题；既要解决当前急迫问题，又要长期努力循序渐进，从战略上、根本上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四）综合治理、形成合力的原则。社会问题的化解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发展经济与民主法制并举，深化改革与强化管理同步，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密切配合，发挥协调功能的综合效应。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地方党委，而主体是政府。随着改革深入，政府角色面临着很大转变，工作重心逐步转到社会管理上来。通过政府的社会调控，依靠党委领导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效应。
处理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总的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和持续发展，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以使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心态平衡。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构建社会稳定机制。要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包括行政管理、法律管理、国家机器管理等硬控制和伦理道德、民俗、习惯、信仰以及社会舆论等软控制，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形成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稳定机制是一个机制体系，从各区积累的初步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要从八方面着手建设：
1.着眼大局，建立社会调控机制。经济领域要宏观调控，社会发展也要宏观调控。只有从大局着眼，“治本”入手，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就拿跨世纪难题“民工潮”来讲，其源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动因是比较利益。要使“民工潮”源头降压，关键是农村工业化。要加强农业的深度广度开发，在政策上实行倾斜，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实施“东西合作工程”，促进小城镇发展，允许农民落户，就地消化吸纳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同时，要建立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立区域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委员会，建立市、区、街道（镇）居（村）委四级管理体系，加快立法，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提高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通过源头、源尾双向控制，使流动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流动走向合理、有序。再如，动拆迁问题已成为突出社会矛盾、群众关注热点。要从加强建设规模和拆迁安置的宏观调控着手，采取4条对策：(1)严格控制拆迁总量。根据建房速度和安置能力，安排动迁居民，加快动迁用房建设速度，减少临时过渡量，缩短过渡时间。(2)抓居住区市政公建配套。把好规划、建设、验收三关。要研究制订相应政策，调动公建配套建设单位积极性。对尚未配套的采取补救措施。建议向人口导入区下放规划、监督、处置权，强化块的监督。(3)修改完善市动迁法规，体现市场经济特点，适当调整利益划分，保持动户利益。(4)规范动迁市场管理，提高动迁人员素质，落实责任制。
2.疏导为主，建立社会教育机制。思想政治工作是化解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要发挥它明理知情的疏导功能、团结鼓劲的激励功能、提高素质的育人功能、沟通心灵的调节功能。对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对象、运用新方法。要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自立自强教育、法制教育以及生存艺术教育，并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技术素质，做好心理疏导。实践中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如闸北区的民工学校、普陀区的社区学校，既有起点教育，又有提高教育，对全面提高外来人员的文化、文明水准起了很好作用。宝山区编写了《外来流动人口法制教育课本》和《服务指南》人手一册，培训考核。闸北校办企业总公司针对外来民工心理特点以尊重人格来凝聚人，以企业发展来激励人，从生活上去关心人，用爱心去感化人，以制度约束人，为外来民工创造良好生存环境。黄浦区老年读书会因地制宜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活动，注重心理调节、精神赡养，成了老年人精神乐园。杨浦、卢湾、南市针对下岗职工心态，开展形势教育、法制教育，让下岗人员现身说法，引导他们确立要就业找市场的自立意识和正确择业观，学习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技术、新知识，走出一条通过职业再培训，实现人力资源再开发，拓展再就业路子。杨浦住宅建设工程公司对下岗人员坚持“一冷三热”，对不理解言行冷静对待，对思想疑虑热心疏导，对模糊认识热情引导，对再就业的要求热情支持。杨浦区工商局组织经营有方的五好个体工商户为下岗待工人员讲课，介绍经营办法、进货渠道、促销手段等。近两年，他们已为744名下岗待工人员办理了申请个体经营手续。这些经验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生动性、创造性，应形成规范，广为推广。
3.立足社会，建立社会管理机制。鉴于社会问题社区性的特点，要强化社区管理功能和力度，发挥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优势。明确街道、镇的主要职能是社区管理和社会服务。把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等状况作为考核街道、镇工作的主要指标，从组织上保证及时化解社会问题，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在社区管理上要抓好三个环节：(1)健全网络。动员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社区管理委员会。发挥综合优势、开发社区资源、增强协调能力、凝成共建合力。建立和健全对外来人口、老年人、下岗职工、动迁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组织、关心网络。如卢湾区打浦桥地区成立了“建筑施工单位社会综合管理协调委员会”，该地区30多个外来施工单位负责人为委员会委员，因而数千名外地民工的治安、计生、劳动等被纳入了地区的有效管理之中。(2)依法管理。把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对外来人口以户籍管理为龙头，加强居住和就业管理。采用证件化管理方式，实践证明是项有效措施。宝山区推行“一条龙”服务联合办证，由公安、劳动、计生、卫生等职能部门联合办理暂（寄）住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劳务证，既提高办证效率，又保证办证质量。在这方面，今后要学习国外经验，建立移民机构和移民法规。(3)完善服务。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就是新的管理思路，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方法。要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各种服务设施、志愿者队伍和各种互助形式，为帮助老人和居民解决生活上困难提供方便，以此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缓解社会矛盾。建立外来人口管理服务队，把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解决他们子女入学、就医等后顾之优。
4.兼顾公平，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由于现行社会保障不完善，部分低收入人员和弱小群体成员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为此，建议尽快落实两条措施：(1)完善立法，认真执法，以法律来保障基本权益。《上海市老年人保护条例》颁布已7年，社会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修改完善。要认真贯彻执行《劳动法》，保障下岗职工再就业权利。对外来民工同工同酬，保证他们的休息权和最低工资不受侵犯。(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退休金与在职职工收入增长挂钩、与物价挂钩的机制，建立退休人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制度，使这项制度社会化、法制化。尽早全面实行医疗统筹，加快医疗保险改革。外来民工也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要保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用工要同工同酬，要关注其生存环境，有条件企业要为其试行劳动医疗保险。采取特殊社会保障政策，对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本市退休和下岗待工职工由政府通过财政、社会保障基金等，补助不足部分；对低收入职工，建立免交部分或全部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由政府和企业代缴。对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计算方法起点太低，不合理，应尽快调整。
5.发展经济，建立社会就业机制。发展经济，广开渠道是解决下岗人员就业的根本途径。卢湾区财贸系统1993年6月有3563名下岗职工，接着因成都路高架建设市政动迁和淮海路东段大批地块开发又有近3000名职工因网点拆除而下岗。但由于该系统到外区去增设网点、租店开业和内部消化，到1994年6月只剩下了2149名，解决了60%下岗人员。从全市来看，帮助下岗待工人员再就业办法是：因地制宜，调整就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尽可能在企业内部消化；拾遗补缺，充实街道社区服务人员；为了帮助下岗人员增强就业竞争力，要提倡“三学”，加大培训力度，实施多层次培训计划；制定并逐步完善规范使用外来劳动力的政策；用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待工人员自找岗位；鼓励企业业务骨干带领下岗职工承包经营开拓门路。如南市区曹阿珍承包理发店安置下岗女工，普陀区潘培蓉带领下岗职工再闯新路获得成功。对企业招工实行按比例吸纳下岗待工人员的规定，达到一定比例后，按劳服企业享受优惠；建立再就业基金；办好劳动力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各类再就业服务机构，形成全社会再就业帮助机制。
对退休干部和退休职工，要努力发展银发工程——退管经济，使不少有一技之长的退休人员能发挥余热，并相应地使不少退休人员改善生活。这方面黄浦区的退管经济是卓有成效的，为稳定退休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和经验。他们兴办经济实体145家，从业人员1200人，7年来销售额达5.67亿元，创税利4060万元，每年使3万人次退休职工受益。
要加强培育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通过市场动态的供需平衡量来有效地解决劳动力流向，控制外来人口总量。
6.反腐倡廉，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新时期创业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立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各种手段结合的干部监督体系，建立健全防范干部滥用职权的监督体制。在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中实行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增加透明度，以抑制不法收入，制止偷漏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
7.弘扬新风，建立社会帮困机制。大力倡导弘扬敬业尽责、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见难相助、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社会风气，造就互助、温馨、和睦友爱的家庭社会环境，形成既体现传统又有时代特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营造强浓舆论氛围。社会问题要靠社会来解决，全社会都关心弱小群体，要借助各方合力，全社会动员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多方面关心、服务、助难、解困体系，建立、使用、管理好各类社会帮困基金，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系列化，走出一条社会化解困路子。如黄浦区已建立了80个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队伍27561人，为281位老人安装求助电铃，为701位老人提供午餐送饭上门，为1190位老人提供家庭劳动服务。老年包护组841人，老年互助组321个，建立家庭病床1597个。静安区近30个企事业单位助养65位经济特困老人和黄浦区各街道创造的社区单位与孤老挂钩，认亲结对包孤包护，收到了关心照顾孤老、弘扬敬老新风、教育年轻一代、提高单位知名度的四重效应。
8.预防在先，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加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调控和监控，注意信息收集，资料汇综，进行科学预测和对策研究。为了克服目前信息分散和研究力量分散的状况，建议成立市社会问题专门研究机构，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力量集中起来，为市领导提供决策参考。要加强对社会心态的调查分析，设计和建立适应市场的社会综合警报指标体系。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城镇失业率、下岗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面、刑案发案率、大要案比例、盲流乞讨人数、自杀率、环境污染超标程度等。建立预警指标观察、分析机构，进行预报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时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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