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的模式转型及其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翻开当代政治哲学史不难发现，与以往不同，当代已极少有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们通常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当代政治学家乔治·卡特林的说明较为深刻。他指出：“政治学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性上应受尊重的理由可以把政治学与社会学区分开来。”①尽管这句话是针对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来谈的，但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当代政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联也有借鉴意义。通过学理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哲学是社会学兴起的重要基础，社会学的兴起则是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在当代，由于社会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当代政治哲学在与社会学进行思想对话与互动中发生着深刻的模式转型，它正日益走出传统政治哲学“形而上”的模式框架，而向更具现实性、时代性、客观性与批判性的“形而下”模式框架转变，而且这一模式转型应是我们把握当代政治哲学本质的重要认识论前提。 一 政治哲学是社会学兴起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写道：“我们知道，社会学是从哲学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②由此可见，在社会学创立之初，哲学对于社会学的本原意义就是备受肯定的。但是在此我们将进一步加以论证的是，社会学的兴起除与哲学之间存有一般性的内在联系外，还特别与政治哲学紧密相关。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直接渊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在19世纪初的兴起。③作为实证主义创始人的孔德，也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学可以被明确地视为孔德将其所创立的实证主义运用于社会领域的直接结果。但是，除了实证主义哲学之外，政治哲学对于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意义，我们同样不能忽略。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指出：“我们现行的‘社会’概念的起源并非在很远的昔时。它是在法国革命之后50年内使用起来的，那时欧洲各国共同的惯例是断言(或至少假定)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国家的边界是依法划定的。其他两个领域的边界(含蓄而非言明地)假定与国家的边界相同，其理由不外乎国家肯定认为这是实情。”他还说：“虽然这三种结构存在于相同的边界之内，但是人们却坚持认为这三者是各自相互区别的。其区别一方面在于它们的自主性，假定各自按照它的一套规律行事，另一方面在于各自的运作方式或许它与其他实体发生龃龉。……这些假定的实体各自有其相对应的‘学科’。经济学研究市场；政治学研究国家；而社会学研究市民社会。”④很显然，在这里可以看到两层内容：第一，从词源角度出发，沃勒斯坦向人们讲述了社会学兴起时的一个真实情况，即社会学最初并不是建立在现行的“社会”概念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概念之上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市民社会；第二，从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的关系出发，沃勒斯坦并没有仅仅将社会学的兴起简单落脚到实证主义，而是超越了现行的“社会”概念本身，将社会学的兴起与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三个不同领域——即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直接联系到一起。当然，也正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市场的联系、政治学与国家的联系、社会学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同时也更清晰地看到了政治哲学在社会学兴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因为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之一。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考察158个各式各样城邦国家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明确将市民社会理解为一种“城邦”。因此，对于市民社会与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最初更多地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尽管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时间较长，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但我们却只能说，只是到了黑格尔，通过立足于“伦理实体”，市民社会与国家才开始有了严格区分。⑤对于黑格尔来说，家庭是最初的社会组织。因此，他从家庭开始，把家庭当作直接伦理性实体，强调家庭的分解会出现“家庭的复数”，市民社会最终是作为独立的个人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表示直接或原始伦理精神的解体，市民社会中成员需要的满足、人身和财产的保障，以及特殊利益和公共福利之秩序的维护，依据的是法律。而法律仅仅保障抽象地适用于任何人的人权、所有权、契约及裁判权力，仅仅是外部对个人活动的明确划定。因而市民社会缺乏普遍性与伦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⑥。而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黑格尔称国家为“伦理理念的现实”⑦，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它是特殊利益的实体”。⑧ 从表面上看，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严格区分开来，只是一个政治哲学课题阶段性的完成，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区分不仅具有政治哲学意义，也具有社会学意义。这是因为，它一方面表明，原本只能在政治领域内加以解决的众多事务，现在却因其性质不同而可以在社会领域中获得原则上的客观解决。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划定或对市民社会领域的明确界定，市民社会便获得较为完整的非政治性生命，从而使得社会学的兴起有了来自政治哲学的直接支持。它另一方面表明，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开始，作为公共权威的政治国家与作为个人私利基础的市民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共存与反目、妥协与抵制等各种形态制衡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秩序、社会变化等核心问题，随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严格区分过程的演化与完成而获得理论上的发展，并构成为日后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明确指出：“黑格尔对国家和社会(实指市民社会——引者注)所做的区分较之康德却跨出了一大步，它为现代社会学开辟了崭新的道路。”⑨由此可见，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严格区分开来这一做法重大的社会学意义，是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 沃勒斯坦将社会学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不是说社会学只研究市民社会，而是说在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被分为三个不同领域(即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情况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具体落实到市民社会。社会生活被分为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三个不同领域，实际上在现代世界才出现。现代世界诞生之前，社会生活缺乏独立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政治生活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会学希望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难以成为可能，它只能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被分为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三个不同领域，即表明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已从依附于政治生活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这是在现代社会才发生的事情，后者也就是前面提到沃勒斯坦强调“我们现行的‘社会’概念的起源并非在很远的昔时。它是在法国革命之后50年内使用起来的”⑩力求表达的意思。被解放出来的社会生活，不仅不再依附于政治生活，而且反过来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成为由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三个不同领域构成的统一体。而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概念下，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被重新划归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名下：市场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国家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市民社会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社会学来说，强调市民社会是其研究对象，既是对新的“社会”概念的呼应，也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关系的肯定。 得到解放的社会生活包括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三个重要领域，而从理论上看，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不仅决定人们的“社会”概念的差异，同时也会直接影响社会学的兴起进程。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被理解为国家的基础。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当市民社会被理解为国家的基础之后，它进而还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基础，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唯物史观本质时表达的意思。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1)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是国家基础的承认，同时也看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的肯定。当然也正因为上述情况的存在，在“市民社会”与“社会”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同一关系，就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市民社会”已在一定程度上统领了“社会”的内容。更进一步说，这也就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最初看到的“市民社会”概念逐渐被“社会”概念替代的重要原因。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只是受制于国家的一种存在形式，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12)；此外，黑格尔也并没有将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国家根本算不上什么社会，它就是一个共同体。(13)所以，最终为社会学的兴起奠定重要政治哲学基础的黑格尔，并没有成为社会学的直接创立者，他所发展的仍然只是政治哲学。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严格区分，却停留在社会学的大门之外；马克思看到问题的症结，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很快超越他，并成为社会学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与市民社会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国家是明确地高于市民社会的，这种认识架构显然与洛克确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相反，它肯定了国家及其建制对于构建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反过来看，由于它在原则上承认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直接渗透甚至统合的政治性，以及确认市民社会在道德层面的低下地位，从而也就否定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建构的正面意义。因此，在20世纪初，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豪斯曾经这样说道：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实质上是一种“荒谬恶毒的神性国家说，实为反抗19世纪唯理的民主的人道主义之最强烈的基础理论”(14)。不过，对于黑格尔思想中存在的上述局限，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进行了科学改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写道：“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15)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强调市民社会是高于国家的存在，而且还明确指出这一点是自然形成的。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因而市民社会只能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也反过来进一步说明，社会学实际上早已潜在地蕴含在政治哲学的内部，作为尚未外化的形式而潜藏于政治哲学的发展中。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社会学的兴起，是反映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基础的重大思想成就。倘若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重要基础地位没有确立，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缺乏独立性，而这一点势必会造成人们只有继续在政治哲学的范围内探讨市民社会的存在意义，从而保留社会学的潜在地位。所以，尽管我们应该承认实证主义对于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意义，但是，充分正视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 社会学的兴起：政治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分水岭 如果以社会学的兴起作为分水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兴起之前的政治哲学与兴起之后的政治哲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重大区别。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开篇写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政治学’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它的传统一直延伸到19世纪。历史主义最终破坏了这一传统。哲学的生命之水愈多地被导入部门科学的大渠，实践哲学的传统的大河就愈加干涸。18世纪末叶以来，新形成的诸种社会科学，以及公法的诸种学科，危害着古典政治学说的生存。”(16)应当说，哈贝马斯的论述是客观的，它以历史性手法向人们清楚展现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巨大冲击力，以及这种冲击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中的分水岭性质。一方面，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哲学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政治哲学势必会在社会学兴起后与社会学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哲学会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在社会学基础上继续寻求并延伸自己的发展意义，以避免被社会学涵盖甚至淘汰的结局。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说，对于社会学兴起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意义，我们都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当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并且特别强调19世纪末是政治哲学走向衰败的开始。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们知道，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政治哲学时代，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具有的“抽象的”、“理想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特点被推向最高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政治哲学“越出了事物有形的外表，以看不见的力量和最后的原因的假设为出发点”(17)，从而导致一系列以先验为导向的政治哲学观点问世，“形而上学”成为其思想的代名词。因此，确切地说，19世纪末期之后开始走向衰败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本身。在那里，由于传统政治哲学无法满足实证主义所要求的实证化发展，因此，用实证主义的眼光来看，科学和历史“在摧毁可能有政治哲学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终于获得了成功”(18)。 19世纪末期以来，人们已难以见到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所看到的政治哲学家大多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于这一点，且不说距今已有点遥远的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等人，即使是当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罗尔斯、诺齐克等人也概莫能外。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成熟，这种势头日趋强盛。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早期人物拉康，还是后来的福柯、德里达，以及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罗蒂、拉克劳、墨菲等等，他们都既为社会学家，又为政治哲学家。很显然，这种现象的发生正是前面提到的政治哲学在社会学兴起后难以摆脱社会学影响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明，只有充分正视社会学的影响，人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规律。当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鲍曼曾经强调指出：“确实，社会学是一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整个思想界的一个年代久远的思想传统的学术上的学科，它是集中于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的学科，它也是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它不断地往它的已经吸引人的成就中增加新的研究发现物和新的主意。”(19)由此可见，对于整个现当代思想界来说，社会学的影响力已是公认事实，而且由于社会学仍属于“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所以，当代政治哲学从社会学中汲取发展营养的过程不仅是现实发生的，并且势必是旷日持久的。 社会学兴起后，它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分离关系得以形成，从而它们之间进行思想对话也便有了可能，这一点正如德里达所说：“只有当我和他者相分离，我才可能和他对话，我们才不会相互取代”(20)。在围绕市民社会而展开的社会学与围绕国家而展开的政治哲学之间的分离关系成为事实之后，社会学就有可能以“他者”的身份与当代政治哲学进行“对话”，形成“没有关系的关系”(21)。由此，它与政治哲学之间新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就自然形成，这也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他者”，社会学“永远是绝对超越的”(22)，它在与当代政治哲学形成思想对话的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潜在地发挥着牵引当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发展内容与走向的作用；当代政治哲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革自己，并逐渐完善自己。 用后现代主义的“他者”观念来看，社会学的兴起实际上已使当代政治哲学发展烙下“社会学作为‘他者’”的印迹，社会学在促使当代政治哲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特征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必须从新的进路与视角重新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因此，倘若人们只是简单地按照传统眼光来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将会陷入理解的困境。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社会学与之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已是潜藏在其内部难以挣脱的“他者”。从积极方面看，这一点保证了当代政治哲学无法止步、难以停息的“推陈出新”；从消极方面看，也使得当代政治哲学存在于社会学的影响之下，甚至受制于社会学的发展。 三 当代政治哲学的模式转型 20世纪50年代，著名政治哲学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经悲观地说道：“我们说政治哲学今天已不复存在，这绝非言过其实”(23)。列奥·施特劳斯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传统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困境，却又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历史证明，当代政治哲学并没有走向消亡。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在方法论的抑制中，人们更多地被困于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对经验资料的吸收。”(24)这一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如果倒过来看，它实际上已从认识论上进一步指出，当人们开始注重经验资料的吸收，突破方法论的抑制就在所难免。从历史上看，在注重经验的社会学的推动下，当代政治哲学通过大量吸收经验性材料，已迎来自己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实现了深刻的模式转型。 第一，与传统政治哲学以滞后于现实与时代见长的思维模式不同，当代政治哲学在思维模式上具有明确的现实性与时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延迟关系，它必须在稍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寻根究源的方式去总结与概括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规律，实现对人类政治生活深层次的指导。当滞后性存在时，政治哲学往往会被人们看成没有解决当下问题实际用途的学问。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哲学的窘境，也是整个哲学的窘境。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情况下，政治哲学的这种窘境实际上得到极大改观，这主要是由社会学的经验性本质带来的。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社会学对于政治哲学来说已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发展的营养，而成为其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经验性成果会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体现。 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发展动向是社会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也正是米尔斯曾经强调的。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更多地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而且“这种对非历史性的强调来自认识论的偏好：‘……社会学家将由此倾向于主要研究当代的事件，对这些事件，他有可能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25)。当然，也正因为上述情况的存在，当代政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就意味着当代政治哲学可以更加主动地拥有现实性与时代性，更加积极地修正以往那种与现实脱节以及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滞后性。这一点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得到体现，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中得到体现，甚至在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也有体现。而且，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中，人们也是无法回避其存在的，因为通过追寻现代性的发展脉络，后现代主义者最终发现了“现代性在智力上的弱点、无节制和滥用”(26)。因此，如果说社会学兴起之前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出“形而上”的特点的话，社会学兴起后的当代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形而下”的特点。 第二，与传统政治哲学习惯于以正面、肯定方式阐释与评价政治现象的思维模式不同，当代政治哲学在思维模式上具有明确的客观性与批判性。当代美国学者尼尔·斯梅尔塞曾经写道：“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则，社会学获得了也许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批判性与最危险的名声。它的理论来源是西方社会思想中的批判传统(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人)与美国改良主义。它关注许多制度——例如宗教和家庭——这些制度都被神圣化了，它也关注其他许多制度——例如阶级与不平等，这些制度属于社会的深层冲突。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社会学面临着广泛的社会矛盾心理以及政治压力。”他又说：“政治科学原则上是像社会学一样的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者——政治也总是有着其神圣化的一面——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之所以如此的历史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至少有一个因素是政治科学家倾向于正面地评价他们所研究的那些有权力的人——及其政治制度——而这将减少他们的批判性活力。”(27)在这里，社会学的批判性得到鲜明表达，而且它还被视为“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批判性”的。社会学之所以具有批判性，并不是因为它希望批判，而是因为当以客观的态度分析社会现实从而看到社会弊端后，它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主流就是批判性。当然，正因为社会学具有上述特点，与社会学之间形成思想互动关系的当代政治哲学具有客观性与批判性，也便成为一种必然。 在社会学问世之前，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哲学，还是近代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等人的政治哲学，甚至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政治哲学，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对于当时政治制度的维护、辩解以及正面评价。即使存在着批判，也是隐晦的(如黑格尔)。但是，当社会学问世之后，政治哲学的上述传统思维模式发生了急剧改变，客观性与批判性成为其显著的特点。纵观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客观性与批判性，不仅深刻影响了数代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也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与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强调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本质的同时，甚至以“社会批判理论”作为思想标签；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正义问题的激烈争论，不仅引发人们对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种种批判，同时也带来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以客观态度对现代性的猛烈抨击，已使人们从过往对现代性的单纯正面肯定中逐渐清醒，“后现代的极端方法和温和方法共同构成了对于20世纪现有知识的最伟大的思想挑战之一”(28)。 综上所述，当代政治哲学与传统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区别，这其中与社会学的兴起有着一定关联。随着社会学的兴起，当代政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思想对话与互动关系逐渐得以形成，当代政治哲学深刻的模式转型也得以发生。与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特点相比，当代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更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客观性与批判性等“形而下”特点，这应当成为我们把握当代政治哲学本质的重要认识论前提。社会学必须以实证态度分析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式各样的现实变化，因此，它必须以创造性思维面对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力图反映这种不确定性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是丰富而具有创新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社会学作为重要发展诱因的当代政治哲学内容除了具有丰富性和创新性之外，也会表现出不确定性。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的出现，表明人们不能以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去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未来；但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当代政治哲学重获活力的重要契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当代政治哲学通过不断变革自己以及实现模式转型，不断抵御着种种否定其地位与意义的思想冲击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因此，更进一步说，充分正视政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帮助我们不断用现实生活去充实、发展与巩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保证。 ①乔治·卡特林：《政治理论是什么？》，载詹姆斯·A.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30页。 ②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116页。注：涂尔干有时亦译为迪尔凯姆或杜克海姆。 ③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296页。 ④⑩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34～135页；第134页。 ⑤参见郁建兴：《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0，第165页。 ⑥⑦⑧(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197页；第253页；第269页；第197页。 ⑨(13)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239页；第2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2页。 (14)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45页。 (16)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页。 (17)埃德加·博登加默：《法理学》，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04页。 (18)(23)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载詹姆斯·A.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62页；第62页。 (19)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52页。 (20)(21)(22)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49页；第49～50页；第50页。 (24)(25)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8页；第66页。 (26)(28)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9页；第4页。 (27)尼尔·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知识国际化中的疑难》，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854～855页。标签：社会学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学论文; 政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沃勒斯坦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