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自然的新道路——试谈台湾自然书写与研究在新世纪的几种演化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新世纪论文,台湾论文,几种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6)3-0027-07
人类并不是像天使般坠落凡间。人类并不是殖民地球的外星人。我们是历经了百万年，从地球上演化出来的诸多物种之一，以一个生物奇迹的身份和其他物种相连。被我们如此粗心鲁莽对待的地球，是我们的摇篮和育婴房，是我们的学校，而且也是我们唯一的家。
Edward O.Wilson，《生态圈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2002:80)
一、有待修正或扩充的暂时性定义
自然书写一词取自于西方文评界用词的中译，但西方对相关的书写也有不一样的称呼。诸如“environmental writing(literature)”、“ecological writing(literature)”、“nature writing(literature)”都有学者使用，但相较之下，最常见的用词仍是“nature writing”，美国重要的几部选集在书名上也都是用这个词。
台湾使用某一专有名词来称呼融合自然科学与文学的写作，始于王家祥、陈健一、刘克襄等人，但从荒野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生态文学到自然写作并不一致。我在二○○四年出版（为二○○二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台湾自然书写研究》的首章，曾经梳理过相关的用词，最后认为可以“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一词来“暂时性”作为相关书写的总称。至于我为什么要将之前台湾通译为“自然写作”的“nature writing”一词改译为“自然书写”？这是因为“写作”一词在中文使用上常是“动词”，但“书写”却可以作名词使用。另外，“书写”也可视为“抒写”的谐音，隐喻了这类型书写者仍在写作过程中赋予情感托寄、呈现自己与自然互动观点的意味。
过去我的研究，是以现代自然书写(modern nature writing)为主。这些作品隐涵了某种环境伦理意识，并常以反省、质疑、思考的态度，去面对台湾八○年代后环境崩毁、工业化、消费性社会的现象，在书写技巧上则常结合了自然生态知识。这类作品在台湾以散文为大宗，诗次之，小说最少。当时我为这类型的书写下了一个暂时性的界义，以便区隔出同类型可以比较讨论的文本。
首先，在这些作品中， “自然”不再只扮演文学中衬托、背景的位置，而成为被书写的主位。其次，作者“涉入”现场，注视、观察、记录、探究与发现等“非虚构”(nonfiction)的经验，成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必要历程。第三，自然知识符码的运用，与客观上的知性理解成为主要肌理，这包含了对生物学、自然科学、自然史、现代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知识的掌握。第四，书写者常对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理解”，既非流于伤逝悲秋的感性情绪，也避免将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美学归诸于其他生物上，而能呈现某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情怀。第四，从形式上看，自然写作常是一种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的文类，常见以日志(journal)、游记(journey)、年记(almanac)、报道(report)等形式呈现，但容许独特的观察与叙述模式。从非“科学报告”式的叙述语汇中，书写者个人的书写风格与文学质素也就因此流露。
我当时如此定义的原因是希望先从最严格定义的自然书写谈起，再逐步走向“越出自然书写”的生态批评相关领域。但这样的定义是否仍然适当，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观察自然书写者，是否以他们的敏感与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文本，毕竟，文学批评的定义或诠释进路，都是为了更接近文本核心，或解读文学出版现象而建立的。
二、书写演化的方向
创作并不是倚靠文评者的指导而进行，创作本身即充满着“不可预知性”。我在前一阶段研究断代在公元两千年，那是一个“前世纪的回顾”；本文也无意预测台湾自然书写未来的走向，而是谈谈在“这个世纪初”，台湾的自然书写出版状况，可能隐含着了什么样的暗示性意义。
相对于九○后出现的自然书写者，刘克襄、徐仁修这些早在七○年代晚期就出现的台湾自然书写前行者都曾提过，在他们那个时代要进行业余性的自然观察相对困难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二十年前台湾自然科学的“通俗著作”并不蓬勃，“图鉴”尤其缺乏，而且重要图鉴的作者多半是日本学者。易言之，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性与话题性皆不足。时至今日，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已是台湾书市上极重要的出版品，许多重要的出版社都开辟了相关书系。这个现象又可以观察两个重点，一是台湾近十年来手册式、固定路线的图鉴大量出现，这些在西方被称为“野外导览”(field guide book)的出版物，使野外观察的便利性，与一般民众的阅读接受度皆大幅提升，对推动生态观光或一般生态团体的会员招募均有正面助益。其次，图鉴的类型与题材都走向精致化与细腻化。图鉴的精致化包括内容的准确性，与引导一般读者成为业余爱好者的书写技巧。细腻化则又有两个现象出现：一、本地作者所创作的手绘图鉴渐渐出现，这意味着高成本的出版在台湾已不成问题①，图鉴出版要求的是“特殊性”。二、业余观察者“分众化”、“深入化”的趋势已逐渐形成。比方说在过去鞘翅目下的天牛科昆虫通常只是《昆虫图鉴》中的几页而已，现在显然市场已经需要更准确、完整的天牛专属图鉴，于是《台湾天牛图鉴》（周文一，2004，台北：猫头鹰）才有了出版空间。又比方说像《鸟羽》（祁伟廉，2006，台北：商周）这样以展示各种鸟类羽毛的图鉴，则是在各类型“鸟类图鉴”接近完备之后，才会出现需求的特殊图鉴类型。当然，相较于日本或欧洲尚有“哺乳类足迹图鉴”、“鸟类鸣声大鉴”之类更细腻的图鉴，台湾的图鉴出版还有发展空间，我们也可以从市场的角度说概略性的图鉴已达出版饱和，因此必须转向策划这类图鉴的出版。但无论如何，这已可看出近十年来台湾自然科学最基础的普及读物一图鉴，与二十年前贫乏的出版质、量已大不相同。
其次，西方生态学的研究促成了环境伦理思考的逐渐深刻化，经翻译或生态团体的介绍后影响了社会观感。科学家自从逐步揭露人类与自然环境深刻的依存关系后，环境伦理学家从“人类中心主义”②、资源保育论(resource conservation)，到“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的荒野保存(wilderness preservation)、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论，演化为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乃至于土地伦理(land ethics)等等概念，已将人类与生物、无生物共同生存的“环境伦理观”(environmental ethics)的讨论推衍至相当繁复的议题上。而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思考”，生态观与环境伦理观的演化，对自然书写者触及相关议题的深度，起了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自然书写者的行文深度也大不相同。
第三，七○年代后期台湾自然书写初发之际，台湾的环境议题还未形成一种社会议题，甚至可以说，当时的自然书写也是触发环境议题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台湾四月开始全面实施垃圾分类，下周（四月八日）更要在云林斗六举行第一次音乐与“反湖山水库运动”结合的“保护八色鸟栖地演唱会”，我举这两个分别由官方、民间推动的活动，是为了说明了台湾社会中的环境意识大致已趋向认同维护健康生态环境为正面价值（甚至是一种正面的“道德价值”），而不像二十年前一概被污名化为“反经济发展”的“异端”活动。我在编选《台湾自然写作选》时曾刻意将选文参考台湾并时性的环境运动来进行分期，原因就是我认为环境运动或环境政策，对自然书写者的写作“态度”与“内容”有很大的关系。从自然书写评论者的观察角度来看，当环境运动已转为正面价值时，书写者“呼口号”的写作方式便不太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议题不再具有话题性），势必要朝向更深刻的内涵书写，引领读者进行不同层次的思考。因此，文学、哲学、自然科学更深刻地在书写中结合，为文学性自然书写无形中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的门槛。文学作家在尝试书写自然的同时，势必要以不同于过去“感性书写”的模式出发。
缘于这些出版现象、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环境变化的“趋向性”，我想试以几部二○○○年后的文本，来说明这些趋向性与创作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除了图鉴出版的大幅增长，与过去台湾科普著作多为翻译的状况不同，在近几年间，翻译国外知名科普著作与台湾本地科普著作的出版亦已渐渐增多且深刻化，后者更是重要。二○○三年，台大动物所硕士黄美秀的《黑熊手记》（台北：商周）出版，这本被称为“台湾第一本本土生态研究札记”的著作，记录了作者在深山追踪台湾黑熊超过一年半时间的生活，在那个过程中与研究团体合作捕捉、系放了十五只台湾黑熊。最重要的是，该书与一般艰涩的专业读物不同，它用极具故事性的流畅文笔表达出来。由于其文字的故事性与感染力，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戴维·贾塞利斯教授因此称这本书“为黑熊创造值得尊敬的声音”。
过去台湾自然书写者虽然有相当的成绩出现，但在文学界的评价与生物界的评价并不一致：被文学界高度评价的自然书写者，未必在自然科学界也受到同样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台湾自然书写者出身自然学科的作者相当有限。《黑熊手记》的作者是生物学家，能写出一部既专业，又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著作是相当不容易的事。除了黄美秀以外，台大昆虫系名誉教授朱耀沂博士最近除了出版《台湾昆虫学史话》这部巨作，也写了一系列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昆虫生态相关著作③，这些作品通常不再冷僻艰深，而往往是在介绍生态的同时，也潜藏了一些更成熟的环境伦理观，这些伦理观来自对科学的了解，而不是纯粹的“温情主义”，而且对一般读者而言，这类型著作的影响力往往比专业论著更大。
这些由知名生物学者、自然学家执笔的著作，很少有文学界的研究者深入阅读或提出评价，我认为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在西方经典的自然书写作品，多半都是在生物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如法布尔(Jean-Henri Fabre,1823-1915)是昆虫学大师、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3)被称为环境伦理学之父、卡森女士(Rachel L.Carson,1907-1964)则是海洋生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Wilson,1929-)则是蚂蚁专家。这些著作在文学性的表述上也非常精彩，大部分的作品甚至远超过台湾散文作家的文字水准。台湾目前这类作者的作品还算起步阶段，但我认为，由专家执笔科普读物的趋势已经形成，未来当有可能在成熟期出现兼具生态与文学性的典范性著作出现。
第二，生态观的成熟，使得陈冠学、孟东篱一类简朴生活文学有了再深化的趋向。这些作者除了积极性地展示简朴生活(simple life)的可行性，甚至带进科学研究的观念来引导简朴生活的行为，并让这种生活在社会上产生正面积极的意义。比方说生态团体推动或展现“绿建筑”、“绿生活”（泛指节能、低耗的生活形态），已成为一种既有理念又有做法的新姿态，这远比鼓励人们放弃都市生活隐居要有效且合理得多。
上个世纪八○年代陈、孟等人的简朴生活文学，曾展示了一种“自愿贫穷式”的生活形态，而打动了无数读者。在他们的行文中，不但没有“怨贫”、“苦贫”的懊恼，反而表达出心灵上的自适与安慰。虽然在基本态度上，二○○四年阿宝出版的《女农讨山志》看来与陈、孟两人差不多，但在做法上却有很大差异。阿宝不但承继了这类型书写的“思考姿态”，更进一步以实际行动对抗台湾环境的恶化。她以女性的身份独立“讨山”，对举债、农事学习、收获、出售……等等过程进行翔实的记录，进而探讨台湾高海拔山区的开发问题。阿宝认为：“一生中要有一段日子，流汗低头向土地索食，生命的过程才算完整。”(2004:29)除开某种“理想”的深化，在《女》书中阿宝也记录鸟种，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写出她耕种过程中不断尝试寻找比较不让吃果树的昆虫痛苦死亡的“对抗”方式，读来令人动容。应该说，阿宝不只有“理念”，还有“知识”，这种写作姿态使得简朴生活文学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只是感性抒发，而是理性思辨再加上知识辅助后对环境的理解；不是一种“闲适”的姿态，而是面对环境崩坏的积极建议。
第三种尝试是自然书写经过较制式、枯燥的记录性文字后，再次出现强化自然书写文学性的作品。在观察西方自然书写经典作品的经验中，我发现即便是科学著作多半都具有相当高度的文学性，若作者本身非自然科学家或博物学家，则更会一面积极接触自然知识，一面则用自身的文学专长处理、消化议题，形塑出独特的写作姿态。如迪勒女士(Annie Dillard,1945-)以诗人的姿态写作《汀克溪畔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5)，或台湾最近译出的《现世》(For the Time Being,2000)④，作者既在书写中展示了专业自然生态知识与深入、广博的人文、历史阅读，并且在写作时不采孤立的散篇集结成书，而是将一部书的各篇结合成一部整体作品，呈现出严谨的结构性，仿佛一本书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圈。这种写作模式作者必须对一个议题或一个区域进行较深度的观察与了解，我认为在台湾过去只有刘克襄有较高的完成度。笔者于二○○四年出版的《蝶道》，也是尝试以这样的概念进行创作。很尴尬的是这个类型迫使我必须“自我论述”，我一向认为批评者不宜自评，因此在这里仅举出一个客观观察点来指出这种书写倾向，而不作评价。该书在获得当年中国时报年度好书时，被认为可同时列于自然科学与文学类型评审，说明了这类型书写的态度即是要进一步融合两者的界线，以提举出一种介于科学态度与文学想象的思考姿态。其融合的方式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呈现，而是以一系列的观察互相呼应，因为自然界的现象通常不是“单一现象”，而是更复杂的“互见”，因此在写法上，刻意从科学联想到人文、历史、自身经验，甚至在概念上也有“跨篇联结”的现象。
此外，台湾自然书写最重要的作者刘克襄在近几年的书写，在我看来也有重回文学（或人文）本位的倾向，《迷路一天，在小镇》(2002)、《大山下，远离台三线》(2003)、《北台湾漫游—不知名山径指南》(2005)，都呈现一种自然与人文并存的观察姿态，已不再是“荒野至上”的激烈批判，呈现出温厚、深刻的文学品质。我认为这种“人文姿态的自然导览者”的书写模式，也非常值得注意。
三、更接近“生态性”的阅读姿态
创作产生了新演化，那么自然书写的研究该如何因应？我认为还是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一开始美国批评家对自然书写的定义比较倾向“非虚构”(nonfiction)的文类(Frank Stewart,1995:ⅹⅥ; Don Scheese,1996:6)。但2000年时，美国文学批评家墨菲(Patrick Murphy)在《自然导向文学》(Father Afield in the Stn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000)一书中将自然书写扩大为“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环境书写”(environmental writing)、“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数个领域，其中凡是使用“文学”一词者都加入“想象虚构性”的作品（如“生态小说”eco-fiction），使用“书写”一词者则包括非文学性的自然科学书写、环境史、科普书写等作品。2001年，美国自然书写研究者安邦斯特(Karla Armbruster)与华列士(Kathleen R.Wallace)所编的《越出自然写作》(Beyond Nature Writing: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一书的引言("introduetion:Why Go Beyond Nature Writing,and Where To?")中说，自然与人类文化不应是二元对立式的分割，因此研究自然书写中的文学脉络，也应将其逐步扩张至文化研究的种种场域。诸如自然史、环境史、文化与政治的地理学、甚或区域性与城市研究、建筑景观等等相关学科，方可能赋予自然写作研究在文学外的新视野。他们所谓的“越出自然写作”，尚包括超越过去仅限于研究文学文本的范围，而以“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进路，扩展至其他领域的相关思考。诸如圣经研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启蒙时期的文学与思想、美国殖民研究、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二十世纪英美文学，以及非裔美籍作家的作品等等，都应涉猎。此外，尚有以生态批评的观念，去解读电影、科幻小说、虚拟实境、剧场等相关文本，借此刺探自然被人类创作所营构出的多样性，并借此去发现人类介入后的“后自然”(postnature)的样貌。该书并指引了可能的几个新研究方向，包括：一、从研究文本中自然的相关议题转向关注人与自然的互动，并且是都市与自然关系之探究。二、从个人叙述的非虚构文类转向纳入虚构性的文类与诗作，探讨这些文本中所潜存的自然意识。三、从文学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四、从传统的自然作者的作品，扩展至其他类型作者曾触探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因此，在近来西方自然书写的研究中，除了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白鲸记》(Moby-Dick,1850)，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吉姆爷》(Lord Jim,1900)这些明显富涵自然与人间地位与互动主题的作品外，包括凯塞(Willa Cather,1875-1947)、吴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莫莉森(Toni Morrison,b.1931)、杰佛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哈波(Michael S.Harper,b.1938)的作品，都得以被纳入生态批评的讨论文本，而诠解出新的意义。自然书写相关议题的研究对象，已不再限于传统自然书写者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李奥波或卡森女士而已。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方也同样重视科学家书写的文本，二○○○年以后Houghton Mifflin所出版的年度自然书写选集标题下为The Best American Science and Nature Writing，颇令人玩味。而曾在一九九○年编选过极具代表性自然书写选集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的罗勃特·费奇(Robert Finch)及约翰·艾德(John Elder)，经过十余年后，重编了一本Nature Writing:The Tradition in English(2002)，将没有收录在前版的许多自然科学家或小说家关于自然的作品收录进来⑤，凡此种种，都令我开始思考，只沉溺于“文学基域”，或只限制在对“现代自然书写”的观察，会不会反而是一种不自然的自我设限？至少我认为，研究“虚构文本”中的自然意识，了解科学家书写自然的态度，这两者已经是台湾自然书写未来研究时不可忽略的重要议题。
这些研究提示了我考虑台湾自然书写研究“往何处去”的问题，或许应注意几个方向：第一，原住民作家书写自然的模式，及其作品中与自然的互动姿态。近年原住民文学在台湾文学研究已成显学，相关议题已有研究者（如瓦历斯·诺干）注意到，应该很快会有系统性的论述出现。第二，小说文本中潜存的自然观。这两年我在国科会计划中，分别初步处理了钟理和与宋泽莱的小说，算是一个开始。至于生态诗的部分，如曾珍珍等学者都已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三部分则是科学家的自然书写。这部分的研究难度颇高，因为文学研究者很难同时具备一定水准的自然科学知识。第四部分，则是主题性或特定题材的自然书写。台湾之前最多研究的是“海洋书写”，但在西方与日本，均有山岳书写(mountain writing)与河流书写(river writing)这类研究，台湾的“地志意象”择选显然褊狭。台湾除了是海岛外，其地理环境属于山与河的高密度地形，确实存在着大量以“某种自然地景”为主要意象的文学作品，我在日前东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文学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且让我们蹚水过河：形构台湾河流书写的可能性》，算是一种尝试性的开始。第五部分，自然书写研究或也可拓展为一种文化研究的姿态，将电影、漫画、流行歌曲中的自然相关元素也都纳入讨论。台湾自然书写的历史，在对自然知识不太熟稔的文学史家的笔下往往是从一九八○年开始的。但那正如我过去所交出了一个残缺、破碎的台湾自然书写图谱一样，是一个“有盲点”的自然书写史图谱。它缺了诗、缺了小说、缺了原住民文学，甚至缺了“科学性的自然书写”，而后者正是西方自然书写传统中影响了“人的视野”最巨大的部分。易言之，若要更完整地观察台湾书写者对“自然”态度的转变，我在该书所提及的“台湾自然书写前史”——包括“中国传统中关于自然的书写”，“西方与日本探险家、博物学者的作品”、“清末中国文人渡海游记与地方志”，乃至于一九八○年以前，台湾原住民文学、汉人移民对于描述自然的相关书写……这些我在该书不归为“现代自然书写”的部分，都应该更周延地含括进来。因为实际上，在台湾自然书写史的脉动里，西方、日本探险家与博物学者的作品，以及清末中国文人渡海游记与地方志，皆可能对后来台湾发展出的自然书写此一次文类，有实际的参与或间接的影响，至少和当代台湾自然书写的发生与后续的发展，存有不可割裂的关系，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其次，无论是一九八○之后或之前，书写中涉及自然意识的“虚构文本”，以及部分科学家的“通俗著作”也应该尝试去研究讨论。相较于一开始我提到的，拙著在前几年对自然书写的“限制性”定义，这里展开的研究进路显得更接近自然书写的“生态风貌”。
四、结语：共有两种事实
美国当代最知名的蚂蚁专家，同时也是社会生物学家、自然书写者的威尔森曾在《生物圈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中，写了一封信给梭罗。他对梭罗表达了敬意，也告知未真正成为博物学家的梭罗，现今的生态问题，不但要仔细倾听心灵的声音，还要借助所有可能的工具，理性地采取行动。他说或许在梭罗眼中，我们现在未必变得更智慧，因为对梭罗而言“野鸽子的晨间哀歌，青蛙划破黎明水面的咯咯声，就是挽救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而扮演现代生态专家的威尔森，则认为自己的角色是“要清楚掌握事实、它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如何运用事实以达成最佳效果。”(2002:26)
前者是过去我们认为文学家书写自然的角色，后者则是科学家书写自然的角色。但威尔森接着说，世上“共有两种事实”，“你和我和其他愿意接受这项大自然管理的人们，将两者兼具。”这句话点出了现代自然书写者追求的典范目标——两者兼具：既倾听野鸽子的声音，也尝试理性理解野鸽子的声音。毕竟，现代文明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许多部分不是感性心灵所能解决的，更多科学所造成的问题，要靠科学解决。而我认为，台湾自然书写的创作者与研究者，或许都该朝这样的方向走去。⑥
注释：
①一般来说，手绘图鉴要比摄影图鉴来得费时费工，因为手绘就需要大量的生态摄影照片辅助。此外，出版社的版权费付出，手绘图一般也要比摄影图来得更昂贵，一张颜色、细部均准确的手绘图，版权费往往极高。最近台湾的手绘图鉴，个人认为最精致且具有代表性的为资深赏鸟人蔡锦文所绘着的《雁鸭》（2005，台北：商周）。
②基本上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即相当复杂。根据许多不同条件下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意义并不同。可参考诺顿(Bryan G.Norton)"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一文。（收于Richard G.Botzler所编的Environmental Ethics一书，1998）。本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为“规范性的人类中心主义”(normative anthropocentrism)。意即主张人类在道德上仅考虑人类的利益，因此，对人类有利是唯一的道德考量。且人类在价值上优于其他万物，且仅有人类具有内在价值与道德判断。本文提及人类中心主义，概指此义。
③如其于2005年在玉山社出版的《昆虫聊天室》、《昆虫杂货店》、 《黑道昆虫记（上）》、《黑道昆虫记（下）》、《午茶昆虫学》等一系列作品，都是既专业又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著作。
④这部作品的写法是全书分为七个章，每章都有十个相同的小标题，读者因此可以循标题将七章同标题的文字一并阅读，或循原本的章节顺序阅读。最特别的是每个小标题似乎都隐涵了其他标题的内容。这部作品比较不像过去学者认定的自然书写，但书中Annie Dillard仍展示了她丰富的生态知识，与其宗教（或说超越宗教）的思考连贯起来，形成非常独特的散文风格。
⑤一类是原本未必是文学性创作，且在书写模式上也并无明显的文学性，却在科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另一类是未必采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却有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与处境的作品，有些且是小说。如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丹尼逊(Isak Dinesen,1885-1962)。请参见该书。
⑥本文若要完整理应还需要讨论因应自然书写的新演化，还应讨论自然书写的“研究方法”，而不仅是“研究进路”，但因限于篇幅而暂时在此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