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等级制论文,车驾论文,使君论文,两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2-0097-17
关于乐府诗《陌上桑》的讨论，近年来热度不减。稍加检索就能知道，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且诗中的人物身份仍是备受关注的论题。对人物身份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陌上桑》主题思想的理解，及其形成时代的判断，进而是其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价。
我曾有一篇文章，题为《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①，讨论《陌上桑》所涉及的官名、官制。女主角罗敷的夸夫之辞，有“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之语。注家通常把“朝大夫”释为中央朝廷上的大夫，把“侍中郎”释为皇宫里的侍中，把“专城居”解释为郡守或刺史。而我指出，对后三句的上述解释都是错误的。就东汉官场的一般仕历而言，“朝大夫”应指郡朝中的大吏，“侍中郎”是经察举而来的郎署郎中，“专城居”特指县长县令。也就是说在罗敷口中，其丈夫眼下是一位县官儿。
可能有人这样想：民歌中的官名难免夸张虚构，不能看得太实，纠缠其中的官制礼制，无大意义。我的看法却不相同：民歌虽有夸张，却不应违背事理常情。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虚构自己是科长或厅长，但不大可能虚拟自己由厅长升了科长，因为这与现行干部制度不符。假如你编通俗故事，你可能虚构一个乡下女孩拒绝了一位科级处级的官儿，但大概不会虚构她拒绝了一位厅级部级的官儿。因为乡下女孩与后者交往的几率太小。听起来太假，就会降低文学感染力。《陌上桑》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其夸张和虚构不远于情理，方能广泛流传。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罗敷夸夫的那一串官衔切合东汉一般仕历，那么有什么必要拒绝这个结论，反而墨守较为渺茫的解释呢。
又有读者提出，若觊觎罗敷的“使君”是郡守或刺史，而在罗敷的口中其丈夫只是县官，低对方一等，那么，那首民歌的戏剧化气氛就将减色不少。这个意见确实在情在理，值得重视。诗中的情节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心理期待：罗敷在夸耀丈夫的官儿时，举出一个较大的官名，压了那位觊觎罗敷的“使君”一头，从而情趣横生。《陌上桑》的形成过程，应该是顺应了这个心理期待的。而我的那篇文章未加深考，仍然沿用旧说，仍把“使君”视为郡守或刺史，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其实拙文发表不久，我就产生了新的看法，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课上讲给了学生听，但未暇成文。今将此文写出，以修订一己旧说及注家旧说。
在推断那位“使君”身份时，“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一句中的“使君”之称及“五马”一事，是最重要的线索；合理的解释，应与“使君”及“五马”两点同时相合。一向的意见，认为“五马”是指郡守或刺史的车驾，进而断定那位“使君”为郡守或刺史。然而揆之东汉车驾制度，无论把“五马”释为郡守或刺史的车驾，都有很大矛盾。所以，本文将围绕“五马”而展开。“五马”的典故曾在众多古典诗文中出现，其本义既有疑问，则理当置辨。讨论“五马”之事，就需重新审读东汉、甚至魏晋南北朝的相关车驾礼制，并订正若干矛盾的记载。所以这个讨论，对汉魏晋南北朝的车驾礼制的认识，也有裨益。
一、再论郡守非“五马”，郡守之安车驾二
由于《陌上桑》的缘故，“五马”每每被用作太守的别称。如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倪太守遗言：“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②两太守则称“十马”。洪迈《夷坚志》：“太守俗呼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③明万历年间薛同术、薛之屏父子均至知州，所以陕西韩城的薛氏旧宅门楣题以“十马高轩”。
今人对《陌上桑》的解释，颇受清人吴兆宜等《玉台新咏笺注》的影响。其书卷一注云：
许
《彦周诗话》：“五马事，无知者。陈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以谓州长建旟作太守事。又《汉官仪注》：‘驷马，加左骖右排。’二千石有左骖，以为五马。存之以俟知者。”阴时夫《韵府群玉》引《元帝纪》云：“汉制，太守驷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贵。”今《元帝纪》无，未详何据。《遁斋闲览》：“汉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故为五马。”《墨客挥犀》：“世谓大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旗。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后见庞几先朝奉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④
《笺注》所辑许《彦周诗话》、陈正敏《遁斋闲览》、彭乘《墨客挥犀》等，都把“五马”说成是汉代太守的车驾。又如潘淳：“又《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
。’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太守、相驷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⑤此外还有一说，谓周朝诸侯驾五，故以“五马”喻汉之太守，其根据是《宋书·礼志》引《逸礼·王度记》所说的“诸侯驾五”⑥。
由此遂成三说，一谓汉太守比于周朝之州长，故御五马；二谓二千石太守若加右，则成五马；三谓“五马”是借“诸侯驾五”之制以喻太守。⑦然而这三种说法，均极可疑。
首先《诗经》“良马五之”及周礼“州长建旟”之事，不足以证成汉太守五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其所引《漫叟诗话》、《学林新编》，已驳其非。⑧进而所谓太守驷马、加秩为中二千石者则有右、遂成“五马”之说，其实只是若干宋代文人对“右”概念的错误传述。从其阐述看来，在太守车驾之制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我们未知的历史记载，只是误读和曲解了汉代典志（如《续汉志》、《汉官仪》等）中的“右”制度而已。至于《逸礼·王度记》的“诸侯驾五”，他书中存在异文，以此解释“五马”者也承认这一情况的存在。而且，即便有“诸侯驾五”之说，也不能据以指认民谣《陌上桑》运用了《王度记》的典故。
以太守释“五马”与东汉车驾制度不合，当代学者之中，徐洪火先生较早指出了这一点。他首先提示了在《王度记》的“诸侯驾五”之外，还存在“诸侯驾四”、“诸侯与卿同驾四”等异文，进而提出：“诸侯、太守都是驾四马而不是五马；《陌上桑》用‘五马’指太守的车驾，这是民歌的手法，与典制无关。”⑨叶晨晖先生反对徐先生的意见，认为东汉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太孙都是“左右，驾三马”的，“驾三匹马，外加左、右二匹马，不是五马吗？”进而中二千石的车驾，就是驷马外加右，形成“五马”⑩。叶先生等于是用太皇太后等的“左右”，为宋人“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之说增添新证了。随后徐先生予以反驳，指出“左右”应理解为驾三马，而不是驾五马；“太守‘法出’只能驾四马，‘他出’所乘之安车驾几匹马呢？……既然太守‘法出—他出’其车都不会超过四马，他又怎么可能驾五马呢？”“汉代无驾五马的制度，太守不是驾五马而是驾四马”(11)。
徐、叶二先生的相互辩难，似未引起《陌上桑》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所以有必要继续探讨。后文还将讨论“使君为刺史”的论点，眼下对太守之“右”问题的辨析，对后文也有裨益。
徐先生未能指出汉代太守的安车驾数，只是说“不会超过四马”。那么二千石太守的安车到底驾几呢？对《续汉书·舆服志》所载二千石之安车驾数，学者的理解略异。如李发林先生认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上卿、郡守等高官，驾二至四马(12)；朱锡禄先生认为，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只能用一马拉车，二千石以上至万石丞相、王公贵族，可用二至四马(13)；吴曾德先生认为，大贵人等及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及其夫人），皆驾二马(14)；冯沂先生认为，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驾二马(15)；刘增贵先生认为，中二千石以上二马，以下一马（包括其妻在内），只是在大典礼上，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才乘驷马，日常乘安车(16)。照李发林、朱锡禄先生之说，二千石驾二至四马；照吴曾德、冯沂先生之说，二千石用二马；照刘增贵先生之说，二千石日常驾一马，仅仅在大典礼上驾驷马。
下面就对此加以讨论。请看：
1.《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2.《续汉书·舆服志上》：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
。其千石、六百石，朱左。……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中二千石以上右，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云。
3.《宋书》卷十八《礼志五》：中二千石皆皂盖、朱蕃，铜五末，驾二，右。
4.《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铜五采(17)，驾二，中二千石以上，右。
5.《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加交络帷裳，皆皂。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
车，铜五末。
6.《续汉书·舆服志上》：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驾两。
先看第1条，它显示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在“郊庙、明堂、祠陵法出”时“立乘，驾驷”。“法出”就是“法驾出”，“法驾”即法定的最高出行车驾(18)。而且《续汉志》此处的“法出”，似特指郊庙、明堂、祠陵三种皇帝法驾而出、官贵随从的场合。“他出，乘安车”，若不是上述几种大典礼，那些官儿就只能乘安车了。
第2条说“中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云”，没说“右”是驾几。（因东汉公、列侯至千石用皂缯盖，六百石至三百石用皂布盖，二百石以下用白布盖，所以《续汉志》的“三百石以上皂布盖”一句，应置于“千石以上皂缯盖”一句之后。）第3条《宋志》、第4条《晋志》，则都有“驾二”明文，为《续汉志》之所无。虽然可能是《宋志》、《晋志》摘抄《续汉志》，但多出来的“驾二”二字，应有所据。
只看《续汉志》，似乎只有中二千石以上才有“右”，二千石没有“右”，只能驾一了。第4条《晋志》的上半句倒是有“中二千石、二千石……驾二”的意思，不过从下半句“中二千石以上，右”看，那也可以怀疑为摘抄《续汉志》不当所致，还不足以充分证明二千石右驾二。然而再看第5条，问题就清楚了。“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那么，连二千石的夫人都可以“右”，二千石本人反倒不能“右”，合理么？何况诸夫人所乘之车，明明就是“其夫之安车”。由此可证，上引文第1条《续汉志》“中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两句必有讹误，可以推测它们都脱落了“二千石”三字，原文应作“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二千石”三字的脱落，有可能是原文使用了重文符号“=”，而后世传抄刻印时脱落了重文符号“＝”所致。中二千石与二千石处于同一车驾等级，这从第1条“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一点，也看得出来。
进而再看第6条。这条说长安县令、雒阳县令及王国都县的县令“设右，驾两”。按，六百石的县令一般是驾一马的，但上面这些县令秩千石、高一等，所以特别被允许“右，驾两”。那么，连千石的都县之令都能“右，驾两”，秩级更高的二千石郡守反而不能“右，驾两”，合理么？进而“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一句，表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都用“皂缯盖”，这跟它们全都“右，驾两”，也是一致的。
总之，“右”就是“驾两”，二千石（甚至包括千石或部分千石）以上官可以“右”。(19)二千石只在若干大典上乘驷马高车，郡守在郡的日常车驾则是“驾二，右”，而不是驷马。西汉武帝时，制度似不严格，郡守似乎还能用驷车传车(20)，但昭、宣以后就不同了。汉宣帝时太守韩延寿在郡中用驷马，而且连功曹的引车都用驷马，结果以“上僭不道”之罪弃市。(21)可见这时的太守，在郡里连驷马都不能用，更谈不上“五马”了。因中二千石与二千石车驾在同一等级，那么宋人的中二千石右五马、驷马之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乃有右、从而形成五马的说法，就是不能成立的。再考虑“使君”这个称谓，《陌上桑》之“五马”是郡守车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论刺史驾驷，“骖驾”即驷马
现在再来讨论另一个意见：“使君”是刺史。
“使君”这个称谓特指使者，郡守另称“府君”而不称“使君”。(22)刺史也算是一种“使者”了，所以习称“使君”。袁庭栋先生认为，《陌上桑》中的“使君”应为刺史：“由于汉代的刺史原本是奉天子之命出外监临郡县的高级官吏，故而也被尊称为‘使君’”。(23)所以从“使君”称谓看，“五马”之主也不应该是太守。把“使君”释为刺史，显得合理多了。刺史六百石，县令也是六百石。若是这样，则罗敷口中的丈夫官居县令，就跟“使君”平起平坐了，戏剧化的气氛也由此升温。
刺史称“使君”，这一点当然没有疑问，然而刺史是“五马”吗？以“五马”指代“刺史”，唐人倒是如此用典的。杜甫的“近看除刺史，还喜得吾贤。五马何时到，双鱼会早传”，柳宗元的“赐环留逸响，五马助征”(24)，两处“五马”都指刺史。不过隋朝废郡，唐朝实行州县制，州刺史往往又习称为太守。王建的《从元太守夏宴西楼》有“五马游西城，几杖随朱轮”之句(25)，即是。其时元谊为邢州刺史，诗题却称其为“太守”。唐人以“五马”指代刺史，实为宋人以“五马”指太守之先声。(26)
汉代刺史通用驷马。其“行部”（巡视辖区）所乘的“官车”是驷马传车，那是他们的“法驾”。(27)“官车”就是传舍所备的官用传车，供使者、官员出差和征召赴京者使用。刺史所用的传车，为驷马的“四封乘传”一级。《汉旧仪》：“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28)
不过，东汉还有几条刺史“骖驾”的材料。王青先生据以提出，东汉前期的刺史传车曾为三马，还说这是光武帝的“旧典”。(29)
《续汉书·舆服志上》本注及《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确实都有“旧典，传车骖驾”之说，东汉许慎确实也说过：“骖，驾三马也。”(30)然而实际的语言运用，却比许慎所说更为复杂。郑玄解释《诗经》之“
骊是骖”：“骖，两也。”(31)这与许慎“骖，三马”之说，就明显不同。驷马之车，中间的两匹称“服”，两边的曳车之马称“左骖右”或“左右骖”、“左右”，或简称“骖驾”。请看：
1.《古文苑》卷八《柏梁台诗》梁王联句：骖驾驷马从梁来(32)。
2.《艺文类聚》卷四十三陆机《百年歌》：年亦耆艾业亦隆，骖驾四牡入紫宫。
3.《文选》卷二八陆机《挽歌》：素骖伫
轩，玄驷骛飞盖。
4.《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刘休仁议：谓东宫车服，宜降天子二等，骖驾四马，乘象辂。
5.《艺文类聚》卷五十梁元帝《去丹阳尹尹荆州诗》：骖驾乘驷马，谒帝朝承明。
6.《元悰墓志》：若乃骖驾四马，谒帝承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7.《元
墓志》：庭仪六佾，骖驾四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8.《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句注引《续汉志》：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乎！
9.《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
首先第1条“骖驾驷马”、第2条“骖驾四牡”之词，证明驷马也可以称“骖驾”。第3条“素骖”与“玄驷”为对文，“骖”、“驷”实即一事。第4、5、6、7条中的“骖驾”，也都是驷马。第8条汉灵帝驾四驴，被记为“骖驾”，那么不但驷马，连四驴也可以称“骖驾”的；第9条皇帝赐贵人“骖马各一驷”，一用于青盖车，一用于采饰辂，若墨守“骖，驾三马”之说，那么两车应为六马，实际的情况却是两驷八马。
“骖驾”不一定是三马，服马之外若有多马曳车，都可以称“骖驾”。甚至不一定多“马”，其他动物驾车亦然。像“骖驾六龙”、“骖驾九龙十二白虎”、“骖驾龙虎麒麟白鹤狮子”、“骖驾九凤龙车”、“骖驾鸾鹤”、“骖驾白鹿”、“骖驾螭龙”、“骖驾双鲤鱼”、“骖驾朱雀”、“骖驾凤凰”(33)之类，其“骖驾”只是“驾车”或“车驾”的意思。《辞源》对“骖”字的解释是：“一、同驾一车的三匹马”，“二、驾车时位于两旁的马”。(34)《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又增加了两个义项：“三、乘，驾驭”，“四、泛指马和马车。”(35)第三、第四个义项之增，十分合理，十分必要。在这4个义项之中，第一个即“三马”用得最少。在古籍中，以“骖驾”指驷马之例，大大多于以“骖驾”指三马之例。若不相信，读者可以自行统计。
三、论“右”不足以证明刺史“五马”
下面继续讨论刺史驾驷之制。“骖”已辨毕，下面讨论“”的问题。
《续汉书·舆服志》有“中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云”的记载，宋人把“右”说成是驷马之外另加的一匹马，以证“五马为太守美称”。近年来王青先生又作新说，他承袭了宋人对“右”的解释，但其不同之处，在于他根据“使君”之称，改太守为刺史，进而提出刺史驾驷，再加一匹“右”即成“五马”，所以那位“使君”是刺史。(36)
显然，如何理解“右”，眼下又成为问题的关键了。本文第一节中对“右”已有初步讨论，而且这还涉及了对“左右”的理解。徐洪火先生把“左右”释为三马，相应地“右”为驾二。专业历史学者本来也是这么看的，本文第一节已有引述。又如劳幹先生：“安车只驾一马，故有二辕，加两骖则为三马，加右则为二马。”(37)其实清人早已表达过这个认识了：“凡所云中二千石以上驾二右者，以右为驾二，非驾二外又有右。”(38)说得非常清楚。
“右”计算在驾数之内，就是两马；计算在驾数之外，则是三马。“左右”的问题与之类似，计算在驾数之内，就是三马；计算在驾数之外，则是五马。本文采用前说，然而我们又看到，有两条涉及“左右”的史料，似乎表明“”在标准驾数之外。这就好比是埋藏的“地雷”，使“排雷”工作成为必要了。
首先是南齐诸王“驾一，左右”记载。请看：
1.《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青盖安车，朱漆班轮，驾一，左右，通
车为副，诸王礼行所乘。
2.《续汉书·舆服志上》：皇大子、皇子皆安车。……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驾三。公、列侯安车，……右。
3.《隋书》卷十《礼仪志五》梁制：皇太子鸾辂，驾三马，左右。
4.《宋书》卷十八《礼志五》汉制：太子、皇子皆安车。……皇子为王，锡以此乘，故曰王青盖车。皆左右驾，五旗，旗九旒，画降龙。皇孙乘绿盖车，亦驾三。魏晋之制，太子及诸王皆驾四。
先看第1条。南齐诸王驾三马，但《南齐书》将之叙作“驾一，左右”，那么“左右”是计在“驾一”之外的。若从此看，“”确实不在驾数之内。然而这个“驾一”十分可疑，参之前朝后代的诸王车驾记录，我怀疑它其实是“驾三”的传抄之讹，“一”应作“三”。
请看第2条《续汉志》，它显示东汉皇子之封王者及皇孙，“皆左右，驾三”；至于公、列侯的安车只说“右”，省略了驾马之数，然而已能判断公侯是“驾二”的。辅以第4条《宋志》对汉制的追述，“左右”也是“驾三”。西汉末被赤眉军所推举的刘盆子，曾“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39)，这辆“王车”，应该就是“左右，驾三”的青盖车。
再看第3条。萧梁皇太子的鸾辂是“驾三马，左右”，诸王显然不会比太子的驾数更多，最多也是驾三马。根据第4条《宋志》最后一句，魏晋太子、诸王的车驾曾一度提高到“驾四”。刘宋太子的“象辂”是“骖驾四马”，沿用晋制，参看前引宋明帝时的刘休仁之议。可见齐梁时的太子与诸王车驾，放弃了魏晋与刘宋的驷马之制，恢复为汉朝的“左右，驾三”了。那么第一、东汉及齐梁的诸王应该“驾三”，《南齐志》的“驾一”明显有误，应订正为“驾三”；第二、“左右”计在三马之内，进而“右”仍是二马，而非三马。
随后再看《魏书》所记北魏后妃车驾，其中对“金根车”、“左右”及“右”的叙述，也可能造成误解。请看：
1.《魏书》卷一○八《礼志四》北魏中期车制：金根车，羽葆，旒，画辀轮，华首，彩轩交落，左右。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籍田先蚕，则乘之。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皆得乘，但右而已。
2.《后汉书·舆服志上》：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非法驾，则乘紫罽车，……左右，驾三马。长公主赤罽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皆右而已。
3.《魏书》卷一○八《礼志四》魏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车，加交络、帷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车，……左右，驾三马。……以为宜依汉晋，法驾，则御金根车，驾四马，加交络帷裳；御云母车，驾四马，以亲桑；其非法驾，则御紫罽车，驾三马；小驾则御安车，驾三马，以助祭；小行则御绀罽车，驾三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宫中出入，则御画扇辇车。……又金根及云母，驾马或三或六，访之经礼，无驾六之文。今之乘舆，又皆驾四，义符古典，宜仍驾四。其余小驾，宜从驾三(40)。
4.《魏书》卷一○八《礼志四》北魏初期车制：马辇，重级，其饰皆如之。缋漆直辀六，左右驾。天子籍田、小祀时，则乘之。……马辇，天子三驾所乘，或为副乘。
由第1条所见，北魏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金根车是“左右”。我们知道金根车用六马或四马，其驾马照例是偶数。如果此车的“左右”是六马，那么后文的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之“右”就是五马；如果此车的“左右”是四马，那么后文的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之“右”就是三马。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跟我们的“左右是三马”和“右是二马”的论点相左。
不过《魏书·礼志》的这段文字，我认为存在着重大舛误。若原文照读，则此金根车不但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而且连“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皆得乘”了。可是，长公主以下也能乘金根车吗？岂有此理？虽然确有学人不加辨析即采用其说，但我们仍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据《魏书·礼志》，北魏初年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所乘，原是一种自出心裁的“乾象辇”，不是金根车。所以第1条所记后妃车驾，应是北魏中期制度，而且应是模仿汉制而来的。据第2条《续汉志》，东汉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法驾是金根车。由于皇帝的金根车驾六，可以判断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金根车驾驷。她们的日常用车，则是紫罽车，“左右，驾三马”。长公主等人的赤罽车、油画车依次而降，用“右”，即“驾二”。第1条《魏书·礼志》所记，其实是取法于东汉这个制度的。
再看第3条，这是北魏后期熙平年间的太学博士王延业之议，主要为灵太后的车驾而发。王延业主张皇太后“宜依汉晋：法驾，则御金根车，驾四马”，这可以反证东汉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金根车驾驷。王延业认为皇太后在“非法驾”时应使用紫罽车、安车及绀罽车，这三车皆“驾三马”。那么“驾三马”的是车与安车，而不是金根车。据此我们判断，第1条《魏书·礼志》在叙述北魏后妃车驾时，节略过甚并发生了错乱，漏去了车、安车，从而在字面上造成了金根车与车、安车的混淆。这里的“左右”，本指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车、安车，而不是她们的金根车；“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皆得乘”的，也是其车或安车，而不是金根车。所以这里存在着重大舛误，读者应加注意。太皇太后、皇太后连金根车也只能驾驷，则其车、安车的“左右”，最多只能驾三马，不可能在三马之外另有两匹马，否则就超过金根车的驾马之数了。
第4条《魏书·礼志》，记述了北魏前期的一种自出心裁的“马辇”。《志》先说此车“左右驾”，又说这种车是“天子三驾所乘”，这又证明了北魏之“左右”就是“三驾”，与汉魏南朝并无不同。进而反过来这又能旁证，前引《南齐书·舆服志》中的“驾一，左右”，确系“驾三，左右”，之讹。由“驾六”、“驾四”之辞，可知所谓“驾”指的是全部马数。“左右”既然计在“三马”之内，则“右”必为“驾二”。
那么，两枚“地雷”就全部排除了。现在已能向读者确证：“左右”特指三马，“右”特指二马。东汉的皇太子、诸王，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日常也只用三马；官僚虽然有使用驷马的时候，但并没有驷马再加“右”的制度。赘言之，“右”与驷马无关。谢承《后汉书》记，别驾陈茂跟着刺史周敞行部，周敞想用传车载酒，而陈茂随即表示不满，说“使君传车骖载酒非宜也”(42)。这个“骖”是文学修辞，指左右骖，代指驷马传车，而不是说两骖之外另有马。
那么回到《陌上桑》的“五马”上来。无论如何，史料中只有“左右，驾三”与“右，驾二”，却绝对看不到“驾驷，右”之制。刺史若用了“右”，就不可能是驷马；若用了驷马，就不可能是“右”。更不必说郡守了。所以，用“郡守或刺史驷马加右”来解释“五马”，此路不通。因为：
1.“中二千石右”其实是“中二千石、二千石右”，不能由此得出“二千石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就增予“右”的推论。因为二千石本来就是“右”。
2.“左右”与“右”是两个固定的车驾等级，一个是三马，一个是二马。
3.汉代根本不存在以增加一匹马作为褒奖的制度，“加秩增右”纯系宋人的曲解臆说。
四、关于傅玄的“驷马立踟蹰”
虽然用“右”不能证明《陌上桑》之“使君”为刺史，但平心而论，“使君为刺史”的判断本身，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毕竟用“使君”来称呼刺史的情况，史不绝书。问题在于“五马”与刺史的驷马相矛盾，假如《陌上桑》说的是“驷马立踟蹰”，就毫无问题了。这种可能性还真的存在，请看：
1.西晋傅玄《艳歌行》：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乐府诗集》二八）
2.北魏高允《罗敷行》：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乐府诗集》二八）
西晋傅玄的拟作《艳歌行》，说的不是“五马立踟蹰”，而是“驷马立踟蹰”。无独有偶，北魏高允的《罗敷行》亦然。傅玄《艳歌行》与《陌上桑》原诗的关系，无疑十分密切。木斋先生甚至推断“曹植和傅玄是《陌》诗最有可能的两位作者”。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驷马”与“五马”说法不同，提出“这还需要进一步考索魏晋之际的车驾制度”。(43)
傅玄为什么转以“驷马”为辞呢？想来至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傅玄认为“五马”不合制度，官僚根本没有使用五马的，所以他将之改成“驷马”。而改成“驷马”，就意味着他是把“使君”理解为刺史的。使用驷马的刺史在魏晋已由中央派出的“刺举之吏”，发展为地方行政长官，成了政坛的主角了，“使君”之称频频见于史籍。第二种可能，是傅玄所看到的《陌上桑》原作“驷马”，而非“五马”，他只是径承旧文。那么今之所见“五马”是“驷马”之讹，而傅玄所看到的尚是《陌上桑》原文。至于北魏高允为何也使用“驷马”之辞，可能出自上述两个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受了傅玄的影响。
如果上述第二种推断属实，那就跟“刺史驷马”相合了。不过却不能把这种可能性评估得太高。因为，傅玄的拟作对原作改动甚大，比如他略去了“采桑”的情节，女主人公对“使君”的态度变谦卑了。为了他改动的不高明，傅玄屡遭诟病。清人王士祯嘲笑其“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43)，萧涤非先生斥其“改‘罗敷自有夫’为‘贱妾有鄙夫’，尤可憎”(44)。因傅玄对原诗多所改动，则其改“五马”为“驷马”的嫌疑较大，《陌上桑》原作“驷马”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南北朝文人在运用或化用这个典故时，更多的情况仍是“五马”：
1.北周王褒《长安道》：采桑逢五马，停车对两童。
2.陈顾野王《罗敷行》：五马光长陌，千骑络青丝。使君徒遣信，贱妾畏蚕饥。
3.陈徐伯阳《日出东南隅行》：蚕饥日晚暂生愁，忽逢使君南陌头。五马停珂遣借问，双脸含娇特好羞。
4.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采桑三市路，卖酒七条衢。道逢五马客，夹毂来相趋。（以上分见《乐府诗集》卷二三、卷二八）
5.梁刘孝威《郡县遇见人织率尔歌妇》：百城交问道，五马共踟蹰。
6.梁简文帝《杂句春情》：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以上分见《玉台新咏笺注》卷八、卷九。）
7.北周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五马遥相问，双童来夹车。（倪璠：《庾子山集注》）
这些诗篇虽然比傅玄的《艳歌行》晚出，但显然有其所据。
平心而论，因傅玄《艳歌行》、高允《罗敷行》的存在，所以《陌上桑》原文是“四马立踟蹰”的可能性，还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然而这种可能性毕竟相当之小，以傅玄之“驷马”来证明“使君”之为刺史，仍觉渺茫。
五、脑筋急转弯：“五马”非必一车之马
“五马”既不可能是郡守的车驾，也不大可能是刺史的车驾，那么，到底是什么官儿使用“五马”呢？然而我们不想这样提问了，还是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向来的解释，无不把“五马”理解为一车之马数。这会不会是一个思维陷阱呢？试想，面对着遥遥而来的一队人马，观察者的第一意识，是其中某一辆车的驾马之数，还是其全体马数？显然是后者。观察者应该首先察觉到远处有一群车马存在，随其临近，再意识到其大致的车数、马数和人数，最后才会注意到其中某一辆车的驾马之数。若然，则此“五马”未必只指一车之马，也很可能是那个车队的总共马数。
《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我们来分析这个场景：罗敷及民众首先察觉的，应是“南来”的“五马”自远而近；随后“五马立踟蹰”——车队路过人群，“使君”为罗敷的美丽而吸引，下令止步，“五马”由此全部停了下来；再后，一位“吏”走向人群，替“使君”向罗敷传情致意。质言之，“五马”可以是“使君”车队的总马数，总共就那么多马；那些马全都“立踟蹰”了，而不是说只有主车之马“立踟蹰”，其他的马继续前行。
这样来认识“五马”，读者也许会有匪夷所思之感。由于“五马”一向被说成是“一车之马”，现在忽而解作“一队之马”了，难免招致诧异。确实，“先入为主”从来就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不过请考虑如下情况：
1.《陌上桑》并未明言“五马”是一车之马还是一队之马。
2.汉代根本没有五马这个车驾等级(45)，官僚的法定最高车驾只是驷马，连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法驾也只用驷马。
如果排除成见而做客观判断，那么仅就第一点而言，“一车之马”和“一队之马”的可能性，其实就已是半斤八两、各占50%了，仅此就已不宜死守“一车之马”之说了。第二点就根本否定了“一车之马”的可能性，而令“一队之马”的可能性大增。科学判断，就是要在多种可能中选择最优的一种。读者应能看出，“一队之马”其实是较佳选择。
不再把“五马”视为一车之马数，而是一个车队的总马数，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就可以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五马”问题了。
若把“五马”视为一个车队的总马数，那么释“使君”为刺史，似乎又见光明：刺史驷马，再加其他什么人所用的一马，不就是“五马”了吗？问题在于，史料中汉代刺史车队的规模记载不够明朗。我们只能从相关制度旁推，首先考察东汉官僚车队的通常规模，进而是刺史车队的可能规模。学者或云，“五马”是民歌中的虚数，非实指。然而“虚数”也是一个“数”，毕竟《陌上桑》没说“八马立踟蹰”或“十马立踟蹰”，那么“五马”这个“虚数”，依然展示了那个车队的大致排场。
首先来看行政长官。依东汉制度，三百石县长的车队包括贼曹车、督盗贼车、功曹车等3辆导车，主簿车、主记车等2辆从车，加主车合计6车。按制度还有2名骑吏。每车一马，加2名骑吏，则为8马。县令以上，还应另加一辆斧车；二千石以上，骑吏增至4人；“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三公的导从车既用“并马”，即“骈马”驾二，那么马数加倍。汉画像砖石中所能看到的车马出行图，前导后从，车的种类和车队构成大体符合文献记载，车数则有达到八九车甚至更多的，还杂以大量的骑吏及步卒。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中，能看到安车9辆，骑吏45人，共50多匹马。安平逯家庄东汉墓的四层车马出行图，被认为是二千石车驾。各层所见车为20-21辆；第1-3层有骑吏16名；第4层主车驾二，骑吏多达46名，还有2匹备乘马。共计82辆车，94名骑吏，179匹马。武氏祠的一幅车马出行图，主车榜题“令车”，应是县令；骑吏多达8人，大大超过了骑吏2人的规定。武威雷台的“守张掖长张君”之墓，出土铜车14辆，铜马39匹。又辽阳棒子台汉墓壁画，有车10辆，随从达170余人，包括骑吏数十人，总马数达127匹。(46)
刺史不是行政长官，而是属于“使者”、号称“使君”的。那么再来看使者的车驾。《续汉书·舆服志上》：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奉皆两，大车，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
小使车，不立乘，有，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那么使者之车可以分3等：大使车之持节者，大使车之不持节者，小使车。
大使车之持节者，除了主车“驾驷”之外，还有8辆导车（“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4辆从车（“从车四乘”），导从共12辆，加上驷马主车，共16匹马，远不止“五马”。
大使车之“无节”者，“单导从，减半”，那么导车减至4辆，从车减至2辆，加上主车驾驷，计有10马，也不止“五马”。
那么小使车呢？其导车中没有斧车，只3辆；从车大概也要“减半”，即2辆；主车“有”，应即“右，驾二”。则小使车的车队，共5车7马，仍然不止“五马”。(47)《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马，相望道路。”“马”就是两马相并，也就是二马。这位中使所乘，应即小使车。武梁祠后室壁画中有一辆双马四维轩车，榜题“使者”(48)，也应该是小使车。《续汉志》没有叙及大小使车的骑吏数目，若加上骑吏，则其马数还将增加。
上述大使车和小使车，似是特使之用车，而非刺史之用车，不过仍可以用作参照，进而推测刺史车队的可能排场。这时必须考虑刺史官属的变化问题，因为随行官属多少，将导致车数、马数之异。但刺史的官属之数，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武帝设置刺史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刺史只是一位中央派员，尚无下属，“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49)。据此推测，假如不是各郡的吏员会聚同迎，而是各郡分别在境内迎接，那么似有可能出现《陌上桑》所云“五马”的情况，即：刺史一车驷马，再加上一名郡国迎吏的一车一马，共5马。
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这样两条涉及刺史的简文：
1.出鸡一双，以食刺史，从事吏一人，凡二人，一食。（《元康四年鸡出入簿》，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九五，第119简。）
2.□□月壬午，凉州刺史；侍御史曰：赏使行部奏事；驾一乘传，载从者□得。（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V92DXTl309③:29。）
悬泉置作为传舍，要招待过往官员。第1条显示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某刺史跟他的从事吏在此“一食”，吃了一顿饭，待遇是一人一鸡。官员的随从在传舍就餐，按制度是“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50)。六百石刺史最多可以带5人共食，可见他只带了一吏，没有更多随从。进而不妨推想，这位刺史与从事吏一路所乘，是一辆驷车、一辆一马轺车。第2条来自一片削衣，残文3行，25字。文字虽不完整，但表明了刺史有郡国行部及赴京奏事之责，其时他使用的是驷马“一乘传”，而且有“从者”相随。“从者”与刺史异车还是同乘，从简文看不出来。东汉刺史已不用亲自入京奏事了，所以这片涉及“奏事”的削衣，肯定是西汉之物。两条简文，暗示了西汉中期的刺史车队，可以在“五马”左右。(51)
汉元帝以后情况不同了，刺史官属大增。应劭《汉宫仪》：“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52)进入东汉，十三州刺史的“地方化”程度加深，州府组织更为完备了，除了治中、别驾之外，还有从事史十余人。官属之名有簿曹从事、兵曹从事、假佐、主簿、门亭长、功曹书佐、孝经师、月令师、律令师、簿曹书佐、都官书佐等。还有部郡国从事、典郡书佐，每郡国专设一人。(53)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还要察举吏民茂才。(54)行部时的这些繁杂事务，似应伴随着随行人员的增加。别驾是必须随行的，此官的官名就是另乘一车、别有其驾的意思。比照郡县长官的功曹车、主簿车，则刺史的功曹、主簿均应随行。部郡国从事史与典郡书佐，本来就是一个郡国专设一人、对口负责其地事务的，他们也可能要随同巡行。这时候的刺史车队，应已不止“五马”了。
由文献和画像所见，官僚车队的排场颇为可观；大小使车又表明，使者的车队并不比行政长官规格低，甚至偏高，因为他们代表朝廷、代表皇帝。对东汉刺史的车队结构，幸有《荆州刺史李刚石室残画像》透露了难得的信息：
右荆州刺史李刚石室残画像一轴，高不及咫，长一丈有半。所图车马之上，横刻数字云：“君为荆州刺史时。”前后导从，有驺骑，有步卒，标榜皆湮没(55)。“标榜”即榜题。前后导从的“标榜”虽已“湮没”，但图像已证明了导车、从车的存在，从而让人们看到，刺史车队的结构与大小使车相近，而且还有驺骑。这就足够了。不管其导从有多少车、驺骑有多少马，总之加上主车驷马之后，荆州刺史李刚的车队必已超过五马。哪怕只有一导、一从、一驺骑，这个车队也有七马了。而且这只是最低估计，实际必当超过此数。比如驺骑就不会只有孤零零一人。
刺史驾驷，那么其车队总不该比驾二的小使车还不济吧。何况刺史乃是大监察区之长，全国也只有13人，势尊权重。当然，刺史因常驻地方，并不持节。综合考虑驾驷、大监察区之长和不持节三点，我们认为刺史的车队，应不低于不持节之大使车的7车10马。再考虑驺骑的存在，则其马数当在10马以上，亦即高于“五马”一倍以上。这跟前面对刺史随行官属的推测，也算是比较一致的。
李刚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56)。参照东汉官僚车队的一般规模及东汉画像，我们认为，李刚车队至少可以反映东汉中后期的刺史车队。进而，与西汉制度之屡屡变化很不相同，东汉的制度相当稳定，在光武帝和明帝之后几乎一个半世纪没有波动。地方行政制度如此，舆服礼制也是如此。所以李刚车队的结构与规模，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东汉的一般情况。
当然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汉代的律令虽然相当稳定、王朝不轻易删减变更，实际状况却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魏律序》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57)这是说，东汉的传车制度已不是秦汉与西汉的那个样子了，但律令依然故我。不过，官僚车驾之偏离制度，就史料看一般是体现为“车舆逾制”的，而不是比法定车驾更为减省。西汉之“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东汉之“车服制度，恣极耳目”，屡见不鲜。崔寔《政论》：“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法度既堕，舆服无限。”王符《潜夫论·浮侈》：“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58)汉画像石所见车队之浩大，也是明证。就此而言，以“7车10马以上”来推断刺史车队规模，其实只是最低估计。
综上所述，仅就车队而言，如果《陌上桑》的故事形成于西汉武帝、宣帝之间，则“五马”不无可能是刺史的车队；如果这个故事形成于东汉，这个可能性就相当渺茫了，因为“五马”的排场过小，与这时候的刺史车队已不相符。
《陌上桑》最可能出自什么时代呢？游国恩先生推测出自汉武帝时(59)，然而其论据和论证过于松散，多为推测。刘庆华先生已论其非(60)。论者一般认为《陌上桑》出自东汉，还有认为出自魏晋的。这就得考虑更多因素了。例如，罗敷的“倭堕髻”可能与梁冀之妻孙寿的“堕马髻”有关(61)，若干论者据此推定《陌上桑》出自东汉中后期。这就可以视为证据之一。
从官制看，罗敷所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分指郡府之小史、郡府之大吏、郎官与县官，这与东汉选举制度完全一致。汉武帝建立孝廉科，孝廉举后照例先做郎官；但最初孝廉的来源比较宽泛，只是规定举自“吏民”而已。东汉就有所不同了。光武帝下诏，州郡在察举茂才、孝廉时“务授试以职”，即让茂才、孝廉做一段州郡吏职，然后才能举至朝廷。所以，东汉的孝廉主要出自郡吏。(62)《陌上桑》罗敷夸夫先郡吏而后郎官的叙述，与此相当吻合。又，西汉的孝廉察举还不甚重要，到东汉便成了主要仕途了，名公巨卿往往出自孝廉，相应地，以“侍中郎”、“孝廉郎”为夸，便不止一次出现在乐府诗篇之中(63)。东汉乐府对“侍中郎”、“孝廉郎”的夸耀，与罗敷以“三十侍中郎”夸耀丈夫，所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社会风气。
还有若干论者认为，从五言诗的发展轨迹看，《陌上桑》之成熟精巧，可以证明它是东汉后期作品。因本人不是文学史研究者，故置不论。
六、被忽略了的可能性：一名低级使者
前一节的考察显示，东汉的刺史车队应在7车10马以上，亦即高于“五马”一倍以上。“五马”若不是刺史的车队，那么其车主是什么人呢？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其车主是一位低级使者。
所谓的“低级”，是指其官秩或其所承担的使命，还够不上使用大小使车。赘言之，“低级”有之，或就其官秩高低而言，或就其使命轻重而言，或二者兼而有之。
今之所谓“使者”，多指代表一方而向另一方传达意思的人。但汉代不同，凡是奉命任事的人，都称“使者”。帝制前期的国家行政还没像后代那样高度成熟，其时仍有大量随机、临时事宜，是采用“遣使”方式来处理的。汉帝国地广人众、庶事丛脞，奔行于道路、为特定使命而出差办事的使者，形形色色，还经常出现“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廖伯源先生的概括：“自丞相以下各级官员，至公卿府之掾史小吏，及宫廷官员如大夫、博士、郎吏、尚书、谒者、黄门等，甚至地方官吏，莫不可为使者。”(64)几乎什么官儿都可以当使者，甚至没官儿的人也能当使者。今天属于本职之内的出差，历史前期却往往采用“遣使”形式；使者可能来自相关职能部门，也有大量另行委任的情况。
诸大夫、谒者、郎官等散官，是使者的主要人选。因为没有日常行政职事，承担随机事务，就成了散官们的重要职责。大夫的秩级在六百石以上，谒者、郎官之级别低者，只有比三百石。据廖伯源先生统计，史书所见两汉使者，大夫有87人次，谒者有55人次，郎中有4人次。西汉末郭丹布衣入关、求学长安，发誓“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后来他“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65)所谓“高车”，就是立乘的大使车。因须立乘，车盖较高，故称“高车”。
史书多录大事，故史书中所见使者大多数级别较高，但这不能掩盖如下事实：数量更大的，实际仍是低级使者。西汉谒者员70人，东汉谒者员30人，所以“皆选仪容端正，任奉使者”(66)，出使是其主要职责之一。谒者出使之例，如汉文帝“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汉武帝“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67)汉简所见，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有“侍谒者光持节使下敦煌太守承书从事”(68)。郎官的责任虽是执戟宿卫，但也经常承担临时使命(69)。尽管廖伯源只提供了4个郎官做使者的例子，实际的比例应大得多。又，西汉的丞相、御史掾属，东汉的三公掾属，也经常担任使者。西汉宣帝令“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东汉“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70)，即是掾史出使之例。而三公掾史秩级，也不过三百石左右(71)。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能看到大量原官不详的“使者”，可以推断，其中很多就是谒者、郎官及中央官寺的掾史。在居延、敦煌汉简中也能看到众多使者，以及“使君”之称。前引悬泉置汉简《元康四年鸡出入簿》，还记载了用一只鸡招待使者王君之事。根据此《簿》，享受了鸡的过客，还有大司农卒史田卿、丞相史范卿、大司农卒史冯卿等人。这些人出差在外，想来也相当于“使者”，也可以称“使君”的。《东观汉纪》叙述马援先世：“通生宾，宣帝时以郎持节，号‘使君’。使君生仲。”(72)马援的祖父马宾，曾以郎官身份持节出使，由此号称“使君”。足证郎官之出使者，可以称“使君”。
墓葬中的车马出行图上，能看到“郎中时车”及“君为郎中时”、“郎”之类榜题(73)。郎中的职责是为皇帝执戟宿卫、出行骑从，为何又有用车之事呢？他们经常出使，担任使者就要用车，应即原因之一。比如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一名叫马仓的郎中，在汉宣帝甘露四年（前50）奉命“使护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其时他的车驾待遇是“为驾一乘传，载从者一人”。学者分析说：此人“六月二十五日持传上路，七月十八日路过悬泉置，仅用了23天时间。沿途为他驾的是乘传，即四马下足均车，速度比一马、二马的轺车快”(74)。前述马宾以郎官出使，由此而称“使君”；这位马仓也以郎自出使，当然也可以称“使君”了。
对形形色色的过路使者，其途经之处，民众通际他们为“使君”，并不在情理之外。以往的《陌上桑》研究者，对汉朝大地上奔忙着形形色色的使者的情况不甚了了，然而不带成见就应该承认：这些使者也是“五马”、“使君”的不可忽视之选项。
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考察这些使者使用传车的情况了。前述那位悬泉置汉简所见郎中马仓，他在出使时居然使用驷马，应是因为事务紧急。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这就说明使命轻重、事务缓急有异，则使者的车驾有异，从而让人们看到，汉代的官吏用车其实有两种情况：一是按官秩高低而定，一是按使命轻重、事务缓急而定。以往学者辨析“五马”时只论前者、不知后者，这无疑会导致判断的偏失。
《续汉志》称大使车驾驷，小使车驾二。这是等级较高的使车。至于众多低级使者，也许还有一车一马的。在武梁祠画像石上，就有不止一幅的一马四维轺车，其榜题为“汉使者”的。(75)使者未必孤零零一人出行，也可能有人同行或随行。那就不止一车一马了。
对汉代传车，能看到“若干封”、“若干乘传”、“驾若干乘”等几种表述。这里把它们的意义概括如下：
1.传车类型，有轺传、乘传、驰传和置传之别。
2.传车等级，用“若干封×传”表示，“封”是“传信”上的封泥数量。
3.若干辆驷马传车，用“若干乘传”表示。
4.若干辆一马或二马轺车，用“一封或二封轺传，（驾）若干乘”表示。
传车的驾马之数，有驷马、二马、一马三种。一马、二马者称“轺传”，驷马者又依下足、中足、高足之异，而有“乘传”、“驰传”和“置传”三种，其行驶速度依次加快。学者判断郎官马仓的“一乘传”为“驷马下足”，所依据就是这个制度。
使用传车，以有关部门发放的“传信”为凭。“传信”上盖有不同数量封泥，置传、驰传用五封，乘传用四封、三封，两马轺传用二封，一马轺传用一封。(76)后两种称“二封轺传”、“一封轺传”。刺史所用，则是“四封乘传”。在悬泉置汉简中，除了一封、二封之轺车，还能看到汉武帝征和年间的两例“三封传信”(77)。“三封”便是“乘传”的规格了，即“四马下足”。两例“三封传信”的使用者，一是前往“案事”的守御史少史，一是与郡守“杂治诏狱”的“当市里王定德”。御史少史秩比六百石，使用驷马乘传还算合理；而王定德无官职，系白衣平民，他居然也用驷马乘传，那只因为他受命参与处理诏狱。这再次显示，传马不仅跟官秩高低相关，还跟使命轻重相关。
“若干乘传”，则指若干辆驷马传车。杨鸿年先生说：“国王被征者乘七乘传，太尉大将乘六乘传，使者乘五乘传，司马相如一类使者乘四乘传，以下递减直至一乘传，井然有序，一丝不紊。”至于二乘传、三乘传，“以理推之，自亦应有”(78)。有的学者认为，“六乘传”就是六马拉车，“七乘传”就是七马拉车(79)，似非。这里的“六”、“七”都是就车数而言的，不是就马数而言的。“若干乘传”取决于乘车者的身份与人数。《礼记·少仪》：“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所以国王被征者乘七乘传。而司马相如出使用“四乘传”，是因为这个使团由4人组成，还有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3人与之同行，一人一乘。在悬泉置汉简中，能看到不少“一乘传”，还有一例“二乘传”、一例“四乘传”，它们应是一辆、两辆或四辆驷马传车的意思。
驾一马的“一封轺传”、驾二马的“二封轺传”，出行时也可能不止一辆。在传信文书中，对若干辆轺车采用“×封轺传，驾×乘”之类方式表述，如“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为驾一封轺传，驾八乘”、“驾一封轺传，驾六乘。传
”、“二封轺传，一乘”、“乘用马二匹，轺车一乘”、“乘轺车一乘，马一匹”、“为驾一封轺传，二乘，二人共载”等等。至于“为驾一封轺传，驾□□”一句，这“□□”二字应是“×乘”(80)。
对上引简文中的“为驾一封轺传，驾八乘”，张德芳先生推测说：“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驾一马的轺车八辆；一种是轺车一辆，驾驷马的乘传八辆。”对上引简文中的“驾一封轺传，驾六乘。传”，张先生引作“驾六乘传”，遂云“传信要求除驾一封轺传外，还要驾六乘传，行动的规模比较大”(81)。对张先生的这两个说法，这里稍作分梳。
对“驾八乘”一事，张先生的第一种解释更为可取，即将之理解为轺车8辆。对“驾六乘传”之文，张先生似偶出小疏，这个“传”字不应与“六乘”连读，“乘”字之后应加句号，“传”字应该下属。可参考“轺传二乘。传八百卅四”、“为驾一封轺传，驾六乘。·传百八十八”两句简文，这两处数字前面的“传”字，都是文书编号用字。所以“驾六乘传”应该断为“驾六乘。传”，“”以下所缺部分，是这份传信文书的编号。
再看这一句简文：“车师己校候令史敞、相、宗、禹、福、置，诣田所，为驾一封轺传，驾六乘。”(82)这是车师己校尉之下的6位候令史同时出差，所以需要6辆一马轺车，6人正好6乘。这足以证明，“驾一封轺传，驾六乘”就是6辆一马轺车的意思，进而“为驾一封轺传，驾八乘”，就是八辆一马轺车了。
悬泉置简所展示的，虽然只是西汉的传车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东汉没多大变化。无论如何，《续汉志》所叙大小使车等级是很简略的，使者用车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大使车、小使车及刺史车队都有导从，因为其车主是长官、有官属，其车驾等级与车队规模是固定的。而本节所讨论的各种使者，很多不是长官、无官属，其传车及用马之数是不固定的，因使命轻重、事务缓急而异。这类使者可以乘坐一马、二马以至驷马传车，副使、从者或其他同行者可以别有其车，骑吏、仆从等骑马随行的情况也未必没有。那么至此读者应已明白：“使君”的车队由一马、二马、三马、四马、“五马”或更多的马组成，都是可能的。
七、几种可能性的评估
那么就再次回到《陌上桑》的“五马”上来。本文认为，这个“五马”非必“一车之马”，更可能是“一队之马”；基于汉代使者制度和传车制度，那位“使君”不妨推定为谒者、郎官或掾史之类的低级使者，即秩级三百石上下的官吏；不管其车队如何构成，不管有几辆车、几名骑从，总之一共五马。
相对于“使君是刺史”的意见，这里再度诉诸读者的判断力：
1.事实上，上至大夫、郎将、校尉，下至谒者、郎官、掾史都可以当使者、称“使君”，那么“使君是刺史”的推测，其实只有几分之一的可能性吧？
2.“五马”对东汉刺史的车队来说，其排场明显过小，那么把“五马”之主释为较低级的使者，是否更为合理？
3.全国刺史只十三人，每年只行部一次；而在汉朝大地上时时奔忙着众多低级使者。那么，罗敷遇到一位低级使者的概率，是否大大高于遇到一位刺史的概率，进而是进入民间故事的概率？
4.还需注意，那位“使君”的态度并不强横，相当温和礼貌，摆不出多大的官架子来，罗敷对之的态度则颇为不屑。就此而言，把“使君”视为低级使者，也应是较佳解释吧？
在缺乏直接证据、存在多种可能时，就得比较各种可能性之大小了。堂堂郡守或刺史向辖境内的一位采桑女子卑词求爱（即便是遣吏代达），而民女罗敷对本土的父母官、土皇帝肆意嘲讽、开口就斥其弱智，这样的情节是要启人疑窦的。疑问还出自这样一点：无论是巡行的郡守，还是“行部”的刺史，作为父母官或土皇帝，他们很容易查清罗敷的丈夫到底是干嘛的，到底是不是官儿。甚至可以说，摸清并熟记本地出身的各位官贵，就是他们的“护官符”。聪明的罗敷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冒这样的风险：当着本地长官的面儿，虚构丈夫为县官，甚至还说丈夫做过本郡的“府小史”、“朝大夫”。这些事情，就算长官不知道，随行吏员还不知道么？就算当时不知道，事后还不知道么？但过路使者就不同了，他们人生地不熟，对异地的官场处于无知状态。面对一位过路使者，罗敷的虚构和嘲弄只要不太过分，便无大风险。反正过后就天南地北、两不相干了，不用担心事后来找麻烦。
当然这又涉及罗敷到底是什么人，是官太太还是民女了。虽然《陌上桑》极意渲染罗敷的华丽妆束，但我们知道，这不足以证明她真的是一位官僚夫人。因为给女主角披上盛装，乃是民歌的惯用手法。可以比较另一首乐府诗《羽林郎》，那位女主人公“酒家胡”：“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83)在《陌上桑》提供的情景之中，乡民对罗敷没什么心理距离，他们带着亲近感而平等欣赏、自由坐观：“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罗敷对他们并非高高在上，不像一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贵妇。在这个情境中，担者、耕者、锄者与罗敷显然构成了一方，一个水乳交融的群体，一个充盈着真善美的乡民世界；“使君”则是另一方，他被表现为一位“外人”，对那个乡民世界来说，他是一名自上而来、偶然涉足的“异类”。“使君”眼中的罗敷只是一位民女，“宁可共载不”的请求看似彬彬有礼，但也透露了他并不是想明媒正娶，“使君自有妇”。从理论上说，民歌必定要寻求“情趣最大化”的。表现一位民女以其机智与勇敢，嘲讽并回绝了一位有一定身份的官吏，这样才能赢得“情趣最大化”的效果。若罗敷本来就是一位官太太，《陌上桑》就索然无味了。而且作为官太太，简单亮出夫婿身份即可，便足以显示尊贵了。罗敷却不厌其烦，一一详述夫婿仕历，从“府小史”一直说到“专城居”，穿插变换着夫婿各种英姿的剪影，虚虚实实，活脱脱一付女孩子的顽皮口吻。那口吻甚至给了我这样的感觉：那位无可奈何的“使君”，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这位女孩子正在编故事，以此来耍弄、调侃和拒绝他；他的官吏身份，对罗敷没什么吸引力。也许，这才是《陌上桑》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换言之，《陌上桑》是一幕轻喜剧，而不是一个“抗暴”的故事。那些以“抗暴”来解说《陌上桑》主题思想者，似应修订旧说。
尽管在《陌上桑》之前，也有若干官贵在路边调情的故事，但其男主角并非本地长官。西汉之时，刺史之官就已在地方建立了权威。冀州刺史朱博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视为“青天老爷”一般，“州郡畏博威严”。(84)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官僚的傲慢程度与其官阶高下成正比。史籍所见，东汉的权贵相当强横，“妻略妇女”、“威侮良家”之事屡屡而有。不合情理的虚构夸张，过分拔高一位民女的抗暴能力，反而要损害文学性与感染力。前已提到，把“使君”理解为本地刺史的傅玄，就把罗敷的口吻给改了，改得谦恭卑下了。而如面对的不是人多势重的刺史车队，而是一支人马很少的车队，即把那“使君”看成一位较低的过境使者，一位不到三百石的谒者、郎中或掾史之流，这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风险是很小的，罗敷的肆意嘲讽便合理多了，更像是田边路畔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更准确地说，更像是民间故事里可能出现的情节了。
刚才提到的乐府诗《羽林郎》，讲的是一位“金吾子”调戏“酒家胡”的故事。曾有很多学者把“金吾子”释为执金吾。但要知道，执金吾高高在上，秩中二千石，相当于今之正部级；此官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警备区司令。而我认为，那位“金吾子”并非执金吾，他只是大将军家的一名家奴头子(85)，这与其“调笑酒家胡”的举止更为相符。优秀歌剧、电影《刘三姐》中的民间女歌手，其对手是地主莫老爷，而不是巡抚、知府或知县，也算不远于情理。还不妨提到，南北朝另有若干艳情之诗，其情节发生在青楼女子与出差在外的“使君”之间，或发生在她们与“侍中郎”之间，而不是与郡守、与刺史之间。出差在外的“使君”或“侍中郎”更容易寻求艳遇，也算是人之常情吧。总之，把“五马”车队之主看成一位低级使者，更切合于原诗情境与历史背景。
如果罗敷是夸耀丈夫在外当县令，以此来蔑视那位较低级的“使君”，那么《陌上桑》所呈现给人们的，就又是“用大官压小官”的戏剧场面了。县令秩六百石，高出约三百石的“使君”一头，那么请“使君”熄灭了痴心妄想：你不过是一位科级出差干部，居然想染指县领导的家眷，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使君一何愚”！
以往的论者被“五马是一车之马”的成见束缚了，并对汉朝存在着大量可称“使君”的低级使者的情况略无所知。而在订正了罗敷丈夫的官名误释之后，再对“五马”做如上新解，名诗《陌上桑》的戏剧化情趣便毫发未损，依然扑面而来；那位美丽的民女罗敷，其机智与敏捷，照样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我们认为，从南北朝到明清的诗文中，所有以“五马”指代太守的用典，从史学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宋人以“右”推论“使君”为太守，纯属曲解；今人以“右”推论“使君”为刺史，亦断不可从。当然，“使君是刺史”本身仍能构成一说，如前所述，西晋傅玄就是那么看的。本文依据东汉车制及官制，尽量客观地评估各种证据的效力大小。视“使君”为太守或刺史，于情、于理、于史、于制都有反证存在；而视“使君”为低级使者，则几乎没有不利的证据。若用“量化”之法表达本文意见，那么可以这么说：《陌上桑》中的“使君”是太守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使君”是刺史的可能性，顶多30%；而“使君”是一名低级使者的可能性，可以评估为60%；另有10%的可能性，我们留给其他未知的情况，以示谨慎。综合衡量之余，“使君是一名低级使者”的判断，其可能性最大，优于其他各种假说。
希望以上结论，能够深化对名诗《陌上桑》的理解与赏析。此外，本文对两汉南北朝车驾礼制的若干辨正，也可以供相关学者参考。
收稿日期：2010-12-23
注释：
①《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③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④吴兆宜等：《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⑤潘淳：《潘子真诗话》，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9-300页。
⑥冯浩、钱振伦、钱振常注，李商隐《樊南文集》卷一：“唯《宋书·志》《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愚窃据此谓诸侯驾五，汉之刺史犹诸侯，故美其驾五马。于义或可合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⑦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就罗列了这三种说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8页。除此之外还有两说：一云，王羲之出为永嘉太守，庭列五马，后人遂以“五马”指太守；二云，南齐或北齐柳元伯之五子同时领郡，其时五马参差于庭，故时人呼大守为“五马”。这两件事情都在《陌上桑》之后，清人王琦已辨二说之非，指出其于史无据。见其《李太白集注》卷六《陌上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67册第129页下栏。对所谓柳元伯之说，张忠纲先生也有辩驳，指出此事在南北朝的史书中无据可查，见其《读书辨误拾遗十六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⑧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不知州长非汉之郡守”，“《诗》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盖言素丝纰组之数，非太守之五马也。”
⑨徐洪火：《释“五马”》，《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⑩叶晨晖：《也谈“五马”》，《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1)徐洪火：《再谈“五马”——答叶晨晖先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2)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8-29页；《汉代的车骑出行》，《文物天地》1985年第2期；《战国秦汉考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13)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4)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以下。
(15)冯沂：《临沂汉画像石中所见车骑出行图考释》，《文博》2004年第1期。
(16)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1993年，第383页；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17)“五采”应作“五末”，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七《晋舆服辩证》，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422-423页。
(18)顾炎武已指出“人臣亦得称法驾”，参看《日知录》卷二四《上下通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4页。
(19)孙正军博士向笔者提出，“右”的使用范围，可能经历由汉景帝时的中二千石，逐渐扩展到二千石、进而是千石的过程。这个可能性不能彻底排除，录以备考。
(20)《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朱买臣任为会稽太守，“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朱买臣当时所乘是传车，这与其在郡日常所用之私车，也许又有不同。
(21)《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
(22)《汉书》卷六六《王欣传》颜师古注：“为使者，故谓之使君。”吴斗南云：“汉制……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转引自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七《郎君大相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823页。又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府君》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页。
(23)袁庭栋：《古人称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
(24)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6页；柳宗元：《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0页。按其时窦常为朗州刺史。
(25)《王建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9页。
(26)这一意见，系孙正军博士提供。
(27)谢承《后汉书》记徐州刺史百里嵩，行部用“传车”、“传驷”，《大平御览》卷二五六《职官五四·良刺史》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1页上栏。《汉书》卷七二《鲍宣传》记鲍宣迁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遂遭非议。
(28)《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又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页。
(29)王青：《从汉魏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此文之未删节版，见http://news.artxun.com/junguo-497-2480231.shtml。
(30)《说文解字》卷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0页下栏。
(31)《诗·秦风·小戎》郑笺，《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0页下栏。
(32)沈德潜认为《柏梁台诗》“其为后人拟作无疑也”，见其《古诗源》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1页。顾炎武提出此诗年代、官名、人名皆相抵牾，见其《日知录》卷二一《柏梁台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8页。逯钦立认为此诗出《东方朔别传》，且为《汉书·东方朔传》之所本，见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页。我认为此诗所见官名与西汉官制颇相合，即令其为拟作，也以作于西汉的可能性为大。
(33)以上引用的语词出自多种志怪之书及神仙之书，出处从略。
(34)《辞源》（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册第3465页右栏。
(35)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卷第4576-4577页；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册第881页。
(36)王青：《从汉魏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
(37)劳榦：《论鲁西画像三石——朱鲔石室·孝堂山·武氏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北京：1939年版。二马就有可能用单辕车，但这个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可置不论。
(38)冯浩、钱振伦、钱振常注，李商隐《樊南文集》卷一，第80页。
(39)《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40)《隋书》卷十《礼仪志五》开皇元年(581)李德林云：“又留魏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其从祭则御金根车，亲桑则御云母车，并驾四马。归宁则御紫罽车，游行则御安车，吊问则御绀罽车，并驾三马。”太常卿穆绍之议，与北魏王延业的建议略同。
(41)《太平御览》卷二六三《职官六一·别驾》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0页。
(42)木斋：《〈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
(43)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七《拟古》，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5页。
(44)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45)非常罕见的是，汉代一个银错车马漏壶上有一辆五马车的形象（及一辆驷马车）。参看王振铎：《东汉车制复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附录第29页，线描图版二九；潘鼐主编：《彩图本中国古天文仪器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不过首先，所见之车不是安车，而是女性乘坐的车；进而画面上有丛山及云气，应属“升仙图”，并非写实之作。因此这幅五马车，不足以论证现实舆制。
(46)以上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考古》1985年第1期；徐殿魁、曹国鉴：《偃师杏园东汉壁画墓的清理与临摹札记》，《考古》1987年第10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河北古代墓葬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47)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所叙大小使车，与此不合，要么就是错抄汉制，要么就是晋制。
(48)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106页。
(49)《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汉旧仪》。
(50)亦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同上注。
(51)按《太平御览》卷二六三《职官部·别驾》：“《汉书》曰：黄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诏赐车盖，特高一尺，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星于轼前，以彰有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0页上栏。如依此文，汉宣帝时刺史的官属中已有了别驾、主簿二官，而且各有其车了。但此事《汉书》卷五九《循吏黄霸传》记作：“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那么，“赐车盖”等事在黄霸迁颍川太守之后，所述已是太守之车队，而非刺史之车队了。严耕望先生取《御览》而不取今本《汉书》：“今本《汉书·黄霸传》‘赐车盖’至‘章有德’二十三字，在迁颍川太守下，明误。《补注》引宋祁曰：‘景本越本无此二十三字。’则脱讹久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306-307页。（所谓“补注”，应系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之补注。）严氏之见有一定道理：别驾是刺史的官属，而不是太守的官属。又，《续汉书·舆服志上》引谢承《后汉书》叙东汉别驾孔恂事，有“州别驾从事车前旧有屏星，如刺史车曲翳仪式”之文。（《北堂书钞》、《通典》等书引作《豫章列士传》，所述略同。）那么东汉别驾车确有“屏星”，这“屏星”是否是因黄霸而逐渐成为定制的呢？不过今本《汉书》依然无法完全否定，这个“别驾”也有可能跟“主簿车”连读，即作“别驾主簿车”，只是郡守的主簿别为一驾、另有一车的意思。疑莫能明，录以备考。
(52)《太平御览》卷二六三《职官部·别驾》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0页上栏。
(53)《续汉书·百官志五》本注：“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参看《续汉书·百官志四》司隶校尉官署。又参《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54)《续汉书·百官志五》及注引胡广。以上又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272页以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22页以下。
(55)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上栏。
(56)李刚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事见郦道元《水经注·济水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卷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75页。
(57)《晋书》卷三○《刑法志》。
(58)崔寔：《政论》，《群书治要》第四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册第783页；王符：《潜夫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两汉“车舆逾制”问题，参考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第202页以下。
(59)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5-386页。
(60)刘庆华：《〈陌上桑〉写定于魏晋时期新论》，《文史杂志》2006年第1期。
(61)崔豹《古今注》称“倭堕髻，一云堕马髻之余形也”。可参《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第517页。
(62)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以下。
(63)如《鸡鸣》：“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长安有狭邪行》：“太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仕洛阳”三字，即表明所述为东汉之事。参看拙作：《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4)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又侯旭东先生近年对传舍制度的一系列研究，也可供了解使用传舍的各种使者情况。参看其《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期；《传舍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5)《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
(66)《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蔡质《汉仪》。
(67)分见《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六《武帝纪》。
(6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64页，简六八，Ⅱ0115③:77。
(69)据《史记》、《汉书》，司马相如以郎出使巴蜀，司马迁以郎出使巴蜀，郑吉以侍郎出使西域、屯田渠犁，刘向以中郎领护三辅都水，任安以郎出护北军，田仁以郎护田谷于河上，公孙卿以郎候神太室，张骞以郎“凿空”西域，乐奉以侍郎奉送乌孙公主，殷广德以侍郎出使乌孙，等等，其时诸郎之身份，都属“使者”。
(70)分见《汉书》卷八《宣帝纪》、《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
(71)两汉丞相、三公掾史秩级，可参拙作：《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43页以下。
(72)《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李贤注引。
(73)分别出于河南荥阳汉墓壁画、武荣祠壁画、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南荥阳裴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年第3期；信立祥：《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74)Ⅱ90DXT0115④：34。引自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第67页，简3。又见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75)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121、129页。
(76)参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注引如淳及同书卷十二《平帝纪》注引如淳。又参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77)I90DXT0012④:2,I 90DXT9112④：3。分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第79页，简44、简45。
(78)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其中“五乘传”之说，举证不确。杨先生用以证明使者乘五乘传的，是《太平御览》卷七七八《奉使部》注引《续汉书》：“大使车五乘，驾驷，赤帷。”然而这个“五乘”，明系《续汉志》“立乘”二字之讹。
(79)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梁锡锋：《汉代乘传制度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80)有一条简文，其“驾一乘、轺传”的表述稍显特别：“候旦发送乌孙归义侯侍子，为驾一乘、轺传，得别驾，载从者二人。”敦煌悬泉简I 90DXT0116S:1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46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第69页，简10。张德芳先生把“一乘”解释为“一乘传”：“即一乘传、一轺传，乘传为四马所驾，由归义侯侍子所乘；轺传为从者二人所乘。”这应是一个较好的解释，“轺传”就是后文的“别驾”。“候旦发”三字，据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校读》第67条改，见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7/zhangjunmin001.htm。
(81)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第70页；又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44页。
(82)Ⅱ0215③:11。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把这句标点为“车师已校候令史敞、相、宗、禹、福置诣田所”。第132页，简一八六。但“福”与“置”显然是两个人名，二字之间应加顿号。敞、相、宗、禹、福、置一行6人，所以才会“驾六乘”，即一人一乘。再看简I0116②:125：“……师己校候令史敞、√相、√宗、√禹、√福√置诣田所。”同书同页，简一八七。“√”为间隔符号，福、置之间有一个“√”，也证明了其间应加顿号。张德芳在《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中，断作“敞、相、宗、禹福置”（第71页），将“禹、福、置”三人之名连读，其间亦应加顿。
(83)吴兆宜等：《玉台新咏笺注》，第24页。
(84)《汉书》卷八三《朱博传》。又悬泉汉简中，有一份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敦煌太守下发的指令，要求各县、置站完整移写关于“使者”的情况，谨慎留意而不懈怠。参看马怡：《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补考》，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以下，简11。可见这位“使者”的使命与各县、各置都有干系，地方官们需全力应付他。这位“使者”很可能就是一位行部的刺史，由此又显示了刺史在地方上权尊势重。
(85)拙作：《也谈辛延年〈羽林郎〉中的“金吾子”》，《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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