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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95.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8263（2000）06—0030—08
南京是一座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又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与政治中心。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因得天时地利之便，南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治上更从清王朝的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一跃而先后成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地，时间长达数十年，地位更形重要，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大都市之一。
但是，在这同时，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南京也像中国其它许多地方一样，蒙受了太多的灾难与耻辱。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这段不太长的时期中，不断加剧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尤其是严重的水灾与兵灾、疫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南京，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给南京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与痛苦。
（一）近代南京灾害频发的原因
近代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中，以水灾危害最烈。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紧邻长江，其所辖区、县分布在长江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就与长江水情有密切的关系，是受长江水灾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在清代260多年时间中，南京称江宁府， 就含有当时朝野官民期望与祈祷长江安宁的意思在内。
但是翻开南京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南京地区古代的水灾并不多。这是因为南京面临与背靠的长江，在清代乾嘉以前，一直水灾较少，更不严重，若和北方几乎连年泛滥的黄河相比，长江的水灾就更是轻微了。这是中国古代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前，长江流域发生水灾的次数仍然较少。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这二百五十七年时间中，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仅有两次。
长江流域在古代水灾较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江上游两岸山岩矗立，原始森林覆盖严密，植被保存完好，水土流失现象难以发生，因而江水清澈，不像黄河那样夹带两岸大量流沙，河床日益垫高；而长江自宜昌出三峡后，进入广阔的中下游平原地区，水流比较平缓，两岸有许多湖泊，如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吸纳与调节长江水量，因而长江就不易发生水灾，即使偶有发生，灾情也不那么严重。那时长江及其流域各河湖的景象，就像宋代范仲庵在他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那样：“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水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中国进入动荡与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以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灾情迅速加剧，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自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这一百零八年时间中，长江流域竟发生大水灾九次，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至于范围与危害较小的小水灾则次数更多。
长江中下游在近代以来水灾增多的原因很多，除了天气异常等自然原因外，人为破坏的社会原因则更为重要。
首先，是由于明清以降数百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平衡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在1644年清王朝入关统治全国以后，历经二百多年的承平时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大量移民进入人烟一直稀少的长江上游流域各地，开山毁林、开荒种地、安家落户，破坏了大量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养功能，洪水无所阻挡，滚滚而下，洪锋不断增大，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水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浑，河床不断垫高，河道逐渐淤升，在中下游形成高出两岸陆地的“悬河”，迫使长江两岸护堤不断加高，风险日大。而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官府与民众为扩大耕地面积，又大兴围湖筑圩造田，使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大小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既失去吸纳与调节长江水量功能，又堵塞了水路，使各河、湖不能顺畅其流。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更加严重，其引起的巨大危害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对于入清以来人为破坏长江流域生态平衡而引起长江水患不断加剧的情况，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觉察。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山地垦殖使“山谷泥沙尽入江流”，造成江河湖泊的淤积之状。道光年间长期在南京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也明确指出：长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林，种植粮食，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涨。”（注：《陶文毅公全集》卷10。）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魏源更深刻地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到鸦片战争前后，长江水患却日益加剧，“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就是因为在长江上游大量移民盲目伐木垦荒，使得“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官府与农民在江湖洲渚上大量筑圩垦田，“泽国尽成桑麻”。（注：《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8—391页。）他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长江流域在近代水患加剧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清代以后，到了末世，封建统治者日益腐败，内政不修，官吏贪黩，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水利荒无，控制、驾驭与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减弱，反而越来越被自然界的野性力量所压服与支配。近代著名思想家、江苏无锡人薛福成就揭露清代“河工”（水利工程）的官场黑幕说：“每岁经费银数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应酬、过客游士之余润。……”（注：薛福成：《庸庵笔记》，《河工奢侈之风》，上海叶山房，1922年石印本。）孙中山则更尖锐地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注：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孙中山尖锐而深刻的言论，不仅指出封建制度与官吏贪污腐败造成水利不兴、水灾猖獗，而且使得广大民众饥寒交迫，阶级矛盾尖锐，民变迭起，社会动荡，内战与兵灾、瘟疫不断。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压迫的同时，又屡遭外国的侵略与蹂躏，雪上加霜，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就更加频繁与惨重了。
南京地区，由于它地处长江之滨与控扼南北东西交通要冲的极重要的地理位置，由于它险要的地势特征，更由于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中，不仅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而且是军事上的战略重镇，因而使它在激烈动荡的近百年史中，成为长江领域，乃至全国遭受各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不仅遭受多次严重洪水侵害，而且经受了外国侵略者，反动统治者与野蛮军阀多次强加给它的战争、屠城、烧杀抢掠与瘟疫等等人为的灾难……。
（二）鸦片战争后南京连续三年的大水灾
从1840年到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 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南京与英国侵略军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进入了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城南京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似乎与这场灾难伴随而来的，以洪水为代表的自然灾害也接连向南京肆虐。早在鸦片战争进行期间的1840年、1841年与随后的1843年，南京都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水灾，有一年甚至江湖涌灌入城，但因为时较短，造成的灾害尚不重。到了1848年至1850年，即道光朝的最后三年，在东南各省与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连续发生三年特大水灾，其中尤以1849年最为严重。当时南京称江宁府，却饱受长江水灾的浩劫，每年都不得安宁。
先是在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苏、皖、浙、鄂、赣、湘及豫、鲁八省发生了大面积水灾，史称“东南八省之水”，其中以江苏灾情最为严重。这年夏间，连降暴雨，长江盛涨，加之海潮汹涌上托，高达丈余，使苏南、苏北地区圩破堤塌，遍地皆水，南京受害最深。时人姚莹（桐城派大师姚鼐之孙，曾任台湾知府）记载说：“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滨江海诸郡县患水……而江宁被水尤甚。”（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江宁府城水灾记》。）关于南京这年水灾的严重程度，《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说：“道光戊申大水，金鳌家桐树湾扉不没者只三板，人无过问者。”洪水进了南京城，居民家的门扉已大半淹没，大街上可行船。这时在北京做官的仪征人张集馨接到家信，记述了南京一带的水灾情况：“接南中家信，金陵、仪征一带，居民皆架木栖止。余家天安桥宅亦复水深数尺，哀鸿遍野，百姓其鱼。”（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页。）直到第二年（1849年）春， 姚莹来到南京，仍处处看到、听到前一年南京水灾的惨痛遗迹：“明年四月，莹到江宁，见城中门扉水迹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江宁府城水灾记》。）这年的水灾给南京与江苏各地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困难。据新任江苏巡抚傅绳勋在1849年4月给朝廷的奏章中所说：“上年（1848 年）江海湖河并涨，各坝齐开，江（宁府）、淮（安府）、扬（州府）、常（州府）等属，被灾地方较广，商贩稀少，粮价日增。”（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傅绳勋片。）
然而，到了第二年，即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长江流域中下游又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两湖（湖南、湖北）与安徽的大水灾。江苏灾情比上年更重，长江暴涨，破堤淹没两岸城乡。时人记载：“己酉，江水泛涨，……沿江飘胳如麻。……”（注：佚名：《广陵史稿》第一《钟淮传》。）南京与苏南的水灾灾情超过苏北。在南京地区，从这年春末夏初的农历闰四月开始，就一直风雨连绵，到农历五月，除本地暴雨成灾外，长江上游洪水汹涌入境，主、客水交汇，几乎淹没了南京城内城外的全部地区。“江宁省城已在巨浸之中”，（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九年，傅绳勋片。）而且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南京城南夫子庙旁的贡院，水深三、四尺，以至原定农历八月举行的科举乡试被迫展期举行；城中的两江总督衙门（今长江路省政协所在地）也有一、二尺深的积水；糖坊桥一带平地“水深三尺”，南京的许多居民被迫举家迁居到钟山、清凉山上。关于这年南京大水灾，时人留下了许多生动而又凄惨的记载。试举数例：
姚莹《江宁府城水灾记》写道：“闰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复大水，癏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庐更不可问矣。……连年船行市上。”
南京当时著名的地方文化人士陈作霖在其所著《炳烛里谈》中写道：“道光己酉（二十九年），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园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挂辄至覆。”
魏源则在《江南吟》一诗中，用沉痛的语言描述了南京这年的水灾惨景：“江潮挟淮城倒灌，一闸难回万马奔。城南移家走城北，月华照城如泽国。船撑桥顶鸡栖树，父老百年来传说。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几见金陵之城水中坐？”（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1页。）
由于这年南京地区与江苏南北各地在去年水灾的基础上，再次普遍遭受大灾，因而使得“民情困苦异常”，各地农村不断发生“抢大户”、“借荒”的群众自发斗争。
1850年（道光三十年），这是道光朝最后一年，江苏许多地方，包括南京，仍有水灾，虽较上年为轻，还是造成了一定损失。
由于连续数年的灾荒以及由此造成的灾民遍地、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为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南京并在长江流域地区迅猛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战祸疫灾与湘军、北洋军血洗南京
南京由于它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其城内城外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在近代史上，南京更经历了多次战火的洗劫，反动统治阶级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南京进行的残酷的屠城，更给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853年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沿长江而下，经过战斗攻入了南京，从此以此为首都，建立政权，向全国进军。清王朝在十多年时间中，先后调来几百万军队围攻南京。南京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战争的最重要战场。长期的战争首先给南京人民带来了多次可怕的疫灾，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先是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接着， 清军在浦口建江北大营，在孝陵卫建江南大营，包围南京，与太平军多次作战。南京城四周山野间到处裸露着大量的双方阵亡官兵与牲畜的尸体，不及掩埋，恰又遇上这一年“天大旱，赤地千里”，很快造成“疫气流行”，各种传染病在南京城内外迅速传播，使得太平军与清军官兵以及南京当地百姓大量感染死亡，“均多死者”。以后十数年，南京地区战争连绵而又激烈， 在1860年、1862年、1863年、1864年又多次发生瘟疫流行。 例如在1862年，曾国藩的湘军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南京城下的战争空前激烈。仅在湘军方面，官兵就因染瘟疫而“死者山积”。曾国藩后来描述湘军遭受疫灾情形说：“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注：曾国藩：《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湖南传忠书局版。）常常是一人死，几个人去送葬，结果送葬队伍中又有一半人在途中疫发而殁。湘军方面尚如此，太平军与广大南京民众感染疫病的严重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可惜没有留下文字史料。
比疫灾更可怕的，是清政府官兵对太平天国起义军与广大南京人民残酷的屠杀与劫掠焚烧所造成的所谓“兵灾”。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初入南京时，军纪严明，“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注：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6页。）但赶来围剿太平军、 包围南京的清政府军队，抱着对起义军民的强烈仇恨，在曾国藩发出的“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湖南传忠书局版。）的号召下，对南京太平军与普通百姓进行了长期的残酷野蛮的烧杀抢掠，他们打胜仗时这样，打败仗时也是这样。家住南京郊区江宁县的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名叫李圭的，也愤恨地写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注：李圭：《思痛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481页。 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对南京造成毁灭性灾难的，无疑是湘军在1864年7月19 日攻破南京后，对全城进行的骇人听闻的血洗屠杀。据曾国藩向清廷上奏所说：湘军攻入南京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注：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81页，湖南传忠书局版。）被湘军杀死的，绝大多数是南京本地的老百姓，其中又多是老弱妇幼。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当时随湘军入城。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说：“老弱本地人民……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76页。）湘军萧孚泗等部在劫掠天王府、 忠王府等后，“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76页。）结果，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注：何绍基：《金陵杂述》四十绝，《东州草堂诗钞》卷二十六。）壮丽的古城南京经此场毁灭性的浩劫后，变成了一片瓦砾，一座荡然无存的空城。一年以后，在1865年到南京就任总督的李鸿章所看到的是：“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着手。……实则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似须百年方冀复归也。”（注：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4页。）他的友人竟劝他将两江总督衙门移往扬州。
经此浩劫，南京城居民锐减。战前，在1853年，南京有人口约九十七万；到1867年南京“居民才八、九千”，“鹄面菜色相与行乞于道”，特别是在朝天宫以北的南京城广大地区，“极目百里，不复见一民一物，惟瓦砾满前，荆榛塞道，天阴鬼哭，正不待夕阳时也。”（注：汪士铎：《致王柏心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第三册。）二十年后，南京所辖各郊县，耕地仍有一半以上荒芜，无人耕种。左宗棠1882年就任两江总督，他描绘当时的南京是：“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萧条，四野不闢，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注：左宗棠：《与徐小云太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五，第49页。）直到1897年，距湘军屠城已三十多年，谭嗣同来到南京，见到的仍是一片破败凄惨景象。他气愤地写道：“顷来南京，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注：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6页。）
湘军洗劫南京，给南京留下巨大创伤，历经数十年未能恢复。然而旧伤未平，新伤又起。1913年9月，袁世凯部北洋军在镇压孙中山、 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过程中，对南京再次进行了血腥的烧杀抢掠。 9月2日，北洋军攻入南京，立即各部划分地盘，大掠三日。 据上海《时报》报道：“北军进城后，即肆行淫掠，几乎无兵不抢。冯国璋兵在下关抢，雷震春兵在南门抢，张勋兵在太平门抢。冯国璋且在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注：上海《时报》1913年9月21日、9月9 日。）北洋军：“抢掠后所有赃物皆运往浦口，由火车直运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矣。”（注：上海《时报》1913年9月21日、9月9日。 ）劫掠后的南京“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注：上海《时报》1913年9月21日、9月9日。 ）南京再次遭到一场浩劫。
（四）清末与民国年间南京的水灾
历史进入清末与民国时期，南京在经历了湘军、北洋军先后的血洗劫掠、难以复苏之际，又多次遭到洪水灾害的袭击，尤其是1931年（民国二十年）的大洪水，可算是南京历史上最惨重的大水灾。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清王朝行将崩溃的最后十多年的时间中，南京地区就遭受了多次水灾。例如在1901年，长江洪水泛滥，“长江自鄂以下决堤，不可胜计。”（注：《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26页。）南京与江苏各地，先是暴雨如注，后又风潮肆虐，沿江尽成泽国，南京城内竟“积潦深至数尺”。1912年民国建立后，由于社会性质与社会面貌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南京地区与全国一样，依然灾害不断。1921年8月中旬， 南京遭受数日狂风暴雨的侵袭，使得全城“低洼之处，通衢水可盈尺。学校公所以及居室之内，一日之间，可以观潮汐之涨退（按长江潮夕可直达芜湖）。亦可谓奇观矣。”（注：上海《申报》1921年8月28日、1931年8月4 日报道。）1926年7月，南京再遭水灾，“南京四乡均成泽国， 最大之沙眇圩亦决口，……该圩有田10余万亩。”（注：北京《晨报》1926年7月 19日。）到了1931年夏秋间，一场空前严重的洪水灾害袭击了南京城及其郊县广大地区。
这正是中国危难重重的时期。国内连年内战，战祸不断，民生艰难；国外日本正虎视耽耽、剑拔弩张，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南京才建都三年的国民政府处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一年夏秋期间，在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多年未见的严重的大水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南京也遭受了一场浩劫。
这年入夏以后，当长江上游暴雨成灾、滔滔洪水沿江而下威逼南京之时，南京地区则自7月4 日到 12日连续九天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在狂风暴雨的冲击下，南京城内许多房屋倒塌，未倒的房屋也门窗玻璃碎裂，市民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在风雨中倍感凄厉。长江中主、客水会合，水位暴涨，南京一带的长江江面宽达十公里，水面高出两岸陆地一、二尺，浊浪滔天，声势吓人。南京城东北的玄武湖承受钟山狂泻而下的山洪，湖面迅速提高，很快高出城内平地。长江与玄武湖的洪水交汇，一齐灌进市区，南京全城遍地皆水，下关一带因濒临长江，水势更大。江、湖、河中的鱼游上了马路。（注：参阅《民国日报》1931年7月6日报道；《大公报》1931年7月13日报道等。）
到7月下旬，南京地区大风大雨天气连续二十余天仍未停止， 雨量达618.3毫米，比常年同期平均雨量多出423.9毫米，（注：《时事月报》第5卷第158页，1931年9月出版。 ）突破了南京地区在近一百年间雨量最高纪录。在此期间，先后有六次风暴从这里呼啸席卷而过，风暴次数是前十年间7月飓风过境平均次数的五倍。 低气压和风暴形成了罕见的低温天气，南京地区在7月盛夏期间的平均气温只有24.6℃比常年7月平均气温低3℃。（注：《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计1979年版，第133页、第136页。）7月23、24两日雨势特大，暴风雨与洪水交加，冲毁了下关一带四千多家贫苦市民的棚户，灾民哭喊之声惊天动地。（注：《民国日报》1931年7月25日报道。）上海《申报》在1931年7月28日报道南京灾情说：“（南京城）南北及下关积水，日甚一日。下关方面冲要路面，悉被冲毁，中山码头至挹江门一带，水深过膝。中央党部（按：今湖南路省军区所在地）、三牌楼、黄埔路等处竟达胸部。城南秦淮河两岸，大石坝街、夫子庙等处，水已浸入住屋。”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些中央军政大员在自己的日记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关此次南京大水灾的惨痛记述。如蒋作宾于 7月28日从江西乘船回到南京，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抵下关码头，街市多没水中。进城至成贤街附近，则一片汪洋。余之住宅亦进水尺余，因此地多系堰塘，现多填平建筑，修筑马路亦不修沟道，故水无处消纳，亦无处排泄，将来势必臭污湿气上蒸，恐不免转为瘟疫矣。”（注：《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他不仅记载了当时南京水灾的严重，而且暴露了当时南京市政建设中的严重弊病及其在洪灾中的危害。另一位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7月29 日的日记中写道：“傍晚驱车到陵园太平门外视察水势，农田、庐舍损坏甚多，为之恻然。又至玄武门外五洲公园（按：即玄武湖公园），见城外十余丈处堤岸，均为水淹没，一片汪洋，城内登城垣之石阶亦冲毁一段，不能登涉。”（注：《邵元冲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5页。）
南京城内遍地皆水，房倒屋塌。南京城外广大农村则是一片汪洋，颗粒无收，景象更是凄惨。《新京日报》所刊《南京近郊水灾纪实》一文，报道了江宁县秦淮河两岸的水灾情景：“秦淮河沿岸百数十里，均属圩田。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农历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大雨滂沱……其被灾区域，上自江宁县第七区之谢村，下至长江与南京，长凡百余里，两岸本有薄堤，此次因连日大雨，山水齐发，河水陡涨三丈余，虽经农民抢救，各圩仍相继溃决，淹没田亩达数十万亩。”（注：转引自《长江水利史略》，水电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江宁县县长冷雋在8月29日“致华洋义赈会快邮代电”中，报告了8月25日该县沙洲圩、江心洲又先后溃决的惨景，“以此灾情惨重，为空前所未有，……遍地哀鸣，惊心惨目。”（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8 —29页。）八卦洲灾民代表在“致华洋义赈会”的一份呈文中说，该洲“上年曾经被水，今夏七月二十三、四等日复被大水，不特收获俱无，亦且房屋尽没。迨八月二十六、七，水复盛涨，俨是陆沉，内洪外潮，杂然交厉，尔时房屋家什牲畜一洗无余，冲入江流者老弱为鱼，死亡甚多，凄惨之状业于中外报端几经详载。”（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8 —29页。）
在长江以北的江浦、六合两县也遭到了洪水的洗劫。江浦县“面临大江，后毗皖境”，在7月一直淫雨不止，到7月23、24两天，“大雨倾盆，接宵连旦，兼之皖北八百里黄山（？）蛟洪四溢，直泻而下，所有圩田埂堤，均被冲溃，即平地村镇如汶河、东葛、永宁、汤泉等镇，亦莫不水深数丈，以至津浦路基，被水冲断十余里，为之停车四、五日。一片汪洋，无分界域，人畜器物， 漂没无遗。 ”（注：上海《申报》1921年8月28日、1931年8月4日报道。 ）江浦县汤泉镇的基督会致华洋义赈会函中说，该镇近几年“兵灾迭见，匪祸重逢”，而在1931年7 月“大雨连朝，洪水暴涨，街乡地面俱成泽国，高低圩田一白无际，高埂农家，屋舍冲毁，木料全无，家具完全漂没。最惨者救命呼声盈耳，……尸横于水面者不可屈指矣。”（注：《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第27页。）六合县水灾也是触目惊心。该县自1929年“全境赤地大旱”后，在1931年又“降此八十余年来未见之水灾”。六合地理地势，“西北邻皖多山，东南滨江，滁河中贯，西去东来，为惟一宣泄水道，容量本隘，又因失修淤垫，忽遇上月（按：指1931年7 月）江日起兼旬以上昼夜不止势如倾盆之大雨，山洪暴注，江潮复涨，以致放滥四溢”，全县圩田，较低之山田几乎全部冲毁淹没，“全灾田亩在四十万亩以上，超过全县田亩总额之半数”，其余田亩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登高极目，尽成湖荡，炊烟断绝，鸡犬无声”。“全县三十六万民众无一能免”，都遭到各种伤害损失。（注：《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7页。）
1931年的严重水灾给南京城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据当时有关部门统计，在这次水灾中，仅在南京城区与近邻，“灾户为10031 家，口数为38787人。灾民啼饥号器，备极凄伤。综计京市田地， 多被淹没，农作物之损失，约及十分之九。”（注：《时事月报》第5卷第158页，1931年9月出版。）
然而，正当南京与中国广大地区的灾民们家破人亡、啼饥号哭之时，日本军国主义乘机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场更大的灾难袭向南京。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大劫掠暴行给南京人民带来的灾难亘古未有。对此笔者将另行专文论述。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不断蒙受灾难与耻辱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与各种灾害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走向民主、繁荣与近代化的历史。南京地区的近代史也是这样。难忘的1949年，南京人民终于摆脱了漫漫长夜，迎来了她光辉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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