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策略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修昔底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120—06
在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年会关于海登·怀特的分组讨论中，第一篇论文的宣读者理查·万基于统计数据，宣布历史学家很少引用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这让余下的两位发言人非常吃惊和尴尬，因为他们都准备从理论上阐述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如何意义重大[1]。在史学理论界， 海登·怀特的作品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历史学方法论上“最为深刻的变化”[2](P140)。然而，他的影响力，竟然仅限于史学理论界[3]。那么，叙事理论对于史学实践是否有影响，如何发生影响，它们之间是否有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于史学衍化的意义又何在呢？本文试图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来见微知著，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角度考察叙事理论对于史学实践的影响。
一、叙事理论对史学理论界的冲击
海登·怀特是20世纪下半叶引入文学叙事理论，来探讨历史写作的主要理论家。整个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位研究中世纪史的科班历史学家，他试图将文学批评理论引入到对历史学写作的分析之中，对流行的历史学科学化的理论提出挑战。他认为，一旦进行历史写作，就包含了阐释的因素，历史学家要进行情节安排，设计写作的故事效果，于叙事中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在他看来，这三种阐释因素之间具有某种相应性，却没有哪个因素能够决定其余因素的发生，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的主转义（隐喻）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主转义，可以作为历史学科学化的语言基础[4](P283—314)。
大约与此同时，不少历史学家呼吁“叙事史的复兴”。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上发表《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宣告“新史学”的危机，他说：“如果我所言不虚的话，‘新史家们’趋向于叙事的运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科学地阐释历史变迁的尝试的终结。”虽然斯通承认，这种新的旧史学方式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案（特殊的）如何成为科学（普遍的）；二是在心态史中，如何区别正常的现象与非正常的现象；三是如何解释（光讲故事还是不行的）。但是，他仍然乐观地认为通过筹划新的训练方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新趋势提出了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训练将来的研究生们。”[5]。
怀特与叙事史的复兴有无联系，并不清楚，但是，怀特利用了叙事史的复兴来强化自己的理论诉求。他说：“最近，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呼吁历史编纂学应回归叙事再现。”[6](P3)。因此，怀特就开始侧重于对叙事本身规则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追求过程之中，他开始与后现代主义合流，强调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从而与传统的历史学家分道扬镳。理查·万通过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中上千次引用的统计分析，表明从这部论文集开始，专业历史刊物几乎没有任何书评。海登·怀特开始走出历史学界，进入到文学批评界，任职也脱离历史学系。除了《元史学：19世纪历史学家的想象》之外，专业历史学家也几乎没有继续关注他的新作，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称呼海登·怀特[7]。
1992年5月， 劳伦斯·斯通与斯皮格尔在《过去与现在》上发表了《历史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在文章中，斯通区分了两种叙事，与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
第一，得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写作；
第二，历史真实是不可能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和假设性的，等待具有更新材料的更好理论来推翻；
第三，我们都是有偏见的，因此，在阅读历史之前，应该调查该史家的背景；
第四，文献是由易犯错误的人类写作而成，因此必须考虑作者的动机、文献的性质及其背景；
第五，要靠各种形式来表述真实，形式有时与历史真实一样重要；
第六，仪式在人类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说：“当极端地声称真相不过是语言而已，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这是因为如果文本之外一无所有，那么历史将会彻底崩溃，事实与虚构将彼此混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还不可能有完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作品，但是现在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与更加谨慎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立场。”[8]
源自于文学批评界的叙事理论对历史学理论圈子发起冲击，引起回响，但最终分道扬镳。虽然如此，这次冲击给历史理论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就是告别“实证主义”，不得不将叙事纳入到思考中来，对它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而且，由于叙事理论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的基石——文献本身，因此，它的影响就不会仅仅限于史学理论界，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尤其是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的途径，进入到历史学研究实践之中。
二、修昔底德的叙事策略
在西方史学史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将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是客观书写历史的榜样。在古典时期，便被奉为经典，不可逾越。在现代，修昔底德更成为科学史学的早期典范，被认为“旨在用严格的客观方式来表述历史的进程本身”、“思想深邃、富有修辞而又恪守真实”[9]。《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笔流畅， 人物塑造栩栩如生，演说词更是典雅庄重，可见作者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早在1903年，孔福德就曾指出，尽管修昔底德有意排除虚构性，但是，他无意之中还是将自己的历史记载用希腊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10]。
修昔底德的创作跨越了将近三十年。如此漫长的写作期，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之下，自然意味着一个相当复杂的写作过程。面对这样的一个写作过程，面对客观的修昔底德，长期以来，现代历史文献学家所能做的，主要限于协调工作，消弭修昔底德行文中的不一致，以及由此所生发的矛盾。学术界称之为“修昔底德难题”或“写作难题”。经典的解决方式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过程，看作一个由不同写作阶段所组成的动态过程，进而考察这些写作阶段，分别确定其特性，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调和，消弭其内在的矛盾。学者们提出的解释有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这些解释多半是根据作者行文中的蛛丝马迹加以推测出来的。因此，诚如卢斯所言：“修昔底德作品的各部分分别于何时写成，期间作者的观点是否改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很难圆满回答。在所有解决方案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是令人彻底信服的。”[11](P63)
197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康纳发表了《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修昔底德？》一文，通过总结当时年轻一代学者们的研究，他宣告，大约十年前，一个崭新的修昔底德诞生了。在文中，康纳还对未来的修昔底德研究指明了方向[12](P289—298)。到1984年，他又发表专著《修昔底德》，充分借鉴新的理论资源，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重新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提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他们这一代人开始重新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他们开始跳出旧式研究思路的束缚。具体说来，他的新假定是：“如果我们期望系统地对这部作品的复杂性进行言说，我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本身以及阅读它所引发的反应之上，而不是集中于作者身上。”[13](P14)。在他看来，修昔底德所标榜的“客观性”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段，旨在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打动读者的目的。为此，修昔底德预期了读者的阅读反应，然后有意识地进行文本安排和设计。
康纳的新研究取向，既受到欢迎也受到质疑[14]，于此不作深论。至于康纳对修昔底德研究史的总结是否确实，则可利用JSTOR数据库来进行检验[14]。检索以“修昔底德”作为题名的文章，得到结果611条，覆盖范围从1873年到2001年。 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国际关系现实，对修昔底德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主要是考订文献和正文本，旨在整理标准版本，提供全面的笺注。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三个权威性现代版本的出现，以及郭墨领衔撰著、长达五卷的笺注本面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方面使得专业性研究趋于沉寂；另一方面，因为历史现象的相似性，对国际关系、战争以及霸权的研究被纳入到修昔底德研究之中，修昔底德开始走出历史文献学家的狭小天地，被广泛地加以解读。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复兴，修昔底德研究在1959—1970年再次跌入低谷，平均每年大小文章不过四五篇，最少的1964年仅三篇，而文章也多为书评，是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书评；但是联系时政点评修昔底德的倾向，并没有大规模消退的迹象。1971年学术界重新较多地关注修昔底德，涉及的范围也逐渐多样化，如历史之用途，和平，伦理价值，雅典僭主，雅典帝国主义，公平与良善，权力，业余爱好者的修昔底德，等等，旧的研究路径，开始淡出，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传统的论文形式：读史札记变得非常罕见。但是这种变化大规模地涌现，开始于1986年前后，研究视角的开放和多元化在这一年显得异常突出，如宗教，西西里大远征，修昔底德研究者的结构、风格和感觉，修昔底德看见了什么，为帝国辩护，大会目击者，论雅典帝国主义的成因，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等。总的印象是活跃而杂乱。1989年可以算是一个小高潮，这一年的文章不仅多达十五篇，而且出现了如下的题目：女权主义的修昔底德，与马基雅弗利式德行的比较，上下文中的方法论，虔诚、正义和战争的必要性，遗漏，真实性，变动的和永恒的爱人，等等。
通过比较研究动态与康纳的总结，可以发现，有不尽吻合之处。康纳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倡导某种研究倾向，并从这个角度来梳理学术渊源，并非真正去总结修昔底德研究的学术史。为了显示趋势之“新”，强调其必然性，他忽略了早在1939—1940年，英国历史学家芬利的研究成果，即将整个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15]。但是，芬利与他想要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因此而被忽视。
但是，总的来看，康纳的定性分析与我们的定量分析，得出了基本上一致的结论。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修昔底德研究带来了第一次冲击，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的新生学科出现，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修昔底德研究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这些都反映了现实对于历史研究的巨大冲击力，其中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力要更为可观，效果也更明显。20世纪60年代末的这次冲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地显示其效果，这表明外来思想的冲击，与历史学实践的回应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可能正好是学术上的一代新人从接受专业化训练到活跃于学术舞台的时间距离。这个结论还可以从《牛津古典辞典》中得到印证。该书2003年修订版所收“修昔底德”辞条被分为两个部分，编者在两部分行文的衔接处做了简短说明：“上面的解释（对写作过程的解释——引者），基本上是1949年初版时所写就，其阐释如此经典，以致取而代之是不恰当的。但是仅仅重印原文，对于如此众多的新研究成果又于事无补。因此，下面对1970年第二版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究作个简单地勾勒。”[16](P1520)。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变化，是对于外来思想冲击的回应，尤其是叙事理论。面对这种冲击，史学史家所作的，是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文献。这个新的角度可以归结为：修昔底德的作品必须被看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作者为了说服读者而采用各种手段达成的。基于这一假定，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实现作者特定意图的功能性元件。因此，新的研究倾向要求研究者更为细致地重新阅读和阐释文本。例如，1998年格里布尔发表的《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叙事者干预》，对修昔底德本人的评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叙事者的干预，传统上要么被视为表达作品含义的关键性话语，要么被当做作者所下的判断。但是这两种研究方式，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叙事者的干预当做“补丁”来看待，似乎这些补丁是附加在流畅的完整的行文之上的、打断行文的结点。其实，这些“干预”都不是外在的补丁，相反，都是行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是制造阅读效果，是作者有规律地使用的一种叙事策略。通过统计分析和分类，他指出，从阅读学的角度而言，历史叙事与戏剧和小说叙事不同，一方面，它固然要制造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吸引读者；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适时地进行干预，以便牵引读者，使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叙事。修昔底德正是平衡这对矛盾的高手。他说：“既然修昔底德是叙事高手，他不需要借助于笨拙的干预以便提供解释框架，事实上，当干预出现时，它们旨在重复文本内在的意义。它们的目的不是教导读者如何去思考，而是在更广阔意义上规范读者的反应。它们或者彰显作品的关键性分析主线，或者提示将要进一步阐述的主题。它们使叙事时间和编年时间相冲突，使不同视角相冲突，使不同视角下的观点与事情的结果相冲突，并暗示叙事的高潮。叙事者的声音的出现，标志着叙事中感情上的和分析上的高潮的来临，借此形成其结构功能，不仅昭示高潮，而且提示与叙事中其他类似场合和相关场合的关系。”据此，格里布尔认为，修昔底德既不是“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是披上零立场外衣的修辞家，而是在创作一种文学作品。叙事者干预与这种写作选择相一致。它们并不能导致作为复杂的、文学的修昔底德与简单的实证主义者和修辞家修昔底德之间的鸿沟。“修昔底德对于叙事技巧的选择，表明他将历史撰述视作构造历史事件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结构是有限定性的（因为许多历史事情的结局读者都业已知晓——引者），但同时也依赖于对文本的思想上和情绪上的反应，这种反应与他本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的反应相一致。”[17]
冲击与反应的结果是，史学史家开始吸收新的研究成果，重新对修昔底德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进行综合。修昔底德对战争初期雅典瘟疫的记载，号称经典，为后来史家、诗人抄袭模仿。然而，医学史家们至今仍无法确定这次瘟疫的起源和性质。这是为什么？有的研究者完全肯定修昔底德记录的真实性，有的则认为完全不可信，而现在流行的则是折中的看法。修昔底德熟悉当时的医学术语，也试图真实记录下瘟疫的症状，但是，将各种原发症状与并发症状不加区分地照录不误，混在一起；而且他记录这些症状的动机，是为了证明在战争中人类遭遇之惨烈，为了加强作品的感染力，而不是为了确诊，因此有所夸大[18]。而卢斯更进而结合当时的科学观念来讨论修昔底德科学性问题，他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肯定不符合今天的科学标准，但是，修昔底德所遵循的科学却是当时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医学“科学”。当时的医学家要对疾病症候进行详细的记录，同时要病人详细地讲述病症和病史。在此基础之上，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真正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叙事记录类似于所观察到的疾病的症候史，而演说则像病人的陈述，历史学家就是透过这两种材料来发现历史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也是聪明的读者的任务。这是修昔底德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在写作方面是位大艺术家，“修昔底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材料，读者似乎在通过转动的镜头观看行为，而这个镜头是由充满艺术技巧的历史学家来安置和调焦的。 ”[11](P93)。
针对叙事理论的冲击，文献学家们所作出的反应，大大推进了修昔底德研究的深入，但是，新的研究动力之中，蕴涵着一股容易失控的力量，那就是师心自用，过度诠释[19]。如果限于历史文献学，进行纯文本研究，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一旦进入到史事研究的领域，这种危险性便立即得到了控制。《剑桥古代史》的编者刘易斯说：“不应该怀疑修昔底德对真实的追求及其高超的能力，与其他史料相比，我们可以更多地信任它，问题在于我们过分依赖于他，这些材料为数不少，但是他整理了它们并且掩饰了自己所动的手脚……修昔底德所没有报道的，不能被视为没有发生的，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有义务去填补这些空白。但是一旦他报道了某事，如果试图进行重新解释，则并非好的方式，这样做只有可能适得其反。”[20](P5—6)。利用修昔底德来研究史事，是最为普通的历史研究层次，也涉及到最为广大的古典学家群体，他们对叙事理论的反应，代表了史学界最终的反应，也影响了很多历史学家。下面就以西西里远征作为一个案例进行分析。
三、西西里远征
众所周知，修昔底德将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视为战争胜负的转折点，而长达两卷篇幅的远征西西里，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高潮。康纳认为，西西里远征是修昔底德宏大叙事中的转折性环节，逆转了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的胜势；修昔底德本人旨在表现雅典人不切实际的野心。对此，下面我们来看研究史事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回应的。
霍恩布洛尔的《希腊世界：公元前479—323》，可以算作一个有代表性的回答。他说：“叙事学最近运用到了修昔底德的研究中。但是修昔底德不仅仅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文学艺术家，在他所记录的历史的前半段时间里，是遭放逐的雅典将军。最近，研究者提问，修昔底德对于战争原因的叙述是否与叙事学上的修辞技巧相关，是否是作者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提出的。困难在于作出选择，是尝试发掘‘影子’政治解释，还是注意纯表达难题。”[21](P103—104)。所谓“影子”政治解释（
inister' political explanations），是指作者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不叙述某事。所谓纯表达难题（purely presentational problem， 指的就是叙事学的纯写作技巧分析。
在实践中，霍恩布洛尔利用了其他古典学家的研究成果，又综合了影子政治解释和纯表达难题，对西西里远征提出了合理的解释。修昔底德在阐述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追溯公元前480—430年间雅典势力增长的历史时，竟然出现了五年的大空缺（Gre at Gap）——公元前439—434年。而这五年，正是引发大战的科林斯与雅典从互相修好到关系破裂的关键性时期。那么，修昔底德为什么要漏掉它呢？历史学家们业已证实，大战爆发之前，雅典一直在向东北和西方海洋进行扩张，向东北巩固对色雷斯地区的控制，并耀武于黑海；向西沿亚德里亚海扩张，试图染指西西里岛[15]。而巩固对于色雷斯的控制，以及沿亚德里亚海地区的扩张，都与科林斯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而科林斯正是挑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城邦，也是事实上第一个发起攻击的城邦。既然如此，是否修昔底德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历史局势呢？不然，其他史家证明修昔底德在被流放时期，与科林斯有过亲密接触[22]。而且霍恩布洛尔发现，在遥远的第六卷，叙述西西里远征的时候，修昔底德说，这时，西西里诸城邦业已各有归属。这说明，修昔底德并非不知道大空缺时期西方的国际局势，尤其是雅典的扩张，直接威胁到科林斯的利益，他是有意不提及这些史事。而这样做的目的，在霍恩布洛尔看来，是在不伤害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判断，彰显叙事的效果。他说：“作者写作这段历史的时候，脑海之中想到了公元前415—413年的西西里远征，如果不提及早期雅典在西方的有意识扩张，就能将那次远征表现为一次集体疯狂。”[21](P107)。
霍恩布洛尔不仅揭示了修昔底德的写作技巧，而且也有力地回应了修昔底德的结论：“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透过科林斯城邦的切身体会而感受到的。因此，通过叙事分析，作者证明了这是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说得没错。在这个分析之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叙事理论的影响，以及作者的有意识回应。这体现于：根据作者不写什么或者写错了什么作为切入点，来分析作者这样做的动机何在，与分析作者写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写的传统分析思路相结合。在具体分析之中，作者成功地借鉴其他同行的研究成果，折中叙事理论和史事考据，使我们读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历史学考证。在史事研究中，理论被消化了，也被消解了。历史学家极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叙事理论”的应战。
如果说，康纳所着眼的主要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身，利用叙事理论进行历史文献分析；那么，霍恩布洛尔的着眼点则是如何利用叙事理论，运用历史文献来说明史实。他们两人都得同时面对两个读者群体，以文学批评为代表的思想界和由古典史学家组成的史学界，并成为这两大群体联系的中介，然而却各有所侧重。康纳更多地面向前者，而霍恩布洛尔则更多地面对后者。这两大群体分属不同的专业学术群体，来往并不多。“职业史学家中的大多数还是像往常一样忽视理论问题，愿意不受到触动地继续工作，预期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逐渐销声匿迹”[23](P2)。正是以康纳、霍恩布洛尔等人为中介，两大群体得到一定程度的联络，通过叙事理论的冲击与反应得以将自身显现出来。
四、叙事理论的冲击与现代史学史
现代历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职业化与专门化，大学历史学系的肇建和兴起，史学专门刊物和团体的形成，史学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训练，等等。普通历史学家通过发表著述，参加学术会议，传授学徒，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薪火相传，基本保留下来。由此，与古代史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古代历史作品得以完整留存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许多历史学家仅余其名，更多的是历史学家留下的只言片语。如果说古代史学史研究者所面对的难题，乃是如何通过如此残缺不全的史料，去构建古代历史写作的世界，那么，现代史学史家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能够尽可能地将如此之多的史料加以利用，再现历史学的庞大结构和繁复景象。在这里，普通历史学家的声音可以被某些大师所代表，但决不能仅仅被代表，因为他们的声音被基本上大量地留存了下来。
现代史学史的这一难题，至今仍主要在按照古代史学史的写作方式来加以解决。确定一个取舍标准之后，描述少数代表性史家，将他们的思想贯穿起来，构成一部连贯的史学史叙事。这个标准有多种可能性，最为流行的，就是所谓“创新性”。“选择的关键不是要满天遍野，编纂百科全书，而是提供对一些领域的系列反思，论述取得的各种创新。”[24](P1)。为这种标准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学术史的演进，就是少数大师创建学术范式，与绝大多数科学家修修补补，扩充推广。在学术范式创立之后，“大多数科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25](P22)
虽然现代史学史书写中的取舍，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不能为了体现创新性而将叙事对象仅仅锁定为少数大师。恰恰相反，是要以创新性为线索，挖掘出决定这种创新性背后的庞大的群体和结构。大师不能取代群体，而他们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群体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创新除了创新者本人的素质之外，还来自于两个源泉：一是专业之外思想的刺激；二是专业实践的需求。即源自于创新者之外的庞大群体和结构。在修昔底德这个个案中，文学批评界构成了外来思想的庞大群体和结构，普通古典史学家则组成了专业史学家的庞大结构。
海登·怀特、康纳和霍恩布洛尔通过引入与回应，借助于叙事理论，将两大群体连接起来，提供了一个得以窥视这两个庞大结构的切入口。他们所反映结构的方面和能力，各有不同。大体说来，他们代表了越来越深入到专业化历史学家群体的阶梯：史学理论家群体、史学史家群体、普通历史学家群体。这三个群体之间，会有交叉，而那些大师，就是交叉地带的典型代表。三个不同的群体，各有其不同的发表文章的刊物，进行交流的会议。大体说来，从前到后越来越专业化，也就是说，可供史学理论家发表文章的刊物要多于面向后两个群体的刊物数量，而普通历史学家发表文章的刊物最有限定性。从人数上讲，则是史学理论家群体最少，而普通历史学家群体最为庞大。各个领域的大师在本群体中影响最大，对其他两个群体的影响则是越远越小。运用JSTOR过刊数据库的古典研究类刊物、历史研究类刊物、语言与文学类刊物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分别如下：对海登·怀特的引用分别为5∶300∶300次，对康纳的引用分别为100∶60∶40次，对霍恩布洛尔的引用分别为130∶30∶30次。因此，大师与特定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二律背反。大师越是代表特定的群体，他在专业化群体之外的影响愈小，如霍恩布洛尔；大师越是接受不同群体的刺激，代表多个群体，影响就越是超群体的，但是，随之而来，他在特定群体中的被认同感越差，如海登·怀特，他在古典学群体中几乎没有任何认同性。创新性代表人物与普通历史学家群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成为现代史学衍化的重要动力，也左右其衍化的模式。
［收稿日期］200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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