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联大论文,共同体论文,人与论文,离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外交的研究，既有成果不胜枚举。其一般倾向，似乎主要集中于关于蒋介石对日或对苏、对美、对英、对德之方针的单边考察。但就事实来看，因为这些主要国家当年处于特别密切的相互作用之中，所谓蒋介石外交也就不能不以对它们的综合考量为前提。在1939年欧战爆发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打的年代中，这一特点尤其明显，可作个案分析的重大事件也特别多。有鉴于此，笔者从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期间开始，即尝试以蒋介石对日、德、苏、美、英的综合因应为主题，就若干个案进行系列性的研究，以期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外交重作检讨。
在完成了关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两大个案的考察后①，本文作为系列研究的第三个个案分析，目的是探索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因应。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相关论著已有所涉及②，但总体上尚缺乏专题性和多边性的分析。在写作方法上，本文拟以蒋介石和王世杰、徐永昌等重要当事者的日记为线索，并通过和相关档案的对照，揭示蒋介石在判断形势、制订对策和开展多边外交时对相关国家的综合考量，从而反映出蒋此期在外交决策上的特色。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
要理解蒋介石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以后的形势判断和决策过程，首先有必要厘清蒋是在什么背景下迎来日德意三国同盟这一重大事件的。
事情需从抗战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性推断说起。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宗旨是惟以日本为敌，即竭力维持与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③但是，1938年2月德国承认“满洲国”以后，针对中德日三国关系的变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开始在内部把德国与其他要争取的国家加以区别对待。譬如，是年6月，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其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④7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外交方略》中强调：“世界现分侵略与民主两大集团。中国利益及命运与世界民主国相联系。德意政策日益有害于我国，决不能作于吾有利之期望。民主实力远在侵略集团之上。中国欲联俄以得有效之援助，非先行打通民主路线不可。”⑤9月，国民政府外交主管者在讨论欧战爆发后中国应取态度时，惟有原驻苏大使蒋廷黻倾向于与德意妥协，外交部长王宠惠无定见，其他人则都与蒋廷黻持相反意见。⑥10月，在蒋介石委托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谈话会中，虽然因直面内外危机而在今后的外交方针上“辩论甚久”，但多数意见是：“对英美法仍宜贯彻向来方针，力求增进关系，督促其积极助我抗日；对苏俄尤宜积极促进，惟同时须防国内阵线论者之不正主张”；对德意则是“运用外交离间德日及义日，使其逐渐有利于我亦为必要”。⑦这一切都说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虽然竭力和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都维持友好关系，但对列国并非平均对待，而自有主次轻重的排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领导层如何看待1938年来日德意之间谈判缔结三国同盟的活动？他们所期待的日德意关系又是何种状态？在这些问题上，1939年5月的一场讨论富有启发意义。其时，日本内部因在三国同盟应否把英法苏一起列为假想敌的问题上意见对立，在与德意的谈判中犹豫不决，致使德意两国于5月22日暂时撇开日本，而先成立了德意军事同盟。中方对此事态十分关注，军委会参事室于同月提交给蒋介石一份题为《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的影响》的节略，作了详细分析。其基本思路可概括为：欧战如能避免，则日本和德意分裂对中国有利，因届时德意对于日本之“助力”可望减少；反之，欧战一旦爆发，则日本和德意结盟并参战对中国有利，因为它可防止日本转而与英法等国妥协，相互交换利益。总之，这个节略从“欧战前”和“欧战后”两种假设出发，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对中国有利的日德意关系，故可称之为对结盟问题的一种理论性推断。⑧
蒋介石对这一思路持何看法呢？同年6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欧战如可免，则倭不参加德意同盟于我为有利。否则其利害亦正相反也。”⑨在此前后，蒋还多次强调，日本如与德意结盟，不啻是“东亚之幸，亦世界之福”。因为，蒋认为日本即使与德意结盟，实际上也得不到德意的帮助，完全是一种自杀政策。⑩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的构想和上述节略的精神如出一辙，显示出他是认可节略提出的这种思路的。
前提的消失与变数的出现
但是，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蒋介石很快发现实际的结盟问题远远比理论上的推断复杂。究其因，主要是由于两大前提的消失与多种变数的出现。
首先，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视苏联为当时欧洲问题与中日问题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上述关于结盟问题的理论性推断中，蒋介石将苏联与英法达成互助协定，美英法苏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日德意防共协定集团，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11)但是，在中方的理论推断出台后不久，苏联就于8月下旬中止了与英法的合作谈判，而突然和一直被其视为欧洲最大敌国的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接着，欧战爆发后苏联还于9月中旬与德国瓜分波兰，11月大举进攻芬兰。苏联的所作所为遭到了英美法等国的强烈谴责，其相互关系随之陷入破裂状态。中国关于结盟问题理论性推断的第一个前提消失了，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变数：
(1)苏德两国从势不两立到关系暧昧，在很多场合还成为变相的盟友。这使中国在处理对德关系时，必须更多地考虑苏联的反应。
(2)在美英法民主国家的推动下，苏联于1939年底被开除出国联。以此为契机，苏联和美英法一边在中日问题上继续同为中国之与国，一边却在欧战及世界问题上相互对立。这使中国在处理美英法苏等主要与国的相互关系时陷入两难困境。因此，在国联讨论苏联问题时，国民政府不得不投弃权票。但即使如此还是得罪了苏联，导致其暂时中止了对中国的物资接济。(12)
(3)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欧战爆发后视欧战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既强烈反对中国与美英法联合，又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将抗日战争与欧战联为一体谋求国际解决的战略，而主张抗日战争应该是孤立于欧战以外的“独立战争”。(13)在很多场合，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批判美英法重于批判德意。与之相关，在中国国内，国共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更加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并进一步致力于发展自身实力，国民党内则对之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14)
(4)在日本，谋求与德国结盟的主张，因德国背信弃义地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一时丧失了主流地位。随之，日德关系出现裂痕，“日苏妥协论”与“日苏德意四国联合论”则成为与“日德同盟论”竞争的新的选项。(15)另一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英法等国，欧战后也都为集中力量于欧洲，而程度不同地在远东谋求和日本妥协。
(5)欧战爆发前，在蒋介石促进苏联与英法互助合作的动机中，除了那些在官方文电中公开表明的“支持欧洲集体安全体制”的理由以外，其实还有隐而不露的另一种深层考虑。这就是，蒋介石认为，苏联如对欧战置身事外，贯彻“社会主义国家必待帝国主义国家自相战争以后方可起而消灭帝国主义之传统政策”，苏联将因此“坐大而得举足轻重之佳势”；而另就日本来看，如果苏联不与英法结盟，日本也可能为保持超然立场而不与德意结盟，以利用欧局渔利。从中国的立场看，这二者都是不利的。(16)但欧战爆发后，这二者都已成为现实。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
其次，欧战前夕，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以英法“民主国阵营”必胜和德国阵营必败为基本判断。(17)这是他们对结盟问题作理论推断时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欧战爆发之初，蒋介石仍然坚信这一前提，以致为此一度改变惟以日本为敌的方针，而竭力主张中国应该对德宣战以加强中英法合作。(18)在这一主张遭到英法的谢绝与国民政府内部多数意见的反对后，蒋虽然没有坚持将此付诸实施，但在应对欧战的态度上，他仍然以亲英法、疏德意作为中国的政策基调。(19)但是，1940年4月以后，在德国的大举进攻下，欧洲的战局向与中方的预测截然相反的方向剧变，至6月，法国等国相继降德，仅存的英国也面临本土决战。其后，国民政府内外的大多数人都转而认为欧战将以德国阵营的胜利而收场。(20)换言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之理论推断的第二个前提也不复存在了。伴之而来的变数是：
(1)1940年6、7月，法英两国为优先应付欧局而在远东进一步对日退让，先后封闭了中国抗战物资的主要通道滇越路和滇缅路，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危机。
(2)在德国连战连捷带来的崇德氛围和英国对华封锁造成的反英情绪的交相影响下，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孙科为代表的主张抛弃英美、脱离国联，全面转向亲苏、联德的观点，竟在7月中旬一度成为领导层的多数意见。(21)
(3)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孙科的提案于7月下旬遭到否决。但是，蒋介石的理由主要是基于以下4点：①前之反德太过与今之亲德太急皆不合理。②国际大势莫测，当暂处静观，以待其定，再决方针。③国联办事处撤销，等于已无形中脱退国联，故此时正式退盟反为其他国家所轻视，而且对国际并不发生作用。④因德大胜而更求其交好，徒自为人鄙视，且此时对德关系决不可能以强求而得。(22)从这些理由中不难发现，此期蒋处理结盟问题的出发点是暂时静观发展，等局势明朗后再做决断。换言之，此时的蒋介石对国际形势演变的前景虽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悲观，但也不是那么乐观；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动摇，但也不是那么坚定。正因如此，在蒋介石的主导下，1940年7月以后，国民政府在否定了作为主流意见的孙科提案的同时，也否定了与孙科提案处于另一个极端的少数意见，即以王世杰为代表的反对接近德国、坚持对英美一边倒的主张，而重新恢复了欧战爆发前惟以日本为敌的方针，即纠正欧战以来亲英美、疏德意的偏向，在维持美英法苏关系的前提下，努力改善和加强对德关系。(23)也就是说，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没有像孙科或王世杰那样偏于一个极端，但总体上是在两个极端中游移观望，而不如欧战爆发前那样自有确定之选。
综上所述，可得出3点结论：
(1)第一前提的消失及伴之而来的各种变数，打破了“理论推断”当时被蒋介石视作中国外交出发点的“德苏敌对”、“日苏敌对”或“美英法苏对日德意”的格局，使围绕中日战争的友敌关系出现交叉化，且其演变的前景变幻莫测，很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组合。
(2)第二前提的消失及伴之而来的各种变数，打破了原来展望形势发展时“英美民主国必胜，日德意侵略国必败”的预测，国际形势陷入混沌化，谁胜谁负，众人难卜。
(3)这种友敌关系交叉化与国际形势混沌化的局面，使任何对策在效果上都难免利害相交，得失并存，从而造成政策抉择的两难化。
上述三者的综合作用，带来了1940年7月后蒋介石在认识国际形势与制订因应措施时以观望、游移和等待为特征的流动化。与此相应，在抗日战略上，蒋介石本来一贯坚持拒绝与日本单独解决，坚持贯彻借助国际力量共同战胜日本侵略的国际解决战略，并在1939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以“两个同时”(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同时结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为国际解决战略的核心(24)，但是，1940年7月后，蒋介石对不与日本单独媾和这一国际解决战略的重要原则也产生了动摇，而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尝试与日方和谈。(25)
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最初反应
蒋介石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于1940年9月27日上午听到了日本即将缔结同盟条约的最初消息。因这一最初消息所说的同盟成员包括日、德、意、西(西班牙)四国，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如此说果确，则我抗战之困难又减少一层，倭寇之失败当可指日而待。惟以后俄国之态度是否能与英美合作站在同一战线犹未可卜。然此四国同盟即为往时共同防共之脱胎，以理度之，俄国最后必作此同盟国之致命伤也。我国立场自当较前优裕乎？近来时虞国际形势混沌，抗战将临绝境，以致心神恍惚不安，尤以明年之难关艰危更为忧虑。今得此息，是乃天父扶掖之力而非人事所能为也。”(26)
28日一早，蒋介石接到了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确切报告。据此，他判断：“以后倭必在最近期内进攻新加坡、香港、荷印与菲律宾无疑，美倭战争必难再缓。”但在为此前景庆幸之余，和前日一样，他还是十分担心苏联的取向，故强调“此时俄之方针与态度惟一重要”，中国“应特别注重与设法探明”六大问题：“如俄不愿我参加英美阵线而望我独立作战，则我当考虑其用意与我之利害轻重如何？一也。倭攻英美能否必胜或必败？二也。英美究能援助我至何种程度与交通状况？三也。俄、共为害我究能至何种程度？四也。俄倭究能合作否？或终必战争？五也。中倭此时和平利害如何？六也。”(27)
这两则日记表明，在获悉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最初时刻，蒋介石虽然对迎来他在欧战爆发前就衷心期待的局面深感幸运，但由于欧战爆发一年来形势已经发生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大变化，在对三国同盟利害影响的评估上，蒋并非只喜不忧，而是抱有很多疑虑。尤其是，蒋一边希望“俄国最后必作此同盟国之致命伤”，一边又忧虑“俄、共为害我究能至何种程度”。这反映出他此时因为拿捏不准苏联及其指导下的中共的态度而深感不安。很显然，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日德意三国同盟后的国际形势并非一切皆对中国有利，而是既有好转的部分，又有旧态依然或难以捉摸的部分。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造成了蒋介石错综复杂的心境。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其黄山寓所召开研究三国同盟问题的首次高层会议。在讨论到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因应方针时，会上意见纷纭。据与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当天的记录，“大多数主张无一非硬性与露骨的紧张或愤懑态度”。其中，不少过去支持孙科联德弃英论的人，现在都改变了态度，和本来就反对联德的王世杰一起，主张斥责德国，撤回大使。这反映出三国同盟诞生后国民政府领导层整体氛围向反德方向的转变。然而，蒋介石却在会上对之表示了不同的态度，称：欧洲战事必因三国同盟而持久化，故中日战事必须再准备三年。今后时局之关键，在欧为英，在亚为华。国际路线不可靠，加之共党作乱，中国须作长期作战准备，此后务须注意避免攻坚与决战，切求保存实力。“关于新秩序云云，英如对日无表示，我对德意亦可暂缓表示。不过对英美苏三国大使在此应分别向之声述，请其注意并与我合作。”(28)从徐永昌的这些记录中可知，在这次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并没有掩饰他对三国同盟后局势演变的疑虑，其所提议的两条，第一条是针对中共，重在保存实力；第二条是针对德意，旨在暂时保持沉默。
对蒋介石的这些主张，徐永昌发言赞成，并点明他的理由有两点：其一，“蒋先生既认为欧亚战事必持久，今后变化太大不可走绝路”。此点显示：同蒋介石一样，徐也认为欧战谁胜谁负尚难预测，故中国应以沉默等待尘埃落定。其二，“三国同盟余认为敌陆军一手做成，外、海两部未参予(一、未发见其外部事前关此只字。二、吉田海长辞职似即不赞成南进)。果尔则我应避免刺激倭陆军之言论与行动，俾其一意南进。”(29)此点显示：徐认为中国的沉默可促使日本加速夺取欧美的亚洲殖民地而自陷绝境。
散会后，意犹未尽的徐永昌于晚上九时许特地打电话给蒋介石，再次强调三点：“(一)关于三国同盟，纵英对日出以恶感(或有英的需要或看出无论如何日必向之进犯)，我对德意仍须谨慎其表示。(二)俄之敢于轻我，以我已走上无论如何不与日妥协，英美对我亦复近似，我须有法令彼等明白我固无力败日，但我一妥协则日之威胁彼等力量更增。(三)欲促敌南进须由不刺激敌人及我之接近德国做起，如仅为说几句出气的话而开罪德国太不值得。”(30)
翌日上午，徐永昌还托人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务能在德国活动中日和平：(一)使敌放心南进。(二)使国家渐转至有两条路，即可战可和是也。”在当日的日记中，徐永昌点明，他反复作此提议的最大动机在于对国共关系的忧虑：“保存实力殊属要图。但俄国阴险，共党作恶，我与倭再战二年，恐新、甘、陕、绥、察、晋、冀、鲁、豫、皖、苏或全部或一部悉为共有。彼时倭纵受制美英而俄国努力援共，我求今日之局面而不可得。”(31)很明显，徐永昌的真意，是要蒋介石利用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的好转，把政府军的重心转向限共、反共，而把中日问题留待日本南进后在国际战争中解决。
“上策”的出炉与蒋介石的注解
据蒋介石自记，他本人由于感冒尚未痊愈，在9月29日主要做了两件事。
其一，修改和发出致斯大林电报。电文称“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成立后，国际局势必将迅速改变。此事在亚洲方面当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更大冒险之开始，于我中苏两国关系至为重要。中国自抗战以来，外交方针无不期与利害相同之苏联一致。中正自去年欧战以来更无时不思商承教益，俾我国抗战得有最可信赖者之苏联协助而达成吾人共同之使命。”(32)该电报旨在探询斯大林对三国同盟的态度和预防苏联对日妥协，故蒋不惜违心地称他最不放心的苏联为“最可信赖者”。
其二，修改与发出阐述日德意三国同盟意义的告高级将领通电。其中，蒋以五大理由阐明了“敌订三国同盟实为我最后胜利之转机，亦为敌国失败开始最大之关键”：(1)日本和德意图相互利用，但实无作用，反而加重自身孤立。其已从仅以中国一国为敌，陷入与英美列强同时为敌。(2)德意早已袒日，以后最多不过再承认一个傀儡政权，但于我并无影响。(3)今后日必南进，兵分力弱，对我更难彻底。(4)三国同盟目的最后仍在对苏，故日苏关系只有恶化，无法拉拢。(5)日既与英美决裂，对苏亦趋恶劣，则我今后更不虑美苏对日妥协。敌所得为有名无实之盟邦，而我则获强大有力之战友。最后，蒋的结论是：此项同盟协定，敌实自造荆棘，更趋危机，而于我抗战则为绝对有利，今后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33)
从上述通电的内容可见，尽管蒋介石此时在关于苏联态度和日苏关系的判断上并无绝对把握，但在整体上，与9月27、28日的审慎态度不同，蒋在经过三天的思考后，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成立作出了基本有利于中国的评估。但是，当9月30日下午王世杰再次向他建议召回驻德大使以表明中国反对三国同盟的严正态度时，蒋却予以比28日更加明确的拒绝。(34)同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
对英对美对俄及对三国盟约国之方针暂定如次：甲，保持抗倭阵线与态势，以不予媾和为原则。乙，使英美俄对我增加援助而不再藐视或加我以压力。丙，仍以自立自主之立场对倭抗战，非有特殊形势或万不得已时暂不加入任何阵线。丁，如俄不弃我，则首当以俄之态度为最后之标准也。戊，世界大战之决战最后必在科学之程度，故俄如最后欲与德为敌，必不能久拒美国合作也。
蒋介石为什么在对三国同盟的态度上要采取这些使王世杰深感意外，却同徐永昌的建议血脉相通的因应方针呢？蒋在其9月30日的日记中点明了认识这个问题的两个关键。
其一，“倭果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据其所发表三国同盟之经过，为时仅20日即实行订约，可知倭国情势之急迫，以及其大政措施之慌张乱妄，一任盲目少壮军人之主张而无敢违抗者。此种毫无政策之国家其根本仍在无人敢能决定政策。近卫不啻为日本亡国大夫候补惟一之人物也。不禁为敌国与东亚长叹耳。”
其二，“三国同盟条文之序言很明显的期诱我国有加入其圈套之一日，所谓‘更愿扩大合作范围及于世界愿与三国作同样努力之国家以及以适当地位俾于世界各国’，此乃倭寇惟一之梦想，必欲以借此同盟希冀德国为中倭两国之仲介以解决中倭战争，其愚实不可及也。然我亦不必以此对德表示反对态度。使英美苏俄对我不能如往昔之轻淡可也。”(36)
上述两点，第一点反映了蒋介石对三国同盟“敌失我得”之总体判断，第二点反映了蒋介石对利用三国同盟的策略考虑。可以说，这是理解蒋介石对三国同盟因应方针的两个基本视角。
接着，蒋介石还在其10月2日与3日的日记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其因应方针的更加全面而直率的注解。
先看10月2日的日记。蒋介石概括了他此期对相关各国的基本看法：“轴心国狂暴，苏俄阴狠，英美吝啬自私，皆不足为友且亦不欲余为友，并皆谋为害于我，独占中国。惟轴心国之用意则有轻重不同。如明析之，则倭当于我为敌意，意大利为恶意，而德则出于无意，惟其本身计不得不然。然余断德至今对余尚无一定之恶意，故较为可谅耳。余在此国际动荡最烈之中，惟有力谋自立自强，不倚不求，准备最后之变化。只要能自立不惧，则幸矣。”(37)
这段画龙点睛般的点评说明，在蒋介石的内心，对英美并不都是好评，对德国也不尽是恶感。前者是因为英美在援华制日问题上总是不能满足他的希望，而且英国还不顾中国的抗议而正继续关闭滇缅路。后者则是因为，后来为世人所知悉的德国的犯罪行为，此时有的还未发生，有的还未完全暴露。反之，不但1930年代中德友好交往的经历特别是德国顾问的表现给蒋介石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且，自1940年7月重新加强对德联合活动后，从中国驻德大使馆发来的有关德国的报告，对蒋来说也都属于正面评价。(38)因此，蒋介石虽然对德国那些讨好日本、打击中国的行为不满，但同时又认为，德国在东亚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对付欧洲的敌国，其对中国的冷漠只是出于无奈，日德关系也并不像日本宣传的那样密切。
再看10月3日的日记。蒋介石详细阐明了他的动机：
三国同盟以后，我对国际之政略与战略之处置如下：
(甲)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之野心，与其最近对占领区之交通、工业等建设，及其积极移民之状况，决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退；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琼州等沿海岛屿之交还？即使我出任何代价亦不可能也。若为保持西北与西南根据地，则倭寇本已无力西侵，复何必与之媾和也。
(乙)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嘉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固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孤立，而一面又受俄国忌恨，更使之对我断绝关系，甚至促令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之场合也。如果西南昆明与新嘉坡、马来、印度无恙，与我国仍可打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开展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碍，甚或俄亦在英美战线上联合参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否则，非至俄与倭对我逼迫过甚，则我仍不参战也。
(丙)独对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任何阵线)皆取中立之政策，以待俄国态度表明，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中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丁)中倭战争本以世界战争之结果为归着点。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急欲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理，此为无上之羞耻，然亦无如之何。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未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料其必败。此倭敌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与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而我则可渐入主动自由之地位，比中国自我参加欧战于我之有利无害之道，相差诚不可以天壤比也。今倭既参加欧战，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如何能转入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之考虑与唯一之要务也。
(戊)今后预防变数：(1)俄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成立后，倭寇能抽调东北兵力亦极有限。如其所抽调兵力用于攻华，则仍不能达其南进目的。故其抽调兵力亦必为南进，故于我无大害也。(2)倭攻滇昆或缅甸，此已有准备，当可照预定计划进行，此时似不应积极。即使滇缅交通断绝，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乃当可反守为攻也，不患无克敌复土之日也。(3)德国提议中倭和平，当以不迎不拒态度处之，而以不绝对严拒为宜。(4)三国承认汪伪组织，此可作为既成事实，不必深虑，但未拒绝德国调解以前，或倭仍知承认傀儡为无用，以其决不能以此解决中倭战事，故其未必敢承认也。(5)促进倭寇实施南进政策与非攻美不可之理由与事实俱已存在。一在俄允订倭俄不侵犯条约方法，促其南进也。故美国欲和缓倭寇决不生效，而亦非我所能致耳。其力全在俄与倭耳。(39)
综合上面所引9月27日以来蒋介石的种种内心独白和王世杰、徐永昌等人的相关记录，可以归纳出3个基本点：
其一，鉴于日德意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将其自1940年7月以来秘密摸索中的中日和谈视为下策而予以否定。
其二，蒋介石所确定的因应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上策”，实质是：坚持惟以日本为敌；对欧战不介入；对三国同盟不表态；对两大阵营不偏倚；对德国可能进行的谋求中日媾和的调停不拒绝；等待苏联态度的明朗化。
其三，蒋提出这一“上策”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日本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中国以“上策”那样的中立态度灵活运用自己的主动地位，可收进退自如、左右逢源之效。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判断呢？如果我们能结合蒋介石的论述对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前后的形势做一番比较，就不难找出其中的理由。
在日德意三国结盟以前，日本对欧战保持中立，对德国不即不离，故英美等国对日本今后的取向既有疑虑又抱有幻想，希望能以在中国问题上一定的妥协与让步，防止日本对其亚洲利益趁火打劫，并争取日本在欧战中站在英美一边，或至少不和德国联手。与此相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价值，英美等国则是既有期待又暗怀轻视，甚至不时或明或暗地劝中国对日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对欧洲问题和中日问题采取“上策”那样的态度，对他国来说无关痛痒，对自身来说则只能是有害无益。
反之，日德意三国结盟以后，日本已抛弃了对欧战的中立姿态，正式加入德意阵营，这使英美等国不得不打消对日本的幻想，而中国坚持抗日的价值则随之为世界所公认。因此，不仅英美阵营必须为牵制日本而进一步支撑中国，即对德国来说，其要使日本摆脱中国的束缚而真正发挥同盟国的作用，也不得不在意中国。至于日本，如其真要投机欧战，实现南进，也不得不优先考虑从中日战争的泥潭中脱身。
总之，蒋介石认清：日德意三国同盟使中国一跃成为各种力量都要争取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采取中立立场和灵活态度，必能左右逢源。其实，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此点也有很清楚的认识，故在其内部文件中指出：三国同盟使蒋介石政府提升为英美、日德、苏联等三个阵营都要拉拢的“三角交叉点”，“此正是蒋大喜之时”。(40)
上述各点可称之为运用“上策”的可能性。但是，对蒋介石来说，以中立为“上策”不只是因为其具有可能性，更由于其具有必要性。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从蒋介石的前述分析中引申出四个要点：
第一，就苏联因素来看，在美国对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态度因日德意结盟而无可犹疑以后，苏联已成为决定欧战和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最关键的国家，但它此时却仍然以中立国自居，并正与英美阵营和日德意阵营进行双重的讨价还价，致使各国对它的未来取向捉摸不定。另外，在中国国内，苏联还继续充当着中国共产党的后盾。因此，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国际政治出发，还是从以国共关系为中心的国内政治出发，都必须等苏联先做抉择。
第二，就英美因素来看，虽然它们已因日德意结盟而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国抗战到底，但其自身不仅对中国的援助尚不充分，且还没有决心和中国切实结盟。因此，对蒋介石来说，中国利用英美的对华需要，故作不惜与日本妥协的暧昧姿态，使英美“对我不能如往昔之轻淡”，既有利于促进英美加强援华力度，又有利于争取英美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
第三，就日德因素来看，蒋介石虽然希望日本和德国结盟，但其目的全在促日本走上与英美阵营开战的绝路，而绝非真要德国成为日本的盟国。易言之，蒋介石想看到的，是日本徒因对德结盟而受增敌减友之害，却实际上享受不到德国援助之利。因此，蒋认为，对中国来说，用“上策”所示的那种灵活态度对待日德两国，既有利于离间日德关系，阻止或推迟德国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又有利于逼日本孤注一掷，加快走向四面出击的国际战争。
第四，就欧战来看，蒋介石在1940年10月上旬提出“上策”时，仍然认为英国到底能否战胜德国，还需要慎重观察。
总之，蒋介石提出以中立、自主为宗旨的“上策”，作因应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初期对策，既是出于其主观策略上的需要，也是基于客观形势的制约。因此，人们对此也必须从主、客观两种因素出发加以全面的理解。
但是，就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全部应对过程而言，以“上策”为基轴的初期对策的出炉，仅仅是其中的第一步。后来蒋介石怎样贯彻和修正其“上策”？其实际效果又是如何？且从他的对苏思考说起。
对苏联因素的思考
在作为蒋介石因应三国同盟之“上策”背景的“形势制约”方面，对苏联的悬念占据了首位。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之初，中国舆论均以中日战争将与欧战联成一气为幸，但中共却还是坚持主张中国应始终孤立于欧战之外，而不可与英美合作。(41)对于一贯视中共为苏联工具的蒋介石来说，当然认为中共的这种主张是受苏联的指使，故反映了苏联的态度。这使蒋在处理三国同盟后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英美外交时顾虑重重。因此，在正式依据上策对英美出牌前，蒋从10月6日开始，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围绕其9月28日提出的6个问题，集中思考了因应三国同盟问题时必须兼顾的苏联因素，并逐日在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以下按蒋介石日记概述之。
10月6日，蒋介石重点思考了当各国无暇顾及中国时，苏联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他设想会出现以下3种可能的状况：甲，如日本对苏屈服并且其武力已消耗至相当程度，苏联就不必再以中国牵制日本。乙，苏联要防备德意日对其包围，故害怕中国加入德意日反共阵线。为避免出现这种前景，苏联有可能在目前先解决中国问题，即组织中国苏维埃，完全归附于苏联范围以内，使彼以后对德意日容易应战，而且及时消除其切肤中国后患，并望以此大患变为其赤化反帝之基础。丙，苏联总以为中国必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总以为中国是反苏国家。从这种认识出发，苏联也可能认为不如在英美无暇顾及时乘机灭亡中国。(42)
很明显，蒋此时认为，标榜中立的苏联既不会允许中国加入日德意阵营，也不会同意中国加入英美阵营，如果中国违抗苏联的这种意志，很可能遭受苏联的一些邻国已经遭受的被颠覆、被占领的命运。由此也可了解，为什么他在解释前述“上策”时要反复提及苏联因素。
10月7日，蒋介石就国民政府和苏联、中共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以下8个问题：(1)苏联此时是否已到不要中国抗日而要中国内乱的地步？(2)假如中国在美日战争爆发后继续抗战，中国即自然加入英美战线。如此，苏联是否对中国不便干涉？(3)国民党兵力是否已消耗至相当程度？(4)中共势力是否已经壮大至与国民党相等之程度？(5)中国人民心理上对中共是否已倾向有半或达三分之一？(6)如中共反对抗战、反对英美、叛变中央，全国军民之心理是否对之赞成？(7)如果国民政府对日媾和，日本即可一心整理其陆军，并配合正在苏德边境集结的德军。这种状况难道对苏有益？(8)如国民政府的军队竭力节省兵力，不对日作无益之攻击与消耗，苏联与中共必加反对。但中共是否真敢在3个月至半年之内发动叛乱？(43)
10月8日，英国宣布滇缅路将于10月18日后重新开放。蒋介石对之感到快慰，故进一步致力于分析苏联的对日政策。当时，外电盛传日苏双方将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达成妥协。在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考察了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后，蒋介石的判断是：“消极方面：甲，俄对德此时仍畏惧，故对倭不能不迁就，且可使倭寇安心南侵。乙，俄对我利害与态度皆可不顾。以此二义论之，故有订立协定之可能。”“积极方面：甲，俄不能不企图［让］美国与之合作，如俄倭妥协必使美国绝望。乙，世界大战最后不能不决之于科学程度，如俄最后欲与德为敌，则决不能与美绝缘。丙，最近美倭必战之形势已成，无待俄国之挑拨，且不患倭不南进也。丁，如果逼迫我国不能不与倭停战，则倭得专心整顿陆军，如此俄之东西两面之德倭强大陆军终为俄国之大患。以此推之，俄倭不侵协定不能成立公算为多也。”(44)
上引分析说明，蒋介石在预测苏联对日政策时，同时看到了两种可能性。后来的史实证明，虽然日苏关系最终以双方缔结中立条约而使蒋消极方面的预测成为事实，但蒋不仅早就认定即使是这种性质的日苏关系也包含有“可使倭寇安心南侵”的有利因素，而且在积极方面的分析上，蒋介石很早就预见到了苏美关系日后将会出现的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10月9日，受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口号的影响，蒋介石再次担心“俄国对华唯一之策略是在要我完全脱离英美而独与其合作”。蒋认为，如果中国迎合苏联的这一策略，有可能暂时得到苏联的协助。但是，接着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因此而永受苏联支配，“此与倭寇对华之野心有何差异？岂革命政府所能忍受乎？”(45)这一反问表明了蒋不愿为获得苏联支持而甘受苏联控制。
10月10日，蒋介石根据近卫10月4日谈话中的一节内容认为，“倭对俄仅在希望其减少冲突而明言其三国对防共仍积极不变，表示此三国同盟不仅反美而且反俄耳”。(46)就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初衷而言，蒋介石的这种看法可说是一种误判。因为，其时德日双方都还在致力于争取和苏联结成“日德意苏四国联合”。但是，如同后文将提到的，由于德国不久就转而决定对苏开战，因此也可以说，蒋介石从日德意三国的反苏本质所作的判断，不啻为一种先见之明。
10月12日，因斯大林对蒋9月29日的电报仍无任何回应，蒋介石深感忧虑，认为斯大林的冷淡反映了苏联和中共“对我国之变乱”，并批判说“共匪猖狂，肆无忌惮，俄国态度险恶，对我殊多不利”。(47)在和徐永昌等人的谈话中，他还指责苏联说，“美国两次以援华器械要求由海参崴进口，皆遭俄国拒绝，且自滇缅路封锁后，俄对我愈置之不理”。(48)但是，是日，蒋介石同时也看到了另一种现象，即“英美对远东渐趋积极向倭压迫，国际形势于我有利，敌寇国内仓惶纷乱，其在外军队亦彷徨无主莫不呈其动摇之象”。蒋从中得到莫大慰藉。(49)在这种喜忧交加的复杂心境中，蒋于是日对一周来的苦思冥想作出了总结。其主要内容是：
1.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至使中共叛乱。其理由是，苏联为确保其本国利益和促进中共“坐大”，必须既消耗日本，又消耗国民政府。而假如中国停止抗日，苏联的企图就将双双落空。
2.今后我军方略：(1)现时英美苏日之形势正在急变之中，在日军攻滇或南进行动尚未明了以前，如我国内部此时发生叛变则于我大为不利，故应暂避决裂，静观国际形势为宜。一面准备兵力制阻中共之行动，一面整补实力以待时局变化。(2)对共对日应作总计划，兵力不宜分散于两敌，故对日军应避战之区域则对共军亦不必积极斗争，但须时觅良机与以不测之大打击。
3.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对苏联及中共最不利之三大影响为：(1)中国加入英美阵线而使俄国不能独占中国。(2)中国对倭抗战，保持强大实力而使中共无推倒国民政府之机会。(3)中日媾和，国民政府保存实力，而使俄与共皆无隙可乘。
4.苏联的处境：(1)德日为其邻接之敌，且皆为侵略国，决不能使共产主义发源地之苏俄始终存在。(2)轴心国欲进取近东、地中海、黑海、印度洋、日本海与波罗的海，完全包围苏俄，使无出海之路。(3)英美与苏俄地势远隔，无切身利害冲突。(4)俄国欲制裁兵力最强科学最盛之德国，如不赖美国之合作决不可能，而且有被德国侵略之虞。(5)德国陆军胜法后，俄国欲望英德两败俱伤而坐得渔利已不可能。由于德国陆军实力及其经济与科学，若俄美不参战以共同对德，决不能消耗德国之军力。(6)俄国在此情势之下不能不加入英美阵线以求自保。
最后，蒋介石归纳出9个要点：(1)苏联决不能与日妥协以开罪美国。(2)中共欲踞晋冀察为根据地，亦不能与日苟合。(3)苏联如参加世界战争，最后必站在英美阵线。(4)苏联与德国利害太冲突，苏受威胁太重，苏德双方决不能避免战争。(5)美日两国于半年内必开战，中美虽不说同盟其亦必能合作助我。(6)如中国与英美同一阵线，苏联更不敢为害中国。(7)对中共此时应依法制裁不使坐大，但仍以刚柔并济不使即时破裂。(8)对中共政治制裁应即实施，以免养虎遗患。(9)西南滇缅公路之交通非切实保守不可，勿使苏联对我专横为害。(50)
10月13日，王芃生根据日方秘密情报报告蒋介石，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可能于11月内商定。(51)翌日，日本军部在其发表的文章中，第一次放弃攻击苏联之言论，称：日德意三国同盟与反共无关，故日苏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如此，不仅可使苏联跳出战争漩涡，亦可使中国境内共党势力不至消失；苟英美合作愈趋密切，则日苏签定是项公约亦将愈早实现。另外，汪精卫在10月8日及12日所发表的演说中，也放弃了反共论调。(52)
上述种种情报与动向，使刚刚对苏联与中共因素有所结论的蒋介石重陷紧张。10月15日，蒋介石在与军方的讨论中，认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即将成立。对此，徐永昌指出，“俄果与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与我有利：甲，使我迷信俄国而非共产党之青年得以早日觉悟，而减共党之势力。乙，逼日对美作进一步的决裂或开战，俄方与之结约，否则俄不为也。只要日寇再结一个确切现实的敌国，我才得到一个真正与国。丙，我得有理、有力制共(俄之阴谋如不显明的暴露，我青年总不明了，在彼认俄作父时代，政府制共总不原谅)。”徐永昌还认为，正因为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方有如此多的好处，故目前日苏尚不可能订此条约。(53)对照前引蒋介石对苏联外交的思考可知，徐永昌和蒋介石虽然在苏日订约的时间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苏日订约的效果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则基本一致，即都认为苏日即使订约也有对华有利一面。这说明，国民政府领导层虽然不希望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同时他们又早就在内心认为它对中国来说并非全是负面意义。
正在此时，苏方于10月18日把斯大林对蒋介石9月29日去电的答复函交给了中国驻苏大使馆。该函日期为10月16日，内称：“余之奉答迟缓，乃因来示所提问题之复杂性。余甚难对阁下有所建议，则因余对中国及日本之环境未能充分明悉。惟对于所注意之问题，余有较可认为确定意见谨奉告阁下。余以为因三国同盟之缔结，似乎稍使中国情形转劣，并在若干部分对苏联亦然。日本至最近时期，原为孤立，在三国同盟后则日本已非孤立，因已有如德意两国之同盟者。但因三国协定之矛盾性，在某种国际形势之下，可反使日本不利，即因其打破英美对日中立之基础也。足见三国协定在此一方面可为中国造成若干有利。美国对非金属及其他数种货品之禁运以及滇缅路之开放，皆其直接证明。在此复杂及矛盾性局势之下，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国民军。国民的中国军队乃为中国命运自由及独立之担负者。果阁下之军队坚强有力，则中国必不可摧破。”(54)
对照前引蒋介石9月29日的去电，不难发现，和蒋电之热烈相反，斯函相当平淡，特别是对蒋最关心的苏联自身对三国同盟的态度，刻意避而不谈。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在于10月20日收到驻苏大使馆以电报发来的斯函中译文后，还是相当满足，称之为“国际局势重要之关键”。(55)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三国同盟利害关系的看法基本符合蒋的观点，更是因为，蒋认为，斯函虽然不够明确，但从中至少“可窥见”其对日尚无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之意，“否则彼无覆电之必要，以彼此时更无欺罔之必要也”。(56)所以，蒋介石22日即电令邵力子大使将蒋对斯函的复函译转斯大林。该函强调“日本无论如何必为我中苏两国共同敌人，此为余于获诵尊函后所得之明确信念，而此相互的信念之加强，足使日本任何野心与阴谋为之根本粉碎”。(57)26日，蒋又电令邵力子：对斯复函携交时希向其外长或次长再以中意口头补充说明：(1)中国对日抗战国策始终不变，必当贯彻而后已；(2)苏俄对我军火接济尤其飞机深盼从速。(58)
以“另谋出路”逼英美加强援华制日
另一方面，在按“上策”思考对英美外交时，前述10月12日蒋在苏联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大大减轻了他对苏联不准中国加强对英美关系的顾虑。以此为背景，10月12日以后，蒋开始积极展开对英美的工作。其基本做法，可概括为以“另谋出路”逼英美加强援华制日。这和他在上述对苏外交中反复强调“中国对日抗战国策始终不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蒋的第一步是从英国着手。10月14日下午，他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在会谈中，劈头就指出：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之力量。倘不先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方法。须知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有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中国实有供给此项实力之能力，且能与英美作有效之合作。但必俟英美确实抱有解决远东问题之决心，深切明了中国非殖民地国家，及其陆军贡献之重要。倘英美尚未有此觉悟，则中国不得不独立推进其国策。”英使问：“倘日本进攻新加坡，英日间发生战事或者将扩大而益以日美战事，则中国对德之态度又将如何？”蒋答道：“中国之态度将视英美对华之态度而定之。”英使再问：“倘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中国将对德宣战耶？”蒋这才松口说：“我自应对德宣战。”(59)由于对英使在这次会谈中的表现不满，10月1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转告美国政府：“英国态度与我仍如前，毫无合作诚意，如果其临时抱佛脚必无济于事，中国在最短期内不能不自有所取决也。”(60)
16日，蒋再次接见英国大使，要求英方就日德意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考虑下列5点：“(1)今日是否已至英政府考量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对英有何贡献之时。(2)倘中国不能继续抗战，英国所受之影响若何。(3)倘英政府不予中国以有效之援助而致中国不能继续抗战，则于英国有何利益。(4)倘英国不助中国，则中国无相当力量之空军，是否能继续御敌。(5)倘中国停止抗战，日本是否减少其最大威胁之敌国，而得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实行其南进政策。”接着，蒋切入主题，指出：中国“今日切望于英美者，并非仅以朋友地位从旁协助，而以平等基础，完全共同合作，有如商店之合伙，休戚相关，利害相共”。此后，双方作了以下一番对话：
英使：倘不能得英美之合作，中国又将如何？
蒋：此尚未便奉告。此问题今正在研究中。
英使：予推测中国将有四途可循：1.倾向民主国家。2.倾向轴心国家。3.依赖苏联。4.与日言和。
蒋：阁下可为我外交部长矣。
英使：予将报告钧座曾言即无英美协助，中国仍将继续抗战。钧座能首肯此言否？
蒋：现在予已不能再作此言。
英使：此似有不能与前言符合之处。盖予报告星期一谈话之第一电中曾述中国有巨大之陆军。
蒋：并无不相符合之处。巨大陆军依然存在，然继续抗战尚有待其他重要之因素。例如我国即急需空军与经济实力之充实。当知近代战争无强有力空军之支援，难求任何有效之效果。
总之，这次会谈中，蒋再次含蓄地提醒对方，“中国抗战已逾三年，业已到决定自己地位之阶段，将于两个月内，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断不能长此放任不决”。(61)最后，蒋还要求英国大使将以上两次谈话内容均通报美国大使。
在16日的日记中，蒋介石不无自得地写道：“对英使说话二次，长谈自觉无间，颇能知其大者，此种慧智非灵修有素不易得也。”(62)但是，同日，王世杰在从蒋那里获知上述谈话内容后认为，以“另谋出路”来逼迫英美在两个月内与中国全面合作，“恐无益而有害，因英使固确知蒋先生决不会另谋办法(如联德、对日请和之类)也”。据此，王力劝蒋“勿续以此种意思向美使表示”。(63)
可是，18日蒋介石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还是先征求其对蒋14、16两日与英国大使谈话的“感想与意见”，接着就用对英使同样的语气警告詹森：倘美国不援助中国飞机，国际交通断绝，人心动摇，中国局势恐有不易维持之虞。以此为由，蒋在这次会谈中对美国提出了庞大的援华要求。(64)20日，蒋还以电报向宋子文通报了和美国大使的谈话内容，强调：美国能否积极援华至关重要，其将直接影响英国和苏联的对华态度，我切盼二三月内能得美国大量装置齐备之飞机，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能来华助战则更佳。(65)
在结束对英美大使的一系列谈话后，蒋介石写道，“本周国际形势转佳，心神较前略慰”，“约英大使长谈二次，美大使长谈一次，自信当有效果。而对事似亦纯熟，觉有物来顺应之象也。”作为形势转佳的事例，蒋还特别提到：“滇缅公路竟得重开，此不仅对我抗战之成败攸关，而且远东之祸福安危亦系于此也。”“倭寇对英美气焰顿消，德意对东欧与埃及之行动虽著，然其必转入不利地位矣。”(66)这说明，蒋以另谋出路逼美英加强对华援助，背景是其时国际形势正在日益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可能是受王世杰所持异议的影响，蒋在自得之余，对自己和英美大使谈话的语气还是有所不安。直到又过了一个星期，蒋接到了邱吉尔“其言诚挚”的复电，看到了美大使“较良之反响”后，他才放下心来。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本星期对于国际形势与谈话时怀疑惧不定之心，最后则证明余之所思与所言皆能生效也。”(67)
蒋的这一评价并非自我陶醉。就美方的反应来看，据驻美大使胡适报告，詹森在结束和蒋的谈话后，除立即向华盛顿详细报告了蒋谈话的内容外，还专门另发了一封对中方“甚为有利”的“恳切长电”。(68)而其时美国当局也确实正担心中国是否会停止抵抗，另找出路。因此，在罗斯福于11月5日再次当选为总统后，美方就在11月8日举行的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包括提供借款与飞机在内的援华决定。宋子文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69)翌日，蒋介石再次连续和美英大使谈话，正式提出了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该方案首先强调：中英美三国在保持太平洋和平上有共同之利害关系与使命，为实现三国所共同拥护之原则，应有密切合作之必要。接着，方案提出三大原则：“1.坚持九国公约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2.反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3.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方案还具体提出了中英美“事实上相互协助”的四大项目：1.英美两国立即共同或个别借款予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额为2亿至3亿美金。2.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武器。3.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其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请为顾问。4.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部空军场所全归联军使用。(70)
蒋介石对自己制定的上述合作方案自我评价极高，称之为“我国外交史上重要纪念”。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对英对美同时提出合作方案，自信必有效果，半月以来外交考虑甚周而环境更佳矣”。(71)
对苏德关系与英德战局的观察
对照一下前述10月上旬的“上策”和11月9日的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不难看出：在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40余日后，蒋介石在对待美英、苏联和德国三大势力的态度上，已经明确地从最初的中立转向欲与美英结盟。其背景，除上述蒋的对苏观察和美英两国对华援助的积极化以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在这40多天里，蒋介石在对苏德关系和英德战局的考察上，也都作出了新的判断。以下分别概述之。
1.关于苏德关系的观察
在对苏德关系的观察上，蒋介石的眼光相当敏锐。从前面所述蒋在推出“上策”时的自述和对苏联因素的思考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蒋在三国同盟刚刚问世时，就倾向于认为苏德关系必将走向破裂，而其必然结果是苏联加入英美阵营。不过，其时蒋的这一看法基本上还属于一种逻辑上的推理。而从蒋介石日记来看，10月下旬以后，蒋对苏德关系的考察，已上升到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相辅相成的阶段。
譬如，10月21日，蒋在和徐永昌等人的谈话中断言“德苏将有战事”，徐以“俄有日寇为虑，对德将出于忍让”为由否定蒋说。蒋仍坚持说，“德猛进不已，卒必发生战事”。(72)10月24日，蒋更明确地主张，“俄必与德一战，决难避免”。其理由是：“德国对法国和平条件是使弱点暴露无遗，而其以后战略必转向东方进行，而其对法言和，更使俄国不安，故俄德战争必难避免。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皆为斯拉夫民族，帝俄时代本认此为俄国势力，现在斯大林岂忍坐视不顾。然其仍将设法不求与德即时冲突。如其果为土耳其后盾以碍德国东进，则德将先攻俄以制机先矣。此俄德战争决不能幸免也。”(73)10月30日，蒋介石又指出，“一、意国进攻希腊，德未动兵，是德对俄交涉尚未妥之故。如战事未延至土国，俄当不致有所表示。二、德国汽油有限，最多半年德将暴露疲惫，则俄尚有待。如德果攻土争伊拉克油矿，则俄当不再坐视。”(74)
11月初，外电盛传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将出访德国。此消息令举世瞩目，蒋介石当然也予以积极关注。11月10日，蒋写道：“莫洛托夫赴德之意义必于俄有所收获而去，或明就德而暗钓美乎？其将妥协倭方牺牲中国与土耳其乎？然而俄必拥德攻英，故其对德此时必不有所苛求，或解决近东权益而使德得专心攻英也。”(75)12日，即莫洛托夫访德的当天，蒋注意到两点：“一、俄莫外长赴德，世人皆为俄德接近与俄倭妥协虑，余以为只要俄与德倭交涉能表面化而无秘密进行工作，则决无可虑之事。二、此时俄尚惧德，以其陆军实力尚未消失，故其必允德物资之援助，使之作最后消耗，一面或成立黑海与达达尼尔海峡相当之协定，促成德国攻土与东进，以消耗德之实力而为其坐收渔利之计。然最后恐其将为害人自害也。”(76)
11月13日，莫洛托夫结束访德。翌日，蒋介石指出，“自罗斯福当选大总统后，希特勒宣布对英作战到底之演讲未三日，而俄国宣布莫洛托夫访德正当意大利对希腊进攻大败之时。此乃俄国一面恐英德妥协，一面又恐德国军方反戈攻俄，故其急派莫洛托夫赴德以表示俄国援德之决心，而与德以敬意。因之轴心国尤其倭寇得意飞扬，不可一世。其实俄国对德不仅是灌米汤而乃是热米汤之中加入鸩血与鸦片，明使德国饮鸩吸毒消骨抽血无形致死。奈何德国冥不畏死而不一醒悟以自救。”“此时即使德国欲以重大权利付与俄国，以期俄国与轴心国家订立更具体之协定，未必为俄同所愿也。”(77)
莫洛托夫访德期间，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举行了几次密谈。蒋介石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密谈的内容。但与日本当局者的认识不同，蒋介石对这一访问，始终指出苏德关系必将走向破裂。同目前已经公开的苏德双方的档案相比较，蒋介石的认识在具体事实方面虽然存在错误，但就其关于苏德关系无法改善，战争难以避免的基本论断来说，则符合苏德关系的真相。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在苏德两国走向战争的过程中，莫洛托夫访德期间的深刻对立，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希特勒正是以此为契机最终决心对苏开战，并于12月18日发出总统指令第21号(巴巴罗萨作战指令)。(78)
蒋介石如何看待苏德关系破裂的影响呢？从蒋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譬如，11月23日，蒋写道，“俄与轴心国关系自莫洛托夫访德后在政治军事上毫无增强与变更，此为国际最佳之局势也”。(79)翌日，苏联在停止援华近一年后，由其驻华大使面告蒋介石，苏将恢复对中国的武器接济。蒋认为，由此“可知俄德与俄日之关系，并未以莫洛托夫访德而有所增进，或至比前恶化亦未可知”。(80)25日，针对苏德之间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进一步看到，“俄德之裂痕全露，欲盖弥彰矣”。(81)26日，蒋介石强调：“一、希意战争，意既大败，保变向德态度，则俄对德意倭必更疏淡。反之，对中英美当更接近乎。二、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惟一要务也。”(82)
如前所述，在欧战爆发以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苏英美一致团结，共同对抗日德意集团为中国外交的前提。这个前提曾经由于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的一系列事态而暂时消失。但是，从前面引用的蒋介石的日记可见，至迟在1940年11月，这个前提已经开始走向复活了。
2.关于英德战局的观察
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欧洲仅英国一国还在坚持抵抗，英德战争因而成为欧战的主体。如前所述，直至三国同盟成立之初，蒋在强调“今后时局之关键，在欧为英，在亚为华”时，还是对英国在对德战争中的最终命运抱有怀疑。这是蒋介石以中立自主为“上策”的深层背景之一。10月12日，驻美大使胡适来电，在陈述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有利变化后建议：“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宜有个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83)对此，不仅一贯反对联德的王世杰表示支持，连原来主张联德的核心人物朱家骅也回电胡适说，“今德既联日，再与周旋，反招误会。撤退使节，理所当然。弟早经上书总裁，当再晋言。”(84)但蒋介石却仍然决定“稍迟再定”。(85)蒋的这种态度，除出于以中立谋左右逢源的策略考虑外，与他尚吃不准英德战争的胜负结局也有关系。
但其后随着对苏德关系恶化与英德战局变化之观察的深入，蒋在10月下旬就明显地改变了看法。10月25日，他在招待第一届国民参政员的茶会上分析说：欧战的扩大延长，将使德意内在的利害冲突愈形暴露，军事上，德意攻英已败，德国可能改头东进，与苏冲突；经济上德亦无法战胜英国。德国在科学上虽然比较优越，但科学以经济为基础，如美国帮助英国，德国更只能走向失败。蒋介石还说：公理战胜强权，为德将来失败之症。4个月前，许多人都劝中国应与德密切联络，我当时就不赞成。这并非预见到德失败，而是因为中国立国以民族德性为基础。(86)其实，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当时也是赞成联德的。蒋与孙科的不同之处，仅在他坚持要在维持对英美等国既有关系的前提下联德。但现在蒋完全否定联德，原因是他已对英德战争作出了“英胜德败”的新判断。10月30日，蒋介石在对过去一月的总结中指出：“德意进攻埃及未果，对法国与西班牙妥协亦未见效，其谋订欧洲同盟以为对英非和平攻势之计，预料其必不能成，将见其失败不能出乎明年一年之中也。”(87)
但是，在国民政府内部，此时仍有人以德国制造飞机的能力超过英国为由而看好德国。对此，蒋介石于11月16日指出：“德国制造飞机力现虽强过英美，然其汽油不足，飞机虽多无用，因此可断德意必败，而且其期不远也。”(88)另外，对于陶希圣当时散布的英国必败论，蒋于11月18日批判说，“陶希圣意见总在失败消极方面冥想，所以其观感只有悲哀恐怖沉迷。彼对英国以为在地中海红海必失败，而不一阅世界英属之地图以及英国实际之内容与精神，所以为虑。大凡书生误事皆托之于空想而不务实际所致也。英国领土之广大散布与本身内部并未有腐恶之弱点，虽有数个德俄亦不足为英国之制［致］命伤也。”(89)
很显然，对蒋介石而言，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另一个前提即“民主国阵营”战胜侵略阵营的前景，在10月底也已经再次呈现。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也突然在结盟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认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90)正是在政府内外这种比较一致的新认识的基础上，蒋才在11月9日正式向英美提出前述“中英美合作方案”，从而结束了1940年6月以来对欧战两大阵营的观望与游移，也结束了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初期以中立为上策的灰色态度。其后，蒋一边在中日问题上继续坚持惟以日本为敌的国策，一边在对待欧战及结盟问题的态度上重新转向亲美英、疏德意。与此相应，国民政府还在11月底决定了这样一条底线：如果德意追随日本承认汪伪组织，中国“即与断绝国交，撤回使领”。(91)
以国际援华制日声势而谋公正和平
如何处理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如何对待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和，是因应日德意结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从整体上来看，蒋介石在这个方面的举措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940年9月底到11月上旬，是第一个阶段，其特色是以策略考虑为主，即：以响应德国调停和接受日本求和的姿态，一面促进英美加强援华制日，另一面则阻止日德承认汪伪政权。关于这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从下述两个实例中可窥其一斑。
其一，早在三国同盟刚刚诞生之际，驻德大使陈介即来电报告：“日人于三国协约签字前后，曾向德方表示请德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德方许以考虑。”蒋介石对该电未置可否。(92)10月9日，蒋又从驻德使馆得到戈林劝中国对日忍痛媾和的报告，对之，他在日记中批判说，“德人只知武力而不知政治，殊为可怜”。(93)11日，蒋还电令驻德大使馆：“对戈林之谈话，最后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讯则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林知我国之意，即我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也。”(94)这个电报说明，以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的好转为后盾，蒋介石已提高了中日媾和的门槛。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文已经叙述过的，蒋在其后对英美大使的谈话中，却故意反复暗示中国可能另谋出路，给人以中国不惜降低条件也要媾和的假象，来向英美施加压力。
其二，当时日本当局为打开中日战争的僵局，正在大力开展所谓“钱永铭工作”(95)，以求早日实现中日和平。因此，10月下旬外电盛传德国将调解中日战争，日方亦急愿与国民政府议和。王世杰为此于10月27日再次向蒋建议“表示我方坚决态度，以解英美之疑虑”。但蒋却依然答以“不妨暂缄默”。(96)翌日，蒋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内心说，“倭与德对我故放和平空气，于我对英美外交未始无益也”。(97)
但是，从11月中旬起，蒋介石开始以新方针对待德国的调停和日本的诱和，从而使国民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政策转入第二阶段。其契机是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新动作。据陈介来电，里宾特洛甫此日召见他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德因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恐益加困难。于中德关系，亦虑启影响。诚恐委员长无论如何主张抗战到底，或仍以英有援助能力，故将国际形势尽情为阁下一言。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98)这是三国同盟后德国在调停中日战争问题上最明确的表示。如前所述，此时，蒋介石已经对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总趋势作出了“苏德必战”和“英胜德败”的两大结论，但另一方面，英美对中方11月9日提出的合作方案还没有作出回答。在这两个背景下，蒋介石在对德国调停和日本求和的应对上，提出了新的方针。其特色，是既继续发挥前述策略方面的作用，进一步促进英美接受中方的合作方案和阻止日德承认汪伪政权，又超越策略，而试图利用此际世界大局的进一步好转，以国际援华制日之声势逼迫日本与中国达成公正而平等的和平。此二者，前者可称为策略和谈，后者可称为诚意和谈。下面着重从蒋介石留在日记中的记录，来看一看过去不为人知的诚意和谈的事实。
先看11月14日的日记。蒋介石写道：德国外长11日约陈介谈中日和平，是其进一步之表示，中国在对英美外交上如不能达到缔结同盟的目标，则应对中日间的和战问题保留自由决定权。(99)
翌日，蒋介石在日记的“杂录”部分写道，“此时外交政策之方面：一、英美路线。二、德倭路线。三、俄国路线。”(100)这是日德意同盟产生后，蒋介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德日路线。其后，作为尝试德日路线的一个环节，蒋介石于18日派张季鸾赴港因应日本的钱永铭工作。(101)而另一方面，在翌日与美国大使的谈话中，蒋介石又故意“以陈介来电德愿保证中倭将来和平条件之履行告之，期美能于月内对我合作之提议可否有一决定”。(102)也许是美方的反应令蒋满意，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寇和平攻势与其宣传始适足为吾利用，皆于我有大助益也”。(103)
与此同时，在“诚意和谈”方面，蒋介石于11月21日致电陈介，指示他通告德方：中国抗战全为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对他国均愿维持友谊；日本欲和，应自中国撤退全部军队。我必究明此点后，乃能再言其他。(104)这个电报明确地向德方提出了中国对媾和的前提。接着，蒋介石又通过张季鸾对日方也明示了中日媾和的两大条件：日本无限期推迟承认汪政权，从中国无条件全面撤兵。11月23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所转达的这两大条件。(105)恰在翌日，苏联大使也通知蒋介石，苏联将继续向中方接济武器。在这种状况下，到底是对日媾和，还是继续抗战？面对这一严峻的抉择，26日，蒋介石认为“应慎重考虑得失与将来之结果如何”。在当日的日记中，他留下了详细的思考记录：
一、如中倭和平则俄最恐惧，以倭无此牵制则德倭仍可放手夹攻俄国，且恐我国亦加入德倭方面，则于俄更为不利。有人甚恐俄国因此更助中共对我捣乱，我以为只要我有制共实力则俄仍不敢明白助共，或对我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近也。
二、中倭和平英美自属不利，如真能实现和平，则英美对我为其将来对倭作战起见是其对我更不能冷淡轻视矣。即使英美对我冷淡，只要倭能对我守其完全撤兵信约，则我虽一时孤立亦无妨也。
三、中倭和平为我根本之计，而对俄对英或对美之求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此时应特别注意者：甲，倭之约言无保障。乙，倭到停战实行后违反约言延宕撤兵。丙，停战以后倭不南进，一面与英美俄妥协。此于我最不利者也。丁，停战后美国消极而且撤退上海驻军以示与倭妥协。惟此乃一时之事，以美倭在太平洋争霸在三五年决不能避免，故只要美国扩军决定以后，倭国如再向我国用军事侵略，则仍可使我联美而与倭为仇也。此乃倭虽至拙恐亦不为耳。(106)
27日上午，蒋继续“研究对倭和战问题，颇费心力，对各国关系亦得到具体方案”。在当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明确提出“此时我国外交之策略二点：甲，以利用美俄英援我抗战之声势而使倭对我求和，获得平等独立之条件，以解决中倭战事，达成我抗战之第一步目的。乙，和平以后再利用中倭合作之声势而使英美俄皆能对我切实合作以获得我国际上真正之平等地位，解放我中华民族，达成我抗战最后之目的。”(107)
就这样，在美英苏对华援助的积极化和日方又似乎接受中方两大条件的背景下，蒋介石得出了他在中国外交战略上最理想的两步走方案。但是，即在此时，他对日方仍然深怀疑虑。在同一日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对于与倭和平以前应注意之点：甲，倭如何能放弃惨淡经营在华侵略之经济、交通、金融等事业？乙，倭如何能使其军人恃牺牲、痛苦所占领之土地、物资、权利等轻易归还中国？丙，如何能使其对华传统侵略之教育政策与思想根本改变？丁，如何能使其完全撤兵而在停战后不致失约中变以制我死命？戊，如何能使其所倡之大东亚新秩序与共荣圈等等声明取消？”然而，蒋介石最终似乎还是愿意得到正面的结果。因为，他接着写道：“以上各题必须作如下之基本答案：甲，中央之军力有无过于损失而有不能维持之势。乙，民族抗战精神是否能维持。丙，和平时中国内部能否统一，即使中共叛变，中央有否控制能力。丁，国际形势对倭是否恶劣，向之压迫无已。戊，倭国经济能否维持。己，倭国内部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庚，实行和平以后于倭国是否有利，如果其中途违约再战是否于其有害。即使中国内乱，如其再用军事乘机侵略，是否仍能达成其彻底消灭中国之目的。如以上各案于倭为无益或不可能，则昔日之交还胶济与现在对俄屈膝尚皆可能，岂有不能改变其对华侵略政策而使其受此三年以上莫大之教训乎？”(108)
上面这些内容说明，此时蒋介石虽然在对日媾和的可能性及国际国内围绕媾和问题的利害关系上还抱有种种错综复杂的悬念，但在整体上，他在“诚意和谈”一面是认真的，且寄予很大的希望。易言之，如果日本此时真正能接受蒋提出的“平等独立之条件”，看来蒋是愿意下决心的。
但是，蒋介石高估了日本当局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局的认识和因应能力。因为，就在蒋得出肯定性判断的第二天，即11月28日，日本当局突然以蒋的和谈只是一种阻扰日本承认汪政权的谋略为由，拒绝了中方的和平条件，而决定按预定日程正式承认汪政权。当日，从钱永铭来电中获悉这一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日本“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同日夜间，蒋介石下令“对倭决绝不理”。(109)
结语：蒋介石多边外交的效果及其评价
在1940年10月和英美大使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再强调“两个月”这一时间概念。如果以10月1日为“两个月”的起点，11月30日应是它的终点。蒋介石本人在谈话时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一天竟然真的在多重意义上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日本在这一天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从而宣告了蒋介石以国际援华制日声势争取和日本达成公正平等和平这一目标的失败。但是，也正是在这同一天，美国声明否认日汪条约及汪伪政权，并以总统名义宣布美国政府正和国会协商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巨额借款。另外，还是在这同一天，苏联大使通知蒋介石援华武器已经起运，只待中方接收。(110)
对于日本的背信弃义，蒋介石当然是痛恨的。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对我试探中倭和平无效，其咎不在我也”。(111)两天后，他又电令陈介：德友如再来谈，可问其日本何以在德与我谈话未断绝前即承认伪组织，此乃欺骗盟友，毫无诚意。(112)
但是，在把目光转向日本以外的其他方面时，蒋介石是自感满足的。11月30日，他高兴地写道：“意大利大败，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皆对轴心国反对，俄对我继续援助，其对德倭疏离，而且美俄亦渐接近，国际全局实于我有利也。”(113)12月1日，他称颂美国的援华借款“实足以壮我抗战之气而寒倭敌之心也”。(114)12月7日，他总结说：“美国借我一万万美金，乃一月余全力运用之效，其中五千万元为币制借款，尤为难得。此实美总统协助我被压迫国家争取平等之精诚表现。抗战以来，国际助力、外交进步，此为最大成效也。”(115)
总之，面对1940年11月30日以后的一系列转折性的变化，蒋介石在回顾自己两个月来针对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时，一边承认在对日诚意和谈方面的失败，一边则对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均认为获得巨大成功，并把这些成功同自身的外交努力相联系。
实际上，三国同盟后美英苏对华政策的变化，既与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当局者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因应等主观原因有关，也与三国同盟所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客观原因有关。因此，不能把一切成果都归功于蒋。但是，人们同时也应该通过以下几点看到，蒋介石确实也作出了他的贡献。
第一，在对英美外交方面，蒋介石敏锐地看透了日德意结盟后美英当局者的心理变化并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变化。结果，中国所期待的中美英同盟虽然在此时尚未正式形成，但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实质性地开始加强相互之间的抗日合作。
第二，在对苏外交方面，虽然苏联对华恢复武器供应主要是其为对付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主动行为，但是，蒋介石对苏德关系和苏美关系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使中国在对苏政策及对苏德、苏日关系的应对上一直能够保持某种先见之明。
第三，在对德外交方面，在蒋介石对苏德关系与英德战局敏锐预测的引导下，国民政府终结了1940年6月以来对欧战的观望态度，修正了既联美英又近德国的两面战略，使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而避免了日本在对德政策上所犯的致命错误。
最后，在对日外交方面，中国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平等和平的意图虽然失败，但由于在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成功，使蒋介石得以宣告：1940年中国在整体上“可说政治外交与精神道德完全取胜”。(116)如果我们就下述几点对中日当局者在外交上的差异重做一番比较，当可看到蒋介石的宣告不失为一个恰当的自我评价：
(1)日本当局者直到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还难以舍弃对德国必胜神话的迷信。中国的当局者则至迟在1940年10月下旬就得出了德国必败的结论，从而抛弃了1940年6月以来曾经浮现过的对德投机心理。
(2)日本当局者尽管不时接到德国关于德苏必战的暗示，但直至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才最终被动地终止他们对“日德意苏四国联合”的幻想。中国的当局者则至迟在1940年10月下旬就看清德苏战争难以回避、苏联因此而必定与美英阵营重构合作的趋势。
(3)日本当局者企图通过同德意的军事同盟阻止美国的参战和对华援助，中国的当局者则在日德意结盟之初就认清美英的对华对日态度都将为因应日德意结盟而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并尽量利用了这一变化。结果是，日本适得其反，中国如愿以偿！
附言：本文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在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值此定稿时，汲取各位评论人或讨论者的批评指教，作了较多的修改。谨此说明，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详见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蒋中正对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的因应》，台北《国史馆馆刊》第29期，2011年9月。
②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2010年版；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详见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41—342页。
④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73—274页。
⑤《外交方略》(193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761/175。
⑥《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9月20日，第373页。
⑦《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2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492/3。笔者注：引文中作为略称的“义”当指意大利。以后类似情况均照原文引用，不再一一说明。
⑧《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之影响》(193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761/217。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笔者注：(1)在某些人名、地名的标记上，蒋介石日记与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用法有所不同，为保留日记的原貌，本文在引用原文时一概不加变更。电报等其他史料亦如此处理。(2)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日记因为是手稿，文字上难免有不通顺甚至错、漏之处，但一般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故本文对此也不作修正。(3)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系写在预先印好年月日的本子上，因此，一些内容因篇幅不够而移写在其他页面。为方便读者查找，笔者对此在括号中加以注明，如(杂录)即表示该内容记在日记的杂录部分。
⑩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31日(杂录)、6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8月8日(杂录)。
(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20日、5月26日、6月30日等。
(12)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并为中国的尴尬处境而苦恼不堪。
(13)详见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新中华报》，1939年9月19日。
(14)详见后文所引蒋介石、徐永昌等国民党要人的相关日记。
(15)参见三宅正樹《スタ一リン、ヒトラ一と日ソ独伊連合構想》第3章，东京，朝日新闻社2007年版，第73—88页。
(16)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14日、4月30日。
(17)蒋介石：《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1940年7月5日出席五届七中全会讲话)，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82—385页。
(18)详见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9)详见鹿錫俊《世界化すゐ戦争と中国の『国除的解決』戦略》，石田憲编：《膨張すゐ帝国拡散すゐ帝国——第二次大戦に向かぅ日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203—254页；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94—116页。
(20)《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6月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88页；《外交专门委员会第64次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10.3。
(21)《国防最高委员会第36次常务会议记录》(1940年7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9页。
(22)《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20日，第312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7月21日、1941年1月13日。
(23)详见《中国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关于国际形势剧变中之外交方针的决议》(1940年7月6日)，《革命文献》第8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9年版，第56—57页；《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30日、8月5日等，第316、321页。另外，笔者对此过程的分析，见鹿锡俊《蒋中正对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的因应》，台北《国史馆馆刊》第29期，2011年9月。
(24)详见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72—480页。
(2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7月6日、7月7日、7月25日(杂录)、7月30日、8月4日等。
(2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27日。
(2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28日。
(2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2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30—431、433—434页。
(29)《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第430—431页。
(30)《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第430—431页。
(31)《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9日，第433—434页。
(32)薛月仁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345—346页。
(33)《蒋介石致各高级将领电》(1940年9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编(1)，第319—320页。笔者注：以下该史料集简称为《史料初编》。
(34)《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9月30日，第353页。
(3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30日。
(3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30日。
(3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日。记于另页。
(38)详见《陈介呈驻德外交情报》中所收相关电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20—015。
(3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3日。记于另页。笔者注：该日日记由于内容很长，蒋把它记于月末写本月反省录的空页，但以括号注明了“10月3日”。197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在摘录此段日记时误记为10月31日。现根据手稿订正之。
(40)详见周恩来《关于德意日三国协定后形势的分析和对何白皓电对策的建议》(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关于国内情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资料汇编》(内部使用，无出版年月)，第479、483页。
(41)参见中国共产党《解放》周刊社论《论目前时局》(194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6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523页。
(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6日。引文内容经笔者整理与缩写。
(4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7日。引文内容经笔者整理与缩写。
(4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8日。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9日。
(4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0日。
(4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2日。
(48)《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0月12日，第445页。
(4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2日。
(50)本段及以上几段均出自《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2日。引文经笔者整理与缩写。
(51)《王芃生等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20—080200—00531—086。
(52)《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0月14日，第447页。
(53)《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0月15日，第448页。
(5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47—449页。
(5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0日。
(5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6日。
(57)《蒋介石致邵力子令译转斯大林复函电》(1940年10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6—00062—004。
(58)《蒋介石致邵力子电》(1940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6—00062—004。
(59)本次会谈的摘要见《外交部致胡适、宋子文电》(1940年10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7—78页。记录之全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19—434页。
(6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5日。
(61)本次会谈摘要见《外交部致胡适、宋子文电》(1940年10月18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6—77页。记录之全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37—446页。
(6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6日。
(63)《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10月16日，第362—363页。
(64)详见《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50—469页。
(6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76—481页。
(6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9日。
(6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6日。
(68)《胡适致陈布雷呈蒋介石电》(1940年10月24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104页。
(6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9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113页。
(7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598—602页。
(7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9日。
(72)《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0月22日，第451—452页。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4日(杂录)。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30日。
(7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0日。
(7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2日。
(7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4日(杂录)。
(78)参见三宅正樹《スタ一リン、ヒトラ一と日ソ独伊連合構想》。
(7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3日。
(8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25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8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5日。
(8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6日。
(83)《胡适致陈布雷并转蒋介石、孔祥熙等电》(1940年10月12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3—74页。
(84)《朱家骅致胡适电》(1940年10月16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5页。
(85)《王世杰致胡适电》(1940年10月23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80页。
(86)蒋介石：《三国同盟与中国抗战》(1940年10月2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498—505页。
(8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30日(本月反省录)。
(88)《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6日。
(8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8日。
(90)参见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194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51页。
(91)《外交部致胡适电》(1940年11月29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85页。
(92)《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0月5日，第439页。
(9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9日。
(94)《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0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卷，第410页。
(95)即通过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开展的对蒋和平工作。
(96)《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10月27日，第369—370页。
(9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28日。
(98)《陈介来电》(1940年11月1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61页。
(9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4日。
(10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5日(杂录)。
(10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8日。
(10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9日。
(10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3日。
(104)《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1月2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00—701页。
(105)关于日方钱永铭工作的详情，参见西義顕《悲劇の証人 日華和平工作秘史》，东京，文献社1962年版；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287页。
(10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6日。
(10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7日。
(108)《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7日。
(10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28日。
(11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30日。
(1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30日(上月反省录)。
(112)《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2月2日)，《史料初编》3编(2)，第702页。
(11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30日。
(11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1日。
(11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7日。
(1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2日(二十九年全年工作检讨与总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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