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女性小说特质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韩国与中国在地理上非常接近，生活于相同的儒教文化圈，因之，具有许多类似的女性问题。
换言之，韩、中两国的女性，在长久的传统社会中，受到儒教封建的束缚，屈从于父权文化，遭受性别压抑，受到男性支配；社会教育女性顺从与娴静是最高的美德，女性一直生活存在于历史的周边。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女性的意识开始了觉醒。如果将中国女性文学的概念加以整理的话，可知女性文学、女子文学、妇女文学皆混合使用，女性文学的范围是女性作家书写有关女性、男性以及所有的社会生活之作品，并通称为妇女文学。在韩国有关女性文学的议论也相当多样化，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解放文学、Feminism（女权主义）文学等都混用，事实上，只是用词上有所不同，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
不管使用何种用语，女性文学的真正意义应该是表现以女性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将女性的独特生活领域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其中亦应包含人类生活普遍的、共同的精神与思想意义。
本文将试着由邻近的地理环境、父权家长制的儒教影响，以及时间上较类似的历史阶段，对韩、中两国女性小说如何发展，各有何种特质加以研讨。
二、韩、中女性小说的发展过程
（一）韩国女性小说的发展
韩国文学史上女性小说的登场可追溯至1910年代，而1917年金明淳所著的《疑心的少女》可说是韩国女性小说的开端。1919年三·一运动前后，随着日趋炙热及活络的新文学运动与女性运动，许多先进的女性纷纷登上文坛。她们虽然正面抵抗自己所处的封建社会习惯及男女不平等的制度，但却未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斩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期依然是女性文学在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学领域中找到自己一片天地的时期。1930年代可说是表征女性意识觉醒之女性文学的开创时代，同时也可说是女流文学的成熟时期。1945年八·一五以后，女性力主女性人权，组织女性团体，开始致力女权的争取。此时期新的女性运动开始扩散，但也经历了1950年六·二五的战火。而在经历过了四·一九与五·一六之60年代，女性的解放依然未能完成。自1960年代起不停涌至的工业化波涛更使得韩国社会在1970年代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工业化虽然带来了财富的积累与丰饶的物资，却也使社会失去了人情味，而文学领域中的强烈刺激人们官能的商业文学也达到了全盛期。1970年代的文学可说是民众文学与劳动文学的时代，文学深入人们的生活中，共同体会人们的苦痛及悲哀，并求寻得苦痛之源。而女性文学的觉醒与民众文学可说是同出一源。女性学者赵惠贞认为所谓的民众即是受压迫的疏离集团，而民众也包括了工人与女性；她并且认为不讨论女性所面临的压抑与疏离的民众运动只可说是片面性的运动。（注：赵惠贞：《解开恨之锁，寻找自己的主张》，《文学思想》，1990.2。）女性与劳工所遭遇到的压抑虽说是一直存在的，但进入近代的工业社会之后，这种压抑更为深化，女性问题与劳工问题也成了社会问题。
女性解放文学这一用语首次出现于1980年代中期。《女性》、《另一种文化》、《女性运动及文学》等书纷纷出版，女性问题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女性问题开始被研究。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即可说是所谓女权论文学与女性解放文学，它们阐明了女性被压抑的状态，此状态是如何与社会组织发生关联，以及该如何克服此种状态。而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观点可说是在充分认识到男性中心主义、女性的差别主义与父权家长制的意识形态而产生的。
19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文学经一番酝酿后，女性小说纷纷出笼。这些小说摆脱了以往小说的窠臼，开始寻求压抑女性的现实主因。而1980年代的女性小说中虽然也有以国家分断等社会变革问题为题材的小说出现，但大体上以中产阶层女性为题材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主流，这点也可说是1980年代女性小说的限制点。
（二）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
进入20世纪，西欧思潮传入，展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为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女性运动的重要发端，并开启了中国女性运动的新纪元。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的女性文学亦开始由女性本身来提出女性问题，以女性的观点广泛地来认识女性问题，换言之，五·四运动的精神成果是发现人与发现女性。
在如此的社会气氛中，五·四时期诞生了女性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苏雪林。给予她们深刻影响的是挪威作家伊孛生（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在人的觉醒与女性的觉醒上娜拉现象可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注：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女性精神觉醒的宣言。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受到娜拉很深的影响，控告父母为她们订下终身对象的陋习，反抗传统道德规范，要求自由恋爱、婚姻的自主性和个性解放。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女性作家在素材的选择上以及自我的情感表现上皆显现出女性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出女性意识与新文学运动的相互关系，以及把以反对封建来争取民主和自由作为目标，而另一方面，由女性特殊处境出发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
进入30年代以后，女性作家数量急减，表现女性问题和感情的作品日少。其原因虽很多，但可以以30年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战和民族战争来加以说明。在此战争期间，有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参战了，在民族国家存亡之际，女性问题不得不被搁置于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女性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女性与男性一样，广泛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经济上亦获得自主权。土地改革，新婚姻法，使女性得以开拓男女平等的广阔道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遭逮捕，其后开始公开指控四人帮的罪行，批判文革，同时，也决定实施四个现代化。这时文学亦从“工农兵”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体制的艺术性与多样性。
三、韩、中女性小说的特质
（一）韩国1980年代女性小说的特质
1980年代后期登场的女性文学作品提出了女性问题。在成功地将此问题以文学方式表现出来的朴婉绪、李庆子、吴贞姬、金香淑、尹贞慕等人的作品中可归纳出对父权家长制度的挑战、对女性自我正体性的探求、对社会意识的表现等三个特点。
1.对父权家长制的挑战
东西方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均是由父权家长制度的权力构架中所生出来的，故而女性解放运动家主张女性若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打破父权家长制文化，朴婉绪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压抑女性的父权家长制社会的顽强反抗意识，她在以反抗父权家长制为题材的《你尚在梦中吗？》与《生产瓢》中探讨了父权家长制的男性支配社会的象征——重男轻女观念的问题。
《女性新闻》创刊号（1987年12月）首次连载了以探讨女性问题为主题的《你尚在梦中吗？》。其情节大致如下：车文景与金赫柱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初次婚姻均以离婚告终。赫柱与寡母及前妻所出的女儿同住。两人虽已论及婚嫁，但因文景已有一次结婚经历而遭到金母顽强的反对，金母极力为赫柱安排相亲，对象自然不是与赫柱同岁者，更不是已有一次结婚经历的女子。赫柱与文景渐渐地疏远，但在此时身为中学教师的文景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当赫柱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已是即将订婚之人。赫柱的母亲胁迫文景把孩子拿掉，并留下一句“这绝不是赫柱的骨肉”之后掉头而去。文景决心独立扶养孩子，她的肚子一大起来便立即辞去了工作，随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并开了一家托儿所。而赫柱再婚后也生下一女，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不幸他的妻子患了子宫瘤，在做过手术后被判定不可能再生育。金母察觉到香烟无人可继的严重性后便想把文景所生的男孩抱回。有一天赫柱突然出现，向文景说要将儿子带走，但是通过审判，文景保住了自己的孩子。
朴婉绪以批判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意识写成了这一作品。作品的结局，主角将悲剧的所有原因归咎于男子与父权家长制度，并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儿子养育成“抛弃生为男子就可凌虐及轻蔑女性的天赋权利的自由新男性”。
朴婉绪在上述作品之外也发表了长篇小说《活的人生的开始》，这可说是目前为止讨论女性问题最成功的作品。作品描写一个以贤妻良母的角色而自豪的女性，然而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经历过几次创伤后下决心离婚。作品揭露了女性受压抑的现实，并主张男女应共同经营一个平等的人生。
文清姬是经营一家美容院与美容学校的职业女性，她奉养患了老人痴呆症的婆婆，与做兼职讲师多年终于成为一所地方大学的教授的丈夫生养了两男一女。她一面工作，一面操劳家务，服侍身体不便的婆婆，服从丈夫，且为了家庭的和睦，忍受各种的不满而生活。她的丈夫邓仁哲是在寡母所教育的男性优越主义熏陶下长成的男子；他以为女人应屈居男人之下，必须服从男人且只为了家庭而奉献牺牲。文清姬为了得到孝妇良妻的美名而致力于家庭生活，可是当她在医院照顾自己的母亲时，却发现仁哲玩弄在美容院工作的玉姬。当外遇的事实暴露后，仁哲只敷衍地说了声抱歉且声言丈夫有外遇是妻子必须忍耐及宽容的事。清姬终于觉察到过去她的生活只是无谓的牺牲。于是她为了准备离别而独自到束草旅行，当她离家的时候，也就抛去了妇德的面具。
在朴婉绪的小说中我们也确实地听到父权家长制度崩溃的声音，她因此被男性批评者指为欲使男人在家庭中去势的厉害女人。（注：洪贞善：《一个女作家的自己爱》，《深井之水》，1985.11。）
李庆子则发表了女性问题系列小说集《绝半的失败》。这个小说集由12篇短篇组成，从婆媳问题、上班族夫妻、殴打妻子、丈夫外遇、诈婚骗色、卖春、性的疏离、离婚、贫穷女性等角度来探讨女性问题。这本小说集是将各种苦痛与被害的实例，通过女性的角度来加以文学化的最初的系列小说集，蕴含着极大的意义。让我们先来看看锐利地暴露了父权家长制度下女性所必须经历的不公平待遇的《两面驼子》与《两个女人》这两篇作品。
《两面驼子》描写了一个已婚的上班族女性因家务与工作而身心交瘁不被任一方面了解的故事。作者将无法同时做好家事和工作的女性上班族的生活比喻为残疾人驼子的生活。以婆媳问题为题材的《两个女人》则是展示出两个对立女人之间关系的作品。
主角明熙是一个30岁出头的主妇，她丈夫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课长，夫妇俩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并与儿子的奶奶同住。由于婆婆对丈夫的过度关心，明熙有一种被疏离的感觉，并且她与学历不高的小姑关系也不好。有一天她因为在婆婆吃早餐前就清了桌子而激怒了婆婆，婆婆在盛怒之下去了小姑家。当晚晚归的丈夫把明熙带到公寓外面黑暗的树林中殴打。次日明熙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而她在与母亲对话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女性的无奈。
“女人为何要受这么多罪？”
“所以女人不想生女儿吗！”
“把这些老旧的想法丢掉，妈！现在可不是以前。”
“好，争争吧！好好想想怎么样才能打胜仗，我也不喜欢受委屈。”
母亲顽强地说道，明熙睁大着眼睛打量着母亲，一霎间她感到强烈的同情，包括她不屑一顾的婆婆，她也感到这种感觉。（注：李庆子：《绝半的失败》，39页，图书出版，绿树林。）
最后带着孩子回到夫家的女主角也觉悟到婆婆与自身都受到同样的压迫。不过李庆子的《绝半的失败》虽然作为最初的女性小说集有很大的意义，但也得到了对男性的愤怒与憎厌太过表面化的批评。（注：朴惠敬：《超越愤怒与对立》，《文学思想》，1990.2。）
2.女性自我正体性的追求
1980年代中以探究女性存在的意义为小说主题的女性作家不少，她们将自我价值的追求视为写作的主要课题。传统的父权家长制社会将女性的角色限制于妻子、母亲及媳妇，女性本身是无法从这些角色中寻求到自身存在的价值的。女性已对父权家长制度下自身的角色感到后悔并开始追求自我的本质。
吴贞姬的作品《暗黑处的家》描写了在二十余分钟的灯火管制时间内女主角的意识与无意识的世界，即通过黑暗来描写主妇日常生活的疲惫与无意义。在家人归家前发生的这二十余分钟的灯火管制，使得女主角感到陌生与茫然。这个外表上看起来十分幸福的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在漆黑中看到了自己分裂的内心世界。虽然这种难以忍耐的茫然与不安主要是源于已尘封多时的遭到轮奸的记忆，而被孤立及抛弃的感觉及中年主妇的虚无感也澎湃在她的心中，这种虚无感使她的精神陷入错乱的状态。
吴贞姬虽然用心地剖析了深埋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内心，但是她对主妇的问题，并未从主妇与社会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而只注重个人的心理的层次，结果，终究无法突破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个瓶颈，（注：朴惠兰：《女性文学的检视》，《生活的女性学》，39页，图书出版，另一种文化。）同时也被批评为是丧失了历史前进意识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高涨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注：成民烨：《存在深渊中的凝视》，《风的心灵》（解说），文学和知性社，1986。）
此外，我还要提及一部将女性描写为在父权家长制度中只是一个为男人看家的看门人的作品，那就是金香淑的《玻璃守门人》。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全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依丈夫的职衔被称为院长夫人、室长夫人等，其意图即是要表现出女性归根结底不过是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集团中担任侍候男人的守门人之象征意义。所谓的玻璃就是家庭，丈夫即是妻子自身所照的镜子，而这面镜子中所出现的影像是否和谐就要视丈夫的公司是否认定丈夫的能力而定了。室长的妻子感觉到自身的生活是带着假面的生活，她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连丈夫不在的时候，也要为了配合丈夫的身份，维持一个模范主妇的美名而奔命于妇女会的事务。可是一等她觉悟到自身的生活并非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而只是为了配合丈夫的身份而过的虚假的生活时，她便开始感觉到喉咙与食道中肿瘤的痛楚。
3.社会意识的表露
因受到197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族文学与民众文学的影响，女性小说往往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女性不再将自身的问题局限在家人与家庭的范畴之中，而希望通过客观地反省自身在全体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认识女性的人生意义。
金香淑的《下沉之岛》是将富川警察局的性拷问事件文学化的作品。小说主角的女儿是一个参与反体制运动的大学生，却因为向权力对抗、挑战而付出了被监禁且遭到警察性拷问的惨痛代价。主角的女儿克服了女性的羞耻心，并向世间揭露了这件事，可是终究因无法承受一连串的人格污辱，她终于向权力屈服了，承认自己所揭露的不过是夸张的谎言。她的屈服使得她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与愤怒，而她也被释放了。但对自己的卑懦感到极端羞耻的主角的女儿认为重新回到大学只是与老一代的虚伪、安逸及自私妥协，最后她选择了成为劳动者的这条路而离开了家。而另一方面总是以自己圆满的家庭生活而自豪的女主角，在目击了经历了身为女性觉得最羞耻的事的女儿的挣扎过程，并且得知了丈夫的外遇事实后，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与矛盾中。而主角的女儿却将母亲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批评为是家庭中心的自私主义。
母亲与女儿间的距离无法接近，矛盾也越来越多，母亲借酒浇愁，对过去依恃的贤妻良母之形象感到彻底的绝望，最后终于成了渐渐地沉没的“下沉之岛”。这部作品将母亲所认同的传统女性形象与女儿所主张的女性自我改革意识之间发生的矛盾通过心理展现作了纤细的描写。
尹贞慕的《母亲》中的主角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她怀着要将儿子培养成博士和部长的梦想，经历了各种困难，那是为了要筹集孩子的学费。可是当她听到儿子因示威而被监禁的消息时感到了强烈的被背叛感。十年的耕耘，一遭便成荒地，使得母亲茫然不知所以，而儿子在给不来会面的母亲的信中写道：
母亲，母亲您知道吗？我自小从未作过坏事，进了大学后也一直照着我所学的而行动。教授、书上都是这么说的：法律是为了万民的平等而存在的；知识是为了受压迫的人民而使用的；世间的所有的学问是为了提高人与人的生活的本来的目的……（注：尹贞慕：《母亲》，《探路》，287页，东方。）
为了与孩子会面，这一件那一件地收拾着行李准备出发的沉痛的母亲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因理解儿子的志愿而改变了自己想法的坚强的母亲的模样。
金仁淑的《一齐走的路》是将一对劳工夫妇以浓厚的感情一齐携手走人生之路的故事文学化的作品。熙宰的妈是一个平凡的劳工的妻子，她对整日埋首于工会事务一点也不顾家的丈夫有着极大的埋怨。虽然她也是劳工出身，比起任何人来都更了解丈夫事业的重要性，但由于现实生活，她不得不采取反对的立场。丈夫为工会终日奔波，甚至无法参加孩子的周岁宴会，这使得她代替了毫无消息的丈夫受到亲戚们强烈的责难。可是当满怀委屈与不满的她在工运现场找到了丈夫时，却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想法，她也从而变成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强韧而积极的新女性。作者在作品中告诉我们一个人走不如两个人一齐走来得有意义，阐明了女性问题的正确解决并非建立于男女间的特别对立，甚至性的压迫之上，而是要从人类解放之上出发，强调了男性与女性要一齐解放。
1980年代的女性小说所显示的特征即是主角多为中产阶层的妇女，而这些小说的题材及所显示的矛盾的形象亦是十分广泛与多样。对父权家长制度挑战的女作家从重男轻女的思想、波媳问题、女性对其在家庭中所扮演之角色的失望及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探求等来讨论中产阶级妇女所受的压迫。但是今人惋惜的是女性问题自身却渐渐沦入只注重个人的层次而与现实社会脱节，即是一方面以愤怒与警戒之心暴露及控诉迫害女性的实例，一方面又将女性问题局限于所谓的男女不平等的窄小面上。坦白地说，今日我国的女性文学虽有几部杰出的作品，但总的来看仍停留在一个揭发文学的阶级。（注：高静熙：《超越素材主义的新人性的实践》，《文学思想》，1990.2。）现在，应不再将女性问题局限于个人的范围，而应将其视为父权家长制度所衍生的全体的、社会的及政治的问题，进而从透彻地对社会构造的认识中严肃地来探讨它。女性们要雪洗冤屈就要有自己的主张，（注：赵惠贞：《解开恨之锁，寻找自己的主张》，《文学思想》，1990.2。）必须配合总的状况提出新的见解。结果是我们所期待的女性文学的走向将不是集中于男女间的不平等问题，而是强调为了人类的发展，男女必须一齐改变，不要只从女人一己之见来看这个问题，而应从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找出人类解放的新里程。
（二）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的特质
新时期为文学发展新的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建国初的17年，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并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很深的伤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后从1979年开始，文艺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开始视文学为主体意识的展现。文学的创作日渐繁荣，这一期间称之为新时期。
女性作家开始登上文坛是在1979年之后。1979年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方面也从“工农兵”的题旨中解脱，使得体制的艺术性与主题的多样性成为可能。文学一旦从政治中解放，即开始思考人的问题。素材、主题、表现方法、思想等所有权利皆归还给了作家。在如此的变化过程中，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曾受到更多的限制，所以，解放感也比男性更强烈。她们趁着解放潮流，为了满足创作欲望，开始向文坛跃进。
这一时期代表的女性作家可举宗璞、张洁、茹志鹃、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谌容等，这些作家大都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或优秀中篇小说等各种评比中有过获奖经验。她们的作品以伤痕文学为始，创作了许多凝视从政治斗争现场到平凡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各式各样人的生活的作品，并渐渐转到讨论疏离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借由女性的经验，对所感受到的压抑和妨碍加以深刻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大体上有两类特征，女性意识的表现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王绯将这两种特征分为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来加以说明。（注：吕晴飞主编：《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4页，中国妇女出版社。）
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即内在世界，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即外在世界。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是对女性自身世界的开拓，是女性的自我表现；而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指称女性世界以外，是对所有社会之人间生活的表现。女性文学的这两种世界关系紧密并互相影响。张抗抗曾呼吁道：“我们需要第二世界。”（注：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第一，讨论女性意识的作家。描写女性本身的生活情感和女性特有的爱的感受、爱的痛苦，母性爱，并指控传承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强调性别平等的关系，追求男女平等，主张女性的独立人格，将女性意识作最适切表现的作品是1982年张抗抗所发表的《方舟》。《方舟》描写三名离婚女性独自适应社会的苦难过程。方舟的意思是并排而行的船，有木筏之义。将在社会中漂流的三位女性的人生比喻为茫茫大海中的木筏，这象征着女性不幸的生活。这三位女性虽脱离了家庭的父权家长制却仍无法逃脱出社会的男性优越主义。另外，比这篇作品更早发表的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该篇作品描写的是因革命的道义心，虽与前妻无爱情而仍与之结婚的一男子和一离婚女性的悲恋。在政治因素的强大压力下所达成的无爱情的婚姻，与封建时代奉父母之命而结合的婚姻有何不同？此作品作为描写长期以来视为禁忌的主题的第一部作品，有着另一层意义。
借着婚姻而领悟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的小说，还有张抗抗的《北极光》。小说的主角陆岑岑，因不幸的婚姻而领悟到真正的爱情。作品揭示了不幸的婚姻带给女性的内心痛苦，从而要求婚姻自由以及正当的离婚权利。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小说，多以婚姻或爱情为主题，并在处理这类主题中，反映妇女因男性而决定命运的被动位置，因为在中国法律上、经济上男女虽平等，但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仍继续存在，并压抑着女性。
第二，处理社会意识的作家。1979年以后所出现的女性作家，大都从事教师、技术员等职业。谌容、张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男性一样到农村或边疆劳动。她们与男性并无区别，再加以中国文学传统上重视文以载道，作家对社会现实相当关心，这时期的女性作家亦习于以中性（注：李子云：《近七年来中国作家创作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6年第10期。）的眼光来注视社会现实，观察问题，从而超越了女性意识，在主题选择、主题处理，甚至观点上与男性作家也无差异。张抗抗说：“她们所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一世界上男性与女性所面临的共同之生存和精神危机。”（注：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将此特征作适切表现的作品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作品中火辣辣地批判了社会的痛弊，完全没有显露出任何的女性色彩。内容是叙述眼科女医师陆文婷，受到非常恶劣的待遇和艰辛的生活。小说将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来作为社会问题讨论。
除此之外，年轻女作家乔雪竹和蒋濮的《今夜霜降》、《水包子》，描写农村的昨日与今日，文体强毅严肃，并无流露出女性作家的风貌。另外，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安忆的《小鲍庄》、张辛欣的《北京人》，也没有女性的柔弱、感性的情绪。这种超越女性意识的作品，在这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新时期文学的成果是挣脱了过去束缚于“工农兵”的题旨，在各方面变得相当宽广多样，而且总体上文学的水准更高。可说作品的艺术个性增强，使各层次水准均衡地发展，因之也为90年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如上所述，新时期女性小说家的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讨论女性的自我发见、质的感受、对男尊女卑的不满等的女性意识作品，另一是超越女性意识、直视社会现实、与男性作家并无任何不同的社会意识作品。女性作家的关心不再局限于女性生活观，而是转而关心人类、社会、历史方面，与男性作家的区别模糊了，这可说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成果。如果不是如此发展，将使女性文学只限于女性文学而已，而无法成为所有人类的文学。
四、结论
韩、中两国女性文学的抬头，随着两国历史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可说非常相似。1917年韩国女性主义开始登场。经过1945年八·一五解放，六·二五战争，1960年四·一九以及五·一六，并以此过程为跳板，形成了1970年代产业化的争速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民族文学的风潮，同时女性文学也蓬勃开展。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达亦是由五·四时期开始，经过30年代国内战争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在四个现代化的潮流中，文学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此时，女性文学正式地发展。韩国在19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正式展开，而中国亦是在1980年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开始活泼蓬勃。两国女性文学发展过程如此相类似，吾人认为是因为两国几乎在相同时期受到了西欧所传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
比较韩国女性小说与中国女性小说的特质，我们可知两国发展样式有所差异。韩国女性文学得以发展，可说是由1970年代民众文学而开始的，在畅言苦痛的过程中，女性文学亦开始觉醒。然而1980年代韩国女性文学主要局限于中产阶级女性的问题，对受到疏离的劳工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关心，而且，虽然指出了女性问题，但仍只停留在私人的层面上，无法与社会相联系。相反地，新时期中国女性小说，有些作品令人无法分辨出作家是女性或是男性，换言之，中国女性作家并不只耽于炫耀女性美，专于探究爱情故事，也不只一味抱怨婚姻制度中不合理的女性地位。那是因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基础，在1949年之后，于土地改革或婚姻法制定上，女性在法律上、经济上于某种程度都能有所独立。未来，韩、中两国的女性文学要更为发展，应调和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将女性文学升华为真正的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