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契约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及其演化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契约论文,新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契约经济学，由西方经济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创立，它是在新古典契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新的契约经济理论。现代契约经济学创立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热切关注着它的进展，并致力于更深入的研究，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一个严谨的现代契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正如方法论是经济学形成的基础、发展的源动力一样，现代契约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也同样与自身的方法论息息相关。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契约”概念取自法学，它是一门典型的法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因此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其方法论也必然有一定独特性或选择性。本文将透过现代契约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轨迹的回顾，探索推动其发展的基本方法论及方法论演化新趋势。
一、现代契约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轨迹
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两个重要的阶段：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阶段和不完全契约理论阶段。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放松了新古典契约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用不完全信息或不对称信息假设替代。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契约经济学进入它的初期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仍然坚持新古典契约经济学的完全契约范式。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威廉姆森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系统提出契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接着在80年代中后期，格罗斯曼、哈特把不完全契约的思想加工为严谨的不完全契约数理模型，不完全契约思想的数理化标志着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由完全契约范式向不完全契约范式的转变。如果说非对称信息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的提出是理论革命的话，那么研究范式的转变则是方法论的革命，而后者则是现代契约经济学理论体系最终建立的至关重要的一跃。
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发表的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信息的日益重视，促使他们对新古典契约经济学不断进行反思，并撰文批判其严重脱离契约经济现实的完全信息假设。他们把新古典契约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修正为不完全信息，最终导致新古典契约理论（或传统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演变为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初步形成。尽管现代契约经济学是在修正新古典契约经济学的“硬核”基础上形成的，但它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精心的设计，契约双方仍能够签订完全契约。
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完全基础上，从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纬度对契约进行了创新性研究，系统地提出契约的不完全性思想。而80年代中后期，格罗斯曼、哈特和摩尔一改传统的定性描述方法，将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应用到契约关系的研究中，设计出第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模型，并且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对威廉姆森的不完全契约思想进行模型化。从威廉姆森的不完全契约思想到严谨的数理模型，基本上完成了完全契约范式向不完全契约范式的转变。此后，契约经济学家们不断进行后续研究，特别是阿洪模型（阿洪等，1994），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强化了不完全契约范式。阿洪模型表明设计一个能产生最优结果的不完全契约是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只有完全契约才能实现最优结果的结论。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完全契约范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二、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
从现代契约经济学的既有理论考察，可以看出其基本方法论是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方法论中以证伪主义为主，实证主义为辅。
现代契约经济学是在修正新古典契约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从一开始，现代契约经济学就闪烁着证伪主义特别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光芒。证伪主义哲学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哈奇森介绍给经济学家们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从60年代开始证伪主义占了上风，在70、80年代方法论的大讨论中开始广为流行，一时间，对现有或过去的理论的理性批判开始兴起。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坚持严格的标准而受到攻击，但现代契约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还是接受了证伪主义，尤其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而波普尔致力于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取代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结构的静态模式的“批判理性主义”，更成为经济学家们修整和发展自己理论框架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初，阿克洛夫通过经典案例“旧车市场”阐述了不完全信息理论后，契约经济学家们运用拉卡托斯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用不完全信息修正新古典契约经济学的“硬核”之一的完全信息假设，使现代契约经济学初步建立。此后，现代契约经济学家们不断修正和发展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最终实现了完全契约经济学范式向不完全契约经济学范式的转变。证伪主义对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用证伪原则逐渐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通过辅助假设的调整，不断取得“框架的进步”。委托—代理理论构成契约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框架，甚至成为契约理论的代名词。经济学家们不断对此框架进行修正和扩展。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也就是新古典契约理论，是建立在委托方和代理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假设上的，后来放松完全信息假设，用不完全信息取而代之，奠定了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初步理论即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不管是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还是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委托方对代理方的主观评价是客观的，换言之，把委托方对代理方的主观评价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展开讨论。而近期马克莱德（2003）构筑了主观评价下的最优契约的标准模型。他把主观评价因素内生化，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拓展。其二，对若干分支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如专用投资下的关系契约的治理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成本和有限理性，很难签订阿罗—德布鲁意义上的完全契约，更多情况下是不完全契约。契约人的机会主义使不完全契约很容易被违背，特别是在存在专用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契约违背的风险规避导致社会投资的低效率，所以对关系契约的治理就格外重要。威廉姆森提出专用资产这个概念以及关系契约的治理问题后，契约经济学家们（阿洪，1994等）首先研究了只有一方专用资产投资下的关系契约的治理，他们的结论是：在假定只有一方专用资产投资时，假设投资方有谈判力时，那么双方进行契约后的重新谈判，可以同样实现有效率的交易。而其他的关系契约经济学家（伯恩赫姆和温斯顿，1998；车和豪斯齐，1999等）则把一方投资扩展为双方联合专用资产投资情况下的关系契约的治理问题，在联合投资的假设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假设存在联合专用投资，那么契约的价值依赖于契约方能不能承诺不重新谈判契约条款，如果承诺不重新谈判，那么就存在有效率的方案。第三，用经验数据的证伪取代对理论的证实。现代契约经济学起始于对劳动力市场缺陷的研究，但现代契约思想现在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市场。一个经典的经验证伪案例是道格拉斯·伯恩姆和马歇尔·温斯顿（1998）的大学与教职员工的契约。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完全契约能实现最优结果，但完全契约难以设计，言外之意，不完全契约只能实现次优结果。但此案例表明把能写明白的契约条款故意让它模糊的战略可以得到更优的结果，这就证伪了只有完全契约才能产生理想结果的结论。
尽管现代契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契约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毫无疑问它继承了其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一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的要求集中表现在理论公理化方面。理论公理化要做的是：一是把理论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个构成系统，该系统的基础由“基本概念”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人类直接经验的反映或能解释为物理操作。概念构成系统不仅要说明各类概念间的区别与相互关系，而且要求从基本概念出发如何逐步推导出所有其他概念。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完全契约和最优契约这些基本概念出发，引申出一系列的组概念：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最优契约和次优契约、隐契约和显契约、简单契约和复杂契约、短期契约和长期契约。这些概念都是契约交易检验的反映，相互间有区别也有联系，有各自的成立条件和适用空间，所有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一个系统。二是把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理论的“基础”由公理组成。这样，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都可以由公理通过演绎推理而导出；理论的公理化是以一系列的公理或假设作为前提，进行抽象逻辑推演，得出结论，构成一个可接受经验检验的理论假说。理论的公理化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形式的要求，而证实原则是从理论的外部来检验理论优劣和可接受性的标准，判断理论优劣和适用性依赖于理论推论与经验检验的相符程度。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因此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经验检验工具。现代契约经济学家理论假说的建立和完善正是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抽象演绎和经验检验的要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卡德（1990）构造出未预期的通货膨胀、真实工资和工会契约下的就业决定模型，采集了1966—1982年加拿大1300个契约样本，运用计量方法得出名义契约条款在劳动力总需求和就业决定上的重要作用。班尔杰和杜夫劳（2000）把声誉因素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印度软件工业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在存在专用资产的情况下，声誉因素制约了印度软件工业的契约交易，而印度软件工业的经验数据和计量模型表明，声誉在契约的选择和契约的结果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常春等（2003）在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实证分析中，考察了产权改革也激励契约的关系。运用计量方法，设定契约这个虚拟变量，发现资产回报与激励契约成正相关关系。斯特凡娜·索西耶（注：斯特凡娜，索西耶：《不完全契约理论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一个检验》，克劳德·梅纳尔编《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64页。）运用法国电力公司的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分析分析了契约有效期限与资产专用性的相关性及契约的作用，结论表明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契约形式的决定扮演着重要角色，契约的有效期限与资产专用存在正相关关系。
由以上可以看出，现代契约经济学家运用证伪主义理性批判的工具，不断对原来的契约理论框架进行挑战，产生新思想和新理论。而这些新思想一旦成型，便试图用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检验它的科学性。当威廉姆森提出由于资产专用性交易条件的存在，适合用长期契约或垂直兼并来解决契约双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后，斯特凡娜·索西耶运用法国电力公司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对契约有效期限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契约的有效期限与资产专用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自克莱因（1981）提出契约的机会主义的解决要靠市场（即声誉对契约履行有制约作用），巴奈尔吉和杜夫劳（2000）运用从印度软件工业搜集到的数据，定量评估声誉的重要性和契约限制的严重性。正是在理性批判—假设和演绎—经验检验的不断循环中，不断推动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发展。
三、现代契约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演化新趋势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是“唯科学主义”，受其影响，现代契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一开始就带有“唯科学主义”倾向，所以大都运用证伪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尽管它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全部采用实验的方法，但契约经济学研究对象“契约”来自法学，这个概念意味着采取可控实验、模拟契约交易过程还是可能的。所以，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加强了其科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契约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的法学基础本身就赋予其方法论较强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方法论主要表现在历史主义、心理主义和组织主义。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人文主义方法论的烙印。但另一方面，现代契约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者们始终割舍不下其“科学主义”情结，所以，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日益融合的新趋势。
尽管经济学不能全部进行可控实验，但还是有一部分可以用实验方法来提供经验数据。实验方法可以弥补经验数据的不足。现代契约经济学实验方法运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求职歧视，克劳第·高德因和劳斯（注：马克莱德：《主观评价下的最优契约》，载《美国经济评论》2003年3月，第226页。）通过可控实验，发现劳动雇佣中的性别歧视：负责招聘管弦乐队职位的面视者，如果用屏幕把求职者遮住，只能听其声而不能观其人时，女性求职者被录用的数量显著提高。
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历史主义集中表现在完全契约范式向不完全契约范式的演变。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学方法决不是假说演绎方法，而是观察、归纳和类比，即历史主义方法。历史主义者库恩认为，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只注重理性分析，忽视了社会、历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学划界中的作用。波普尔认为，科学总是处于永恒的革命的状态中，一部科学史就是不断地提出假说和否定假说的历史。而库恩则认为，经济学中的革命实质上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抗争，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很难说消灭哪一种经济学，而只能是范式转换科学史的特征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内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为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长期以来，完全契约范式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完全契约范式占据了统治地位。
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心理主义。心理因素对均衡的影响长期以来被致力于经济学“科学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分析框架之外，而现代契约经济学家日益重视心理因素对均衡契约的影响，如马克莱德（2003）构筑了主观心理评价下的最优契约的标准模型，考虑了雇佣方的歧视性评价对均衡的影响。更有甚者，心理契约理论已经发展为现代契约学的一个理论分支。
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的组织主义。组织主义对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因素在契约治理中的作用。在存在专用资产投资，而又难以把契约设计成完全的情况下，对机会主义预期风险的规避将使社会投资达不到最优，现代契约经济学家们设计各种组织进行干预救治，包括垂直一体化、交换抵押品、变更产权、分配控制权、设计权威关系。市场是有缺陷的，私人契约是市场的替代或补充，但它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如私人契约的高成本、高租金损耗（约翰逊和利伯坎普，1982；威金斯和利伯坎普，1985）及外部性问题等等。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社会契约对治理私人契约的问题。科奇可夫（1988）开创性的提出通过年老的一代向年轻的一代出售社会契约来解决私人契约的问题，呼吁把私人契约纳入到社会契约的框架之下。而托马斯·唐纳森等（2000）的综合契约论中强调应将“经济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添加上社会契约的含义。可以说，社会契约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组织主义的延伸。
四、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演化的评价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代契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呈现出同步进行的特征。方法论的演化推动契约理论的进步；而契约理论背景的变迁，特别是社会因素发生变化时，必然要求理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断修正和创新，理论的创新呼吁方法论的进步。现代契约经济学把任何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契约，那么，交易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契约理论的相应改变。例如，电子网络交易是一种新的交易，它的交易条件和交易特征不同于以往的交易，那么，按照现代契约经济学的观点，电子网络交易契约也不同于以往的交易契约。这种交易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契约双方有更强的机会主义，而针对以往交易的机会主义风险防范的双方或多方契约治理方案在这里往往收效甚微。因此，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交易方式会不断改变，而交易方式的改变势必催生新的契约理论。此种交易的高机会主义风险将从双方或多方治理过渡到集体治理，也就是更加重视社会（或组织）因素在契约治理中的作用。可以预见，未来的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必然更加重视社会、心理等人文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出自对科学性追求的偏好，契约经济学家们仍然会继续坚持和发展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而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将为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验证和修改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而契约本身这个特殊研究对象也成就了可控实验模拟的可能性。克劳第·高德因和劳斯的契约实验案例证实了契约人的理性是带有主观偏见的理性，因此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应该是“有限理性”，而有限理性是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之一。
此外，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现代契约经济学很容易受到其它学科和方法论的影响，新的学科的产生或相关学科方法论的进步，都会成为现代契约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演化的内在动力。如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不完全信息方法论的应用，以及差不多同时期的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新古典契约经济学演化为现代契约经济学。
综合以上，现代契约经济学方法论将日益走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而且现代契约经济学理论也将伴随方法论的演变呈现同步演化的动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