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心理浚源
高楷娟1，2
(1.空军工程大学 基础部，陕西 西安 710051；2.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美国新民粹主义勃兴原因复杂，但主流解释是从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矛盾入手，对处于核心地位的心理要素研究未及深入。为避免惯用分析法出现的解释局限性，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内在逻辑研究应对“心理”进行多维度分析。美国当代自恋主义文化心理拟建了合适的新民粹主义发轫的心理环境；反智主义心理从个体和群体双层心理层面为美国新民粹主义兴势创造了心理条件；不安全感衍生的依附心理契合美国新民粹主义心理取向。
关键词 ：美国；新民粹主义；心理
2014年《美国民粹主义百科全书》收编“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词条，界定如下：“新民粹主义是人民治理能力超越精英的哲学理念。”[1]它强调了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突出了以民为粹。虽然它似乎并未赋予“民粹主义”新的内涵，但是“新民粹主义”的“新”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研究指向意义，为美国民粹主义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溯源美国民粹主义历史，19世纪的“人民党”运动作为美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开创了美国民主政治改良的新局面。20世纪的民粹主义运动逐渐开始用激进的方式表达反现实政治的改良诉求，为解读民粹主义提供了详尽的现实考据。21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则展现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它的崛起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大，乃至影响力之持久前所未有。由于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爆发的物质基础、国内外环境、民粹动员力、民粹手段以及民粹推进程度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推力，因此，21世纪民粹主义具备了跃升性的“新”标准：第一，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爆发的物质基础比以往具有跨越性提升；第二，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内涵更丰富，要素更多元；第三，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策略更具有突破性；第四，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与转变中的新媒体格局不谋而合，动员手段具有划时代的拓展性；第五，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出现了极化表现——社会主义倾向。
由于新民粹主义具有区别以往的发展特质，单一的“经济问题”或“身份问题”研究路径无法满足当代复杂的民粹主义研究需要。因此，立足新民粹主义的发展特质，进行突破性新思考，才有可能探明新民粹主义运动的内在逻辑，进而解释为何这一波民粹主义运动能够如此声势浩大地改变民主政治的面貌。基于美国法学博士斯坦顿·皮尔(Stanton Peele)强调的研究应重视“社会现状和心理状态之间联系”[2]，《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阐释的理论要素之一“民粹主义的心理基础”[3]175分析，以及《解读民粹主义》提出的“主体逻辑”[4]9新思考，本文将美国新民粹主义的研究聚焦于行为主体，充分认识民粹主义作为心理结果这一事实，沿着心理学线索不断深化对于主体的认识，进而探析新民粹主义的心理环境、心理基础以及心理取向，旨在从心理层面给予美国新民粹主义有效解释。
一 、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心理环境 ：自恋主义文化心理
文化变迁与个体心理和结构化活动的演变之间构成了一个演进的历史实在，不同时代规定了身处彼时的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进而影响他们与之对应的行为反应。深入研究美国社会文化及其产物——文化心理，可以解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分裂状态，有力解释美国现代人精神异化的现象，明确心理环境如何滋养美国新民粹主义。关于美国当代文化的界定，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提供了清晰的描述。他认为，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社会逐渐形成了“看似商品供应与自由交换不受任何限制，实则深受品味、辨识、知识和文化资本影响的消费文化”。[5]它“加速了个体化进程”，消解了集体概念和集体心理，出现了“有别于资本主义早期‘人的异化’特征的、产生于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异化现象”，呈现出文化内核的重塑。[6]62根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美国“文化核心”的定义，盎格鲁-新教文化是“国民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7]45然而，由于遭遇了消费文化的挑战，曾经的文化核心塑造的生产导向型文化已经转向消费导向型文化。崇尚工作、勤勉与节俭的新教伦理被颠覆，消费社会摒弃了“教育人们把世俗职业视为‘天职’”，[8]唯独留下了“美国新教文化使美国人成为世界上个人主义最强的人”[7]52这一个体化精神。最终，“个体化与消费伦理共同催生了一种提倡享乐主义并高度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文化——自恋主义”。[6]70随着消费文化驱动自恋型人格的演进，“自恋主义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人格特质”。[6]67自恋型人格使个体产生某种对自我病态的迷恋，而自我迷恋严重妨碍自我需求的满足。这种障碍导致其总是沉湎于某种无边的失望感，体验着深刻的焦虑，并在面对自我存在时产生严重的分裂：自恋者的自我迷恋心理存在关注需求，只有“求异”才能满足关注需求，但自恋个体恐惧“与众不同”，唯有“求同”才会满足安全需要。因此，忍受着撕裂人格之戕害的“自恋者体验到强烈的空虚感及不真实感、一种自尊被严重动摇的挫败感。他们既不相信历史，又对未来充满绝望”。[6]67自恋主义文化将美利坚合众国经营成一片充满疑虑的心理荒原，为新民粹主义肆意拓殖提供了便利的心理环境。
新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心智建设，如果它要从社会大众中获得力量，必然依赖于“心灵和情感的唤起”[3]65、激情和热忱的构建以及理性与智力的抑制。拥有普遍自恋人格的美国人无法正视民族自尊在全球金融浪潮中历经的刷洗磨损，其民族心理逐渐被焦虑与挫败侵蚀，严重动摇的自信心使之蒙羞、愤怒。曾经助推着美利坚开疆拓土的美国精神和信念在日渐消极的美国民族心理的抑制机制中转化为宏大的自我被侵犯性情绪，新民粹主义藉由社会转型激发了美国人的被侵犯感和不安全感。基于情感共鸣的唤起，新民粹主义者刺激自恋者建构极端夸大的自我，鼓动其更激进、更热忱地自我表现，并利用自恋者脆弱的高自尊，放大他们对消极评价的敏感性、自我防御和强攻击性。
根据“自恋型人格的理论模型”对自恋个体的心理现状分析，自恋的主观体验源于自恋的功能紊乱，包括非整合的主导心理状态、元认知功能的改变、缺乏集体归属感、价值观的过度使用、自尊和认知偏见。[9]1246具体而言，非整合的主导心理状态表现为“自恋者思维的夸张、自负、充满权力”；元认知功能的改变会导致自恋个体认为他人低级、无用，因此与他人疏离；自恋者在缺乏集体归属感的同时，会过度强调自己的价值观，最终形成高自尊和认知的偏见。[9]1249脆弱高自尊使个体深感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难以防守，极度不安的自恋个体陷入持续升级的悖谬的逻辑——对他人认可的需求不断强烈，但自我迷恋又使其无法满足。高自尊的自恋者被驱使着追逐更强的控制欲、表现欲、权力欲，获得渴望的优越感和自我价值感，然而病态的自我关注会阻碍他实现自我满足感。因此，个体只能表现出较之以前更大的狂热。这种狂热的占有、激情的表现、热忱的逐权与民粹主义的偏执、狂热如出一辙，使自恋个体不明就里地汇入新民粹主义浪潮。美国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列明自恋型人格的特征：强烈自负；幻想名利；自命不凡；求誉成瘾；特权凌人；人际剥削；缺乏共情；能嫉善妒；自大傲慢。[10]669这些特质中的高权力欲和强防御性共同拟建了个体的反精英倾向，建构了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内核——人民与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
我国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之一。吸烟在哮喘患者中较常见，且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易患哮喘，吸烟使哮喘更难以控制[1]。本研究探讨戒烟对吸烟哮喘患者气道炎症及肺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由于自恋者具有幻想名利、自命不凡、执着权力的心理特征，个体倾向于挑战权威，获得高自尊。“强烈自负”与“自大傲慢”驱使自恋者竭尽所能地建构极端夸大的自我。2015年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自己比政客更有能力解决国家问题，而那些对政府感到不满的人中，73%的人认为普通美国人可以比政客做得更好。[11]在新民粹主义的煽动策略中，自恋者不断追求更激进、更热忱地自我表现。“求誉成瘾”将习惯于疏离政治，聚焦自我的大众纳入政治进程中，自恋者寄望于在“反精英”的对抗中获得他人认可，认为“反精英”的成功就是证明自己具备“过分夸大的才华和成就”。[10]669在对高自尊和强赞誉的追逐中，自恋者与新民粹主义真正契合于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鼓励自恋者任意浮夸表现以博取关注，将其对于金钱、权利和名声存在极强的先占观念践行不悖，新民粹主义也正是在此充分迎合他们求誉成瘾的心理，鼓励他们大有作为。新民粹主义者将自己对舆情的控制和主导谦逊地让渡于自恋者，但是自恋者获得如此夸大的存在感和优越感的代价是将自己具象为新媒体的粉丝数量值，出让自我制造话题的能力，以及对于媒体的关注度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美国自恋文化心理在不可驾驭的表现欲和权力欲的驱使下，凭借现代科技力量，形成强大的、抑制理性的舆情控制攻势，为新民粹主义出现并蔓延集聚了最大的社会心理能量。
闯入政治的自恋者不甘愿屈服于权威，“能嫉善妒”使其倾向于推诿客观，归咎他人，更愿意在道德攻击中获得权力。传统精英作为美国政治权威，对他们的攻击成为自恋者最天然和最直接的心理外化表现。自恋个体将各种潜在的消极评价性信息臆想为巨大的威胁。为了避免在臆想的外部威胁中受伤害，具有脆弱高自尊的自恋个体采用各种类型的“自我保护”“自我扩张”“自我增强”策略来应对潜在的消极评价，极力寻求与自己交恶的人(传统精英)身上的缺点，并将其概念化、放大化、公开化。[12]为了对抗或打击政治对手(传统精英)，他们会不择手段，甚至启动污名化对手程序。他们将传统精英定义为虚伪、无能、邪恶等消极意象，表现出彻底地不信任和极端地反抗态度。自恋主义建构的精英形象完全融于民粹主义的“外在的人民观”逻辑：民粹主义视人民大众为精粹，并赋予其一切道德高尚、勤劳善良、富有智慧、真实美好等意义，反之，精英则被标签化“伪君子”，被视为虚伪做作、腐败无能、愚蠢邪恶的人民的敌人。具备如此同仇敌忾的心理背景，自恋者将对阵传统精英看作是依赖于理想主义和道德感召之举，将自己自然而然地视为新民粹主义的浴血前锋，掀起是正义的、道德的、“拯救国家或实现复兴的运动”。[3]59
服务社区成员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光荣使命，是高校创新办学模式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改善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的重要前提。社区学院应把为社区成员的个人发展服务放在首位，通过社区成员个人发展服务进而为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服务。各高校应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支持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社区教育成为学校服务经济转型、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的重要窗口。
个体对外界的敏感和担心会产生具有偏见的疑惧心理，不思极恐的疑惧源于存在确认偏见和自我中心偏见的心理预设，即“世界是危险的”。[19]疑惧在聚合的情况下，会形成反理性主义的偏激文化，即疑惧周遭一切都是隐蔽的阴谋，并对负面或中性的信息产生错觉相关，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一切东西，而这种“产生错觉相关”的疑惧心理正是新民粹主义“想象政治”发挥作用的天然盟友。作为一种想象政治的特殊方式，新民粹主义为建构一个在臆造的危机中反复固化的、不断扩大的道德的同类群体，不断制造耸人听闻的阴谋论，用极富煽动性的、恐吓性的、旨在妖魔化竞选对手的激昂语汇加剧人民的恐惧。囿于疑惧心理的个体迫切希望出现强人型领袖或政党获得权力，为正义和道德发声。新民粹主义者一方面利用消极和负面的想象将反智主义个体聚合成为虚构的实体，利用道德正确打压政治正确，使这条“政治言行限制线”被民粹主义号召的道德正确牢牢掣肘；另一方面，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狂热民族主义感召作为反智个体强大的信仰支撑，其固化的、强大的美国信念凝练出“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激发浓烈的民族感情，最终也使得个体理性泯灭于情感。[20]由于精神病源、科技心理、疑惧心理将个体受缚于怠惰不思的反智主义，个体层面的反智主义为新民粹主义迅速成长提供了有力给养，并为其大行其道扫清了障碍。
二 、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心理基础 ：反智主义心理
从科技心理角度对个体反智主义的探讨主要涵盖了认知和交流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分析科技心理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解释了科技如何巩固个体的“反智主义”身份认同；其二，通过研究“新科技-新传播模式-激进的网络心理”三者之间的建构关系，阐释了科技的双刃效力对个体反智主义的影响。美国作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Pierce)撰写的《美国白痴》从认知层面分析了新媒体科技下的个体反智主义的心理，指出全球科技跃进式的发展的可怕副作用是不断加剧的反智主义化。网络世界不允许思考浪费时间，崇尚速度，追求秒杀，传递的永远是喧嚣的消费主义，“其产生的反作用毋庸置疑就是使大众，即便是受教育的或专注于定向信息检索的个体都必须经受无效却异常显眼的信息干扰，最终导致智力上的自满和故步自封。”[14]网络技术和文化重塑了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路径，甚至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思维和心理，“美国曾经追求知识的美好共识已然坍塌，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敢称专家……”。[16]科技平台上“妄称”专家所反映的“反知识分子”心理也已经成为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消费文化、自恋意识、技术迷恋合力塑造了人们对于网络的毫不疑问、不加辨择、随波逐流的被动接受的盲从心理，网络庞杂的信息对于受众不再是提供辨别和选择的依据，而是险要的迷惑和障碍，在科技打造的超时空互动的新型心理状态下，受众沦为当代美国新一代盲目追随者。
个体层面的反智主义研究涵盖了多个视角切入：人类本性、精神病、科技心理以及确认偏见心理。就人类本性而言，“尽管人类具有思考和推理能力，但理性思考并不是默认设置。人的天性是情绪化的、懒惰的，情感和兴趣远超过批判性思维”。[15]因此，个体只有经过教习，才能逐渐练就对于反智主义的防御和抵抗能力，降低自身被攻击的可能。然而，“个体的理性本身并不是人类的救赎。理性思考可以应用于任何道德或不道德情景，这就是为什么价值观也是打击反智主义和促进进步的、以人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关键。因此，反‘反智主义’认为最好的现代价值观并不植根于古代文献，而在于人类经验、知识和自然人类的利他倾向”。[15]但是，美国当代普遍流行的摩登精神病——自恋主义的利己属性强化了病态的美国大众的“自我中心”心理，阻滞了反“反智主义”的救治道路，个体的理性被自恋主义裹挟，对于制胜反智主义已然束手无策。
美国有着悠久的反智主义传统，“这种长期存在的对于无知的崇拜一直作为某种常量贯穿于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使社会被一种极其错误观念滋养并教习，认为民主意味着自己的无知与他人的知识一样平等、美好。”[14]随着反智主义的日益增长，它“驱散了科学、艺术与人文，取而代之的是娱乐、自以为是、无知和刻意的轻信”，不断唤起弱智化和低能化，最终演化为美国著名作家、报刊评论人瑞·威廉姆斯(Ray Williams)描述的“积重难返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组成——视频文化对于印刷文化的战胜，美国人正规教育水平上升与他们对基本的地理、科学和历史知识掌握却贫乏之间的脱节，以及反智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14]曾经游荡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如今呈现上层化趋势，反精英、反理性和反科学这股巨大的潜在基础已经注入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不可抗拒地挑战“政治正确”底线，刺激着非理性的、盲从的民粹情绪。缘何美国会出现反智主义盛行甚或上行的趋势？美国人道主义协会法律总监大卫·尼欧斯(David Niose)归纳了美国促进反智主义的原因模型，认为“反智主义是美国社会功能失效的根源”，并将反智主义日渐其嚣的来源拟定为：宗教、政府、企业和个人。[15]尼欧斯特别强调，美国反智主义大行其道，除了宗教、政府、企业这些外部因素对于个体接收端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脆弱性这一内在因素”。[15]因此，聚焦主体这一内在因素，充分挖掘人类的脆弱性是揭示反智主义的必要途径。为了进一步厘清反智主义与新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双轨路径，拟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对反智主义进行分析，研究内在因素如何驱动反智主义的流行，以及反智主义如何在个体心理层面和群体心理层面为美国新民粹主义兴势创造心理条件。
（3）在员工的“忠诚度”评价中，本文依据文献，设计出如下二级评价指标：员工会把这家公司介绍给他的家人和朋友（V131）、员工相信在这家公司工作会给他们带来提升事业和成长的机会（V132）、员工很自豪地向亲戚和朋友们介绍他工作的企业情况（V133）。
长期研究民粹主义的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认为：“民粹主义政治是非常规的政治，它自带的宗教复兴运动味道使民粹主义高度情绪化并容易被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所塑造的倾向。”[26]特朗普正是一位具有争议但极具个人魅力的总统。美国心理学教授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在经过充分验证的人格、发展和社会心理学领域概念中汲取经验，从大五类心理分析对特朗普进行了人格研究，将其拟定为“极高外向性”与“极低宜人性”的复合型。临床心理学家乔治·西蒙(George Simon)在他主持的一场关于操纵行为的研讨会上更是直接表示：“特朗普是经典的自恋典型”。[25]“高外向型”的浮夸人格是他向外释放克里斯马因子的最有利的性格途径，契合了美国当代普遍的自恋心理，最大化地符合新民粹主义的心理取向。特朗普积极地利用自恋心理，将自己首先打造成为令大众膜拜的飞黄腾达的商界领袖，进而经由旋转门从娱乐界步入政界。特朗普的口无遮拦不仅仅是他专属的极端外向性格，更是适时的新民粹主义策略，他看上去异于传统精英的“真实”，正是克里斯马型领袖在卷入新民粹主义的美国民众面前树立的亟待追随的特征和品质。除了用浮夸的表演赢得关注，特朗普还擅长用全方位的炫耀刺激大众的视觉心理，通过“金色”和“大”的形象或意象刺激大众的隐喻心理，进一步固化大众对他的崇拜和仰赖。根据隐喻一致性效应，大小的视觉刺激对应如下的隐喻意义认知：“大”隐含着优秀、优越的积极意义；而“小”暗含的却是卑劣、低贱等消极意义。由于“刺激的知觉特点所具有的隐喻意义与刺激原意义的匹配情况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特朗普拥有的大宅、大办公室、大厦、大高尔夫球场、以及大楼上赫然的大的金色字体，使他深受关注、倍受追捧。[27]随着他对“大”的外化形象甚或内在寓意的执着与其体验和思维的互进，他将自己早期对于“大”的不自觉的偏爱转化为从政伊始就具备的自觉认知。特朗普振臂高呼“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大”口号既是个人内化的世界领袖的优越感，也是呼唤美国人民怀旧的“大”国情绪的显著表象，更是他选举时成功搅弄美国新民粹主义浪潮的一杆呼风大旗。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准备期间，福克斯新闻播报了特朗普在9月21日拉斯维加斯集会上的演讲：“如今是美国难以置信的时刻！美国重回第一，经济处于美国历史巅峰，美国再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特朗普与新民粹主义者利用“近乎信仰复兴主义者的对大众运动的偏好”，抓住甚或刻意聚集了民粹主义运动中所必需的强烈的情感要素，获得了人民的情感支持，并将它成功地转化为自己作为魅力型领袖的统治资本。[3]59
除了与爱国主义结合产生自诩为高尚的、正义型攻击，自恋个体在新民粹主义“反精英”号召下主要启动的是攻击权威心理和报复型攻击心理。一方面，“自恋个体在重度焦虑和反馈不确定的状态下,为了维护自我形象、调整自身情绪、获得对不确定情况的控制权，尤其会进行转向攻击”。[13]另一方面，出于利己主义和自我提升的需要，异质化的人之间缺乏同质化的人之间的更具安全的人际关系，更容易产生负面判断，攻击行为水平也越高。因此，美国传统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多维度巨裂产生的异质性使得精英成为自恋者转向的攻击目标。在遭受精英的回击和实际侵犯后,具有最高报复性、最低宽恕性的高自尊的自恋个体呈现出与自恋正相关的复仇动机、攻击行动，他们不再关心愤怒和焦虑的模糊根源，只专注于激进地对传统精英进行不可控的强势打击。由于自恋的高自尊本身携带自我中心被威胁感，导致自恋个体表现出对外界所有信息都倾向于全盘负面化的理性抑制和强烈的攻击冲动，这些特质与新民粹主义心智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自恋者简单、极端的情绪是新民粹主义群体动员最有效、最核心的心理要素。“铁锈地带”产业工人的失业、白人居多的中产阶级破产、多元文化主义的拓展导致外来移民群体的人口和文化比重不断上升，这些持续恶化的威胁和恐惧情景刺激并碎片化自恋者不符合常理的幻想，使之负面化一切相关信息：“坏”的发展中国家夺走美国的制造业岗位；邪恶的伊斯兰文明将颠覆基督教文明；移民统统是毁灭美利坚的特洛伊木马。自恋心理不断刺激民粹主义与生俱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必然会带来强烈的批判与反建制色彩”，最终契合民粹主义反建制的基本逻辑。[4]20遭遇经济破产、身份地位下降以及文化侵入威胁等问题，自恋者心理承受巨大的压力，不断启动归咎他人的应激反应，寻找导致问题出现的责任人——精英。他们认为自己的意愿被“腐败”精英所把持的政府扭曲，而这些人要为人民的境况负责。恐惧与愤怒持续刺激自恋者脆弱的高自尊，他们的归咎心理对信息的极端消极处理与民粹主义内含的天然“阴谋论”基因严密契合，共同铺就了尽可能普遍的、有效的民粹动员的心理路径。由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是解释民粹主义的一条心理学线索”，新民粹主义从里到外散发的压迫感和焦虑与自恋主义脆弱的高自尊在情绪上完全呼应，为美国新民粹主义兴起启动了心理环境准备。[3]68
综上所述，不同基因及其产物会对AM发病具有不同的影响，根据对不同基因对患者机体中所产生的作用以及途径进行研究，并对有效的阻断方式进行寻找，对治疗AM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基因在活化时的相关信号转导系统的利用，可以有效实现对异常信号进行抑制，并研究出相应的信号转导系统的具体方法，并将其与AM治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此将其作为治疗AM的研究重点。
大众层面的反智主义研究主要依循群体心理学路径，认为即便个体是理性、成熟的，在组成群体后也会在群体中隐匿个人，放弃主体意识，听从原始的本能，摒弃文明赋予的自我克制并历经集体催眠形成群体意志和情感的同质化。大众心理学泰斗勒庞指出，个体聚集成的群体——“大众”是头脑简单、轻信盲从、冲动偏激的，极具野蛮、破坏性的原始主义特征的“乌合之众”，无组织的大众凝聚体的行为就像冲动的儿童、野人甚至野兽一样。乌合之众具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群众的使命就是使文明结构彻底颠覆”，而非创造和领导文明。[21]由于大众的野蛮、原始的内在属性规定了集体心理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作为典型的集体心理的写照，其反个人主义本质强化了群体受本能驱动，脱离个体所拥有的理性、存异性和责任意识。由此，大众在抑制心理的催眠下，极易出现暴民政治的端倪。然而，盲从者聚众所产生的暴政正是民粹主义者处心积虑实现的政治目标，从众心理的结果就是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信仰或者叛离反智主义者用于自我限制的价值观，那么反智主义者就会变成愤怒的、愚顽的私刑暴徒。反智禁锢的大众完全没有能力辨识耸动信息、情感操纵、宗教迎合和其他不合理的民粹主义中司空见惯的策略和行动，因此，面对大众媒体的普及化所推进的政治世俗化及其带来的繁复的政治信息，集体心理沉溺于群体感情和意识的同质性，致使大众智力低下和能力缺失，在本能的驱动下最终接受民粹主义动员。另外，反智主义显性化大众反叛的、缺乏判断力的、情感盲目泛滥的根本属性，迎合民粹主义的“平民崇拜”的内在要求，强化了与民粹主义伴生的“原始的、简单的”大众心理，为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发轫和发展奠定了非理性的心理基础。
三 、美国新民粹主义的心理取向 ：对克里斯马型领袖的依附心理
消费文化、数字化和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共同催生了一种激发美国新民粹主义勃兴的复合型美国人格，即自恋-反智主义。它强化了大众的个人自主性，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于所属族群的依赖性的被剥夺感。原信仰和伦理失效、感情共同体的失去、语言文字的变化极大冲击社会民众心理，国民特性的泛化、传统家庭观念的弱化以及群体间矛盾的尖锐化对美国大众的情感和归属感造成了剧烈冲击，文化层面的不安全感随着全球化的拓展不断被挤压至绝望程度，致使他们的归属需求上升为激励生存的必要动能。“意识形态理论和日常的价值观之间的鸿沟普遍存在”，美国人常常感慨这个国家集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所有特征而面目全非。[22]美国社会失范走向使人们在面临社会规范系统减弱和破裂时，不自觉地接受流行文化的支配，渴望摆脱社会控制的自由。然而，在这种灾难性的自由中，人们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心理的空虚和迷茫使他们迫切需要可以依附的对象。他们渴望会有“坚强而令人崇敬的人物”出现，[23]使他们获得安全感并得到自身存在的确认，期望能够与最高领袖“建立起一种直接联系，一切可能会妨碍这种直接联系的制度、规则、组织、机构都被视为敌人，合作与妥协被视为背叛。”[4]21自恋-反智主义衍生的依附心理反映了大众具有的崇拜权威的心理和依附精英的政治特征，符合民粹主义构建克里斯马型(魅力型)领导的需要。然而，克里斯马型领袖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长于现状环境的。因为“创造伟人的环境就是产生群氓的环境，只不过是伟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分散在群氓中的力量、感情、本能、思想和希望”。[24]特朗普作为美国当代时势推拥至潮头的“英雄”，正是当今美国大众的感情、本能、思想和意愿的极端体现和代表。作为新民粹主义领袖，他在当代美国复杂的文化心理和大众心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表演者和崇拜他们的观众之间的动态”。[25]这种动态不仅描绘了特朗普的独特的魅力——极端外向、经常愤怒、总是充满好斗精神，也解释了那些被他吸引的人及其被煽动着的大众的原始情感。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舒勒(John Suler)认为，全球化推动的飞跃式科技进步建构了前所未有的网络心理，推动个体自由、平等心理的同时，也激化了个体无边界、匿名的非理性释放。由于“数字化关系使个体相互作用的时空得以延伸”，网络空间刺激了美国民众全新的自由、平等诉求，重塑了美国个体心理、个体行为、社会组织及动员。[17]然而，新传播结构的特殊性极易导致个体形成激进的网络民主心理：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建立主要基于彼此间想法关注的竞争，个体的想象空间在有限的感知经验背景下被无限放大，心理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另一方面，网络提供的中介性互动方式使个体摆脱了现场性的心理压力或束缚，获得了隐匿而变化的个人身份。非面对面的互动体验不断强化个体在思想输出过程中的非理性的情感密度，不断激发非理性释放，具有极强的反智倾向。加之，个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参与体验和心理具有很大差异。网络民主推进的社会扁平化对个体平等、自尊心理的鼓励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网络层面，这种虚拟的自主、平等投射在现实层面上反而刺激了个体面对全球化推进地社会扁平化时的真实的自尊不安全心理。当个体陷入尊重感极度匮乏的状态，不安全感激发个体的反智力量，使尊重需要与非理性的暴力倾向行为之间构建某种补偿性的关系。为了实现更大面积、更稳定的尊重，他们会从攻击他人转向“打破法制、规则、程序”，并不断加强泛化的平等诉求。[18]65网络与现实的自主能力反差不断驱动个体反抗现存的政治精英阶层，诉求民意表达、民众参与和人民主权，进而推动“权力运作的去制度化”，触及“民粹主义政治逻辑的核心”——反建制。[18]65
特朗普高外向性背后的有效情感是愤怒，而愤怒作为他身上最大的克里斯马(魅力)，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特朗普魅力的核心。“愤怒激励他赢得他人崇拜的欲望，并激发其获得社会的主导地位。”[25]当美国大众承受着灾难和危机所带来的窘迫感，充满对经济不平等的极度不满，特朗普在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愤怒便恰好释放了大众的情绪。特朗普充斥着愤怒的政治言论鼓动了大批对现状极其不满的反精英、反建制的社会底层民众，使他掌握了美国新民粹主义运动中的绝对主导。他怒斥“那些窃取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并降低工资的外国人”[28]，并通过指责全球化强化的贫富不均极大威胁美国人的生存，将美国人的“饿怒”(hangry)[29]成功导向了对全球化的攻击。由于个体对威胁自己生命的敌对方具有强烈的对抗情绪，饥饿恐慌所导致的不安全感成为反全球化高涨的催化剂。加之，“饥饿的人天然是愤怒的人”，对于贫困到已经无法支付基本生活条件的个体而言，求生的渴望使得放任的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30]饥饿主宰的美国民众不断被消极的情绪驱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最伤害美国工人的原因是将美国的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并认定那是人民目前生活困窘的首要原因。[31]为了升级人民对于权力结构和主流价值的不满，将人民的情绪推向反智和焦虑的边缘，特朗普继续展现他充满反智主义的魅力，对建制和精英进行愤然指控。他不断炮轰对积存的社会问题无力解决的传统政治架构和治理能力，怒喝“现存体制中充满特权和腐败，精英则偏离普通人的真正利益，只代表自己的利益。”[4]14他深谙树敌攻击即可获得同仇敌忾的支持，利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利益逻辑，将其践行为“人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人民”这一民粹逻辑，不断扩大自己的基本盘。在与政治精英叫嚣争斗中，他将自己原本的“精英”身份模糊并隐藏起来。通过明朗的怨怼精英的态度，特朗普使自己与人民一起站到了精英的对立面，并不断导演具有情绪化的“政治戏剧”使反体制话语更具影响力。[32]特朗普的愤怒强化大众对精英的不信任心理，构筑了新民粹主义民主程序的心理前提——克里斯马型领袖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将人民无处宣泄的愤怒导向新民粹主义。
对于准公益性坑塘或农村未开发坑塘，单户、联户、农民、民营企业、家庭农场通过建设、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取得坑塘建设的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通过独资、合资、合作、捐赠等方式筹措资金和投入劳力建设和管理坑塘工程，实施自我运行、自我受益、自负盈亏，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一种管理模式。
特朗普成为克里斯马型领袖，除了愤怒这一正向吸引力，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反向吸引力，即利用恐惧。大众的恐惧是民粹主义领袖生长的心理土壤，导致恐惧的危机是新民粹主义运动的易燃引线。基于恐惧具有聚内排外的心理特质，一方面，特朗普通过向大众施加过度的恐惧心理压力，刺激人民内在的整体性和一致性，驱使大众在惊惧中不断非理性化，成为言听计从的聚众跟随者；另一方面，特朗普善用阴谋论的方式将恐慌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重塑人民集体排斥的异化心理。为了扩大自己的魅力辐射，特朗普利用恐惧这一极端心理，强化人民寻求庇佑的心态，被人民奉为救世主。面对移民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对本土美国人带来的冲击，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甚或非法移民给美国本土带来的安全危机和情感危机，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相信“只有强大的信仰领袖才可以减少混乱和冲突，减轻他们的忧虑和恐惧，真正帮助他们获得拯救。”[25]特朗普对于移民，尤其是对穆斯林的指责和驱逐使他周身散发着“政治救赎主义”的魅力，极强地吸引着以救世为己任的白人基督教福音派。[3]61他们坚信自己“秉承传统价值观并致力将美国从罪恶和诅咒中拯救出来的福音，与特朗普表现的将美国从腐败和危险的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好消息存在特殊的共鸣”。[25]基于这一归属认知，福音派对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直至今日不曾退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支持特朗普的跟踪统计，2017年，大多数(76%)白人福音派对特朗普上台后的禁穆政令、移民政策等表示支持；[33]2018年，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仍然是最支持特朗普工作的宗教团体，支持率高达72%。[34]特朗普利用人民的归属危机激发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共同体内民族认同的构建，使美国白人各阶层，在不同层面上，对全球化助推的多元文化形成了一致的否定判断——多元文化威胁美国安全，冲击美国传统价值。他倡导的新民粹主义“反多元文化”迎合美国主流文化主体的近忧和远虑，以势必清除非传统文化“精神污染”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推崇。因此，即使特朗普在某些问题上不能与之达成共识，他也能够通过强调道德正确、本土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反多元文化和反全球化，重新凝聚因为选举政治导致的社会共识的分裂，使大众“在民族主义、全球化、多元文化等主题上站在了右翼的保守立场上”。[4]23
作为强化聚合的有效手段，恐惧赋予特朗普救世的光环和重任，使他成为美国大众在苦闷和痛苦中仰望到的唯一的、触手可及的希冀。与此同时，恐惧还提升人民对外来人厌恶的情感密度，激化了人民强烈的“排外”情绪，契合于青睐简单政治的民粹心理。特朗普精准地抓住民众从生存到生活的恐惧，将“排外”的矛头对准了外来移民、他文化所带来的威胁，用阴谋论、污名化的方式将恐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迎合底层人民生存焦虑的心理，他指责全球化的不公正，咎失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对美国工人岗位的剥夺。应对美国中产大幅缩水的恐慌，他强化被新技术抛弃的人民基于“生存威胁”的自我保护共识，诱使中、下层民众进入到“蛊惑人心的世界图景”，让民众陷入深层恐惧——“正在消失的不只是生活水准，还包括他们的谋生能力”。[35]通过大肆渲染ISIS成员对美国人的严重安全威胁，他宣称“只有他们全部死了，美国才能获得安宁”。[25]在2018年9月11日的纪念活动中，特朗普愤恨地质问：“到底是谁在双子星大楼偷走了我们的父母至亲、兄弟姐妹的生命？”[36]利用至亲生命被窃夺，特朗普激发了人民基于安全的恐惧，然后称自己有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可以战胜一切，将心理脆弱的人民纳入自己的阵营。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通过具象化的恐惧煽动强化人民对非排外的民主党的质疑和抗拒：“没有边界，就没有我们的国家；如果美国像民主党希望的那样，有的只是自由的边界，那么，我们除了迎来犯罪将一无所有！”[37]在最影响人民心理安全的经济层面，特朗普更是将恐惧策略发挥地淋漓尽致。他一边宣扬自己的政治功绩，一边利用威胁，意图影响选票走向：“我上任不到两年，我们的国家比之前强大多了，富裕多了，更安全多了!”[38]“美国目前拥有几十年来最好的经济数据。如果民主党控制了局面，那你们就和新获得的财富吻别吧!”[39]特朗普“软硬兼施”的民粹叙事，突出心理作用的双重使用，固化人民根深蒂固的本土主义和美国信念，进而建立起自己与存续着美国信念的保守人士之间共同捍卫美国的殊死纽带。
为了实现推诿他人的目的，获得有的放矢的支持，特朗普极为善用阴谋论转移大众对其不足的聚焦，常常信手拈来一些缺乏证据或正常逻辑的观点，激起并放大民众对某些事件的怀疑，以改变自己的劣势处境。大选期间，特朗普过激的反穆斯林语汇和夸张的表演激发了人民强烈的反穆情绪，也引起了穆斯林信仰者的不满。面对沙特阿拉伯王子、亿万富豪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Al Waleed Bin Talal)在推特上对特朗普不配参选的指责，特朗普直接推文回复本人：“蠢货王子企图用你老爹的钱控制美国的政客们。我当选后，想都别想。”[40]无论是谩骂式的污蔑，还是扯上美国政客的阴谋论调，特朗普恐惧煽动策略不断强化这种“长期‘螺旋式升级’现象”，逐渐“改变或消解现实结构”，驱使大众真正被纳入特朗普的阴谋思维，成为特朗普麾下的人民。[41]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期选举之际，也同样炮制出这种屡试不爽的“阴谋论”战略。特朗普利用美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指责中国试图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其出人意料的发难引发了舆论哗然。虽然媒体后来指出特朗普试图寻找指控中国的支撑材料并归于失败，但是，他的阴谋论却将人们的焦点暂时从安理会会议上他的伊朗政策在联合国所受到的孤立上转移开来。为了进一步扩充国内支持，赢得中期选举的胜利，特朗普在推文中极尽抹黑政治对手，大肆宣扬民主党破坏政治。他戏谑道:“为民主党投票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们厌倦了美国的胜利。”[42]除了此类煽动性的空泛话语，特朗普还用臆造的具体数据诱使人民陷入抵制型冲动：“如果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今年美国的GDP将从去年的4.2%下滑至-4%。”[43]通过污名化民主党，特朗普不断提升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安全感，调动人类个体作为“有机体身上的赤字所形成的需要”。[44]由于无法获得缺失性需要满足的民众存在一种对安全需要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渴望寻求可以依赖的强大的保护人，特朗普自然而然就被树立为某种强人形象，被期待能够提供给生活在各种不确定之中的人们必要的安全。
当代美国复杂的文化、社会心理环境造就了具有普遍自恋-反智主义复合型人格的美国大众，为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拟建了最合适的心理土壤。与此同时，自恋文化心理与反智主义大众心理合成为一种交叉心理——“集体自恋”，将种族仇恨、性别歧视、个人经济不满和威权主义等因素汇聚为美国内群体之间的对抗和攻击。[45]集体自恋作为反政治正确的心理，它清晰地划分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自觉地迎合了新民粹主义的“内在人民观”和“外在人民观”的主体逻辑，它不断强化“分众”的离心力，为美国新民粹主义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心理驱动。集体自恋的强防御，形成“精神上的涡轮增压式的民族-民粹主义”，使集体自恋的人民对外群体的憎恨达到了可以致幻的程度。[46]它不断推进美国新民粹主义，其定义的美国及其发展方向被特朗普的胜利合法化，极大地影响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在美国内部，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对他族裔的敌意更存在不断升级的可能性；而在国际关系处理方面，集体自恋已经演化为一种更易被美国大众接受的国家认同概念，继续推动着反全球化的新民粹主义运动。为了扩大自己的魅力辐射，新民粹主义运动领袖特朗普一如既往地践行新民粹主义的主体逻辑，使自己被自恋-反智主义裹挟的大众紧紧依附。他鲜明的个人风格颠覆了美国传统外交模式，改变了美国传统外交风格，使传统外交方式日益失去市场。特朗普“推特治国”构建了权威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加之，其民粹动员过程不仅极具煽动性，而且体现在沟通到位，更重要的是抓住了经验性落点。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断强化新民粹主义运动所选定的“人民”的向心力；另一方面，特朗普“让他们哭”的号召点燃人民失智的报复心理。在社会普遍心理和克里斯马型领袖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外交决策者及其公民极有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美国对外政策也会越来越极端，从而加大国际对抗的可能性。
青年价值目标，是指青年通过实践活动，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其行为产生的出发点。价值目标影响青年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决定着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是青年价值观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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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American Neo -Populism
GAO Kai-juan1,2
(1.Department of Basic Sciences,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51,Shaanxi；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Luoyang 471003,Henan)
Abstract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American neo-populism are complex,but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of its emergence focuses more on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rises and conflicts than o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psychological crisis.In order to avoi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ventional analytical methods,the internal logic of American neo-populism should hav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sychology”.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al psychology——narcissism has provided fertile soil for the growth of neo-populism; the anti-intellectualism has created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uprising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neo-populism; and the attachment psychology derived from insecurity has satisfied the psychological tendency of American neo-populism.
Key Words :America; neo-populism; psychology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2019)01-0032-10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研究中心基金项目“美国新民粹主义心理浚源”(CCPDS-FudanNDKT18008)
作者简介 ：高楷娟(1978—)，女，山西绛县人，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讲师，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冯志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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